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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俗艺术是一种源于民间，在百姓生活中衍生出的艺术，是人民群众为丰富精神生活需求而基于民间习俗之上所进行的创造活动。其不仅是一个民族展现独特民族风情和文化、倾诉民族感情的一种行为方式，同时也是体现社会精神风貌与风气的一种民俗现象。针对民俗所开展的民俗学科，自其诞生起便已经有了其本位的学科主旨。历史冲刷下的民俗学科在不断更新，本文拟从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始源与变迁之路出发，探讨相关民俗艺术符号的象征意义，挖掘潜藏中国民俗文化元素的日本民俗艺术，以期对民俗学科交流与发展有所助益。
关键词 民俗艺术 艺术符号 民间文化 日本民俗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5.01.084
Abstract Folk art is a derived from folk， derived from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art， is to enrich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people demand cre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folk customs performed. It is not only a nation to show the unique ethnic customs and culture， talk to the national feelings of a behavior， but also reflects a social phenomenon folk spirit and ethos. For folk folk disciplines undertaken since its birth will have their standard of academic subject. Folk disciplinary history scouring constantly updated， this paper from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folklore origin starting with changes in the road， explore the symbolic meaning related to folk art symbols， tap the hidden elements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of Japanese folk art， hope to help folk discipline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folk art； cultural symbols； folk culture； Japanese folklore
0 前言
每一门社会人文学科的生成与发展都有其特殊的社会任务，就现代人文学科对民俗学的追溯定义为原生西方。世界各国展开的民俗学研究，虽说基于西方民俗学发展大势而驱动，但各国各异的现实社会需求以及传统人文背景，均以一种隐匿式的姿态牵引着民俗研究走向规范学科方向。而在日本，对于民俗学的研究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民俗艺术的载体，常常附以某种符号的形式，有如趋利避凶的吉祥观念。如何确保民俗文化能够立足于当今现代化科技社会，已然成为每位民俗学者及热爱民俗文化的人极为重视的议题。
1 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始源与变迁之路
（1）形成、特点、内容。日本民俗学与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科一样，起始于对西方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启示。据史料记载最早研究时间可追溯至东京人类学会建会时期——1886年由坪井正五郎着手组织，但若要论日本民俗史负有里程碑声誉的事件当属柳田国男收编、整理、发行《后狩词记》，以及协同高木敏雄共同出版的《乡土研究》，以此揭开日本社会对民俗学科研究的序幕。虽说日本民俗起源于西方，但并非止步于西方。通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进步，日本民俗学已得到了“质”的进步。研究门类的细化，内容的深刻，人员的集中，机构的齐备，有如日本社会传承学会、日本民俗建筑学会、日本传承文艺学会等诸类以民俗为切入点而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纷纷兴起。