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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对创造“东南亚奇迹”的四个主要国家的政治轨迹进行比较考察，以估量每个国家在这场崩溃中可能的后果。这一考察以菲律宾为开端，再谈到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印度尼西亚为另一端。
在“奇迹”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菲律宾看来是个可悲的例外：这个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美国的前殖民地，在其它国家高歌猛进时陷入了贫穷。但是在这场崩溃中，它的货币比泰国的铢，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当然还有印度尼西亚的盾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并且这个国家甚至正在摆脱而不是落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控制，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是，与马科斯政权的特点，以及它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崩溃的原因和时机有关。除了他是个文官政治家这个事实，马科斯是“热”冷战时代“东南亚”典型的暴君。他在一九六五年首次当选总统，当时林登·约翰逊正开始把大量美军派往越南。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特别是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巨大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是进行这场战争的中心。马科斯为提供这些便利索要了高额租金，雇佣菲律宾军队去越南服役，对在菲律宾土地上贮存核武器保持快乐的沉默，并叫嚣着支持美国的战争行为。反过来，也许也因为对尼克松最后两次总统竞选提供了大量个人财政资助，华盛顿对他在一九七二年建立盗贼式独裁视而不见，直至他合法的总统任期结束。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六年，马科斯家族和他们的密友，完全依赖美国的不断支持，系统地掠夺本不太强大的菲律宾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既促成在南部穆斯林地区弱小的分离主义叛乱，也激发了一场传播到国家各地的起义。但到八十年代初，“东南亚”冷战的“热”阶段结束了，里根的白宫开始冷静下来，认识到马科斯的独裁政权必须结束：它正在毁灭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中央情报局积极参预了反对这个政权的民众动员，正是美国军队的飞机最终突然把这对令人憎恨的夫妇从他们的宫殿带到夏威夷的“豪华”监狱之中。科拉松·阿基诺(她的丈夫于一九八三年在从美国流亡后回国时被马科斯的亲信谋杀)接管了政权，立即恢复了大部分马科斯之前的大地主式民主体制。当极右翼军人试图推翻她的政府时，华盛顿在反对他们的干预中起了决定作用。(最突出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一九八六年，正当“东亚奇迹”的高峰，菲律宾实际上破产了；但就在同时，正由于这个原因，它脱离了冷战体系。一方面，阿基诺被迫接受了非管制、自由化和紧缩政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在她的继任者菲德尔·拉莫斯治下仍在继续)，但是她怀着十足的正义谴责她可恶的前任。在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包括皮纳图博火山爆发的火山灰埋没了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人开始分阶段撤出在这个国家的军事设施，这个过程在一九九一年结束了。随着马科斯的垮台，共产党起义势头大减，分裂为多个派别，渐渐瓦解了。政府最终与主要的穆斯林叛乱者团体达成了解决方案。现在的寡头式但内有竞争的政权看来十分稳固，也没有强有力的理由认为菲律宾不会以不大的步子颠簸前行，渡过九十年代。总而言之，菲律宾在这场崩溃中损失最小，是因为它在崩溃来临之前很久就陷于破产，从未经历过“泡沫经济”，并从八十年代中期就有着一种“正常化”的半民主、半寡头的冷战后文官执政的政治体制。
