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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及婷 1992年生，四川达州人，广西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巫师的传人2》是王勇英最新推出的“鸟麻之城系列”第二部，承袭了第一部将民间文化元素与幻想相融合、展现广西少数民族独特文学因子的总特征。在此基础上，王勇英又有了新的探索。作者从儿童文学的视角出发，在乡土叙事的文本话语建构中，或隐或显地呈现出现代人对远离尘嚣的自然故土的眷念与徘徊。在不自觉中透露出以作者为代表的成人世界在社会大转型的语境下，面对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相互碰撞与渗透的现实时，欲回归乡土，却又处于无意识逃离的场域中。因此，“逃离与回归”在《巫师的传人2》中形成有力的张力场，构成其乡土叙事机制。本文试图从乡土逃离与乡土回归中找寻其叙事机制及其背后的原因，以求进一步探讨作者能否找到一条有效连接“逃离”与“回归”的可行的融通之路。
一、乡土逃离
顾名思义，“乡土逃离”即是指在不认同乡土世界的同时，选择逃离乡土。这主要表现在巫师传人的身份抉择这一方面。身份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必须要依赖于他者，才会存在自我的身份界定。当人们先后处于由不同他者构成的群体时，便会出现多种不同身份并存的情况。“我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属于多种群体，每一种群体都赋予我们一种潜在重要的身份。”[1]夜盖寨的巫师传人“我”拥有“鸟麻”和“舞风”这两个分别象征传统与现代的名字，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鸟麻”取自隐匿于云雾中“鸟麻城”这座城池之名，代表传统乡土人的身份。而“舞风”这个从阳城带来的名字，则代表他作为现代城市人的身份，故“我”在小说中是具有两种重要身份的主体。“在具体情况下，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身份之间，个人必须就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做出选择——不管是自觉的还是隐含的。”[1]在身份的抉择中，“我”在潜意识中倾向于城市人身份，无意识中选择了这一身份，这便是小说通过这一核心人物形象的身份抉择体现出的乡土逃离意识。
产生乡土逃离意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童年记忆对身份抉择的主导作用，“童年是生命的起点，是全部人性的最初开始”[2]。“童年的那些最深刻记忆能构成一个人的基本思维类型。”[2]“我”从出生到进入鸟麻城之前的十几年，一直都生活在现代城市阳城中，现代文明意识早已在“我”心中占据根深蒂固的位置。 “我”的思维与血液里早已流淌着现代文明的气息，是带着不同性质的文明进入鸟麻城的。故游走在以鸟麻城为背景的这样一个充满巫魅的幻想世界中，“我”总是持怀疑态度，试图用现代科技来解读传统巫术与古老的传说。在幻境中，幽灵王对“我”说，“我”不知道如何运用巫术的根源在于“我”对巫术仍有怀疑。作为传人，在经历了“洗尘”“落杖”等事件后，依然持怀疑态度，这是现代文明之光与古老传统之魅的对话。在这样的对話中，古老传统的弱势地位昭然若揭。作为巫师传人的“我”并未认可传人应该有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不自觉地选择了现代城市人的身份。在去不老村之前，“我”在网上浏览了相关信息，认为很可能是一些夸大的虚假广告。但为了升月，却要努力去相信所谓的离奇传说的合理性，这是“我”矛盾心理的体现。只是为了给升月一个希望，便促使自己的“阿Q精神”苏醒并长大，最后说出：“其实我的潜意识中早已相信有长生汤，要不，也不会陪升月到不老村来。”[3]因为是在“我”的梦境中，我们姑且认为长生汤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但是这样潜意识的认同并非是一种理性的趋同，而是在感性驱使下的自欺欺人。即使“我”知道不老村很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宣传，但是在急切希望升月好转的愿望的挟持下，“我”不得不麻木地相信之前怀疑的事实，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见“我”作为巫师的传人所带有的现代文明烙印的理性思考力和辨识力在逐渐减弱。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现代文明之光弱化了，正趋向于传统乡土人的身份认同。恰恰相反，这说明“我”，这个被现代文明哺育长大的少年，若完全撇弃他童年记忆对其成长的影响，继而直接转向乡土身份的认同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童年记忆对其产生乡土逃离意识的影响是无法抹去的，而这并非完全是消极影响。作为来自被现代文明所规训的巫师的传人，这样的乡土逃离意识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只有经历了两种文明的碰撞，在逃离之后，才能有回归的折返。而这样复杂过程的阐释，正说明了王勇英在乡土叙事的儿童小说领域的高明之处。
