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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伫立在上海的大地上沉思“江南”。
我说的“江南”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特指在这方地域上一个极小极小的“点”,这个“点”小得在中国地图上甚至无法找到。
然而,就是这个在地图上根本无法找到的“点”,它的影响却曾经波及整个中国近代史。这个“点”就是昔日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后来的上海江南造船厂,今天的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出现及后来的崛起,开了我国近代化军事及民族工业与其他诸项文化事业之先河。
我最早关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缘于珍藏于上海市档案馆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缘于这批珍贵档案文献于2002年3月首批登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经典名录》。这批档案的内容包括文献、图片及其他。这些档案是历史的沉淀,沉淀的历史。在我顺着这些档案昭示的内容,进行逐一解读的过程中,渐渐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历史有了大致了解,知道了它是中国近代大型官办企业,知道了它在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造船工业、机器工业,乃至科技、文化、教育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近代上海社会变迁和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这时,一个突然出现的情况,一下子引发了我对它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这个突然出现的情况,即是江南造船厂厂址被确定纳入2010年上海世博会动迁基地。关于如何动迁这一敏感话题,势必引起众人关注:工厂整体动迁后,原址厂房怎么办?这里的历史建筑是拆还是留?这些都充满变数。
突然知道江南造船厂的命运正面临一种不可知的变数后,就格外引起我的关注和沉思。在历史的长河里,许多事物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在此情况下,档案无疑成为最好的历史见证,通过它们,可以对沉淀的历史重新钩沉,对纷繁的历史重新梳理,从而在历史捕影中,获得感悟和启迪。于是,眼前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就成了我打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一“历史迷宫”大门的一把理想钥匙。
二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筹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思想酝酿过程和具体的实践探索过程,追溯起来,还得先从一个人谈起,他就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者容闳。
容闳生于1828年11月,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市)人,少年时代即接受西方教育,在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后一度回国。1863年,回到国内的容闳受到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邀赏,后者从安庆接连向他发出三封邀请信,邀请他到安庆晤谈,曾国藩有心要从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容闳那里吸取西方文化养料。两年前曾国藩主持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组织人力依照西洋式制造轮船等,其思想出发点即缘于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赞赏。
容闳应邀到达安庆后,他先向曾国藩的幕僚们建议:“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许多初级和基础性的机器厂……有了这样的一座机器厂(当然是一座第一流的机器厂)以后,他们就能够把它作为母厂进而生产出其他的工厂—也许是更优良更完善的机器厂。”在和曾国藩晤谈时,容闳再次提起了关于建立机器母厂一事:“中国欲建设机器厂,必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见《容闳自传》)
曾国藩采纳了容闳的建议,并凑集了6.8万两白银,请容闳向国外购置机器,并物色机器工程师。
而此时,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已于1862年5月,在府城松江创建了与安庆内军械所相似的、以手工生产弹药的小型上海洋炮局。曾国藩曾嘱咐李鸿章,趁生产枪炮的有利时机,将轮船制造一事提上议事日程,组建江南制造总局,以为洋务自强新政之张本。他反复强调制造轮船,“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见《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
曾国藩无疑是晚清“自强新政”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战争使他真正领教了西洋船坚炮利的效用。他已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尽完美,而西方文化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1864年9月27日,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关于在上海设厂制造武器与轮船的设想与要求。尽管京沪两地相距千里,传递信息往返不便,但不过一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函复批准。李鸿章遂责成江海关道丁日昌在上海以6万两(一说4万两)白银买下坐落在虹口(今九龙路溧阳路一带)的美商佛尔士(T.J.Falls)办的一所中型机器制造厂—旗记铁厂。