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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一九一二年在他的专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理论”，并把创新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周期，创新与企业家紧密相连，由此而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今天重读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意味深长。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有《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分析史》等，其中《经济发展理论》是他的成名作。
一、经济发展与创新的内在联系
什么是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不同于发明，创新要实际应用，是一种市场行为，要接受市场的检验，要遵循投入和产出的规律。“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作为企业家的职能而要付诸实践的创新，也根本不一定是任何一种的发明。因此，像许多作家那样强调发明这一要素，那是不适当的，并且还可能引起莫大的误解。”基于上述分析，他把创新定义为“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的地步，但这样做，你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显然在熊彼特的笔下，创新不仅要接受市场的检验，而且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产业突变，通常又被叫作破坏性创新。
创新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况：（一）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即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二）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创造部门中尚未通过检验鉴定的方法；（三）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四）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否已经存在，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五）创造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经济发展是创新的函数。《经济发展理论》的精粹在于把创新与发展紧密相连，认为发展是创新的结果，是创新的函数，发展是经济生活中的内生现象。是创新诞生了新的产业，打破了旧有的均衡，然后又有新的创新，进一步打破已有的均衡，这个过程是没有穷尽的，并由此使产业不断升级，并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经验观察表明，创新是非连续性的。那么，创新为什么是非连续性的呢？熊彼特对这种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经济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有胆略、有能力通过创新打破僵局。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通常呈现周期性。于是，在该书的第二章《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之后，在第六章《经济周期》中熊彼特又专门研究了经济周期，认为发展是通过一个一个引领经济发展的周期完成的。根据熊彼特的考察，人类经济发展的重大创新引发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周期，即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一九二六年首先提出的被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周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周期对人类经济生活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改变。他举例说，大约一七八三年到一八四二年，是所谓的产业革命时期，而且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个长波是从一八四二年到一八九七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
库兹涅茨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熊彼特的见解。同样研究经济周期的西蒙·库兹涅茨在其《长期运动》中，对新技术的出现如何引领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做了与熊彼特完全一致的论述。他说：“在许多工业中，在某个时期，基本技术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发生时，一个时代就开始了。在制造部门，这个时期就是机器加工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手工劳动的时期。在采掘业，这个时期或者是发现了一种商品的来源和用途（如石油）的时期，或者说是找到迄今为止尚未利用的商品的新的和广泛的应用。作为这种时期的具体例子，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如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和生铁生产，十九世纪美国的钢的生产，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无烟煤生产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烟煤生产，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炼铁（比利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石油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铅（美国）。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我们观察到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于是，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法。”通过库茨涅茨的进一步佐证，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熊彼特关于一个创新带动一批与之相关的创新，紧接着就是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的见解。
二、创新与企业家