比较起来，马来西亚和泰国受到较重的打击。马来西亚在“热”冷战时代是以非正常的重要方式经过的。这个国家一九六三年才创建，当时白厅将马来亚、新加坡、婆罗洲地区的沙捞越和沙巴匆匆地捏在了一起，新加坡后来在一九六五年独立出去。马来亚半岛本身在殖民国粉碎了强有力的当地共产主义运动后才得到独立(在一九五七年)。马来西亚继承了(后来改进了)殖民政权的严酷的反颠覆法律和无情的安全机构。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部分是因为伦敦坚持(至少在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期间)保持它自身在“东南亚”的存在，华盛顿在马来西亚的干预比在这个地区的其它部分要少。这个国家一直有着一个持久的专制性的政府，但它的持久性的基础与冷战无关，有关的只是马来种族群(占百分之五十二)的集体意志，面对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和较少(占百分之十)的“印度人”少数民族，垄断实际的政治权力。这意味着总理必须是马来人文官，这些总理没有一个是被公开的暴乱赶下台的。同时，马来人领导者也足够明智，允许“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受控制的和从容的政治参与。政府名义上总是由三个种族分明的党派组成的联盟，并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内阁部长。马来人企业家受到很多的优惠待遇，通常是在受保护的领域，但从未走到完全排斥发达和有活力的少数民族商人的极端。结果是一种不寻常的政治稳定，鼓励了多年来外国的广泛投资。从石油和天然气得到的充足财源也为政府财政提供了稳定的基础。虽然投机狂热和对膨胀的大规模计划在九十年代打击了马来西亚，腐败迅速滋长，这个国家由于两个特有的因素部分地避免了严重的瓦解。第一个是与富有的与其只有一条跨越柔佛海峡的短堤道相连的新加坡特有的竞争—共生关系，这个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的被李光耀控制了四十年的城市国家，总是对被夹在两个伊斯兰教讲马来语的，有着反华的暴乱历史的国家之间的位置很敏感，因而有一切理由帮助吉隆坡，而它的财富使它有这样做的条件，至少在这一点达到了目的。第二个原因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个马来人领导层自身的小城镇的狭隘观念，它感觉到需要公开强调伊斯兰教的价值，人们甚至可以说它面对老大哥印度尼西亚有着自卑情结。
马来西亚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面临的主要困难，将是它教育体制的落后，还有许多马来人当中那种吃现成的心理，他们整整一代人一直是政府慷慨赐予的特权受益者，这一模式让人想到像科威特这样的地方。在近期内，这个持久的政府以什么方式对经济危机作出回应，是加紧专制的控制，还是允许更多的民主参与并承担真正的公共责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相反，泰国从“东南亚”冷战的“热”阶段的开始，对美国人而言就是一个前线国家。早在一九三二年，一个军人—文官集团就推翻了专制君主政权；从三十年代末期起，军人的政治地位在披汶颁堪元帅领导下开始上升，并将泰国作为日本人的同盟国带入了太平洋战争。由于日本的失败暂时失去信誉后，军人通过一九四七年的政变重新掌权，立刻与华盛顿结成同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野蛮的比尔”多诺万(Donovon)被艾森豪威尔派到曼谷当大使。美国的控制在强人沙立·他那叻和他的副手们的政权统治下(一九五八——一九七三年)进一步加强。在越南战争的高潮期，几乎有五万名美国军人驻在泰国土地上，这个国家遍布军事基地，这些基地被用于从陆地、空中和海上进攻印度支那。同时，美国把大量的金钱投入泰国，用于军事设施、农村发展和教育，而日本在六十年代末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投资参与者。
由此导致的社会变化，在七十年代中期产生了为数巨大的新中产阶级和(一九六五年之后)共产党的起义，与日益增长的反对与美国结盟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未曾预见到的前所未有的一九七三年十月的群众总动员，在国王拉玛九世慎重的协助下，夺走了独裁者们的权力。一部自由宪法颁布了，泰国历史上最公平的选举举行了，到一九七六年三月，美国撤出了在泰国的军事存在，与北京建立了诚挚的关系。在同一年，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引发的国内剧烈的两极分化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血腥政变时达到高峰，此后数千理想主义和激进化的学生们逃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
在那时，一个极右翼军人政权极有可能得到巩固。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时冷战在亚洲已迅速冷却下来。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极端分子被将军江萨·差玛南领导的另一场政变推翻，他对地下组织的学生进行大赦，对外采取了发展与北京和河内良好关系的方针。江萨灵活的政策由于中—柬—越一九七八——七九年的三角战争而幸运地进一步发展，在这场战争中忠于北京的泰国共产党丧失了它在印度支那的安全后方，还丧失了新近招募的和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学生支持者。到一九八○年，这个党与其它的左派都退居不重要的地位。
因而从八十年代开始，现已得到中国、日本和美国支持的泰国基本上走出了冷战阶段。虽然这十年间大多数时期由一位将军担任总理，他的内阁也是松散结合的保守政党的联合体。经济“奇迹”为空前规模的贿选提供了基础，大商人和地方显贵的政治力量通过买通军队和官僚而稳步增长。军队在一九九一年又一次短期夺取了政权，不是以传统的“红色恐怖”的理由，而是基于文官政治家的腐败，但在一九九二年“血腥的五月”中被巨大的中产阶级动员起来赶下了台。