同时将原先所办的几家洋炮局的设备合在一起归入该厂,正式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容闳从美国普特南机器公司购买的100余台机器运抵上海,全部归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安装使用。1865年9月,清廷批准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从打报告起,前后不过一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即告初步建成。这样的进程,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能不说是高效率。这与近代中国日渐形成的新型社会经济思潮固然有关,而晚清执政者及洋务领袖“励精图治”的迫切心态,于此也可见一斑。就这层意义而言,如果说办外交让李鸿章饱尝辛酸的话,那么办洋务却着实让他大大风光了一把。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初步建成后,即投入了枪支、火炮的生产。由于旗记铁厂位于虹口公共租界区,外国人反对在此设厂。再者李鸿章也觉得这里发展空间太小,“厂地狭窄,新增机器不敷位置”,于是他将目光瞄向南区,遂于1866年在高昌庙陈家港沿黄浦江岸购地70余亩。一年以后,新厂初步建成。1867年5月起,老厂陆续迁入。“局滨黄浦,三面统以围垣,前则列木为栏,署门额‘江南制造局’。”这就是日后局门路上的江南造船厂所在地。
也是从这一年起,一些杰出的“文化精英”开始陆续来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与外国人合译西方近代科技书籍。他们是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美国人林乐知,英国人傅兰雅等。第二年,曾国藩在给同治皇帝的《新造轮船折》中汇报了“添建翻译馆”及“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的意见。以后二三年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断扩充,又在厂区内建成木工厂、熟铁厂、铸铁厂、机器厂、锅炉厂、枪厂、轮船厂等七个下属厂。同时,还设置了近代中国最早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翻译馆,1869年又将上海同文馆迁入制造局,正式命名为广方言馆。这些举措客观上为晚清西学东渐高潮的到来提供了一定条件。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正常运转后,很重视容闳的意见,注重于“制器之器”的生产,从而为早期中国近代工业做了奠基工作。而随着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在这里安装完毕,则开始进一步提高了制造机器的能力,规模也日渐有了拓展。至1876年,高昌庙厂区已占地400余亩。
190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局坞分家,造船部分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中分离,改名江南船坞,由海军部领导;而制造枪炮的部分,后来分别并入了金陵和汉阳两个兵工厂。
辛亥革命后,1911年11月,革命军光复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人接收江南船坞。次年4月,由北洋政府海军部管辖,易名“海军江南造船所”。1938年,又被侵华日本海军接管,改称“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之后,又因交给日本三菱公司经营而改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海军部把厂名改为“海军江南造船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3年,才命名为江南造船厂。进入新时期,易名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稍加留意,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尽管岁月递嬗,名称多变,但其中“江南”二字始终没被拿掉。“江南”二字延续着百年历史文化脉系!
继续解读蕴含于“江南”历史文化脉系中的档案,我们还会惊喜地发现,“江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创造出了一系列堪可自豪的“第一”:
1868年,中国第一艘载重600吨的兵船“恬吉”号在“江南”下水;1871年,中国第一支林明敦式后装线膛步枪在“江南”制造成功;1875年,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在“江南”建成;1888年,中国第一门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在“江南”制成;1891年,中国第一炉钢在“江南”炼出;1896年,中国第一磅无烟火药在“江南”制出;1911年,中国吨位第一、性能第一的长江客货轮“江华”号在“江南”建成下水。
新中国成立以后,“江南”仍然创造着许多“第一”:
1957年,我国第一艘潜艇“新中国15号”在“江南”下水;1962年,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在“江南”造成;1965年,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的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交付使用;1966年,我国第一艘护卫舰在“江南”竣工……
三
如果说《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记载着“江南”的每一步发展历程,那么整座“江南”无疑承载着一页厚重的历史。正因为这一原因,当知道百年“江南”要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让道”(动迁)时,自然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说白了,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今人会为求便捷、图省事,不负责任地将它一拆了之。这样的事例在今天早已屡见不鲜。“拆真(古建筑)建假(古建筑)”,就是今天人们对此现象的一种嘲讽。我们当然不希望百年“江南”步此后尘。
“江南”是幸运的。一个让许多人宽慰的决策终于出台了:江南造船厂将陆续搬迁至毗邻上海市区、兀立于长江中的长兴岛上,百年“江南”将在那里再现,并重铸辉煌。
但问题又来了,原址上遗留的当年船坞、翻译馆、飞机库等饱经沧桑、极具历史遗韵的老建筑怎么办?