在论证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之后，熊彼特进一步论证了创新与企业家。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有连绵不断的创新，而且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强调只有企业家才能完成新组合。一个人也只有在实现了新组合时才是企业家。说得再直白一些，被称为企业家的人，其功能和最大的本领就在于可以把各种生产要素搅和在一起，使其发生近似于化学反应的反应，从而产生新的现象，即发生了质变的新型生产力。熊彼特不同意马歇尔企业家是管理者的观点，认为管理者是正常的“循环流转”的现象。而作为企业家，一旦不创新了，只是执行日常的管理职能，那就只能是一个管理者了。熊彼特还区别了资本家和企业家，认为资本家是单纯提供资本的人。早期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是合二为一的，发展到后来就成了单纯的资本家（投资者）和单纯的企业家。
威廉·鲍莫尔是另一位专事研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学者。他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中完全同意熊彼特对“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能够大胆而又富有想象力地突破现行的商业模式和惯例，不断寻求各种机会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工艺，进入新的市场并且创造新的组织形式。他认为企业家更像商人，当某一产业达到未来创新的机会枯竭的时候，企业家才能就会从该产业流出，进入那些更有可能通过变化带来更多利润的领域。企业家才能也会被引向寻租，只要社会制度安排提供了大量的寻租机会，而寻租又可以大大地有利可图的话。由传统体制延续下来的审批制度诱发了企业家的寻租，诱发了企业家跑市长而不是跑市场。为了企业家精神的诞生和正确流向，社会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曾经写过《企业论》的凡勃仑同样十分推崇企业家。他认为企业家在工业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他说：“企业家在工业系统组织中的任务归纳起来是名目繁多的……他以企业家的立场，并不创造性地从事机械操作的研究改进工作，使手里的工具转向新的、更大的用途。这些是掌握机械操作的设计和监督事宜的一些人的工作。关于那些新的、更加有效的方法和相互关系，必须先由工业中人提供机械上的可能性，然后方才由企业家来观察时机，做出必要的企业布置，并对于如何将计议中的工业推进付诸实施，做出总括的指示。但也有例外的情形，掌握事权的企业家有时也会推进工业向新的领域发展。鼓励有关的机械工作人员在新的方向上从事实验和探讨。”看来，企业家的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把握市场方向的创新。 创新者要善于战胜自我，善于打破习惯的力量。熊彼特认为创新者要克服惰性，善于战胜自我，千万不能故步自封。他非常生动地写道：“一切知识和习惯一旦获得以后，就牢固地根植于我们之中，就像一条铁路的路基根植于地面一样。它不要求连续不断地更新和自觉地再度生产，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识的底层中。它通常通过遗传、教育、培养和环境压力，几乎是没有摩擦地传递下去。”他说，“科学史对于下面这一事实是一个巨大的证明，那就是，我们感到极其难以接受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或方法。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习惯的轨道，尽管它已经变得不适合，而更适合的创新本身也没有呈现什么特殊的困难。固定的思维习惯的性质本身，以及这些习惯的节约能力的作用，是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之上的，那就是，这些习惯已经变成了下意识的，它们自动地提供它们的结果，是不怕或不接受批评的，甚至是不怕或不在乎个别事实与之发生矛盾的。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当它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用处时，它就变成了一种障碍物。在经济世界也是如此，在想要做某种新事情的人的心目中，习惯的力量升腾起来，反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规划或设想。因此，需要有新的或另一种意识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领域、范围和时间内的工作或牵挂中，去为设想和拟定出新的组合而搏斗，并设法使自己把它看作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场白日梦。”用我们的话把熊彼特的论述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相对于未知世界，人类已经认识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认识是不断深入的，思想是不断解放的，稍微的停滞或些许的懈怠，都可能面临着被淘汰。企业家要不断地创新，就必须不断地战胜自我。
企业家精神中的冒险，个人主义和永无止境地追求。企业家有着别样的精神特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存在着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以及冒险精神。
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中，从历史考察的角度得出了与熊彼特一致的结论，他们同样认为是创新而不是劳动密集促进了西方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他们特别强调创新需要适当的冒险精神。他们写道：“发明者经过自我选择，必须比一般人更愿冒险，对现状越是不满，越愿意打破常规。因此，这样的社会，不会向人们灌输绝对服从权力机构这样的思想，而是存在给社会成员提供若干机会的权力机构，因而发明者可以兴旺起来。个人主义不单在西方革新中得到了表现的机会，而且在西方进行革新的多样性方式中得到了表现的机会。”看来我们应当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寻找一条合适的边界，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传统，会压抑创新一开始可能表现为异端的遐想。允许冒险，包容失败，是创新不可缺少的社会氛围。
熊彼特还特别指出了企业家具有永不言退，百折不挠的精神，企业家“存在着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他们像拳击运动员似的仅仅是为了成功本身。对此，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有相同的论述。他说：“在生活中，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们的生存才经营事业。”
上述分析说明，对于创新而言，企业家精神特别重要。笔者结合现实曾经把企业家精神概括为：一、永不安分，总是有着各种奇思妙想，有时甚至是各种怪诞的想法，有着浪漫主义的遐想。二、有着强烈的产业意识，善于发现产业兴奋点。三、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未知领域，并且坚忍不拔地追求。四、永不停止，永远没有尽头。五、推崇个人主义，不囿于传统，敢于打破传统。
三、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创新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帮助我们探寻合适的制度安排，使创新从号召的层面过渡到实践的层面。
创新形成的产业兴奋点比刺激性政策更重要。熊彼特的创新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世界经济为什么迟迟难以走出低谷，原因固然很多，但没有新的产业兴奋点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仅靠“膨大剂”式的政策，靠注入货币，只能赢得短暂的复苏，紧接着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这就像吃止痛药似的，一次比一次剂量大。