王勇英并没有把问题简单化，而是遵循乡土叙事机制的客观规律，更深刻地探寻了现代与传统共通之处的桥梁，逃离乡土是无法规避的过程，是乡土回归必经的阶段。在帮助升月的过程中，“我”开始迷失自己。小说的结尾部分，树鸡对他说：“你还是先找回你自己吧。”[3]这样的自己一定不是盲目认同传统乡土人身份的个体，而是在逃离乡土后，拥有了回归乡土的内在动力的个体。
二、乡土回归
“回归”是文学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乡土叙事的语境下，“乡土回归”更是叙事的主要立意所在。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末，市场经济体制早已占据生活的每个角落，商品经济与消费文化更是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喧嚣与快速成为当今生活状态和节奏的代名词。在此大的背景之下，生活在城市的现代人产生了对城市的异己感，从而把情感寄托投向乡土世界，产生了对于乡土的情感回归，这便是乡土回归的内在原因。王勇英在《巫师的传人2》中从儿童视角出发，另辟一条道路对这一主题进行剖析。鸟麻并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城池，现代文明早已潜入其中。以鸟麻城为代表的传统文明并没有抗拒现代文明的来临，而是保持接纳的态度，并以其强大的柔化作用，减小两种文化的碰撞力度。在乡土回归的叙事过程中，思考找寻逃离与回归平衡点的可行之路。乡土回归主要是指精神的回归，期盼在乡土世界中找寻到诗意栖居的可能性，而这样的乡土回归过程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不同人物形象的隐喻体现出来的。
首先是爷爷（老草各头）这个形象，他是智慧老人的原始意象。“儿童正处在集中地学习文化知识的时候，在给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较多出现智慧老人的形象是一种自然的现象。”[4]爷爷虽没有智慧老人的鹤发童颜和拐杖药葫芦，但却是关键时刻给予“我”指导的启发者。爷爷是民间土医，日常的生活就是在药楼里给别人看病或和朋友喝茶，仿佛是独立于世界的隐者。当“我”遇到麻烦、焦头烂额时，爷爷总是很冷静地给我指点。爷爷是鸟麻特性的集大成者，是“我”在鸟麻的精神寄托之一。“以前不太习惯的中草药味和茶香混合的味道，现在闻起来特别香”，[3]爷爷是推动“我”回归乡土的主要动力，代表了乡土叙事中的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坚守群体。 其次是升月这个人物形象。严格地说，“升月”是一个外来者形象，她从阳城来鸟麻城旅游，全然是一个外来探寻者，却不想在鸟麻城遭遇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情，激活了她与鸟麻城千丝万缕的联系。升月病好以后回到阳城，回到她所属的城市，城市生活却给她带来了不适与不安，她只想到能看到树和水的地方去。升月甚至在真正回到鸟麻城后，发出不想上学识字，只想做树、草或花的呼唤。尚未成年的升月，这样的呼唤来自她被城市生活的挤压强度过大、被压抑的天性过于持久后，终于在鸟麻城的大自然怀抱中找到了自我，产生了井喷式的情绪发泄。固然，像升月这样拒绝读书、否定现代文明，太过于理想化与直接化，方式过于极端，但升月却代表了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群体。他们被动地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无所谓好坏，只是重复地过每一天。一旦回归乡土，找寻到精神安放处时，便否定曾经寄存的现代城市文明。这是王勇英在儿童小说世界里，试图探讨的乡土逃离与乡土回归的另一种非常规情况。
由上可知，王勇英从儿童世界入手，独到地从这一视角出发，阐发在现代文明冲击中爬滚的现代人日益凸显的乡土回归心理。在这一乡土叙事机制中，不同群体在乡土世界的坚守者①的吸引下，生发出向乡土回归的文化现象。作者并没有忽视乡土逃离这一必不可少的过程，在叙事机制中，与乡土回归构成叙事张力，是王勇英在这部小说中着力探索的内在机制。不难看出，在这一机制中，作者企图寻找一条沟通传统与现代的可行道路。