2005年,当上海新一届政协会议召开时,就有市政协委员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马上得到全国政协委员的重视。当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时,来自上海的3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即在两会前联名写了一份提案:建议把江南造船厂原址建成中国工业博物馆,使它成为世博会的一个亮点。
在北京,张彦仲、穆占英等工业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也在提案上署名。文艺界代表王安忆委员说,这不仅是上海的提案,也不仅是工业方面的提案,它蕴含了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
保护和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已成为政府管理的重中之重。没有谁会否认,历史风貌的保护决不能犯二次错,上海必须避免在“发展”的口号下或“长官意志”下,发生破坏历史风貌的现象。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上海在这方面曾有过曲折。如2002年年初,当时决定将连同位于苏州河西段的上海啤酒公司在内的由一个“U”形河道转弯围合而成的场地,建成苏州河边上最大的生态绿地公园—梦清园,而上海啤酒公司的建筑将被全部拆除。当拆除工作展开时,市规划局知道了这一情况,赶赴现场调查,立即中止了拆除作业,并最终确立了保护原则:尽可能恢复历史建筑原貌,将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重现出来,做到整旧如旧;并将修缮后的啤酒酿造车间用作“啤酒广场”,使之成为上海近现代工业发展状况的历史见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啤酒公司灌装楼和酿造楼两幢历史建筑的保护及修缮已告一段落,如今这两幢“劫后余生”的工业建筑已被升格列入了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而“啤酒酿造历史”本身也成了一种得以延续的资源。
诚然,一座城市要不断发展,必然会拆除旧房建新楼,但在拆和建的同时,怎样把历史建筑这一“凝固的音乐”中的精彩乐章精心保留下来,维护好、利用好,让它们成为文化都市独特的“遗产”,这也是对一座城市发展品位打造的极大考验。我国历史建筑保护资深专家、同济大学教授罗小未曾提出,历史建筑是一座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这要素不仅延续着城市的历史文脉,更是一座城市精神文化复兴的动力所在,因此,要把历史风貌区保护和历史建筑保护纳入城市设计的大框架中进行谋划。罗教授坦陈,她原先只是从情感出发,觉得历史建筑有其文化、政治、历史的价值,但现在却越来越感觉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应该成为被列入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必要元素。保护了历史建筑就是维持了城市的特色。
还有专家道出,以巴黎为代表的欧洲城市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是依靠以历史建筑保护为核心的大手笔城市设计,推动了城市的复兴,甚至在学术界缔造了沿用至今的名为“美丽城市”的保护设计理念。
而在我国,由于没有相应的文化遗产部管理历史遗产,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尚不尽如人意。但好在毕竟还是认识到,并在努力做了。按照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体规划,江南造船厂旧址东区将被定位为文化博览中心,委员们认为正好借这一机会在这一地区保存江南造船厂原有的经典建筑,建造一个中国工业博物馆。把那些有价值的建筑修旧如旧,这样既减少投资成本,也延续了城市的文脉。如果这个工业博物馆能够建成,还可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关于保留江南造船厂历史建筑的提案得到了规划部门的书面答复:江南造船厂的历史建筑肯定不会一拆了之,这些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建筑,将成为世博会的一大亮点。江南造船厂内,除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船坞旧址、飞机库等4处优秀历史建筑外,同样要保护的还有翻译楼、专家楼、将军楼等大批历史建筑。规划局目前已结合世博会地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初步确定了如下保护内容:
对厂内历史建筑较为集中、历史风貌保存完整的区域,将继承、保护其原有风貌;对已列为近代优秀历史建筑的给予重点保护,并且保留厂区内大部分建筑质量好且有人文价值的构筑物;充分利用现有建筑,把大型厂房和仓库改造为博物馆和展览馆,把景观性建筑与公共广场结合形成公共活动场所。
当然,保护历史建筑也要避免一个误区,那就是城市历史建筑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被动的保护对象,更应当被视为重要的资源和发展的动力。运作得法,历史风貌保护完全可以带来实际效益。对此,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曾举例说过,上海以前在做提篮桥历史风貌保护区规划时,在专家们的提议下,增加了“犹太人历史风貌保护区”。这里曾在历史上庇护过几万犹太人,近期一位90多岁的犹太老人到上海寻访故地,由于老建筑保护得法,他按图索骥,找到了曾经的“家”,令他欣喜不已。犹太人中不乏世界名流,这一历史风貌区的留存和保护,吸引了不少犹太人公司的投资,由此带来不错的商机。
四
还是让我们将视线重新切回到“江南”吧,看看“江南”在拆留问题上,最终是如何做好延续上海历史文脉这篇大手笔文章的。