历史的教训也是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的滞涨。对此，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工党大会的一次演讲中深有感触并且十分形象地说：“我们习惯于设想，你可以花钱摆脱一场衰退，以及靠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增加就业。我坦白地告诉你们，那个主意不复存在了，而且在它曾经存在的时候，它能起作用也是靠将更大剂量的膨胀注入经济，然后第二步接着是更高水平的失业，那就是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历史的教训再一次证明了熊彼特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应当在创新，在发现新的兴奋点上下功夫，而不是依赖“止痛药”。
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大到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创新。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约束条件，既有的拼资源、拼消耗、靠劳动力便宜，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笔者曾把一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创新—世界知名品牌。按照这样的划分，我们基本上处于第一阶段，创新极少，世界知名品牌几乎没有。按照产业发展的进程，笔者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研发—制造—品牌经营。我们基本上处于制造阶段，即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我们还可以设问，如果GDP可以用秤称的话，是发达国家的单位GDP重呢，还是我们的单位GDP重，例如一千万美元的GDP，是美国的重呢，还是我们的GDP重？当然是我们的GDP重，这涉及GDP的构成。美国的GDP是高新技术产品、文化产品以及高层次的制造业。我们的GDP是相对层次较低的制造品，以及道路交通、楼堂馆所等基础设施。单位GDP越轻，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高。单位GDP越重，技术含量越低，附加值越低。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才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才能由大到强，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什么是强呢？我以为强的标准应当是：（一）在一些产业或者关键性产业上从产业链的低端上升到产业链的高端，具有产业话语权。（二）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能有效解决装备中国的问题。（三）摆脱了资源依赖，主要靠技术发展。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资源型的比较优势是十九世纪产业比较粗糙阶段的比较优势，靠这样的比较优势不能解释黄沙漫天的以色列为什么经济发展得很好。他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摆脱了传统的资源依赖，而是靠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先进的制度安排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四）能够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五）产业结构合理且有所提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都能够得到有效发展。看来，没有创新就难以实现这里所讲的强。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有《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分析史》等，其中《经济发展理论》是他的成名作。
一、经济发展与创新的内在联系
什么是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不同于发明，创新要实际应用，是一种市场行为，要接受市场的检验，要遵循投入和产出的规律。“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作为企业家的职能而要付诸实践的创新，也根本不一定是任何一种的发明。因此，像许多作家那样强调发明这一要素，那是不适当的，并且还可能引起莫大的误解。”基于上述分析，他把创新定义为“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的地步，但这样做，你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显然在熊彼特的笔下，创新不仅要接受市场的检验，而且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产业突变，通常又被叫作破坏性创新。
创新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况：（一）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即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二）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创造部门中尚未通过检验鉴定的方法；（三）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四）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否已经存在，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五）创造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经济发展是创新的函数。《经济发展理论》的精粹在于把创新与发展紧密相连，认为发展是创新的结果，是创新的函数，发展是经济生活中的内生现象。是创新诞生了新的产业，打破了旧有的均衡，然后又有新的创新，进一步打破已有的均衡，这个过程是没有穷尽的，并由此使产业不断升级，并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经验观察表明，创新是非连续性的。那么，创新为什么是非连续性的呢？熊彼特对这种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经济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有胆略、有能力通过创新打破僵局。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通常呈现周期性。于是，在该书的第二章《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之后，在第六章《经济周期》中熊彼特又专门研究了经济周期，认为发展是通过一个一个引领经济发展的周期完成的。根据熊彼特的考察，人类经济发展的重大创新引发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周期，即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一九二六年首先提出的被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周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周期对人类经济生活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改变。他举例说，大约一七八三年到一八四二年，是所谓的产业革命时期，而且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个长波是从一八四二年到一八九七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
