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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认识彭冲同志，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把江苏省和湖南省率先建成工业省，指示国家有关部门要做好相应的规划安排。江苏省是中国纺织、轻工业的重要基地，同轻工业部（“文革”中由纺织、一轻、二轻三个部合并组成）关系密切，落实毛主席指示，对江苏省和轻工业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即现在的计划司副司长），在每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都要为安排年度和长远计划、促进工业省建设，同江苏省反复磋商。在多数情况下，总是部里的生产指标要得多，基本建设投资给得少，国家统配物资的分配矛盾也比较大。省里的计划则相反，生产指标要减少，投资要增多，双方各执一词，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只好找省里参加会议的负责人协调、裁决。当时，率团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彭冲同志，是江苏省委工业书记，需要请示他表态。他总是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耐心说服省计委的同志接受部里意见，领受任务，积极安排落实。彭冲同志给我留下了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的
印象。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的问题。在研究带队负责人的时候，华国锋提出，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李先念建议派彭冲去，说他处事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困难和问题，也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中央的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会议最后决定调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核心的中央工作组，彭冲任工作组第三把手。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三年，工作组在上海的工作极其繁重，是多重任务压身的一段紧张岁月。当时，苏振华仍是海军政治委员，倪志福的北京市委书记也未免去，他们两位在上海都是兼职，开始的几个月还常驻上海，以后就相继返京了。上海的工作实际上由彭冲同志主持。彭冲当时非常重视依靠中央工作组其他几位领导成员，依靠他们去打开一个一个系统的局面。
从清查“四人帮”余党、稳定上海局势开始，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国家现代化重点建设，开创上海工作新局面，工作组在上海的各方面工作都推进得紧张有序，卓有成效。我作为中央工作组的成员，后来又加入中共上海市委，与彭冲同志朝夕相处，合作融洽，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上海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基地，是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前后最为担心出乱子的地方。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向上海派出工作组的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后，清查“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罪行，工作“要亦破亦立，破要破得彻底，立要立得正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破”，是清查“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立”，就是要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手里。中央领导同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并以此作为中央工作组的工作指导方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认真执行这个方针。上海局面的迅速改观，对上海以至全国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各方面工作，都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仅仅一个月以后，《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落实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中央工作组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解放大多数，稳定人心。
1976年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主要负责人大会，传达中央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同志的任命，宣布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苏振华在讲话中强调说，要把上海这座城市同全国、同中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上海广大人民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分开。同时，对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进行了揭露。这种政治上“一个紧密联系”、“两个分开”的切割，把绝大多数干部解脱出来，使真正搞阴谋叛乱的一小撮人被孤立了。苏振华的讲话，使一些原来有各种各样思想负担的同志放下了包袱。会议宣布的政策界限，团结了最广大的干部和群众，稳定了人心，形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迅速推动了全市揭发、批判“四人帮”和清算他们余党罪行的高潮。