中国船舶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受命为保留和改造江南造船厂历史建筑作筹划。该院上海久远工程承包有限公司总经理顾伟说,江南厂拥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更是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们将充分利用江南厂原址的文化历史资源,强化延续历史文脉。在设想上虽然仍可用“拆、改、留”三个字概括,但在细化上则会做到:拆—拆除少量不具有历史文化意义、不便世博会使用的建筑;改—那些建筑结构具有产业特征、可以加以利用的建筑,将利用结构,全面更新;留—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将根据世博会及后续使用的要求,尽可能恢复原貌,同时赋予新功能。其具体设想则是,利用江南厂部分原有设施,改建为世博会各类企业展馆和产业博物馆序列设施,保留区域内的历史建筑作为博物馆和辅助设施。厂区的一段铁轨、码头边的一台老式吊车,将为游客无声地讲述中国近代工业的历史。建于1867年的清朝洋务翻译馆,是中国最早的“西学东渐”的窗口,《化学鉴原》、《三角数理》、《微积溯源》等一大批基础科学类的著作,从这里进入中国。初步设想翻译馆原址修复后成为一个翻译博物馆。厂房作为工业文明的特殊产物,以大幅度的跨越和极富韵律的构件形式,展示出自身的结构之美。不仅飞机库、大车间可望保留下来,甚至连厂房里老式的行车也可以作为历史遗迹予以保存。而内部可以改造后用作会展,也可以改为剧场,成为滨江文化设施。清朝就建成的二号船坞,有专家建议,在世博会期间,可以靠泊邮轮,而世博会后,可以改建为水上餐厅,成为浦江一景。顾伟还提到,江南厂的“拆、改、留”,从长远看,还要考虑到世博会的后续利用,未来的这一片江岸,应该是一处公共空间,是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最佳平台之一,是“一个涌动着勃勃生机的地方,一个充满激情与遐想的地方,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而这样的前景建立的前提,就是要善待历史文化遗存。
高楼大厦没有可以新建,历史遗存消失了就无法再现。明乎此,“江南”的今天应该使我们从中得到启示。
作者单位:上海市档案局
我伫立在上海的大地上沉思“江南”。
我说的“江南”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特指在这方地域上一个极小极小的“点”,这个“点”小得在中国地图上甚至无法找到。
然而,就是这个在地图上根本无法找到的“点”,它的影响却曾经波及整个中国近代史。这个“点”就是昔日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后来的上海江南造船厂,今天的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出现及后来的崛起,开了我国近代化军事及民族工业与其他诸项文化事业之先河。
我最早关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缘于珍藏于上海市档案馆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缘于这批珍贵档案文献于2002年3月首批登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经典名录》。这批档案的内容包括文献、图片及其他。这些档案是历史的沉淀,沉淀的历史。在我顺着这些档案昭示的内容,进行逐一解读的过程中,渐渐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历史有了大致了解,知道了它是中国近代大型官办企业,知道了它在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造船工业、机器工业,乃至科技、文化、教育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近代上海社会变迁和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这时,一个突然出现的情况,一下子引发了我对它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这个突然出现的情况,即是江南造船厂厂址被确定纳入2010年上海世博会动迁基地。关于如何动迁这一敏感话题,势必引起众人关注:工厂整体动迁后,原址厂房怎么办?这里的历史建筑是拆还是留?这些都充满变数。
突然知道江南造船厂的命运正面临一种不可知的变数后,就格外引起我的关注和沉思。在历史的长河里,许多事物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在此情况下,档案无疑成为最好的历史见证,通过它们,可以对沉淀的历史重新钩沉,对纷繁的历史重新梳理,从而在历史捕影中,获得感悟和启迪。于是,眼前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就成了我打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一“历史迷宫”大门的一把理想钥匙。
二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筹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思想酝酿过程和具体的实践探索过程,追溯起来,还得先从一个人谈起,他就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者容闳。
容闳生于1828年11月,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市)人,少年时代即接受西方教育,在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后一度回国。1863年,回到国内的容闳受到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邀赏,后者从安庆接连向他发出三封邀请信,邀请他到安庆晤谈,曾国藩有心要从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容闳那里吸取西方文化养料。两年前曾国藩主持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组织人力依照西洋式制造轮船等,其思想出发点即缘于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赞赏。