除此之外，大规模的丛书名著出版，丰富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有如《日本传说大系》、《民俗民艺丛书》、《日本的送葬墓制》、《日本昔话通观》等系列丛书，也有如日本文化厅负责编审的《日本民俗资料事典》、《日本民俗地图》，日本民族协会编审的《日本社会民俗辞典》等事典；或如《昔话研究资料丛书》、《葬送墓制研究集成》、《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日本民俗讲座》、《日本祭祀研究》、《日本民俗学的课题》、《日本民俗宗权讲座》等大型集成类集册；总览性著作《民俗学文献解题》、《有关民俗学的杂志文献总览》；此外，还有以柳田国男为首的专题性著作《海上之路》《、日本人》，坂口一雄著《伊豆诸岛民俗考》，高谷重夫著《雨乞习俗的研究》、鸟越宪三郎、若林弘子著《弥生文化源流考》；此外，大量民俗学理论专著也纷纷破土而出，如福田亚细男、上野和国、野村纸一、高桑守史共同编著的《民俗研究手册》、宫田登编著的《现代民俗学课题》、《都市民俗学课题》、《民俗神道论》、福田亚细男个人读本《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武田正编著的《昔话现象学》以及大视宪二编著的《民俗文化的精神分析》。日本国这一时期里，全国各地都陆续兴起开办收集民俗资料的馆藏室。随着时间推移，日本学者对民俗学的研究也逐渐细化，其探索范围甚至延伸至各个学科，出现了众多学科交叉研究课题和成果。
（2）发展、演变、转折。相比于初时以乡土研究作为开展民俗活动的“幌子”，日本现代工业生产的快速建立和发展，将社会逐步推向现代化信息经济社会，传统的农业与民族文化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受到了很大冲击。西方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与农业种植加工技艺大批量的引进，在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工农业文化产业之中激起层层巨浪，加上部分日本民俗学者一味的盲从西方对待殖民地习俗的调查形式，照搬同等民俗调查方式用于本国内部国民身上，忽略了对本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科学分析，使得这一期间的日本民俗学科发展遭遇到多重阻碍。然而，深究日本民俗学得以长足发展，主因在于其并不固守已往所施的研究套路，而是紧贴时代变迁步伐，不断调整、更新以适应社会每一新需求，依附于社会与学科的互动，借力实现拓展与前进。当其时，在柳田国男等一干思想先进学者的带领下，日本民俗文化演变开始走向转折。 转折一，民俗学科与国民教育的有效融合，使之成为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各个学习阶段的公共学科之一。日本在战败后受到民族宿命论的严重困扰，整个国家都被笼罩在忧患氛围之中。日本国民中的忧国之士奋起宣扬要努力改变现状，扭转注定遭受的命运。藉此，将国家重建的希望寄托在对教育的改革上，课堂取消国史课而新增设“社会科”，“开设社会科，目标是为改变当时国民普遍的宿命论的观念，彻底颠覆国民的这种民族本性的观念，从孩童为始，贯彻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中。其根本目的即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对与人类实际生活相关联的各个方面加以研究、理解，全面观察人类生活，综合考虑现实与过去，希冀能从中瞩望到国家乃至人类将来的发展状况。民俗学借助社会科学来实施国民教育，不仅拓展了自身学科领域，亦擢升了学科于社会中的地位。还顺势打造出独具日本特色的国民俗学，成为日本民族文化建设、国民性自我解析中一门极具无法取替之优势的、风糜全日本的“济世之学”。
转折二，应归于柳田国男的辞世作起点，民俗学界对柳田学说的承继与论说表面上是对民俗学界内部学术思想或观念的再梳理与总结，但究其实质，却是在遭遇社会的使命和质疑的两相夹击下所衍生的产物。此前，日本民俗学在柳田国男的引导下，发展一直平稳无风，柳田学说更是一度成为日本民俗理论真理所在，但随之时代的进步，时间证明了科学中也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法则，在这一新思潮的推动下，依社会的实际状况而发展的民俗学科不拘泥于师说，民俗学发展逐渐步入另一佳境。
2 民俗艺术符号的象征意义
传统的民俗艺术在历经千载沧桑，依然能够将某一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特征、民俗艺术价值鲜活呈现。从另一层面来看，民俗艺术既属民俗，也是艺术，涵盖了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中一切表演艺术、造物艺术以及传承艺术，受到创造过程与艺术成果的审美驱动，民俗艺术通常也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共生产物。然而，伴随时代的演变，民俗艺术的内涵也随之悄然刷新，其原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功能正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其中所蕴含的人们的寄托、崇拜、敬畏等系列感情期望、娱乐形式并未因此逊色，传统的民俗艺术依旧富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文化价值，保持长期且深入的民俗学研究，对于构建当代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3 潜藏中国民俗文化元素的日本民俗艺术