第二，清查武装叛乱，清除“四人帮”帮派体系，破得彻底。
在市委各组、办和区、县、局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以后，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罪行的运动迅速展开，但要具体查清“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查清和破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需要深入仔细的工作，以求破得彻底。揭发批判和清查工作应该从哪里入手？上海市委和中央工作组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原上海市委常委为重点，要害是发动武装叛乱，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全市“揭、批、查”运动深入开展。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亲自主持市委常委会，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动交代问题，要到会人员互相揭发，要求他们按照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日程，逐日讲清楚。但马天水等人执迷不悟，避重就轻，不肯交代实质性问题。会议连续开了几天，收效甚微。苏振华和彭冲等商量，决定改变方式，在会外发动群众，召集民兵会议，进行背靠背揭发，实行内外结合，再配合内查外调，加上对叛乱首恶分子实行隔离审查，使揭、批、查形势迅速突破，很快查清了上海民兵指挥部头头施尚英、钟定栋武装叛乱的真相，包括策划、发动、组织、实施及指挥领导等所有环节，查清了两个武装叛乱的方案，即代号为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捍一”、“方二”两个方案;查获了准备武装叛乱用的大批枪支弹药、电台和生活物資;查获了徐景贤亲笔书写的调动民兵占领电台、报社的手令等等。
工作组以清查武装叛乱为突破口，先后拘捕、隔离、停职审查了1683人，审查和惩处打砸抢分子458人，查清全市性的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被收进中央关于“四人帮”三批罪证材料的有98件，向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彭真同志指出，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三分之一，没有上海的材料，审判“四人帮”将无法进行。 第三，广泛深入地开展大批判，教育群众，肃清“四人帮”影响。
舆论阵地是“四人帮”篡党夺权和严密控制的核心领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四人帮”制造和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理论和极左思想，毒害了广大群众，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必须系统批判他们宣传的各种谬论，肃清他们的影响。从舆论战线开始，对国家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进行拨乱反正。
从1976年11月开始，到1977年底的一年时间内，结合中央先后下发的关于“四人帮”三批罪证材料的研读、宣传，市委和中央工作组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市性的批判“四人帮”大会，除了设置有1万人参加的主会场外，还组织全市党支部委员以上的23万党员干部，收听转播主会场的批判实况。各系统分别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有20多场次。这些大批判，不仅有规模、有声势，内容也有深度，受到全市各基层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第四，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整顿工作立得正确。
从1976年底开始，市委和中央工作组就着手对全市各组办和区县局一级的领导班子进行清查、考察和排队，大体上按照三大类情况分别进行工作。第一类属于比较好的，即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反对“四人帮”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革命和生产都抓得得力，工作比较好，得到群众信任。这一类，全市约有31个，约占总数的30%。第二类属中间状态，约占43%。第三类是比较差的，有28个，约占总数的28%，需要彻底调整。中央工作组的工作重点是帮助第三类单位，考察和调整领导班子，落实政策，解放并起用被迫害的老干部和专业骨干人员，以实际成效及工作经验，促进第二类领导班子向第一类转化。经过我们近一年时间的紧张工作，上海市委和中央工作组复查了受迫害的老干部9万多人，落实政策并安排工作的占到复查干部总人数的86.5%。解放高级知识分子1400多人，占复查总人数的96.5%。新领导班子陆续到位，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在平反冤假错案时，苏振华、倪志福及中央工作组大部分同志已经返回北京，工作是在以彭冲为第一书记的上海新市委主持下完成的。