容闳应邀到达安庆后,他先向曾国藩的幕僚们建议:“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许多初级和基础性的机器厂……有了这样的一座机器厂(当然是一座第一流的机器厂)以后,他们就能够把它作为母厂进而生产出其他的工厂—也许是更优良更完善的机器厂。”在和曾国藩晤谈时,容闳再次提起了关于建立机器母厂一事:“中国欲建设机器厂,必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见《容闳自传》)
曾国藩采纳了容闳的建议,并凑集了6.8万两白银,请容闳向国外购置机器,并物色机器工程师。
而此时,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已于1862年5月,在府城松江创建了与安庆内军械所相似的、以手工生产弹药的小型上海洋炮局。曾国藩曾嘱咐李鸿章,趁生产枪炮的有利时机,将轮船制造一事提上议事日程,组建江南制造总局,以为洋务自强新政之张本。他反复强调制造轮船,“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见《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
曾国藩无疑是晚清“自强新政”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战争使他真正领教了西洋船坚炮利的效用。他已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尽完美,而西方文化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1864年9月27日,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关于在上海设厂制造武器与轮船的设想与要求。尽管京沪两地相距千里,传递信息往返不便,但不过一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函复批准。李鸿章遂责成江海关道丁日昌在上海以6万两(一说4万两)白银买下坐落在虹口(今九龙路溧阳路一带)的美商佛尔士(T.J.Falls)办的一所中型机器制造厂—旗记铁厂。同时将原先所办的几家洋炮局的设备合在一起归入该厂,正式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容闳从美国普特南机器公司购买的100余台机器运抵上海,全部归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安装使用。1865年9月,清廷批准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从打报告起,前后不过一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即告初步建成。这样的进程,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能不说是高效率。这与近代中国日渐形成的新型社会经济思潮固然有关,而晚清执政者及洋务领袖“励精图治”的迫切心态,于此也可见一斑。就这层意义而言,如果说办外交让李鸿章饱尝辛酸的话,那么办洋务却着实让他大大风光了一把。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初步建成后,即投入了枪支、火炮的生产。由于旗记铁厂位于虹口公共租界区,外国人反对在此设厂。再者李鸿章也觉得这里发展空间太小,“厂地狭窄,新增机器不敷位置”,于是他将目光瞄向南区,遂于1866年在高昌庙陈家港沿黄浦江岸购地70余亩。一年以后,新厂初步建成。1867年5月起,老厂陆续迁入。“局滨黄浦,三面统以围垣,前则列木为栏,署门额‘江南制造局’。”这就是日后局门路上的江南造船厂所在地。
也是从这一年起,一些杰出的“文化精英”开始陆续来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与外国人合译西方近代科技书籍。他们是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美国人林乐知,英国人傅兰雅等。第二年,曾国藩在给同治皇帝的《新造轮船折》中汇报了“添建翻译馆”及“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的意见。以后二三年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断扩充,又在厂区内建成木工厂、熟铁厂、铸铁厂、机器厂、锅炉厂、枪厂、轮船厂等七个下属厂。同时,还设置了近代中国最早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翻译馆,1869年又将上海同文馆迁入制造局,正式命名为广方言馆。这些举措客观上为晚清西学东渐高潮的到来提供了一定条件。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正常运转后,很重视容闳的意见,注重于“制器之器”的生产,从而为早期中国近代工业做了奠基工作。而随着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在这里安装完毕,则开始进一步提高了制造机器的能力,规模也日渐有了拓展。至1876年,高昌庙厂区已占地400余亩。
190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局坞分家,造船部分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中分离,改名江南船坞,由海军部领导;而制造枪炮的部分,后来分别并入了金陵和汉阳两个兵工厂。
辛亥革命后,1911年11月,革命军光复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人接收江南船坞。次年4月,由北洋政府海军部管辖,易名“海军江南造船所”。1938年,又被侵华日本海军接管,改称“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之后,又因交给日本三菱公司经营而改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海军部把厂名改为“海军江南造船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3年,才命名为江南造船厂。进入新时期,易名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稍加留意,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尽管岁月递嬗,名称多变,但其中“江南”二字始终没被拿掉。“江南”二字延续着百年历史文化脉系!