这个插曲产生的一个有价值的后果，是一场要求根本宪政制度改革的运动：减少腐败的官僚阶层的集中的权力，制止贿选，加强政党纪律和增加公共负责体制。泰国铢在一九九七年七月的崩溃，使那些最有力量对抗这些改革的群体失去信誉。新宪法在大多数方面是进步的，近来已经颁布。崩溃本身没有引起政治动乱，甚至大规模的示威，只导致一个腐败的文官内阁垮台，被另一个稍微廉洁些的政府取代。并且，得益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成功地整合进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之中，到目前还一直没有人寻找种族主义的替罪羊。泰国的政治精英通过屈从于国际风暴的压力，已成功地坚持了一个半世纪，不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顺从有什么大惊小怪。由于这些要求，它可能、也许马上，会遭到失业率上升和物价陡涨的报应。因为上面列举的理由，看来奇迹将不会在泰国重现，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国家的冷战后政治秩序足够灵活，根基足够稳固，能保证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缓慢地恢复过来。
然而印度尼西亚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尼西亚经济在一九六四—六五年实际上已经崩溃了，这是过度膨胀、腐败的军方操纵的巨大国有化领域和苏加诺绝对专制的政策造成的后果。这次崩溃是造成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和一九六六年一月间对合法的、非武装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同盟大规模屠杀的心理气氛的关键因素，它付出了牺牲五十万人的代价，还有不经审讯却常进行拷问的监禁，使另外几十万人被关了许多年。此后不久就推翻了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总统苏加诺这个令华盛顿头痛的怪物。正在美国军队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而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之外最大的共产党的可怕毁灭，使得这场大屠杀的指挥者苏哈托将军赢得了美国的迅速支持。在一九六六年春天，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热”冷战政权就在恐怖之后建立起来了。
在其早期，这个独裁政权完全满足了美国的希望，并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群新古典派，在美国受训练的经济学家管理着经济，结束了过度膨胀，把许多国有公司私有化，或归还给它们原先的外国所有者，并鼓励外国投资制造业和投资开采这个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与美国达成了秘密协定，允许美国核潜艇潜过印度尼西亚的水域而不浮出海面，以躲避苏联卫星的追踪。作为回报，华盛顿组织了跨政府援助印度尼西亚集团(IGGI)，一个由美国、日本和主要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国际财团，在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里给这个国家的“发展”预算注入了大量的和稳定的资金。这些政策，它们的效果在新近由石油致富的印度尼西亚得到极大增强，这个国家受益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九七三年大幅度提高油价。这是苏哈托政权得以巩固和印度尼西亚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奇迹的两个关键性的基础。华盛顿极为满意，以致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之后，当苏哈托决定入侵和占领东帝汶这个前葡萄牙小小的殖民地时，福特和卡特政府无视这个侵略事实，达到侵略目的所用的武器百分之九十是美国的，这大大地违反了两国一九五八年双边武器协议。美国还在国际制裁中维护雅加达，并秘密提供杀伤性的在越南战争中使用的OV—10对地攻击直升机，它如此有效地摧毁了东帝汶人的抵抗和东帝汶的农村环境与社会。(超过二十万东帝汶人，即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间非自然死亡。)
随着时光流逝，苏哈托政权以必将产生长远后果的方式，逐渐改变了它的内部特性。在早些年中，他是将军统治集团中的第一人，他的权力基本上来自军队，他的权威基于恐惧和由美国安排的经济稳定受欢迎的效果。在那些日子里，有名的富人是军队的高级军官，最臭名昭著的是伊布雷·苏托沃将军，长期是国家石油公司帕塔米那(Pertamina)的首脑，他的管理使这一组织在一九七五年欧佩克(OPEC)处于成功的高峰时破产。然而长期以来，苏哈托将他的战友甩到一边，建立起个人独裁，今天雅加达说笑话的人称之为“我们的泰坦尼克号”，其意义是双重的。