我分管的上海文化艺术界，群英荟萃，被称为中国的“半壁江山”。他们当中的一些知名人士，有造诣，有声望，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然而，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比较严重，这些文化人迫切需要得到平反、恢复名誉。1977年2月16日，在知名人士春节座谈会上，彭冲邀请巴金、周谷城、秦怡、白杨等尚未平反的各界人士参加，苏步青等在会上做了交流发言，使这些知识分子重新出现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的名单在报上亮相后，实际上成为“还未平反的平反”，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极大地促进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我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些知名人士的工作，都注意及时向彭冲同志报告，并得到他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例如，著名电影明星赵丹找到我的家里，当面向我申诉了受迫害情况，要求落实政策，恢复电影演出工作。我当即报告了彭冲同志，他说赵丹影响大，要我抓紧解决。我随即找了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戴星明，经过紧张办理，上报市委批准，前后也不过个把月时间就把问题解决了。又例如京剧著名演员李玉茹，也是给我写信申诉，我见了她，当面听取意见。我向彭冲报告后，他向我介绍了中国演艺界的一般情况，说李玉茹的事情都不应成为问题。我找了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催办，迅速解放，恢复正常演出。
上海落实政策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就是落实“文革”中没收和停发的对民族资产阶级赎买定息。上海是民营工商企业集中的地方，涉及退赔的金额高达30亿元，这在当年可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彭冲同志力主退赔，并由市委向中央正式报告。彭冲还亲自赴北京当面向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请中央统战部派人到上海调研民族资产阶级落实政策问题，获同意。1978年8月，市委向中央报送《关于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12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上海及时落实，荣毅仁带头领取，并以退赔的资金为资本，在香港创办了中信公司，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影响。上海的刘靖基等人，也以退赔资金创建了爱国建设公司，业绩显著，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实行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窗口。我想，如果没有彭冲同志的政治远见和巨大魄力，这件事是不敢办的。
重视经济 关注民生
彭冲同志长期在地方主持一省、一市工作，熟悉经济，重视建设，关注民生。在领导工作中，善于把握全局，团结同事，工作经验丰富。我同他相处，心情一直是愉快的。有几个事例，让我倍感亲切。
第一，真诚关心，悉心帮助。
1977年夏，中央工作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找到李先念同志，请他给上海市委彭冲同志打电话，把我调回轻工业部工作。李先念亲自给彭冲同志打电话，讲了轻工业部党组的意见。彭冲对李先念直率地表示，上海工作需要陈锦华，还特别强调说，陈锦华年纪轻，按照他的经历，在下面工作一段对以后的发展有好处，他需要经历地方工作的磨炼。李先念认为彭冲讲得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事后，彭冲把这个电话的前后情况如实对我讲了，我没有表示异议，我认为彭冲的用心是善意的，表态也是真诚的。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对我给予充分信任和热情支持。
中央成立了一个血吸虫病防治小组，并指定彭冲为组长，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我是副组长。我没有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经历，完全处于无知状态，自我感觉很难胜任。1977年夏，中央对防治工作有个指示，领导小组决定开会讨论贯彻。在会议召开前一周，彭冲找我研究会议准备工作，他建议我亲自到青浦县血吸虫病集中发生的农村去做点调查研究，了解第一手情況和病人、医护人员意见。我利用星期天去了青浦县的现场，看了血吸虫病感染较多的河道和村庄，直接听了病人的诉说和期望，听了村干部和医护人员意见，了解了许多患者和基层医护人员的疾苦与愿望。会议讨论时，我讲的情况和意见都有事实基础，能够有的放矢，受到与会同志重视。这次经历，让我得益良多。在我以后出任常务副市长的工作岗位上，每每遇到讨论我不熟悉的议题，我都尽量到相关工作现场，了解第一手情况，直接听取基层组织负责人与专业人士意见，做到知根知底、心中有数，避免发言不着边际，甚至决策失误。 第二，重视市场，关注民生。
1976年12月，上海市场突然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抢购风潮，重点是火柴、肥皂、毛巾等小商品。事情不大，却弄得人心惶惶。彭冲极为重视这个突发情况，亲自开会布置制止抢购风潮的相关工作，亲自同江苏、浙江负责人联系，要求支援，并派出采购人员，紧急调集货源，增加供应，抢购风潮很快平息。他事后还专门召开会议，调查分析抢购原因，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彭冲分析说：“毛巾、火柴这类商品，仓库里有的是，就是缺少，紧急生产和调运也不难，这点本事商业部门还有。我们担心的是这十年‘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之流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破坏了正常的生产规律，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群众生活再苦也没关系’。把干群的思想搞乱了，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不是一时之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后来，据财贸部门负责人汇报，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利用财贸工作岗位之便，钻小商品货源紧缺的空子，散布谣言，兴风作浪，妄图煽动群众对新市委不满。市委以此为鉴，加强做好市场的供应工作。特别是春节前，派出大批商业人员，到各地采办年货，让上海人民过上了“文革”以来最为满意的一个春节。