继续解读蕴含于“江南”历史文化脉系中的档案,我们还会惊喜地发现,“江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创造出了一系列堪可自豪的“第一”:
1868年,中国第一艘载重600吨的兵船“恬吉”号在“江南”下水;1871年,中国第一支林明敦式后装线膛步枪在“江南”制造成功;1875年,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在“江南”建成;1888年,中国第一门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在“江南”制成;1891年,中国第一炉钢在“江南”炼出;1896年,中国第一磅无烟火药在“江南”制出;1911年,中国吨位第一、性能第一的长江客货轮“江华”号在“江南”建成下水。
新中国成立以后,“江南”仍然创造着许多“第一”:
1957年,我国第一艘潜艇“新中国15号”在“江南”下水;1962年,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在“江南”造成;1965年,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的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交付使用;1966年,我国第一艘护卫舰在“江南”竣工……
三
如果说《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记载着“江南”的每一步发展历程,那么整座“江南”无疑承载着一页厚重的历史。正因为这一原因,当知道百年“江南”要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让道”(动迁)时,自然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说白了,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今人会为求便捷、图省事,不负责任地将它一拆了之。这样的事例在今天早已屡见不鲜。“拆真(古建筑)建假(古建筑)”,就是今天人们对此现象的一种嘲讽。我们当然不希望百年“江南”步此后尘。
“江南”是幸运的。一个让许多人宽慰的决策终于出台了:江南造船厂将陆续搬迁至毗邻上海市区、兀立于长江中的长兴岛上,百年“江南”将在那里再现,并重铸辉煌。
但问题又来了,原址上遗留的当年船坞、翻译馆、飞机库等饱经沧桑、极具历史遗韵的老建筑怎么办?
2005年,当上海新一届政协会议召开时,就有市政协委员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马上得到全国政协委员的重视。当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时,来自上海的3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即在两会前联名写了一份提案:建议把江南造船厂原址建成中国工业博物馆,使它成为世博会的一个亮点。
在北京,张彦仲、穆占英等工业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也在提案上署名。文艺界代表王安忆委员说,这不仅是上海的提案,也不仅是工业方面的提案,它蕴含了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
保护和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已成为政府管理的重中之重。没有谁会否认,历史风貌的保护决不能犯二次错,上海必须避免在“发展”的口号下或“长官意志”下,发生破坏历史风貌的现象。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上海在这方面曾有过曲折。如2002年年初,当时决定将连同位于苏州河西段的上海啤酒公司在内的由一个“U”形河道转弯围合而成的场地,建成苏州河边上最大的生态绿地公园—梦清园,而上海啤酒公司的建筑将被全部拆除。当拆除工作展开时,市规划局知道了这一情况,赶赴现场调查,立即中止了拆除作业,并最终确立了保护原则:尽可能恢复历史建筑原貌,将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重现出来,做到整旧如旧;并将修缮后的啤酒酿造车间用作“啤酒广场”,使之成为上海近现代工业发展状况的历史见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啤酒公司灌装楼和酿造楼两幢历史建筑的保护及修缮已告一段落,如今这两幢“劫后余生”的工业建筑已被升格列入了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而“啤酒酿造历史”本身也成了一种得以延续的资源。
诚然,一座城市要不断发展,必然会拆除旧房建新楼,但在拆和建的同时,怎样把历史建筑这一“凝固的音乐”中的精彩乐章精心保留下来,维护好、利用好,让它们成为文化都市独特的“遗产”,这也是对一座城市发展品位打造的极大考验。我国历史建筑保护资深专家、同济大学教授罗小未曾提出,历史建筑是一座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这要素不仅延续着城市的历史文脉,更是一座城市精神文化复兴的动力所在,因此,要把历史风貌区保护和历史建筑保护纳入城市设计的大框架中进行谋划。罗教授坦陈,她原先只是从情感出发,觉得历史建筑有其文化、政治、历史的价值,但现在却越来越感觉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应该成为被列入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必要元素。保护了历史建筑就是维持了城市的特色。
