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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非典爆发，2004年禽流感事件，2005年四川猪链球菌事件、松花江河水污染事件，到2006年一次比一次强劲的台风的侵袭，一次又一次的矿难，仿佛都象征着我国已经进入了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突发公共事件的频频发生既考验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同样也向各大媒体提出了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课题，那么，媒体怎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受众对媒体过去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表现有何评价和看法呢？带着以上的问题，笔者近来对1281名广州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来自各行各业，代表了不同领域的广州市民意见。调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了解广州市民对媒体进行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的作用评价，一方面为媒体和政府的工作提供参考意见，另一方面可以从中了解受众的产品诉求方向，为增进媒体和受众之间的沟通搭建桥梁。
一、公众对突发公共新闻有巨大需求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上百万人伤亡，经济损失6500亿元左右，占我国ＧＤＰ的6％①。此外，世界各地也频频遭受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威胁，例如美国9·11事件和俄罗斯别斯兰人质被劫持事件等，因此，突发公共事件不仅关系到每个普通市民的健康和生活，甚至已经影响到了21世纪的世界安全和发展。
同时，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逐步成型以及市民阶层公共意识的提高，广大受众通过媒体获取社会信息的形式也由原来被动的接受演变为主动的介入，显示出公共力量正试图谋求掌握主流舆论的话语权，从而起到监督公共权力捍卫市民阶层利益的目的。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普遍关心正好反映出我国市民阶层对公共领域资讯和话语权的诉求。
因此，市民普遍关心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结果表明受众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如果媒体能抓住机会，尽量以最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对信息的渴求，就很可能把这种外在的危机转化为媒体内部的转机。凤凰卫视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电视媒体，跟它在突发公共事件（例如9·11事件）报道中的出色表现是分不开的。
二、媒体的报道是公众了解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途径
表1：广州市民对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主要作用的评价
调查发现，认为媒体的报道对他们了解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作用很大，是主要途径”的市民占了受访市民的57．4％，认为“没有作用”的市民只占了0．8％。
虽然媒体依然承担着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职责，然而，广大受众的需要则越来越多地在媒体的报道中得以体现。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以后，由于其复杂、多变、非常态、不可预测的因素多，公众要想及时地了解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和进展情况，依靠媒体的力量自然会成为不二之选。
表1向我们展示了广州市民对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作用的看法。受访市民普遍认为“帮助群众了解事态”最能体现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选择此项的市民占了79．8％，其次，认为能起到“监督部门的工作”作用的市民占51．9％，“提供抒发民意的平台”也有接近一半的市民选择。
媒体是社会分工的特殊产业，媒体产品同样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因此，能否为公众提供广阔的信息交互平台是媒体确立自身影响力的关键。新华网广州2005年8月8日发布了关于8月7日下午1时30分广东省兴宁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02名（后证实为123名）矿工被困井下的报道，其间记者采访、写稿、赶回广州发稿仅用了12个小时。随后，记者追踪报道，直到8月29日全部救援工作结束，23天时间采发了27篇消息、调查和分析报道，让所有关心、关注这起特大矿难的读者、遇难矿工的亲人及时准确地了解了事件的经过②。媒体就是通过无数次地对这类事件进行客观、准确、及时的报道才得以在受众中确立自己的影响力。
三、电视是公众了解突发公共事件的首要媒体
表2：广州市民对不同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和被使用情况的评价
从表2可见：
（1）分别有68．2％和55．8％的受访市民认为“电视台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以及是“公众了解突发公共事件发展情况的主要媒体”，显示出电视业是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的行业赢家。
（2）报纸在这两项调查结果中的位置均仅次于电视台，显示出传统报纸媒体在公众心目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市民对报纸作用评价的偏低结果难免让人想起传统媒体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3）在这两项调查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网络媒体的作用和地位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地缩小。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目前报纸的渗透范围正在下降，由1996年的60％下降到2004年的39％，而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功能则日益显著③。
（4）受访市民中认为电台作用最大或者选择电台作为主要手段的市民均只占受访者的3．9％。目前，综合电台由于在竞争中不敌其余三大媒体，纷纷转型为专业电台，从而造成了在突发公共事件来临时，电台的报道能力消退，受众的关注力也随之减弱。