三、梦中之舞
所谓梦中之舞，是指在梦境之中，自我成长得以实现，“舞”意在说明梦境中的“狂欢”。在儿童文学中，“梦是一种创造假定性艺术世界的主要手段”[5]，因为是梦，一些很神奇的事就可以合法地发生。《巫师的传人2》在梦境之中实现了人、妖、巫、灵的对话，“我”在这场对话中开始反思自己，并获得了成长。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将镜像看成是儿童获得主体意识的主要途径”，“这个‘镜’不一定是那个涂有水银底层的玻璃平面，可以是社会，是他人，我们是在他人身上见出自己的，通过在他人身上映照出来的镜像确认或否定自我”[6]。笔者所使用的镜像概念扩展至儿童小说之中，“梦”构成一个巨大的镜像，笼罩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现实中的“我”在“梦”的镜像中获得前进上升的启示。梦中的形象并不是自己真正的面目，而是一个理想的形象，这就注定了“我”会有梦醒的时刻，而乡土叙事的根基也必然会回到现实之中。小说结尾部分，“我”在树鸡“啪”的一巴掌中醒来，在如梦初醒的恍惚中，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诚然，若长期沉溺于梦境之中，人就会迷失自己，很可能在异化中走向精神分裂。
“我”在梦境之中找寻到了很多事物的答案，经历了一场不设限的狂欢之“舞”。但是有关尘世人的命运与关系却在梦醒之后破灭，升月并没有生病，腰吉不可能和升月的妈妈在一起，树鸡并没有一个叫花巫的儿时好友等。设咒、解咒的花语、风声等延伸到现实，“我”能读懂各种未曾谋面的植物，能够看懂古老的符画，仿佛只有属于巫、妖、灵的梦中“狂欢”方能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人”便失去了有效性。剩下的只是“巫、妖、灵”利用幻境给予“我”的启示。这就会促使人思考小说最后的回归现实是否只是一堆泡沫。小说结束于一个梦境，在最后跌落到凡尘。在梦境中实现的成长，是否可以延伸到实实在在的当下？在梦境中所形成的乡土叙事机制是否如梦境一般破碎？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人总是会在梦境中释放自己的潜意识，这是从本我、自我再上升到超我的某一动力。作者借梦境探寻出路，是否在潜意识中认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所实现的逃离与回归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幻境中实现。
我们看到，在梦境之中，王勇英的叙事可谓天马行空。存在阴湖、墓湖这样一个逃离人世的秘密桃园，也有读骨峰这样的神秘地点。有狼妖人、花妖这样被传授妖术的野巫存在，更有中蛊和解蛊等事件的发生，实现了一场叙事的狂欢。作者在这场叙事狂欢中找寻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共通之路。面对复杂的现实，王勇英试图将这样和谐单一的共通安排在梦境中完成。虽然作者并未成功地找到共通之路，但是她在“鸟麻之城系列”始终坚持探索传统与现代这样的二元流向在儿童世界是怎样呈现出来的，这种敢于尝试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王勇英的乡土叙事是带有南国异域特色的，这是她儿童小说独创性的根本特征。王勇英敢于在消费文化快速发展的浪潮中，转向市场相对较小的乡土小说的创作，是她身为儿童文学创作者的本真回归。王勇英从儿童的视角思考现代与传统之融合与冲突这一当下无法回避的主题，将这样的思考置于敘事之中，放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尝试在幻境中找寻出路。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并非仅仅局限于固有的儿童群体，而是囊括了成人世界。无疑，王勇英做到了这一点。期待作者接下来的作品，以及对此主题的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乡土世界的坚守者：这里指坚守传统文化的具体人物形象和抽象的传统文化魅力两个部分。
参考文献：
[1][印]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M].李风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王勇英.巫师的传人2：花语风声[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4]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荫山庄司等.现代青年心理学[M].邵道生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