市场供需是整个经济活动的晴雨表。上海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和综合加工基地，所需燃料、原材料和人民生活的绝大部分物资，都要靠全国各地供应。一旦脱节，生产和市场就会动荡，影响上海直至全国的对外出口工作。彭冲根据多年工作经验，要我和市政府的主管部门，对重要生产和生活物资，实行按周、按月排查，例如煤炭，上海每天正常消耗多少？库存和日常周转需要多少？外地采购运输到上海需要多久？及时分析这些数据，在发生供应短缺的前一周，适时发出信息，并使之形成预警制度。通过排查可以未雨绸缪，避免生产停工、市场供应中断，对上海、对国家都十分重要，确保了经济活动稳定、持续。
第三，领导宝钢筹建工作，积极推进上海工业现代化建设。
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中央的决策，在早期酝酿阶段，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等多个省市对这个项目都争得激烈。上海市委更是多方努力，全力争取。早期工作做得多的是彭冲、林乎加，他们同苏振华、倪志福、韩哲一等同志密切配合，分别向邓小平、华国锋、陈云、李先念、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要求项目放在上海，市委保证完成任务。彭冲与苏振华一起，主持市委常委会，审议冶金工业部提出的宝钢建设规划和生产大纲，在审议讨论后，代表上海市委表态;彭冲还签发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冶金部、上海市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式报告;在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文件下达以后，彭冲亲自主持，在宝钢建设现场召开部、委、办和区、县、局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号召全市动员、全力以赴，他还强调说，宝钢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机械制造业的中心，宝钢生产的钢材可以就近销售，既方便用户，又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彭冲主持市委常委会，审批征地计划，批准一次征地1万亩、按工程进度分期使用;在建设过程中，遇到要上海承办的重大事项，我随时找他，他无不全力支持;需要开会审议的，他亲自主持会议。
在签订合同前，彭冲会见了宝钢的合作伙伴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社长稻山嘉宽，稻山先生对彭冲说，他非常担心宝钢只建一座炼铁高炉的生产安全性，说后面的炼钢、轧钢能力很大，一旦前面的铁水供应发生问题，就会牵动全厂整个生产，甚至引发生产瘫痪。彭冲认为稻山先生的意见十分重要，应当重视。1980年2月以后，他已调中央工作，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时去看他，他都提醒我抓紧建设宝钢第二座高炉，确保安全生产，表现出对宝钢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责任心。
宝钢征用的1万亩耕地，位于上海近郊的农村，人口密集，土地紧缺，征地后的农民住房成了一个大问题。彭冲主持书记办公会议，决定兴建农民新村，妥善安置农民。这种做法，在全國也是首创的。随即宝钢就盖了一批四层小楼的农民住房。彭冲很关心，特地约了苏振华等领导同志一起前往察看。
公道正派 处事大度
从1976年10月到1980年2月，我与彭冲同志朝夕相处，直接共事了三年半。他比我大14岁，我一直把他尊为兄长，于公于私，他对我都是坦诚相待，或指点，或合作，从不假公济私。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和做人做事的公正精神。
1976年10月，中央决定派彭冲与苏振华、倪志福一起，率领中央工作组到上海的时候，李先念特地关照，要彭冲不要从江苏带人去上海。彭冲听从了先念同志的建议，只带了三名秘书（佘孟孝、朱通华、夏加林），别的负责人一个未带。1977年冬，中央号召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上海缺乏这方面的专业领导干部，也缺乏组织和指挥大规模治理农田水利的经验。在疏通太浦河与黄浦江一条较大河道的时候，彭冲特地从江苏临时借用了一位时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的专家来上海协助指导。工程进行得很好，很有成效，但却引起上海农业水利部门某些人的不高兴，有人在下面讲怪话，说上海难道就没有人了，非要从江苏找人？！怪话传到彭冲耳里，他很警觉，很快让这位专家返回江苏。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彭冲表现得很大度，既未解释，也未批评相关人员。
彭冲对上海与江苏的矛盾很敏感，非常重视，强调搞好两地团结，防止发生新的矛盾。在会上或私下里交谈，他从不夸说江苏，更不允许议论兄弟省市的事务，只讲协作中上海要做的工作。“文革”中，“四人帮”控制上海的时候，插手兄弟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运动，引起各地不满，不时发生尖锐矛盾。彭冲主持上海工作后，事事、处处讲协作、讲团结，在市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协作办公室，负责协调合作，要求我们尽量支援兄弟省、市、自治区，决不允许再发生新的矛盾，上海与各地关系由此得到改善。
1980年2月，彭冲调北京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第一副书记，协助彭真主管政法工作。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在准备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中央提名彭冲为上海市的十二大代表，但上海有少数同志不顾大局，歪曲历史事实，散布对彭冲的不满言论，企图造成对彭冲当选的不利形势。上海市委尽管做了工作，仍然担心彭冲选不上，特地向中央组织部表示不能保证彭冲当选。后经请示中央同意，改在江苏选举，彭冲同志以高票当选党的十二大代表。对于一位原任市委第一书记、后又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在中央提名的选举中得不到保证，这在上海党组织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事，由此引起的各方关注和责疑是必然的。许多知情的同志纷纷对此表示不满，但彭冲同志表现大度，未作任何不利于团结的表示。我也当面对他讲过看法，他笑笑，说市委有难处，不能保证，可以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同志对彭冲更加尊敬，称赞他遇事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是维护党的团结的模范。