日本民俗风情万种，民俗艺术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少被贴上了文化符号标签，散发出阵阵浓厚的日本文化韵味。有如和服、面具、风筝、人偶、神像等等。不难看出，在民俗艺术的变革与传承过程中，留有不少与中国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限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对面具这一常见实物略作概述。
面具作为交织着民俗、艺术、宗教等多重因素的民俗艺术品，通常与一定的舞蹈、仪式和信仰相联系，具有典型文化遗产的性质。在日本，面具被称作“假面”。据史料记载，其初时出现时段最早可追溯至绳文时代的“土面”，即用陶土制成，曾在宫城县、岩手县、秋田县、福岛县等处有所发现。后至弥生时代、古坟时代却莫名隐匿，难寻踪迹。直至后期朝鲜半岛与东方大陆传入的高丽乐、唐乐，将当今日本的各式面具逐渐导入日本，使之得以发展。其中唐乐由八世纪传入，直到十世纪舞乐面具的出现，日本面具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约十二种面具，有如最早期的土面，随后出现的舞乐面，之后延年面、狮子头、能乐面、行道面、古面、神乐面、剑舞面、信仰面、行事面等陆续出现于人们生活中。其中“舞乐面”始自平安时代起，兴于贵族文化之中舞乐所用的面具；“延年面”（如图1所示）便是用于寺院法会后表演的法乐中所使用的面具，以期为当地百姓去灾延年而祈愿，同时也求五谷丰攘。
“行道面”都是菩萨的面具，是在寺院佛像和堂塔周围走步并予进行礼拜供养仪式时所佩戴的面具。“狮子头”则是木雕的狮子头形面具，其需两人共戴起舞，用于佛事与神事活动，同时也有驱散疫病、丰攘祈愿之义；“能乐面”则包括了能与狂言面具（如图2所示）。
简单地说，“能”就是源于田乐、猿乐中一种载歌载舞的戏剧式艺术，其中猿乐是源于八世纪由中国传入的散乐；“神乐面”，是在神灵面前进行镇魂、拔除等神事活动时的一种占乐形式。如设神座、清众神等；“信仰面”，是在神事和佛事中活动中所使用具有艺能功用的面具，同样也源于七世纪的中国人陆所引入的伎乐和舞乐支流；“古面”是指为已艺绝人亡的演艺者而设，具体是神事用抑或佛事用，还是艺能所用现已无从查证，但至今仍被视作重要的文化遗物而受到国家保护；“剑舞面”是指手中持剑，以阴阳道修验中行咒法，配以特殊的步伐镇除人地的恶灵，再伴鼓点念佛和念佛舞蹈之中所佩戴的面具；“行事面”则是岁时性活动中使用的面具，日本人此处所进行的“年中行事”，在中国被称作“岁时风俗”。
4 日本传统民间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领域的体现
全球经济贸易的频密往来将人类带入了地球村经济时代，国际主义风格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初露头角，并在短期时间内及大范围占领了世界艺术风格主流江山，但受制于其过度单调的主义风格，难以完全的符合每一民族与人群需求。这一时期，日本设计师站在世界各大设计强国之中，一面从本土民俗文化中吸收灵感，一面将民俗灵感与现代主义风格相糅合，由此形成一股别具风情的设计风格。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沿袭的传统文化及民俗艺术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来自中国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感染，加上其自身民族的吸收与再创造，继而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日本专有民族民俗文化，比如茶道、武士道、花道、书道、相扑、禅宗等。日本现代艺术早已从最初片面单一的模仿西方设计主义风格转向了将自有民俗元素融入到自主构思的设计中，并蔓延至各个领域，已然自成体系。本文现以日本传统民俗文化典型代表——武士、艺妓以及浮世绘在现代艺术领域中的体现作简要概述。
武士道的载体是武士，核心思想是武士刀。日本独有的武士文化作为东瀛的象征，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符号之一。而艺妓，最早产生于十七世纪的东京与大阪，是一种以才艺来取悦宾客的谋生职业，随着政府对传统文化保护力度加强，艺妓文化逐渐也成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将武士或艺妓这类充满民族特色的元素渗入现代设计之中，需要极高的艺术造诣。在一众设计师之中，田中一光以其优雅、素净的设计风格与福田繁雄并称为日本第二代平面设计大师。田中一光擅长使用几何形体，以方格骨格进行编排，使作品具备高度机械感、次序性和工整性，加之恰到好处的国际主义设计风格作为设计基础，渗入日本艺妓、武士、书法、面具等极富民俗艺术感与象征性的装饰符号进行集合创作。比如其所创作的《日本舞蹈》（如图3所示），作品以土生土长的浓郁日本传统文化作为设计基础，再配以常用的三角、方形、圆形、菱形、半圆形等几何形体，构成了日本艺妓的造型，衬托出浓厚的日本民族艺术气息和鲜明的现代意识。