现代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媒体已经从单一的纸质媒体，发展到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多种形态，并且，不同的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或此消彼长或相互促进，但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处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受众就能成为永远的赢家。
四、公众总体肯定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
表3：广州市民对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信任度与满意度
从表3可以看到：
广州市民对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表示“信任”和“满意”的均占受访者的一半以上，分别是83．5％和52．7％，显示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受到大部分市民的肯定。
在受访者中暂时没有人表示不信任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但不满意的市民则占了3．9％。而从调查结果总体上看，市民对有关报道的满意度与信任度相比，市民的满意度略显偏低。
受访市民对媒体有关报道的满意度都相对集中在“较信任／较满意”或“半信半疑／一般”的程度，尤其是满意度在这两项中的分布显得比较均匀，可见受访市民对媒体的有关工作满意程度依然有所保留。
一方面，广州市民在总体上肯定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基础上，对媒体的工作满意度留有了一定的余地，既说明随着媒体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传播政策的调整，媒体为了适应激烈的竞争而做出的努力得到了市民的认可，其中包括媒体的公信力、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反应能力和协调能力等；另一方面随着受众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不再只是满足于了解事件的经过，对媒体的工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五、公众最关注媒体关于事件起因、经过和影响的报道
有人说，一场非典给媒体上了一堂很好的课，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恐慌止于公开”。当新闻媒体没有大规模介入非典事件时，社会上谣言满天飞，百姓很恐慌，而当新闻媒体全方位介入，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立体报道事件经过、介绍相关防治知识、分析相关背景时，许多谣言都不攻自破。而真实地报道事件的五大要素既是公众对媒体建立起信任感的前提，也是媒体日后进行连续报道的基础。正如美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创始人普利策所说：“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楚之前，绝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直至问题真正被弄清。”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媒体“能否真实地反映事件的起因、经过和影响”就显得异常重要，成为78．3％受访市民评价媒体工作的标准。
其次，“能否深入地调查、揭露事件的深层次问题”也有７7．5％的市民选择。这是受众在信息爆炸时代对信息进行主动选择的表现，在有限的接受时间里，受众逐渐趋向于挖掘性报道，原因是这种能揭露深层次问题的报道使受众有一种参与其中的感觉。
另外，媒体“能否反映群众的声音，协助群众处理事件引起的负面影响”和“能否及时地报道事件的发展情况、公布相关政策”也分别有65．9％和60％的市民表示会作为自己评价媒体作用的标准。
六、公众对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期待
表4：广州市民关于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最迫切需要改善方面的评价
由表4可以看到：
（1）接近八成的受访市民认为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最迫切需要改善的方面是“增加透明度”，然而巧合的是，表示相信媒体报道的市民也占了八成以上。
（2）52．7％的受访市民表示媒体最迫切需要改善的是“增强报道深度”，其次才是“提高报道速度”，表明目前媒体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单是传播速度的竞争。
（3）选择“增强国际合作”的市民也占了11．6％，虽然比例不大，却能从侧面反映出全球化对传媒产业的影响，并且必将使传媒产业面临更大的挑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的十余年中，中国传媒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媒体的角色从单纯的“宣传工具”到中介，从仅仅是“喉舌”到自觉地充当协调者、调停人的转变，然而，关于新闻报道的禁区和保护主义的雷区问题依然在社会中受到广泛的讨论。尤其大多数突发公共事件“后果消极”，或者有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往往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或有意阻止记者进行调查采访，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过，一切改革都是需要时间来进行过渡的，只要媒体在报道中做到“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媒体报道的透明度是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增强的。
结语
突发公共事件近年在我国乃至全世界的频频发生，似乎已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有人甚至认为突发性传染病的爆发是促成“第二次卫生革命”在发达国家蓬勃兴起的直接原因④。然而，在这些事件突发性的背后往往潜藏着必然性的因素，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媒体作为国家舰船的瞭望者，告知公众权威性的资讯，是道义和责任所规定的。而受众自我参与和评判意思的凸显，象征着传媒买方市场在我国正逐渐形成，并使“优胜劣汰”的理论在传播领域也能普遍适用。这种来自媒体自身和受众参与过程中形成的合力，将对建立一个更加完善和理性的传媒生态系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一个完善的舆论系统也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
注释:
①常红:第一解读:公共突发事件我们如何应对