彭冲同志的精神风范和卓越业绩，他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印象。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的问题。在研究带队负责人的时候，华国锋提出，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李先念建议派彭冲去，说他处事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困难和问题，也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中央的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会议最后决定调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核心的中央工作组，彭冲任工作组第三把手。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三年，工作组在上海的工作极其繁重，是多重任务压身的一段紧张岁月。当时，苏振华仍是海军政治委员，倪志福的北京市委书记也未免去，他们两位在上海都是兼职，开始的几个月还常驻上海，以后就相继返京了。上海的工作实际上由彭冲同志主持。彭冲当时非常重视依靠中央工作组其他几位领导成员，依靠他们去打开一个一个系统的局面。
从清查“四人帮”余党、稳定上海局势开始，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国家现代化重点建设，开创上海工作新局面，工作组在上海的各方面工作都推进得紧张有序，卓有成效。我作为中央工作组的成员，后来又加入中共上海市委，与彭冲同志朝夕相处，合作融洽，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上海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基地，是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前后最为担心出乱子的地方。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向上海派出工作组的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后，清查“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罪行，工作“要亦破亦立，破要破得彻底，立要立得正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破”，是清查“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立”，就是要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手里。中央领导同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并以此作为中央工作组的工作指导方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认真执行这个方针。上海局面的迅速改观，对上海以至全国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各方面工作，都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仅仅一个月以后，《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落实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中央工作组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解放大多数，稳定人心。
1976年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主要负责人大会，传达中央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同志的任命，宣布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苏振华在讲话中强调说，要把上海这座城市同全国、同中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上海广大人民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分开。同时，对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进行了揭露。这种政治上“一个紧密联系”、“两个分开”的切割，把绝大多数干部解脱出来，使真正搞阴谋叛乱的一小撮人被孤立了。苏振华的讲话，使一些原来有各种各样思想负担的同志放下了包袱。会议宣布的政策界限，团结了最广大的干部和群众，稳定了人心，形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迅速推动了全市揭发、批判“四人帮”和清算他们余党罪行的高潮。
第二，清查武装叛乱，清除“四人帮”帮派体系，破得彻底。