浮世绘历经三百余年，其影响广至欧亚大陆各地，对整个欧洲艺术的发展有着无法言表的影响。具体地说，浮世绘便是兴起于日本江户时代民间的风俗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不论是从前，抑或现在，日本设计师进行设计创作时，普遍都十分注重将自身民族文化传统巧妙地与现代艺术结合，有如横尾忠则，艺术界赋予其“日本安迪沃霍尔”的称号。其创作偏爱从各类民俗文化、民间绘画作品中搜获灵感与提取元素，再运用波普艺术、达达主义等手法，使之作品充满日本本土民俗风情，如《小竺原诸岛返还30周年纪念》以及《第65回日本德比》等作品中对《神奈川冲浪》中海浪元素的吸收，以及对樱花、鲤鱼、龟、仙鹤、国旗为设计元素的创作；又如另一位设计大师永井一正，其作品中也大量采用和服、花和海洋动物等元素进行装饰，汲取了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之余也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创作出符合本民族特色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本着上述二位设计师对日本民俗艺术与民族传统的出色运用，可以看出他们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尊敬和膜拜之情。
参考文献
[1] [日]三河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M].岳麓书社，2008.
[2] [日]福田亚细男.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M].弘文堂，1984.
[3]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7）.
[4] 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和体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6）.
[5] [清]黄遵宪.笔谈遗稿，陈铮编：黄遵宪个集[M].中华书局，2000：709.
[6] [日]直江广治著.中国民俗学的发展[M].陈千帆，译.日本民俗学讲座（卷五），1976.
[7] 王汝澜.日本民俗学发展概述.张紫晨.民俗学讲演集[M].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6）：132.
[8] 郑岳华.日本现代设计的形式美溯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0（4）.
关键词 民俗艺术 艺术符号 民间文化 日本民俗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5.01.084
Abstract Folk art is a derived from folk， derived from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art， is to enrich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people demand cre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folk customs performed. It is not only a nation to show the unique ethnic customs and culture， talk to the national feelings of a behavior， but also reflects a social phenomenon folk spirit and ethos. For folk folk disciplines undertaken since its birth will have their standard of academic subject. Folk disciplinary history scouring constantly updated， this paper from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folklore origin starting with changes in the road， explore the symbolic meaning related to folk art symbols， tap the hidden elements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of Japanese folk art， hope to help folk discipline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folk art； cultural symbols； folk culture； Japanese folklore