一方面，苏哈托完善了一种选举制度和一个以巨大的官僚制为基础的国家政党，以确保他完全控制立法和人民协商会议(它选择总统和确定国家政策的总纲)，他颇为狡猾地建立和资助了两个名义上的反对党，一个是热诚的穆斯林，另一个是基督教徒和其他害怕这类穆斯林的人。利用这些机制和国内外各种来源的无限的资金，可以演出无穷的“自由选举”，也使他自己长期一直被任命为总统而无人反对。
另一方面，他开始利用印度尼西亚的很不被喜欢的少数民族“中国人”确保他对这个国家国内财富的控制。在这个政权的早期，苏哈托断绝了与“红色中国”的外交关系，封闭了“中文”学校与报纸，强迫“中国人”将他们的名字改为穆斯林或爪哇语发音的名字，并立法将这些人们的官方名称写为“支那”(tjina／cina)(以China为根据)。他后来认识到对“中国人”政治—文化的镇压和强迫聚居可以服务于其它目的。一方面，“中国人”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完全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权力之外。同时，这些“中国人少数民族”被鼓励集中在商业领域，他们中间一小撮精英被提拔到他个人保护之下的超级大亨阶层中。在这种“分而治之”体制中，人们可以说“中国人”有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权力，而当地的印度尼西亚人(对于苏哈托而言这些人中可能出现对手或继承人)可以有政治地位，但没有集中的独立的财富来源。
这些“宫廷大亨们”也是建立苏哈托家庭巨大到难以置信的财富的代理人，他们使马科斯家族在鼎盛时期的掠夺相形见绌。这些超级大亨阶层靠政治手段重新垄断经济的关键部门，特别是银行业、进口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苏哈托的“皇家子女”和其他亲戚在大亨们的公司里得到大批股份，从大亨拥有的银行无限制地借贷，并附带垄断特定的出口品(例如丁香)和进口品(例如塑料)。这种榜样在“奇迹”年代上行下效，因而印度尼西亚通常与尼日利亚和中国一道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三个国家之一；因而这个在一九六○年曾与南朝鲜处于同样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在三十年后完全被后者超过了。
时间的逝去必然也产生它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苏哈托作为国家首脑的时间比世界上所有非君主制领袖都长，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有差不多长的多哥的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eEyadema)。多年来他能依赖对一九六五—六六年“大屠宰”的记忆保持印度尼西亚公众在政治上的沉默。但是今天，只有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才有这种记忆，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都要年轻得多。这个政权仍然举起“潜伏”的幽灵或“复发的”共产主义来证明它镇压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僵硬的冷战式的花言巧语说服不了任何人。现在领导军队的将军们在大屠杀发生时还是没长胡子的军校学员，比他们的总统整整年轻一代人。在九十年代开始，一代新的、庞大得多的工厂工人中，其中许多人是妇女，产生了越来越大胆的爆发力，通过罢工和其它形式的抵抗，破坏着这个政权对劳动者的总体控制。新中产阶级是从这个奇迹中诞生的，他们最初的感激已转变为对资本主义亚洲这个最后的冷战政权的贪婪和压迫的失望和厌恶，是因为他们已看到，在其它地方压迫都已令人愉快地减少了。
印度尼西亚盾灾难性的崩溃，要比任何其它过度膨胀的地区性通货所遭受的崩溃严重得多，这意味着每个人，不论印度尼西亚人还是外国人，都认识到，印度尼西亚现代史上第二次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经济破产，“发展之父”苏哈托的政治机器还确保他一致再度当选为总统，还有他的门徒，在德国受训的航空工程师哈比比当选副总统。他的女儿“图蒂”被任命为社会事务部长，还有他宠信的“中国人”大亨为贸易部长，而他的女婿是军队精华——战略部队(StrategicCommand)的司令。多年来对两个党派和几十个社会组织的压制和操纵，看来削弱了它们进行那种使南朝鲜、菲律宾和泰国从冷战政治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有目标的社会运动的能力。结果是民众到现在为止，对崩溃的苦难的反应主要是骚乱，反对和抢掠那些“中国人”的财产。这种骚乱的后果只能使经济进一步瘫痪。
苏哈托完全明白，他在世界上各大国眼中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大问题，而不再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他知道在大屠杀时代还是一个学生的克林顿，会愿意他下台。但是他在他的泰坦尼克号下沉时还要赖着不走。他太老，太狭隘，太骄傲，不能打好行李走人。新秩序是由他建立，为他服务的，没有他就不能存在下去。但是有他也在劫难逃。还没有人对在他之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有清晰的见解，但这种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只是加深了对一个长期遭到破坏的国家的未来和可能蔓延的动乱与失序的普遍恐惧。不管它在何时何地起伏发展，苏加诺都会搓着他那魔爪般的手。