[6]郑崇选.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巫师的传人2》是王勇英最新推出的“鸟麻之城系列”第二部，承袭了第一部将民间文化元素与幻想相融合、展现广西少数民族独特文学因子的总特征。在此基础上，王勇英又有了新的探索。作者从儿童文学的视角出发，在乡土叙事的文本话语建构中，或隐或显地呈现出现代人对远离尘嚣的自然故土的眷念与徘徊。在不自觉中透露出以作者为代表的成人世界在社会大转型的语境下，面对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相互碰撞与渗透的现实时，欲回归乡土，却又处于无意识逃离的场域中。因此，“逃离与回归”在《巫师的传人2》中形成有力的张力场，构成其乡土叙事机制。本文试图从乡土逃离与乡土回归中找寻其叙事机制及其背后的原因，以求进一步探讨作者能否找到一条有效连接“逃离”与“回归”的可行的融通之路。
一、乡土逃离
顾名思义，“乡土逃离”即是指在不认同乡土世界的同时，选择逃离乡土。这主要表现在巫师传人的身份抉择这一方面。身份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必须要依赖于他者，才会存在自我的身份界定。当人们先后处于由不同他者构成的群体时，便会出现多种不同身份并存的情况。“我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属于多种群体，每一种群体都赋予我们一种潜在重要的身份。”[1]夜盖寨的巫师传人“我”拥有“鸟麻”和“舞风”这两个分别象征传统与现代的名字，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鸟麻”取自隐匿于云雾中“鸟麻城”这座城池之名，代表传统乡土人的身份。而“舞风”这个从阳城带来的名字，则代表他作为现代城市人的身份，故“我”在小说中是具有两种重要身份的主体。“在具体情况下，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身份之间，个人必须就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做出选择——不管是自觉的还是隐含的。”[1]在身份的抉择中，“我”在潜意识中倾向于城市人身份，无意识中选择了这一身份，这便是小说通过这一核心人物形象的身份抉择体现出的乡土逃离意识。
产生乡土逃离意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童年记忆对身份抉择的主导作用，“童年是生命的起点，是全部人性的最初开始”[2]。“童年的那些最深刻记忆能构成一个人的基本思维类型。”[2]“我”从出生到进入鸟麻城之前的十几年，一直都生活在现代城市阳城中，现代文明意识早已在“我”心中占据根深蒂固的位置。 “我”的思维与血液里早已流淌着现代文明的气息，是带着不同性质的文明进入鸟麻城的。故游走在以鸟麻城为背景的这样一个充满巫魅的幻想世界中，“我”总是持怀疑态度，试图用现代科技来解读传统巫术与古老的传说。在幻境中，幽灵王对“我”说，“我”不知道如何运用巫术的根源在于“我”对巫术仍有怀疑。作为传人，在经历了“洗尘”“落杖”等事件后，依然持怀疑态度，这是现代文明之光与古老传统之魅的对话。在这样的对話中，古老传统的弱势地位昭然若揭。作为巫师传人的“我”并未认可传人应该有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不自觉地选择了现代城市人的身份。在去不老村之前，“我”在网上浏览了相关信息，认为很可能是一些夸大的虚假广告。但为了升月，却要努力去相信所谓的离奇传说的合理性，这是“我”矛盾心理的体现。只是为了给升月一个希望，便促使自己的“阿Q精神”苏醒并长大，最后说出：“其实我的潜意识中早已相信有长生汤，要不，也不会陪升月到不老村来。”[3]因为是在“我”的梦境中，我们姑且认为长生汤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但是这样潜意识的认同并非是一种理性的趋同，而是在感性驱使下的自欺欺人。即使“我”知道不老村很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宣传，但是在急切希望升月好转的愿望的挟持下，“我”不得不麻木地相信之前怀疑的事实，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见“我”作为巫师的传人所带有的现代文明烙印的理性思考力和辨识力在逐渐减弱。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现代文明之光弱化了，正趋向于传统乡土人的身份认同。恰恰相反，这说明“我”，这个被现代文明哺育长大的少年，若完全撇弃他童年记忆对其成长的影响，继而直接转向乡土身份的认同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童年记忆对其产生乡土逃离意识的影响是无法抹去的，而这并非完全是消极影响。作为来自被现代文明所规训的巫师的传人，这样的乡土逃离意识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只有经历了两种文明的碰撞，在逃离之后，才能有回归的折返。而这样复杂过程的阐释，正说明了王勇英在乡土叙事的儿童小说领域的高明之处。