在市委各组、办和区、县、局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以后，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罪行的运动迅速展开，但要具体查清“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查清和破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需要深入仔细的工作，以求破得彻底。揭发批判和清查工作应该从哪里入手？上海市委和中央工作组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原上海市委常委为重点，要害是发动武装叛乱，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全市“揭、批、查”运动深入开展。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亲自主持市委常委会，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动交代问题，要到会人员互相揭发，要求他们按照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日程，逐日讲清楚。但马天水等人执迷不悟，避重就轻，不肯交代实质性问题。会议连续开了几天，收效甚微。苏振华和彭冲等商量，决定改变方式，在会外发动群众，召集民兵会议，进行背靠背揭发，实行内外结合，再配合内查外调，加上对叛乱首恶分子实行隔离审查，使揭、批、查形势迅速突破，很快查清了上海民兵指挥部头头施尚英、钟定栋武装叛乱的真相，包括策划、发动、组织、实施及指挥领导等所有环节，查清了两个武装叛乱的方案，即代号为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捍一”、“方二”两个方案;查获了准备武装叛乱用的大批枪支弹药、电台和生活物資;查获了徐景贤亲笔书写的调动民兵占领电台、报社的手令等等。
工作组以清查武装叛乱为突破口，先后拘捕、隔离、停职审查了1683人，审查和惩处打砸抢分子458人，查清全市性的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被收进中央关于“四人帮”三批罪证材料的有98件，向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彭真同志指出，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三分之一，没有上海的材料，审判“四人帮”将无法进行。 第三，广泛深入地开展大批判，教育群众，肃清“四人帮”影响。
舆论阵地是“四人帮”篡党夺权和严密控制的核心领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四人帮”制造和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理论和极左思想，毒害了广大群众，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必须系统批判他们宣传的各种谬论，肃清他们的影响。从舆论战线开始，对国家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进行拨乱反正。
从1976年11月开始，到1977年底的一年时间内，结合中央先后下发的关于“四人帮”三批罪证材料的研读、宣传，市委和中央工作组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市性的批判“四人帮”大会，除了设置有1万人参加的主会场外，还组织全市党支部委员以上的23万党员干部，收听转播主会场的批判实况。各系统分别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有20多场次。这些大批判，不仅有规模、有声势，内容也有深度，受到全市各基层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第四，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整顿工作立得正确。
从1976年底开始，市委和中央工作组就着手对全市各组办和区县局一级的领导班子进行清查、考察和排队，大体上按照三大类情况分别进行工作。第一类属于比较好的，即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反对“四人帮”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革命和生产都抓得得力，工作比较好，得到群众信任。这一类，全市约有31个，约占总数的30%。第二类属中间状态，约占43%。第三类是比较差的，有28个，约占总数的28%，需要彻底调整。中央工作组的工作重点是帮助第三类单位，考察和调整领导班子，落实政策，解放并起用被迫害的老干部和专业骨干人员，以实际成效及工作经验，促进第二类领导班子向第一类转化。经过我们近一年时间的紧张工作，上海市委和中央工作组复查了受迫害的老干部9万多人，落实政策并安排工作的占到复查干部总人数的86.5%。解放高级知识分子1400多人，占复查总人数的96.5%。新领导班子陆续到位，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在平反冤假错案时，苏振华、倪志福及中央工作组大部分同志已经返回北京，工作是在以彭冲为第一书记的上海新市委主持下完成的。
我分管的上海文化艺术界，群英荟萃，被称为中国的“半壁江山”。他们当中的一些知名人士，有造诣，有声望，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然而，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比较严重，这些文化人迫切需要得到平反、恢复名誉。1977年2月16日，在知名人士春节座谈会上，彭冲邀请巴金、周谷城、秦怡、白杨等尚未平反的各界人士参加，苏步青等在会上做了交流发言，使这些知识分子重新出现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的名单在报上亮相后，实际上成为“还未平反的平反”，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极大地促进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我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些知名人士的工作，都注意及时向彭冲同志报告，并得到他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例如，著名电影明星赵丹找到我的家里，当面向我申诉了受迫害情况，要求落实政策，恢复电影演出工作。我当即报告了彭冲同志，他说赵丹影响大，要我抓紧解决。我随即找了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戴星明，经过紧张办理，上报市委批准，前后也不过个把月时间就把问题解决了。又例如京剧著名演员李玉茹，也是给我写信申诉，我见了她，当面听取意见。我向彭冲报告后，他向我介绍了中国演艺界的一般情况，说李玉茹的事情都不应成为问题。我找了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催办，迅速解放，恢复正常演出。