在“奇迹”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菲律宾看来是个可悲的例外：这个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美国的前殖民地，在其它国家高歌猛进时陷入了贫穷。但是在这场崩溃中，它的货币比泰国的铢，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当然还有印度尼西亚的盾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并且这个国家甚至正在摆脱而不是落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控制，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是，与马科斯政权的特点，以及它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崩溃的原因和时机有关。除了他是个文官政治家这个事实，马科斯是“热”冷战时代“东南亚”典型的暴君。他在一九六五年首次当选总统，当时林登·约翰逊正开始把大量美军派往越南。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特别是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巨大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是进行这场战争的中心。马科斯为提供这些便利索要了高额租金，雇佣菲律宾军队去越南服役，对在菲律宾土地上贮存核武器保持快乐的沉默，并叫嚣着支持美国的战争行为。反过来，也许也因为对尼克松最后两次总统竞选提供了大量个人财政资助，华盛顿对他在一九七二年建立盗贼式独裁视而不见，直至他合法的总统任期结束。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六年，马科斯家族和他们的密友，完全依赖美国的不断支持，系统地掠夺本不太强大的菲律宾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既促成在南部穆斯林地区弱小的分离主义叛乱，也激发了一场传播到国家各地的起义。但到八十年代初，“东南亚”冷战的“热”阶段结束了，里根的白宫开始冷静下来，认识到马科斯的独裁政权必须结束：它正在毁灭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中央情报局积极参预了反对这个政权的民众动员，正是美国军队的飞机最终突然把这对令人憎恨的夫妇从他们的宫殿带到夏威夷的“豪华”监狱之中。科拉松·阿基诺(她的丈夫于一九八三年在从美国流亡后回国时被马科斯的亲信谋杀)接管了政权，立即恢复了大部分马科斯之前的大地主式民主体制。当极右翼军人试图推翻她的政府时，华盛顿在反对他们的干预中起了决定作用。(最突出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一九八六年，正当“东亚奇迹”的高峰，菲律宾实际上破产了；但就在同时，正由于这个原因，它脱离了冷战体系。一方面，阿基诺被迫接受了非管制、自由化和紧缩政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在她的继任者菲德尔·拉莫斯治下仍在继续)，但是她怀着十足的正义谴责她可恶的前任。在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包括皮纳图博火山爆发的火山灰埋没了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人开始分阶段撤出在这个国家的军事设施，这个过程在一九九一年结束了。随着马科斯的垮台，共产党起义势头大减，分裂为多个派别，渐渐瓦解了。政府最终与主要的穆斯林叛乱者团体达成了解决方案。现在的寡头式但内有竞争的政权看来十分稳固，也没有强有力的理由认为菲律宾不会以不大的步子颠簸前行，渡过九十年代。总而言之，菲律宾在这场崩溃中损失最小，是因为它在崩溃来临之前很久就陷于破产，从未经历过“泡沫经济”，并从八十年代中期就有着一种“正常化”的半民主、半寡头的冷战后文官执政的政治体制。
比较起来，马来西亚和泰国受到较重的打击。马来西亚在“热”冷战时代是以非正常的重要方式经过的。这个国家一九六三年才创建，当时白厅将马来亚、新加坡、婆罗洲地区的沙捞越和沙巴匆匆地捏在了一起，新加坡后来在一九六五年独立出去。马来亚半岛本身在殖民国粉碎了强有力的当地共产主义运动后才得到独立(在一九五七年)。马来西亚继承了(后来改进了)殖民政权的严酷的反颠覆法律和无情的安全机构。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部分是因为伦敦坚持(至少在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期间)保持它自身在“东南亚”的存在，华盛顿在马来西亚的干预比在这个地区的其它部分要少。这个国家一直有着一个持久的专制性的政府，但它的持久性的基础与冷战无关，有关的只是马来种族群(占百分之五十二)的集体意志，面对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和较少(占百分之十)的“印度人”少数民族，垄断实际的政治权力。