0 前言
每一门社会人文学科的生成与发展都有其特殊的社会任务，就现代人文学科对民俗学的追溯定义为原生西方。世界各国展开的民俗学研究，虽说基于西方民俗学发展大势而驱动，但各国各异的现实社会需求以及传统人文背景，均以一种隐匿式的姿态牵引着民俗研究走向规范学科方向。而在日本，对于民俗学的研究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民俗艺术的载体，常常附以某种符号的形式，有如趋利避凶的吉祥观念。如何确保民俗文化能够立足于当今现代化科技社会，已然成为每位民俗学者及热爱民俗文化的人极为重视的议题。
1 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始源与变迁之路
（1）形成、特点、内容。日本民俗学与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科一样，起始于对西方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启示。据史料记载最早研究时间可追溯至东京人类学会建会时期——1886年由坪井正五郎着手组织，但若要论日本民俗史负有里程碑声誉的事件当属柳田国男收编、整理、发行《后狩词记》，以及协同高木敏雄共同出版的《乡土研究》，以此揭开日本社会对民俗学科研究的序幕。虽说日本民俗起源于西方，但并非止步于西方。通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进步，日本民俗学已得到了“质”的进步。研究门类的细化，内容的深刻，人员的集中，机构的齐备，有如日本社会传承学会、日本民俗建筑学会、日本传承文艺学会等诸类以民俗为切入点而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纷纷兴起。除此之外，大规模的丛书名著出版，丰富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有如《日本传说大系》、《民俗民艺丛书》、《日本的送葬墓制》、《日本昔话通观》等系列丛书，也有如日本文化厅负责编审的《日本民俗资料事典》、《日本民俗地图》，日本民族协会编审的《日本社会民俗辞典》等事典；或如《昔话研究资料丛书》、《葬送墓制研究集成》、《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日本民俗讲座》、《日本祭祀研究》、《日本民俗学的课题》、《日本民俗宗权讲座》等大型集成类集册；总览性著作《民俗学文献解题》、《有关民俗学的杂志文献总览》；此外，还有以柳田国男为首的专题性著作《海上之路》《、日本人》，坂口一雄著《伊豆诸岛民俗考》，高谷重夫著《雨乞习俗的研究》、鸟越宪三郎、若林弘子著《弥生文化源流考》；此外，大量民俗学理论专著也纷纷破土而出，如福田亚细男、上野和国、野村纸一、高桑守史共同编著的《民俗研究手册》、宫田登编著的《现代民俗学课题》、《都市民俗学课题》、《民俗神道论》、福田亚细男个人读本《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武田正编著的《昔话现象学》以及大视宪二编著的《民俗文化的精神分析》。日本国这一时期里，全国各地都陆续兴起开办收集民俗资料的馆藏室。随着时间推移，日本学者对民俗学的研究也逐渐细化，其探索范围甚至延伸至各个学科，出现了众多学科交叉研究课题和成果。
（2）发展、演变、转折。相比于初时以乡土研究作为开展民俗活动的“幌子”，日本现代工业生产的快速建立和发展，将社会逐步推向现代化信息经济社会，传统的农业与民族文化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受到了很大冲击。西方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与农业种植加工技艺大批量的引进，在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工农业文化产业之中激起层层巨浪，加上部分日本民俗学者一味的盲从西方对待殖民地习俗的调查形式，照搬同等民俗调查方式用于本国内部国民身上，忽略了对本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科学分析，使得这一期间的日本民俗学科发展遭遇到多重阻碍。然而，深究日本民俗学得以长足发展，主因在于其并不固守已往所施的研究套路，而是紧贴时代变迁步伐，不断调整、更新以适应社会每一新需求，依附于社会与学科的互动，借力实现拓展与前进。当其时，在柳田国男等一干思想先进学者的带领下，日本民俗文化演变开始走向转折。 转折一，民俗学科与国民教育的有效融合，使之成为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各个学习阶段的公共学科之一。日本在战败后受到民族宿命论的严重困扰，整个国家都被笼罩在忧患氛围之中。日本国民中的忧国之士奋起宣扬要努力改变现状，扭转注定遭受的命运。藉此，将国家重建的希望寄托在对教育的改革上，课堂取消国史课而新增设“社会科”，“开设社会科，目标是为改变当时国民普遍的宿命论的观念，彻底颠覆国民的这种民族本性的观念，从孩童为始，贯彻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中。其根本目的即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对与人类实际生活相关联的各个方面加以研究、理解，全面观察人类生活，综合考虑现实与过去，希冀能从中瞩望到国家乃至人类将来的发展状况。民俗学借助社会科学来实施国民教育，不仅拓展了自身学科领域，亦擢升了学科于社会中的地位。还顺势打造出独具日本特色的国民俗学，成为日本民族文化建设、国民性自我解析中一门极具无法取替之优势的、风糜全日本的“济世之学”。