上海落实政策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就是落实“文革”中没收和停发的对民族资产阶级赎买定息。上海是民营工商企业集中的地方，涉及退赔的金额高达30亿元，这在当年可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彭冲同志力主退赔，并由市委向中央正式报告。彭冲还亲自赴北京当面向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请中央统战部派人到上海调研民族资产阶级落实政策问题，获同意。1978年8月，市委向中央报送《关于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12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上海及时落实，荣毅仁带头领取，并以退赔的资金为资本，在香港创办了中信公司，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影响。上海的刘靖基等人，也以退赔资金创建了爱国建设公司，业绩显著，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实行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窗口。我想，如果没有彭冲同志的政治远见和巨大魄力，这件事是不敢办的。
重视经济 关注民生
彭冲同志长期在地方主持一省、一市工作，熟悉经济，重视建设，关注民生。在领导工作中，善于把握全局，团结同事，工作经验丰富。我同他相处，心情一直是愉快的。有几个事例，让我倍感亲切。
第一，真诚关心，悉心帮助。
1977年夏，中央工作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找到李先念同志，请他给上海市委彭冲同志打电话，把我调回轻工业部工作。李先念亲自给彭冲同志打电话，讲了轻工业部党组的意见。彭冲对李先念直率地表示，上海工作需要陈锦华，还特别强调说，陈锦华年纪轻，按照他的经历，在下面工作一段对以后的发展有好处，他需要经历地方工作的磨炼。李先念认为彭冲讲得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事后，彭冲把这个电话的前后情况如实对我讲了，我没有表示异议，我认为彭冲的用心是善意的，表态也是真诚的。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对我给予充分信任和热情支持。
中央成立了一个血吸虫病防治小组，并指定彭冲为组长，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我是副组长。我没有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经历，完全处于无知状态，自我感觉很难胜任。1977年夏，中央对防治工作有个指示，领导小组决定开会讨论贯彻。在会议召开前一周，彭冲找我研究会议准备工作，他建议我亲自到青浦县血吸虫病集中发生的农村去做点调查研究，了解第一手情況和病人、医护人员意见。我利用星期天去了青浦县的现场，看了血吸虫病感染较多的河道和村庄，直接听了病人的诉说和期望，听了村干部和医护人员意见，了解了许多患者和基层医护人员的疾苦与愿望。会议讨论时，我讲的情况和意见都有事实基础，能够有的放矢，受到与会同志重视。这次经历，让我得益良多。在我以后出任常务副市长的工作岗位上，每每遇到讨论我不熟悉的议题，我都尽量到相关工作现场，了解第一手情况，直接听取基层组织负责人与专业人士意见，做到知根知底、心中有数，避免发言不着边际，甚至决策失误。 第二，重视市场，关注民生。
1976年12月，上海市场突然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抢购风潮，重点是火柴、肥皂、毛巾等小商品。事情不大，却弄得人心惶惶。彭冲极为重视这个突发情况，亲自开会布置制止抢购风潮的相关工作，亲自同江苏、浙江负责人联系，要求支援，并派出采购人员，紧急调集货源，增加供应，抢购风潮很快平息。他事后还专门召开会议，调查分析抢购原因，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彭冲分析说：“毛巾、火柴这类商品，仓库里有的是，就是缺少，紧急生产和调运也不难，这点本事商业部门还有。我们担心的是这十年‘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之流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破坏了正常的生产规律，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群众生活再苦也没关系’。把干群的思想搞乱了，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不是一时之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后来，据财贸部门负责人汇报，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利用财贸工作岗位之便，钻小商品货源紧缺的空子，散布谣言，兴风作浪，妄图煽动群众对新市委不满。市委以此为鉴，加强做好市场的供应工作。特别是春节前，派出大批商业人员，到各地采办年货，让上海人民过上了“文革”以来最为满意的一个春节。
市场供需是整个经济活动的晴雨表。上海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和综合加工基地，所需燃料、原材料和人民生活的绝大部分物资，都要靠全国各地供应。一旦脱节，生产和市场就会动荡，影响上海直至全国的对外出口工作。彭冲根据多年工作经验，要我和市政府的主管部门，对重要生产和生活物资，实行按周、按月排查，例如煤炭，上海每天正常消耗多少？库存和日常周转需要多少？外地采购运输到上海需要多久？及时分析这些数据，在发生供应短缺的前一周，适时发出信息，并使之形成预警制度。通过排查可以未雨绸缪，避免生产停工、市场供应中断，对上海、对国家都十分重要，确保了经济活动稳定、持续。
第三，领导宝钢筹建工作，积极推进上海工业现代化建设。