这意味着总理必须是马来人文官，这些总理没有一个是被公开的暴乱赶下台的。同时，马来人领导者也足够明智，允许“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受控制的和从容的政治参与。政府名义上总是由三个种族分明的党派组成的联盟，并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内阁部长。马来人企业家受到很多的优惠待遇，通常是在受保护的领域，但从未走到完全排斥发达和有活力的少数民族商人的极端。结果是一种不寻常的政治稳定，鼓励了多年来外国的广泛投资。从石油和天然气得到的充足财源也为政府财政提供了稳定的基础。虽然投机狂热和对膨胀的大规模计划在九十年代打击了马来西亚，腐败迅速滋长，这个国家由于两个特有的因素部分地避免了严重的瓦解。第一个是与富有的与其只有一条跨越柔佛海峡的短堤道相连的新加坡特有的竞争—共生关系，这个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的被李光耀控制了四十年的城市国家，总是对被夹在两个伊斯兰教讲马来语的，有着反华的暴乱历史的国家之间的位置很敏感，因而有一切理由帮助吉隆坡，而它的财富使它有这样做的条件，至少在这一点达到了目的。第二个原因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个马来人领导层自身的小城镇的狭隘观念，它感觉到需要公开强调伊斯兰教的价值，人们甚至可以说它面对老大哥印度尼西亚有着自卑情结。
马来西亚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面临的主要困难，将是它教育体制的落后，还有许多马来人当中那种吃现成的心理，他们整整一代人一直是政府慷慨赐予的特权受益者，这一模式让人想到像科威特这样的地方。在近期内，这个持久的政府以什么方式对经济危机作出回应，是加紧专制的控制，还是允许更多的民主参与并承担真正的公共责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相反，泰国从“东南亚”冷战的“热”阶段的开始，对美国人而言就是一个前线国家。早在一九三二年，一个军人—文官集团就推翻了专制君主政权；从三十年代末期起，军人的政治地位在披汶颁堪元帅领导下开始上升，并将泰国作为日本人的同盟国带入了太平洋战争。由于日本的失败暂时失去信誉后，军人通过一九四七年的政变重新掌权，立刻与华盛顿结成同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野蛮的比尔”多诺万(Donovon)被艾森豪威尔派到曼谷当大使。美国的控制在强人沙立·他那叻和他的副手们的政权统治下(一九五八——一九七三年)进一步加强。在越南战争的高潮期，几乎有五万名美国军人驻在泰国土地上，这个国家遍布军事基地，这些基地被用于从陆地、空中和海上进攻印度支那。同时，美国把大量的金钱投入泰国，用于军事设施、农村发展和教育，而日本在六十年代末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投资参与者。
由此导致的社会变化，在七十年代中期产生了为数巨大的新中产阶级和(一九六五年之后)共产党的起义，与日益增长的反对与美国结盟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未曾预见到的前所未有的一九七三年十月的群众总动员，在国王拉玛九世慎重的协助下，夺走了独裁者们的权力。一部自由宪法颁布了，泰国历史上最公平的选举举行了，到一九七六年三月，美国撤出了在泰国的军事存在，与北京建立了诚挚的关系。在同一年，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引发的国内剧烈的两极分化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血腥政变时达到高峰，此后数千理想主义和激进化的学生们逃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
在那时，一个极右翼军人政权极有可能得到巩固。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时冷战在亚洲已迅速冷却下来。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极端分子被将军江萨·差玛南领导的另一场政变推翻，他对地下组织的学生进行大赦，对外采取了发展与北京和河内良好关系的方针。江萨灵活的政策由于中—柬—越一九七八——七九年的三角战争而幸运地进一步发展，在这场战争中忠于北京的泰国共产党丧失了它在印度支那的安全后方，还丧失了新近招募的和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学生支持者。到一九八○年，这个党与其它的左派都退居不重要的地位。
因而从八十年代开始，现已得到中国、日本和美国支持的泰国基本上走出了冷战阶段。虽然这十年间大多数时期由一位将军担任总理，他的内阁也是松散结合的保守政党的联合体。经济“奇迹”为空前规模的贿选提供了基础，大商人和地方显贵的政治力量通过买通军队和官僚而稳步增长。军队在一九九一年又一次短期夺取了政权，不是以传统的“红色恐怖”的理由，而是基于文官政治家的腐败，但在一九九二年“血腥的五月”中被巨大的中产阶级动员起来赶下了台。