库兹涅茨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熊彼特的见解。同样研究经济周期的西蒙·库兹涅茨在其《长期运动》中，对新技术的出现如何引领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做了与熊彼特完全一致的论述。他说：“在许多工业中，在某个时期，基本技术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发生时，一个时代就开始了。在制造部门，这个时期就是机器加工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手工劳动的时期。在采掘业，这个时期或者是发现了一种商品的来源和用途（如石油）的时期，或者说是找到迄今为止尚未利用的商品的新的和广泛的应用。作为这种时期的具体例子，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如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和生铁生产，十九世纪美国的钢的生产，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无烟煤生产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烟煤生产，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炼铁（比利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石油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铅（美国）。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我们观察到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于是，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法。”通过库茨涅茨的进一步佐证，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熊彼特关于一个创新带动一批与之相关的创新，紧接着就是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的见解。
二、创新与企业家
在论证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之后，熊彼特进一步论证了创新与企业家。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有连绵不断的创新，而且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强调只有企业家才能完成新组合。一个人也只有在实现了新组合时才是企业家。说得再直白一些，被称为企业家的人，其功能和最大的本领就在于可以把各种生产要素搅和在一起，使其发生近似于化学反应的反应，从而产生新的现象，即发生了质变的新型生产力。熊彼特不同意马歇尔企业家是管理者的观点，认为管理者是正常的“循环流转”的现象。而作为企业家，一旦不创新了，只是执行日常的管理职能，那就只能是一个管理者了。熊彼特还区别了资本家和企业家，认为资本家是单纯提供资本的人。早期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是合二为一的，发展到后来就成了单纯的资本家（投资者）和单纯的企业家。
威廉·鲍莫尔是另一位专事研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学者。他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中完全同意熊彼特对“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能够大胆而又富有想象力地突破现行的商业模式和惯例，不断寻求各种机会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工艺，进入新的市场并且创造新的组织形式。他认为企业家更像商人，当某一产业达到未来创新的机会枯竭的时候，企业家才能就会从该产业流出，进入那些更有可能通过变化带来更多利润的领域。企业家才能也会被引向寻租，只要社会制度安排提供了大量的寻租机会，而寻租又可以大大地有利可图的话。由传统体制延续下来的审批制度诱发了企业家的寻租，诱发了企业家跑市长而不是跑市场。为了企业家精神的诞生和正确流向，社会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曾经写过《企业论》的凡勃仑同样十分推崇企业家。他认为企业家在工业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他说：“企业家在工业系统组织中的任务归纳起来是名目繁多的……他以企业家的立场，并不创造性地从事机械操作的研究改进工作，使手里的工具转向新的、更大的用途。这些是掌握机械操作的设计和监督事宜的一些人的工作。关于那些新的、更加有效的方法和相互关系，必须先由工业中人提供机械上的可能性，然后方才由企业家来观察时机，做出必要的企业布置，并对于如何将计议中的工业推进付诸实施，做出总括的指示。但也有例外的情形，掌握事权的企业家有时也会推进工业向新的领域发展。鼓励有关的机械工作人员在新的方向上从事实验和探讨。”看来，企业家的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把握市场方向的创新。 创新者要善于战胜自我，善于打破习惯的力量。熊彼特认为创新者要克服惰性，善于战胜自我，千万不能故步自封。他非常生动地写道：“一切知识和习惯一旦获得以后，就牢固地根植于我们之中，就像一条铁路的路基根植于地面一样。它不要求连续不断地更新和自觉地再度生产，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识的底层中。它通常通过遗传、教育、培养和环境压力，几乎是没有摩擦地传递下去。”他说，“科学史对于下面这一事实是一个巨大的证明，那就是，我们感到极其难以接受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或方法。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习惯的轨道，尽管它已经变得不适合，而更适合的创新本身也没有呈现什么特殊的困难。固定的思维习惯的性质本身，以及这些习惯的节约能力的作用，是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之上的，那就是，这些习惯已经变成了下意识的，它们自动地提供它们的结果，是不怕或不接受批评的，甚至是不怕或不在乎个别事实与之发生矛盾的。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当它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用处时，它就变成了一种障碍物。在经济世界也是如此，在想要做某种新事情的人的心目中，习惯的力量升腾起来，反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规划或设想。因此，需要有新的或另一种意识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领域、范围和时间内的工作或牵挂中，去为设想和拟定出新的组合而搏斗，并设法使自己把它看作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场白日梦。”用我们的话把熊彼特的论述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相对于未知世界，人类已经认识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认识是不断深入的，思想是不断解放的，稍微的停滞或些许的懈怠，都可能面临着被淘汰。企业家要不断地创新，就必须不断地战胜自我。