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中央的决策，在早期酝酿阶段，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等多个省市对这个项目都争得激烈。上海市委更是多方努力，全力争取。早期工作做得多的是彭冲、林乎加，他们同苏振华、倪志福、韩哲一等同志密切配合，分别向邓小平、华国锋、陈云、李先念、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要求项目放在上海，市委保证完成任务。彭冲与苏振华一起，主持市委常委会，审议冶金工业部提出的宝钢建设规划和生产大纲，在审议讨论后，代表上海市委表态;彭冲还签发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冶金部、上海市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式报告;在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文件下达以后，彭冲亲自主持，在宝钢建设现场召开部、委、办和区、县、局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号召全市动员、全力以赴，他还强调说，宝钢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机械制造业的中心，宝钢生产的钢材可以就近销售，既方便用户，又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彭冲主持市委常委会，审批征地计划，批准一次征地1万亩、按工程进度分期使用;在建设过程中，遇到要上海承办的重大事项，我随时找他，他无不全力支持;需要开会审议的，他亲自主持会议。
在签订合同前，彭冲会见了宝钢的合作伙伴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社长稻山嘉宽，稻山先生对彭冲说，他非常担心宝钢只建一座炼铁高炉的生产安全性，说后面的炼钢、轧钢能力很大，一旦前面的铁水供应发生问题，就会牵动全厂整个生产，甚至引发生产瘫痪。彭冲认为稻山先生的意见十分重要，应当重视。1980年2月以后，他已调中央工作，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时去看他，他都提醒我抓紧建设宝钢第二座高炉，确保安全生产，表现出对宝钢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责任心。
宝钢征用的1万亩耕地，位于上海近郊的农村，人口密集，土地紧缺，征地后的农民住房成了一个大问题。彭冲主持书记办公会议，决定兴建农民新村，妥善安置农民。这种做法，在全國也是首创的。随即宝钢就盖了一批四层小楼的农民住房。彭冲很关心，特地约了苏振华等领导同志一起前往察看。
公道正派 处事大度
从1976年10月到1980年2月，我与彭冲同志朝夕相处，直接共事了三年半。他比我大14岁，我一直把他尊为兄长，于公于私，他对我都是坦诚相待，或指点，或合作，从不假公济私。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和做人做事的公正精神。
1976年10月，中央决定派彭冲与苏振华、倪志福一起，率领中央工作组到上海的时候，李先念特地关照，要彭冲不要从江苏带人去上海。彭冲听从了先念同志的建议，只带了三名秘书（佘孟孝、朱通华、夏加林），别的负责人一个未带。1977年冬，中央号召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上海缺乏这方面的专业领导干部，也缺乏组织和指挥大规模治理农田水利的经验。在疏通太浦河与黄浦江一条较大河道的时候，彭冲特地从江苏临时借用了一位时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的专家来上海协助指导。工程进行得很好，很有成效，但却引起上海农业水利部门某些人的不高兴，有人在下面讲怪话，说上海难道就没有人了，非要从江苏找人？！怪话传到彭冲耳里，他很警觉，很快让这位专家返回江苏。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彭冲表现得很大度，既未解释，也未批评相关人员。
彭冲对上海与江苏的矛盾很敏感，非常重视，强调搞好两地团结，防止发生新的矛盾。在会上或私下里交谈，他从不夸说江苏，更不允许议论兄弟省市的事务，只讲协作中上海要做的工作。“文革”中，“四人帮”控制上海的时候，插手兄弟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运动，引起各地不满，不时发生尖锐矛盾。彭冲主持上海工作后，事事、处处讲协作、讲团结，在市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协作办公室，负责协调合作，要求我们尽量支援兄弟省、市、自治区，决不允许再发生新的矛盾，上海与各地关系由此得到改善。
1980年2月，彭冲调北京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第一副书记，协助彭真主管政法工作。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在准备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中央提名彭冲为上海市的十二大代表，但上海有少数同志不顾大局，歪曲历史事实，散布对彭冲的不满言论，企图造成对彭冲当选的不利形势。上海市委尽管做了工作，仍然担心彭冲选不上，特地向中央组织部表示不能保证彭冲当选。后经请示中央同意，改在江苏选举，彭冲同志以高票当选党的十二大代表。对于一位原任市委第一书记、后又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在中央提名的选举中得不到保证，这在上海党组织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事，由此引起的各方关注和责疑是必然的。许多知情的同志纷纷对此表示不满，但彭冲同志表现大度，未作任何不利于团结的表示。我也当面对他讲过看法，他笑笑，说市委有难处，不能保证，可以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同志对彭冲更加尊敬，称赞他遇事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是维护党的团结的模范。
彭冲同志的精神风范和卓越业绩，他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