这个插曲产生的一个有价值的后果，是一场要求根本宪政制度改革的运动：减少腐败的官僚阶层的集中的权力，制止贿选，加强政党纪律和增加公共负责体制。泰国铢在一九九七年七月的崩溃，使那些最有力量对抗这些改革的群体失去信誉。新宪法在大多数方面是进步的，近来已经颁布。崩溃本身没有引起政治动乱，甚至大规模的示威，只导致一个腐败的文官内阁垮台，被另一个稍微廉洁些的政府取代。并且，得益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成功地整合进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之中，到目前还一直没有人寻找种族主义的替罪羊。泰国的政治精英通过屈从于国际风暴的压力，已成功地坚持了一个半世纪，不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顺从有什么大惊小怪。由于这些要求，它可能、也许马上，会遭到失业率上升和物价陡涨的报应。因为上面列举的理由，看来奇迹将不会在泰国重现，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国家的冷战后政治秩序足够灵活，根基足够稳固，能保证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缓慢地恢复过来。
然而印度尼西亚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尼西亚经济在一九六四—六五年实际上已经崩溃了，这是过度膨胀、腐败的军方操纵的巨大国有化领域和苏加诺绝对专制的政策造成的后果。这次崩溃是造成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和一九六六年一月间对合法的、非武装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同盟大规模屠杀的心理气氛的关键因素，它付出了牺牲五十万人的代价，还有不经审讯却常进行拷问的监禁，使另外几十万人被关了许多年。此后不久就推翻了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总统苏加诺这个令华盛顿头痛的怪物。正在美国军队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而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之外最大的共产党的可怕毁灭，使得这场大屠杀的指挥者苏哈托将军赢得了美国的迅速支持。在一九六六年春天，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热”冷战政权就在恐怖之后建立起来了。
在其早期，这个独裁政权完全满足了美国的希望，并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群新古典派，在美国受训练的经济学家管理着经济，结束了过度膨胀，把许多国有公司私有化，或归还给它们原先的外国所有者，并鼓励外国投资制造业和投资开采这个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与美国达成了秘密协定，允许美国核潜艇潜过印度尼西亚的水域而不浮出海面，以躲避苏联卫星的追踪。作为回报，华盛顿组织了跨政府援助印度尼西亚集团(IGGI)，一个由美国、日本和主要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国际财团，在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里给这个国家的“发展”预算注入了大量的和稳定的资金。这些政策，它们的效果在新近由石油致富的印度尼西亚得到极大增强，这个国家受益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九七三年大幅度提高油价。这是苏哈托政权得以巩固和印度尼西亚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奇迹的两个关键性的基础。华盛顿极为满意，以致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之后，当苏哈托决定入侵和占领东帝汶这个前葡萄牙小小的殖民地时，福特和卡特政府无视这个侵略事实，达到侵略目的所用的武器百分之九十是美国的，这大大地违反了两国一九五八年双边武器协议。美国还在国际制裁中维护雅加达，并秘密提供杀伤性的在越南战争中使用的OV—10对地攻击直升机，它如此有效地摧毁了东帝汶人的抵抗和东帝汶的农村环境与社会。(超过二十万东帝汶人，即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间非自然死亡。)
随着时光流逝，苏哈托政权以必将产生长远后果的方式，逐渐改变了它的内部特性。在早些年中，他是将军统治集团中的第一人，他的权力基本上来自军队，他的权威基于恐惧和由美国安排的经济稳定受欢迎的效果。在那些日子里，有名的富人是军队的高级军官，最臭名昭著的是伊布雷·苏托沃将军，长期是国家石油公司帕塔米那(Pertamina)的首脑，他的管理使这一组织在一九七五年欧佩克(OPEC)处于成功的高峰时破产。然而长期以来，苏哈托将他的战友甩到一边，建立起个人独裁，今天雅加达说笑话的人称之为“我们的泰坦尼克号”，其意义是双重的。
一方面，苏哈托完善了一种选举制度和一个以巨大的官僚制为基础的国家政党，以确保他完全控制立法和人民协商会议(它选择总统和确定国家政策的总纲)，他颇为狡猾地建立和资助了两个名义上的反对党，一个是热诚的穆斯林，另一个是基督教徒和其他害怕这类穆斯林的人。利用这些机制和国内外各种来源的无限的资金，可以演出无穷的“自由选举”，也使他自己长期一直被任命为总统而无人反对。