转折二，应归于柳田国男的辞世作起点，民俗学界对柳田学说的承继与论说表面上是对民俗学界内部学术思想或观念的再梳理与总结，但究其实质，却是在遭遇社会的使命和质疑的两相夹击下所衍生的产物。此前，日本民俗学在柳田国男的引导下，发展一直平稳无风，柳田学说更是一度成为日本民俗理论真理所在，但随之时代的进步，时间证明了科学中也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法则，在这一新思潮的推动下，依社会的实际状况而发展的民俗学科不拘泥于师说，民俗学发展逐渐步入另一佳境。
2 民俗艺术符号的象征意义
传统的民俗艺术在历经千载沧桑，依然能够将某一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特征、民俗艺术价值鲜活呈现。从另一层面来看，民俗艺术既属民俗，也是艺术，涵盖了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中一切表演艺术、造物艺术以及传承艺术，受到创造过程与艺术成果的审美驱动，民俗艺术通常也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共生产物。然而，伴随时代的演变，民俗艺术的内涵也随之悄然刷新，其原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功能正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其中所蕴含的人们的寄托、崇拜、敬畏等系列感情期望、娱乐形式并未因此逊色，传统的民俗艺术依旧富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文化价值，保持长期且深入的民俗学研究，对于构建当代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3 潜藏中国民俗文化元素的日本民俗艺术
日本民俗风情万种，民俗艺术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少被贴上了文化符号标签，散发出阵阵浓厚的日本文化韵味。有如和服、面具、风筝、人偶、神像等等。不难看出，在民俗艺术的变革与传承过程中，留有不少与中国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限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对面具这一常见实物略作概述。
面具作为交织着民俗、艺术、宗教等多重因素的民俗艺术品，通常与一定的舞蹈、仪式和信仰相联系，具有典型文化遗产的性质。在日本，面具被称作“假面”。据史料记载，其初时出现时段最早可追溯至绳文时代的“土面”，即用陶土制成，曾在宫城县、岩手县、秋田县、福岛县等处有所发现。后至弥生时代、古坟时代却莫名隐匿，难寻踪迹。直至后期朝鲜半岛与东方大陆传入的高丽乐、唐乐，将当今日本的各式面具逐渐导入日本，使之得以发展。其中唐乐由八世纪传入，直到十世纪舞乐面具的出现，日本面具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约十二种面具，有如最早期的土面，随后出现的舞乐面，之后延年面、狮子头、能乐面、行道面、古面、神乐面、剑舞面、信仰面、行事面等陆续出现于人们生活中。其中“舞乐面”始自平安时代起，兴于贵族文化之中舞乐所用的面具；“延年面”（如图1所示）便是用于寺院法会后表演的法乐中所使用的面具，以期为当地百姓去灾延年而祈愿，同时也求五谷丰攘。
“行道面”都是菩萨的面具，是在寺院佛像和堂塔周围走步并予进行礼拜供养仪式时所佩戴的面具。“狮子头”则是木雕的狮子头形面具，其需两人共戴起舞，用于佛事与神事活动，同时也有驱散疫病、丰攘祈愿之义；“能乐面”则包括了能与狂言面具（如图2所示）。
简单地说，“能”就是源于田乐、猿乐中一种载歌载舞的戏剧式艺术，其中猿乐是源于八世纪由中国传入的散乐；“神乐面”，是在神灵面前进行镇魂、拔除等神事活动时的一种占乐形式。如设神座、清众神等；“信仰面”，是在神事和佛事中活动中所使用具有艺能功用的面具，同样也源于七世纪的中国人陆所引入的伎乐和舞乐支流；“古面”是指为已艺绝人亡的演艺者而设，具体是神事用抑或佛事用，还是艺能所用现已无从查证，但至今仍被视作重要的文化遗物而受到国家保护；“剑舞面”是指手中持剑，以阴阳道修验中行咒法，配以特殊的步伐镇除人地的恶灵，再伴鼓点念佛和念佛舞蹈之中所佩戴的面具；“行事面”则是岁时性活动中使用的面具，日本人此处所进行的“年中行事”，在中国被称作“岁时风俗”。
4 日本传统民间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领域的体现