http://gov.people.com.cn/GB/46737/3895401.html
②唐泽仓:突发公共事件与媒体的责任
http://www.xinwenren.com/Article Show2.asp?ArticleID=5480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媒体使用状况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82332400.html
④唐伟:当前我国疾病控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J].中国卫生经济,2005年,24(10):73.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
编校:施 宇
一、公众对突发公共新闻有巨大需求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上百万人伤亡，经济损失6500亿元左右，占我国ＧＤＰ的6％①。此外，世界各地也频频遭受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威胁，例如美国9·11事件和俄罗斯别斯兰人质被劫持事件等，因此，突发公共事件不仅关系到每个普通市民的健康和生活，甚至已经影响到了21世纪的世界安全和发展。
同时，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逐步成型以及市民阶层公共意识的提高，广大受众通过媒体获取社会信息的形式也由原来被动的接受演变为主动的介入，显示出公共力量正试图谋求掌握主流舆论的话语权，从而起到监督公共权力捍卫市民阶层利益的目的。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普遍关心正好反映出我国市民阶层对公共领域资讯和话语权的诉求。
因此，市民普遍关心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结果表明受众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如果媒体能抓住机会，尽量以最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对信息的渴求，就很可能把这种外在的危机转化为媒体内部的转机。凤凰卫视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电视媒体，跟它在突发公共事件（例如9·11事件）报道中的出色表现是分不开的。
二、媒体的报道是公众了解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途径
表1：广州市民对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主要作用的评价
调查发现，认为媒体的报道对他们了解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作用很大，是主要途径”的市民占了受访市民的57．4％，认为“没有作用”的市民只占了0．8％。
虽然媒体依然承担着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职责，然而，广大受众的需要则越来越多地在媒体的报道中得以体现。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以后，由于其复杂、多变、非常态、不可预测的因素多，公众要想及时地了解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和进展情况，依靠媒体的力量自然会成为不二之选。
表1向我们展示了广州市民对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作用的看法。受访市民普遍认为“帮助群众了解事态”最能体现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选择此项的市民占了79．8％，其次，认为能起到“监督部门的工作”作用的市民占51．9％，“提供抒发民意的平台”也有接近一半的市民选择。
媒体是社会分工的特殊产业，媒体产品同样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因此，能否为公众提供广阔的信息交互平台是媒体确立自身影响力的关键。新华网广州2005年8月8日发布了关于8月7日下午1时30分广东省兴宁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02名（后证实为123名）矿工被困井下的报道，其间记者采访、写稿、赶回广州发稿仅用了12个小时。随后，记者追踪报道，直到8月29日全部救援工作结束，23天时间采发了27篇消息、调查和分析报道，让所有关心、关注这起特大矿难的读者、遇难矿工的亲人及时准确地了解了事件的经过②。媒体就是通过无数次地对这类事件进行客观、准确、及时的报道才得以在受众中确立自己的影响力。
三、电视是公众了解突发公共事件的首要媒体
表2：广州市民对不同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和被使用情况的评价
从表2可见：
（1）分别有68．2％和55．8％的受访市民认为“电视台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以及是“公众了解突发公共事件发展情况的主要媒体”，显示出电视业是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的行业赢家。
（2）报纸在这两项调查结果中的位置均仅次于电视台，显示出传统报纸媒体在公众心目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市民对报纸作用评价的偏低结果难免让人想起传统媒体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3）在这两项调查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网络媒体的作用和地位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地缩小。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目前报纸的渗透范围正在下降，由1996年的60％下降到2004年的39％，而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功能则日益显著③。
（4）受访市民中认为电台作用最大或者选择电台作为主要手段的市民均只占受访者的3．9％。目前，综合电台由于在竞争中不敌其余三大媒体，纷纷转型为专业电台，从而造成了在突发公共事件来临时，电台的报道能力消退，受众的关注力也随之减弱。
现代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媒体已经从单一的纸质媒体，发展到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多种形态，并且，不同的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或此消彼长或相互促进，但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处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受众就能成为永远的赢家。
四、公众总体肯定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