另一方面，他开始利用印度尼西亚的很不被喜欢的少数民族“中国人”确保他对这个国家国内财富的控制。在这个政权的早期，苏哈托断绝了与“红色中国”的外交关系，封闭了“中文”学校与报纸，强迫“中国人”将他们的名字改为穆斯林或爪哇语发音的名字，并立法将这些人们的官方名称写为“支那”(tjina／cina)(以China为根据)。他后来认识到对“中国人”政治—文化的镇压和强迫聚居可以服务于其它目的。一方面，“中国人”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完全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权力之外。同时，这些“中国人少数民族”被鼓励集中在商业领域，他们中间一小撮精英被提拔到他个人保护之下的超级大亨阶层中。在这种“分而治之”体制中，人们可以说“中国人”有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权力，而当地的印度尼西亚人(对于苏哈托而言这些人中可能出现对手或继承人)可以有政治地位，但没有集中的独立的财富来源。
这些“宫廷大亨们”也是建立苏哈托家庭巨大到难以置信的财富的代理人，他们使马科斯家族在鼎盛时期的掠夺相形见绌。这些超级大亨阶层靠政治手段重新垄断经济的关键部门，特别是银行业、进口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苏哈托的“皇家子女”和其他亲戚在大亨们的公司里得到大批股份，从大亨拥有的银行无限制地借贷，并附带垄断特定的出口品(例如丁香)和进口品(例如塑料)。这种榜样在“奇迹”年代上行下效，因而印度尼西亚通常与尼日利亚和中国一道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三个国家之一；因而这个在一九六○年曾与南朝鲜处于同样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在三十年后完全被后者超过了。
时间的逝去必然也产生它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苏哈托作为国家首脑的时间比世界上所有非君主制领袖都长，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有差不多长的多哥的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eEyadema)。多年来他能依赖对一九六五—六六年“大屠宰”的记忆保持印度尼西亚公众在政治上的沉默。但是今天，只有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才有这种记忆，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都要年轻得多。这个政权仍然举起“潜伏”的幽灵或“复发的”共产主义来证明它镇压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僵硬的冷战式的花言巧语说服不了任何人。现在领导军队的将军们在大屠杀发生时还是没长胡子的军校学员，比他们的总统整整年轻一代人。在九十年代开始，一代新的、庞大得多的工厂工人中，其中许多人是妇女，产生了越来越大胆的爆发力，通过罢工和其它形式的抵抗，破坏着这个政权对劳动者的总体控制。新中产阶级是从这个奇迹中诞生的，他们最初的感激已转变为对资本主义亚洲这个最后的冷战政权的贪婪和压迫的失望和厌恶，是因为他们已看到，在其它地方压迫都已令人愉快地减少了。
印度尼西亚盾灾难性的崩溃，要比任何其它过度膨胀的地区性通货所遭受的崩溃严重得多，这意味着每个人，不论印度尼西亚人还是外国人，都认识到，印度尼西亚现代史上第二次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经济破产，“发展之父”苏哈托的政治机器还确保他一致再度当选为总统，还有他的门徒，在德国受训的航空工程师哈比比当选副总统。他的女儿“图蒂”被任命为社会事务部长，还有他宠信的“中国人”大亨为贸易部长，而他的女婿是军队精华——战略部队(StrategicCommand)的司令。多年来对两个党派和几十个社会组织的压制和操纵，看来削弱了它们进行那种使南朝鲜、菲律宾和泰国从冷战政治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有目标的社会运动的能力。结果是民众到现在为止，对崩溃的苦难的反应主要是骚乱，反对和抢掠那些“中国人”的财产。这种骚乱的后果只能使经济进一步瘫痪。
苏哈托完全明白，他在世界上各大国眼中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大问题，而不再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他知道在大屠杀时代还是一个学生的克林顿，会愿意他下台。但是他在他的泰坦尼克号下沉时还要赖着不走。他太老，太狭隘，太骄傲，不能打好行李走人。新秩序是由他建立，为他服务的，没有他就不能存在下去。但是有他也在劫难逃。还没有人对在他之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有清晰的见解，但这种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只是加深了对一个长期遭到破坏的国家的未来和可能蔓延的动乱与失序的普遍恐惧。不管它在何时何地起伏发展，苏加诺都会搓着他那魔爪般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