王勇英并没有把问题简单化，而是遵循乡土叙事机制的客观规律，更深刻地探寻了现代与传统共通之处的桥梁，逃离乡土是无法规避的过程，是乡土回归必经的阶段。在帮助升月的过程中，“我”开始迷失自己。小说的结尾部分，树鸡对他说：“你还是先找回你自己吧。”[3]这样的自己一定不是盲目认同传统乡土人身份的个体，而是在逃离乡土后，拥有了回归乡土的内在动力的个体。
二、乡土回归
“回归”是文学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乡土叙事的语境下，“乡土回归”更是叙事的主要立意所在。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末，市场经济体制早已占据生活的每个角落，商品经济与消费文化更是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喧嚣与快速成为当今生活状态和节奏的代名词。在此大的背景之下，生活在城市的现代人产生了对城市的异己感，从而把情感寄托投向乡土世界，产生了对于乡土的情感回归，这便是乡土回归的内在原因。王勇英在《巫师的传人2》中从儿童视角出发，另辟一条道路对这一主题进行剖析。鸟麻并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城池，现代文明早已潜入其中。以鸟麻城为代表的传统文明并没有抗拒现代文明的来临，而是保持接纳的态度，并以其强大的柔化作用，减小两种文化的碰撞力度。在乡土回归的叙事过程中，思考找寻逃离与回归平衡点的可行之路。乡土回归主要是指精神的回归，期盼在乡土世界中找寻到诗意栖居的可能性，而这样的乡土回归过程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不同人物形象的隐喻体现出来的。
首先是爷爷（老草各头）这个形象，他是智慧老人的原始意象。“儿童正处在集中地学习文化知识的时候，在给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较多出现智慧老人的形象是一种自然的现象。”[4]爷爷虽没有智慧老人的鹤发童颜和拐杖药葫芦，但却是关键时刻给予“我”指导的启发者。爷爷是民间土医，日常的生活就是在药楼里给别人看病或和朋友喝茶，仿佛是独立于世界的隐者。当“我”遇到麻烦、焦头烂额时，爷爷总是很冷静地给我指点。爷爷是鸟麻特性的集大成者，是“我”在鸟麻的精神寄托之一。“以前不太习惯的中草药味和茶香混合的味道，现在闻起来特别香”，[3]爷爷是推动“我”回归乡土的主要动力，代表了乡土叙事中的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坚守群体。 其次是升月这个人物形象。严格地说，“升月”是一个外来者形象，她从阳城来鸟麻城旅游，全然是一个外来探寻者，却不想在鸟麻城遭遇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情，激活了她与鸟麻城千丝万缕的联系。升月病好以后回到阳城，回到她所属的城市，城市生活却给她带来了不适与不安，她只想到能看到树和水的地方去。升月甚至在真正回到鸟麻城后，发出不想上学识字，只想做树、草或花的呼唤。尚未成年的升月，这样的呼唤来自她被城市生活的挤压强度过大、被压抑的天性过于持久后，终于在鸟麻城的大自然怀抱中找到了自我，产生了井喷式的情绪发泄。固然，像升月这样拒绝读书、否定现代文明，太过于理想化与直接化，方式过于极端，但升月却代表了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群体。他们被动地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无所谓好坏，只是重复地过每一天。一旦回归乡土，找寻到精神安放处时，便否定曾经寄存的现代城市文明。这是王勇英在儿童小说世界里，试图探讨的乡土逃离与乡土回归的另一种非常规情况。
由上可知，王勇英从儿童世界入手，独到地从这一视角出发，阐发在现代文明冲击中爬滚的现代人日益凸显的乡土回归心理。在这一乡土叙事机制中，不同群体在乡土世界的坚守者①的吸引下，生发出向乡土回归的文化现象。作者并没有忽视乡土逃离这一必不可少的过程，在叙事机制中，与乡土回归构成叙事张力，是王勇英在这部小说中着力探索的内在机制。不难看出，在这一机制中，作者企图寻找一条沟通传统与现代的可行道路。
三、梦中之舞