表3：广州市民对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信任度与满意度
从表3可以看到：
广州市民对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表示“信任”和“满意”的均占受访者的一半以上，分别是83．5％和52．7％，显示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受到大部分市民的肯定。
在受访者中暂时没有人表示不信任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但不满意的市民则占了3．9％。而从调查结果总体上看，市民对有关报道的满意度与信任度相比，市民的满意度略显偏低。
受访市民对媒体有关报道的满意度都相对集中在“较信任／较满意”或“半信半疑／一般”的程度，尤其是满意度在这两项中的分布显得比较均匀，可见受访市民对媒体的有关工作满意程度依然有所保留。
一方面，广州市民在总体上肯定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基础上，对媒体的工作满意度留有了一定的余地，既说明随着媒体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传播政策的调整，媒体为了适应激烈的竞争而做出的努力得到了市民的认可，其中包括媒体的公信力、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反应能力和协调能力等；另一方面随着受众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不再只是满足于了解事件的经过，对媒体的工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五、公众最关注媒体关于事件起因、经过和影响的报道
有人说，一场非典给媒体上了一堂很好的课，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恐慌止于公开”。当新闻媒体没有大规模介入非典事件时，社会上谣言满天飞，百姓很恐慌，而当新闻媒体全方位介入，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立体报道事件经过、介绍相关防治知识、分析相关背景时，许多谣言都不攻自破。而真实地报道事件的五大要素既是公众对媒体建立起信任感的前提，也是媒体日后进行连续报道的基础。正如美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创始人普利策所说：“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楚之前，绝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直至问题真正被弄清。”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媒体“能否真实地反映事件的起因、经过和影响”就显得异常重要，成为78．3％受访市民评价媒体工作的标准。
其次，“能否深入地调查、揭露事件的深层次问题”也有７7．5％的市民选择。这是受众在信息爆炸时代对信息进行主动选择的表现，在有限的接受时间里，受众逐渐趋向于挖掘性报道，原因是这种能揭露深层次问题的报道使受众有一种参与其中的感觉。
另外，媒体“能否反映群众的声音，协助群众处理事件引起的负面影响”和“能否及时地报道事件的发展情况、公布相关政策”也分别有65．9％和60％的市民表示会作为自己评价媒体作用的标准。
六、公众对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期待
表4：广州市民关于媒体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最迫切需要改善方面的评价
由表4可以看到：
（1）接近八成的受访市民认为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最迫切需要改善的方面是“增加透明度”，然而巧合的是，表示相信媒体报道的市民也占了八成以上。
（2）52．7％的受访市民表示媒体最迫切需要改善的是“增强报道深度”，其次才是“提高报道速度”，表明目前媒体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单是传播速度的竞争。
（3）选择“增强国际合作”的市民也占了11．6％，虽然比例不大，却能从侧面反映出全球化对传媒产业的影响，并且必将使传媒产业面临更大的挑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的十余年中，中国传媒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媒体的角色从单纯的“宣传工具”到中介，从仅仅是“喉舌”到自觉地充当协调者、调停人的转变，然而，关于新闻报道的禁区和保护主义的雷区问题依然在社会中受到广泛的讨论。尤其大多数突发公共事件“后果消极”，或者有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往往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或有意阻止记者进行调查采访，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过，一切改革都是需要时间来进行过渡的，只要媒体在报道中做到“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媒体报道的透明度是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增强的。
结语
突发公共事件近年在我国乃至全世界的频频发生，似乎已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有人甚至认为突发性传染病的爆发是促成“第二次卫生革命”在发达国家蓬勃兴起的直接原因④。然而，在这些事件突发性的背后往往潜藏着必然性的因素，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媒体作为国家舰船的瞭望者，告知公众权威性的资讯，是道义和责任所规定的。而受众自我参与和评判意思的凸显，象征着传媒买方市场在我国正逐渐形成，并使“优胜劣汰”的理论在传播领域也能普遍适用。这种来自媒体自身和受众参与过程中形成的合力，将对建立一个更加完善和理性的传媒生态系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一个完善的舆论系统也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
注释:
①常红:第一解读:公共突发事件我们如何应对
http://gov.people.com.cn/GB/46737/3895401.html
②唐泽仓:突发公共事件与媒体的责任
http://www.xinwenren.com/Article Show2.asp?ArticleID=5480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媒体使用状况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82332400.html
④唐伟:当前我国疾病控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J].中国卫生经济,2005年,24(10):73.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