企业家精神中的冒险，个人主义和永无止境地追求。企业家有着别样的精神特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存在着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以及冒险精神。
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中，从历史考察的角度得出了与熊彼特一致的结论，他们同样认为是创新而不是劳动密集促进了西方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他们特别强调创新需要适当的冒险精神。他们写道：“发明者经过自我选择，必须比一般人更愿冒险，对现状越是不满，越愿意打破常规。因此，这样的社会，不会向人们灌输绝对服从权力机构这样的思想，而是存在给社会成员提供若干机会的权力机构，因而发明者可以兴旺起来。个人主义不单在西方革新中得到了表现的机会，而且在西方进行革新的多样性方式中得到了表现的机会。”看来我们应当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寻找一条合适的边界，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传统，会压抑创新一开始可能表现为异端的遐想。允许冒险，包容失败，是创新不可缺少的社会氛围。
熊彼特还特别指出了企业家具有永不言退，百折不挠的精神，企业家“存在着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他们像拳击运动员似的仅仅是为了成功本身。对此，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有相同的论述。他说：“在生活中，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们的生存才经营事业。”
上述分析说明，对于创新而言，企业家精神特别重要。笔者结合现实曾经把企业家精神概括为：一、永不安分，总是有着各种奇思妙想，有时甚至是各种怪诞的想法，有着浪漫主义的遐想。二、有着强烈的产业意识，善于发现产业兴奋点。三、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未知领域，并且坚忍不拔地追求。四、永不停止，永远没有尽头。五、推崇个人主义，不囿于传统，敢于打破传统。
三、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创新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帮助我们探寻合适的制度安排，使创新从号召的层面过渡到实践的层面。
创新形成的产业兴奋点比刺激性政策更重要。熊彼特的创新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世界经济为什么迟迟难以走出低谷，原因固然很多，但没有新的产业兴奋点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仅靠“膨大剂”式的政策，靠注入货币，只能赢得短暂的复苏，紧接着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这就像吃止痛药似的，一次比一次剂量大。
历史的教训也是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的滞涨。对此，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工党大会的一次演讲中深有感触并且十分形象地说：“我们习惯于设想，你可以花钱摆脱一场衰退，以及靠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增加就业。我坦白地告诉你们，那个主意不复存在了，而且在它曾经存在的时候，它能起作用也是靠将更大剂量的膨胀注入经济，然后第二步接着是更高水平的失业，那就是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历史的教训再一次证明了熊彼特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应当在创新，在发现新的兴奋点上下功夫，而不是依赖“止痛药”。
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大到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创新。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约束条件，既有的拼资源、拼消耗、靠劳动力便宜，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笔者曾把一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创新—世界知名品牌。按照这样的划分，我们基本上处于第一阶段，创新极少，世界知名品牌几乎没有。按照产业发展的进程，笔者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研发—制造—品牌经营。我们基本上处于制造阶段，即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我们还可以设问，如果GDP可以用秤称的话，是发达国家的单位GDP重呢，还是我们的单位GDP重，例如一千万美元的GDP，是美国的重呢，还是我们的GDP重？当然是我们的GDP重，这涉及GDP的构成。美国的GDP是高新技术产品、文化产品以及高层次的制造业。我们的GDP是相对层次较低的制造品，以及道路交通、楼堂馆所等基础设施。单位GDP越轻，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高。单位GDP越重，技术含量越低，附加值越低。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才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才能由大到强，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什么是强呢？我以为强的标准应当是：（一）在一些产业或者关键性产业上从产业链的低端上升到产业链的高端，具有产业话语权。（二）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能有效解决装备中国的问题。（三）摆脱了资源依赖，主要靠技术发展。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资源型的比较优势是十九世纪产业比较粗糙阶段的比较优势，靠这样的比较优势不能解释黄沙漫天的以色列为什么经济发展得很好。他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摆脱了传统的资源依赖，而是靠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先进的制度安排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四）能够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五）产业结构合理且有所提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都能够得到有效发展。看来，没有创新就难以实现这里所讲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