所谓梦中之舞，是指在梦境之中，自我成长得以实现，“舞”意在说明梦境中的“狂欢”。在儿童文学中，“梦是一种创造假定性艺术世界的主要手段”[5]，因为是梦，一些很神奇的事就可以合法地发生。《巫师的传人2》在梦境之中实现了人、妖、巫、灵的对话，“我”在这场对话中开始反思自己，并获得了成长。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将镜像看成是儿童获得主体意识的主要途径”，“这个‘镜’不一定是那个涂有水银底层的玻璃平面，可以是社会，是他人，我们是在他人身上见出自己的，通过在他人身上映照出来的镜像确认或否定自我”[6]。笔者所使用的镜像概念扩展至儿童小说之中，“梦”构成一个巨大的镜像，笼罩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现实中的“我”在“梦”的镜像中获得前进上升的启示。梦中的形象并不是自己真正的面目，而是一个理想的形象，这就注定了“我”会有梦醒的时刻，而乡土叙事的根基也必然会回到现实之中。小说结尾部分，“我”在树鸡“啪”的一巴掌中醒来，在如梦初醒的恍惚中，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诚然，若长期沉溺于梦境之中，人就会迷失自己，很可能在异化中走向精神分裂。
“我”在梦境之中找寻到了很多事物的答案，经历了一场不设限的狂欢之“舞”。但是有关尘世人的命运与关系却在梦醒之后破灭，升月并没有生病，腰吉不可能和升月的妈妈在一起，树鸡并没有一个叫花巫的儿时好友等。设咒、解咒的花语、风声等延伸到现实，“我”能读懂各种未曾谋面的植物，能够看懂古老的符画，仿佛只有属于巫、妖、灵的梦中“狂欢”方能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人”便失去了有效性。剩下的只是“巫、妖、灵”利用幻境给予“我”的启示。这就会促使人思考小说最后的回归现实是否只是一堆泡沫。小说结束于一个梦境，在最后跌落到凡尘。在梦境中实现的成长，是否可以延伸到实实在在的当下？在梦境中所形成的乡土叙事机制是否如梦境一般破碎？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人总是会在梦境中释放自己的潜意识，这是从本我、自我再上升到超我的某一动力。作者借梦境探寻出路，是否在潜意识中认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所实现的逃离与回归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幻境中实现。
我们看到，在梦境之中，王勇英的叙事可谓天马行空。存在阴湖、墓湖这样一个逃离人世的秘密桃园，也有读骨峰这样的神秘地点。有狼妖人、花妖这样被传授妖术的野巫存在，更有中蛊和解蛊等事件的发生，实现了一场叙事的狂欢。作者在这场叙事狂欢中找寻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共通之路。面对复杂的现实，王勇英试图将这样和谐单一的共通安排在梦境中完成。虽然作者并未成功地找到共通之路，但是她在“鸟麻之城系列”始终坚持探索传统与现代这样的二元流向在儿童世界是怎样呈现出来的，这种敢于尝试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王勇英的乡土叙事是带有南国异域特色的，这是她儿童小说独创性的根本特征。王勇英敢于在消费文化快速发展的浪潮中，转向市场相对较小的乡土小说的创作，是她身为儿童文学创作者的本真回归。王勇英从儿童的视角思考现代与传统之融合与冲突这一当下无法回避的主题，将这样的思考置于敘事之中，放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尝试在幻境中找寻出路。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并非仅仅局限于固有的儿童群体，而是囊括了成人世界。无疑，王勇英做到了这一点。期待作者接下来的作品，以及对此主题的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乡土世界的坚守者：这里指坚守传统文化的具体人物形象和抽象的传统文化魅力两个部分。
参考文献：
[1][印]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M].李风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王勇英.巫师的传人2：花语风声[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4]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荫山庄司等.现代青年心理学[M].邵道生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
[6]郑崇选.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