全球经济贸易的频密往来将人类带入了地球村经济时代，国际主义风格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初露头角，并在短期时间内及大范围占领了世界艺术风格主流江山，但受制于其过度单调的主义风格，难以完全的符合每一民族与人群需求。这一时期，日本设计师站在世界各大设计强国之中，一面从本土民俗文化中吸收灵感，一面将民俗灵感与现代主义风格相糅合，由此形成一股别具风情的设计风格。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沿袭的传统文化及民俗艺术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来自中国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感染，加上其自身民族的吸收与再创造，继而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日本专有民族民俗文化，比如茶道、武士道、花道、书道、相扑、禅宗等。日本现代艺术早已从最初片面单一的模仿西方设计主义风格转向了将自有民俗元素融入到自主构思的设计中，并蔓延至各个领域，已然自成体系。本文现以日本传统民俗文化典型代表——武士、艺妓以及浮世绘在现代艺术领域中的体现作简要概述。
武士道的载体是武士，核心思想是武士刀。日本独有的武士文化作为东瀛的象征，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符号之一。而艺妓，最早产生于十七世纪的东京与大阪，是一种以才艺来取悦宾客的谋生职业，随着政府对传统文化保护力度加强，艺妓文化逐渐也成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将武士或艺妓这类充满民族特色的元素渗入现代设计之中，需要极高的艺术造诣。在一众设计师之中，田中一光以其优雅、素净的设计风格与福田繁雄并称为日本第二代平面设计大师。田中一光擅长使用几何形体，以方格骨格进行编排，使作品具备高度机械感、次序性和工整性，加之恰到好处的国际主义设计风格作为设计基础，渗入日本艺妓、武士、书法、面具等极富民俗艺术感与象征性的装饰符号进行集合创作。比如其所创作的《日本舞蹈》（如图3所示），作品以土生土长的浓郁日本传统文化作为设计基础，再配以常用的三角、方形、圆形、菱形、半圆形等几何形体，构成了日本艺妓的造型，衬托出浓厚的日本民族艺术气息和鲜明的现代意识。
浮世绘历经三百余年，其影响广至欧亚大陆各地，对整个欧洲艺术的发展有着无法言表的影响。具体地说，浮世绘便是兴起于日本江户时代民间的风俗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不论是从前，抑或现在，日本设计师进行设计创作时，普遍都十分注重将自身民族文化传统巧妙地与现代艺术结合，有如横尾忠则，艺术界赋予其“日本安迪沃霍尔”的称号。其创作偏爱从各类民俗文化、民间绘画作品中搜获灵感与提取元素，再运用波普艺术、达达主义等手法，使之作品充满日本本土民俗风情，如《小竺原诸岛返还30周年纪念》以及《第65回日本德比》等作品中对《神奈川冲浪》中海浪元素的吸收，以及对樱花、鲤鱼、龟、仙鹤、国旗为设计元素的创作；又如另一位设计大师永井一正，其作品中也大量采用和服、花和海洋动物等元素进行装饰，汲取了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之余也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创作出符合本民族特色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本着上述二位设计师对日本民俗艺术与民族传统的出色运用，可以看出他们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尊敬和膜拜之情。
参考文献
[1] [日]三河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M].岳麓书社，2008.
[2] [日]福田亚细男.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M].弘文堂，1984.
[3]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7）.
[4] 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和体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6）.
[5] [清]黄遵宪.笔谈遗稿，陈铮编：黄遵宪个集[M].中华书局，2000：709.
[6] [日]直江广治著.中国民俗学的发展[M].陈千帆，译.日本民俗学讲座（卷五），1976.
[7] 王汝澜.日本民俗学发展概述.张紫晨.民俗学讲演集[M].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6）：132.
[8] 郑岳华.日本现代设计的形式美溯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