还有专家道出,以巴黎为代表的欧洲城市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是依靠以历史建筑保护为核心的大手笔城市设计,推动了城市的复兴,甚至在学术界缔造了沿用至今的名为“美丽城市”的保护设计理念。
而在我国,由于没有相应的文化遗产部管理历史遗产,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尚不尽如人意。但好在毕竟还是认识到,并在努力做了。按照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体规划,江南造船厂旧址东区将被定位为文化博览中心,委员们认为正好借这一机会在这一地区保存江南造船厂原有的经典建筑,建造一个中国工业博物馆。把那些有价值的建筑修旧如旧,这样既减少投资成本,也延续了城市的文脉。如果这个工业博物馆能够建成,还可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关于保留江南造船厂历史建筑的提案得到了规划部门的书面答复:江南造船厂的历史建筑肯定不会一拆了之,这些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建筑,将成为世博会的一大亮点。江南造船厂内,除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船坞旧址、飞机库等4处优秀历史建筑外,同样要保护的还有翻译楼、专家楼、将军楼等大批历史建筑。规划局目前已结合世博会地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初步确定了如下保护内容:
对厂内历史建筑较为集中、历史风貌保存完整的区域,将继承、保护其原有风貌;对已列为近代优秀历史建筑的给予重点保护,并且保留厂区内大部分建筑质量好且有人文价值的构筑物;充分利用现有建筑,把大型厂房和仓库改造为博物馆和展览馆,把景观性建筑与公共广场结合形成公共活动场所。
当然,保护历史建筑也要避免一个误区,那就是城市历史建筑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被动的保护对象,更应当被视为重要的资源和发展的动力。运作得法,历史风貌保护完全可以带来实际效益。对此,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曾举例说过,上海以前在做提篮桥历史风貌保护区规划时,在专家们的提议下,增加了“犹太人历史风貌保护区”。这里曾在历史上庇护过几万犹太人,近期一位90多岁的犹太老人到上海寻访故地,由于老建筑保护得法,他按图索骥,找到了曾经的“家”,令他欣喜不已。犹太人中不乏世界名流,这一历史风貌区的留存和保护,吸引了不少犹太人公司的投资,由此带来不错的商机。
四
还是让我们将视线重新切回到“江南”吧,看看“江南”在拆留问题上,最终是如何做好延续上海历史文脉这篇大手笔文章的。
中国船舶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受命为保留和改造江南造船厂历史建筑作筹划。该院上海久远工程承包有限公司总经理顾伟说,江南厂拥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更是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们将充分利用江南厂原址的文化历史资源,强化延续历史文脉。在设想上虽然仍可用“拆、改、留”三个字概括,但在细化上则会做到:拆—拆除少量不具有历史文化意义、不便世博会使用的建筑;改—那些建筑结构具有产业特征、可以加以利用的建筑,将利用结构,全面更新;留—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将根据世博会及后续使用的要求,尽可能恢复原貌,同时赋予新功能。其具体设想则是,利用江南厂部分原有设施,改建为世博会各类企业展馆和产业博物馆序列设施,保留区域内的历史建筑作为博物馆和辅助设施。厂区的一段铁轨、码头边的一台老式吊车,将为游客无声地讲述中国近代工业的历史。建于1867年的清朝洋务翻译馆,是中国最早的“西学东渐”的窗口,《化学鉴原》、《三角数理》、《微积溯源》等一大批基础科学类的著作,从这里进入中国。初步设想翻译馆原址修复后成为一个翻译博物馆。厂房作为工业文明的特殊产物,以大幅度的跨越和极富韵律的构件形式,展示出自身的结构之美。不仅飞机库、大车间可望保留下来,甚至连厂房里老式的行车也可以作为历史遗迹予以保存。而内部可以改造后用作会展,也可以改为剧场,成为滨江文化设施。清朝就建成的二号船坞,有专家建议,在世博会期间,可以靠泊邮轮,而世博会后,可以改建为水上餐厅,成为浦江一景。顾伟还提到,江南厂的“拆、改、留”,从长远看,还要考虑到世博会的后续利用,未来的这一片江岸,应该是一处公共空间,是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最佳平台之一,是“一个涌动着勃勃生机的地方,一个充满激情与遐想的地方,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而这样的前景建立的前提,就是要善待历史文化遗存。
高楼大厦没有可以新建,历史遗存消失了就无法再现。明乎此,“江南”的今天应该使我们从中得到启示。
作者单位:上海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