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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民以食为天。
从2011年的水利建设到2012年的农业科技，鉴于此前中央一号文件九年聚焦“三农”，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发布前便吸引着各方的视线。直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一次将“三农”推到了浪尖。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0个中央一号文件。
《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并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专家表示，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组织化程度，将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无论是成立农业合作社还是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都是中国各地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探索。专家认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意味着中国通过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的号角已经吹响，“相信中国农民将成为现代农业的最终受益者”。
“家庭农场”一词成中央一号文件的亮点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日前解释说，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而在现实中，家庭农场早已遍地开花。21世纪初以来，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农业经营主体。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
在吉林延边等地，家庭农场已有经验可总结。以延边为例，2011年，199家家庭农场中有98%实现了盈利；2012年全州451个家庭农场中，有99%实现盈利。
吉林省农科院副院长董英山表示，今年新增补贴和支农项目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可以看出，就是为了让肯种地、会种地的农民得到实惠。
有专家表示，由于刚刚起步，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业部将按照中央要求，着手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工作，指导地方稳步培育家庭农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登记办法，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
为何要发展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一个新概念。”2月17日，河南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家庭农场的认定和规范，需要一个培育、完善和发展的过程。目前虽然尚无具体准则，但却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家庭农场的表述有三处，一是加大补贴力度，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主体倾斜。二是在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方面，文件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三是按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要求，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对此，专家认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核心内容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鼓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鼓励承包土地向大户流转。
“家庭农场”由此成为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热点词语，也被广泛解读为是中国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必然衍生物。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小农生产方式也逐渐显露出一些局限性。由于土地经营规模太小，致使农业生产率低下，直接造成农业生产成本偏高，而且农户超小型的经营规模，地块零散，限制了先进技术的采用，农业生产技术和手段落后，造成产量低，收入少。
而在河南这个典型的产粮大省，问题显得尤为明显。九三学社河南省委调研发现，河南省农地租金亩均在1000元左右，种粮大户亩均物质投入700多元，亩均纯收益在300～400元。种粮大户若种植规模达到100亩，收入就会有三四万元，种粮比较收益低的问题可以得到明显缓解。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目前，在“两不三新”逐渐成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凝聚共识的发展路径之时，河南省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农忙季节缺人手、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兼业化、副业化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现代化步伐，这也使得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要求显得更加紧迫。
“扩大农业的规模，发展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是现阶段破解农业发展难题，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生秀东说。
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是什么
实际上，家庭农场是早已为发达国家实践所证明的成功农业经营模式。但是，为什么迟至今日，中国才提倡这一模式呢？其实，这与我们的农业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家庭农场的发展依赖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土地的集中种植，二是机械化作业。这两点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并不具备。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这两点已经初步具备。首先，工业化、城镇化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土地的集中种植创造了条件。其次，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节约了大量劳动力，为家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创造了条件。就在10年前，两个青壮年劳动力家庭种植10亩水稻都显得吃力，因为插秧、收割都依赖人力。现在，由于播种、收割这两个最耗费体力和人工的环节在大部分水稻种植区已经实现机械化，两个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负担得起百余亩土地。没有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的节约，即使土地可以集中和流转，由于单个家庭有能力种植的土地有限，家庭农场也不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家庭农场能否存续下去，土地制度至为关键。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是重要的原因，但是政策赋予农民长期的承包期限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政策只给予农民几年的承包期，农民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积极性去经营自己的责任田的。家庭农场是一样的道理。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责任到户，不能自由买卖，只能流转。家庭农场大部分土地必然是通过流转得来，而流转而来的土地的稳定性就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家庭农场每年经营的土地规模变动太大，显然是对农场经营极端不利的。土地的流转如果大部分是短期的，家庭农场主就难以有专心经营的积极性，他们也不会在短期承租的土地上做长期的投资，这对于农业生产也是不利的。
但是，外出务工的农民是否愿意长期转租土地，取决于外出务工农民对于自己在城市立足可能性的考量。如果城市始终视农民工为过客，那么农民工也难以在城市找到归宿感，农民工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就不会将自己的土地长期转租。十八大后，城镇化概念被热炒。我们认为，新一轮的城镇化一定且应该是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城镇化。官方给出的中国城镇化率数字是51%，这是按户籍来计算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常年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但是因为没有取得城市户籍，仍然算作农业人口，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2011年，中国GDP中，非农产出是农业产出的9倍，人均收入方面，城镇是农村的3倍，如果将农村人口定义为全职从事农业生产，并且用产出与人口之比来近似计算人均收入的话，那么2011年城镇人口应是农村人口的3倍，这意味着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达到75%，而不是统计数字51%。据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估计，当前中国真正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0岁。这也说明当前农村已经没有多少劳动力可以转移了，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真实城市化率被大大低估。这意味着，进一步的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而是意味着当前已经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如何真正在城市立足。可以说，未来的城镇化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问题也就解决了。
可以说，家庭农场真正的目的是培育一批职业农民，让农业真正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近10年来，由于中央政府对三农工作的支持，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人口收入增速连续几年超越城镇人口收入增速。但是，农村人口真正发家致富的大多还是在外打工的务工人员，真正在家种地的人还是难以富起来。这里面的关键因素还是土地，中国当前的绝对粮价已经不算低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也可谓不小，但是单个家庭经营的土地偏少抵消了上述两个因素。在未来，大量规模可观的家庭农场的涌现，将有望真正改变未来的农业格局。到那时候，中国农业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长治久安。
家庭农场样本：
白领回家种田 当起农场主
鹅黄色的呢子大衣、黑色的高跟鞋、干练的紫色眼镜、高高盘起的长发……初见沈万英时，一身时尚的穿着，让人很难将她与每天在田间与泥土、水稻、化肥打交道的农民联系在一起。“只有在新年这段农闲期间，我才能穿一些漂亮衣服，平时如果穿成这样的话，哪里还能下地干活呀？”沈万英笑着向记者解释说。
在几年的田间实践和努力学习后，沈万英从一名不敢赤脚下地的“门外汉”成长为科学种田的高手，她承包的115亩土地的亩产量远超全区平均水平，并连续两年获得优胜奖。“农村这一片天地，必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才行，而家庭农场的模式对年轻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沈万英说。
村民眼中的“另类”
今年37岁的沈万英是松江石湖荡金胜村的一名村民，“回家种田”之前，她在一家电子企业里负责生产管理方面的工作。从2008年开始，沈万英跟着父亲一起经营家庭农场，2010年正式接替父亲成为一名新的女家庭农场主，目前经营面积已经达到115亩。“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们村里最年轻的家庭农场主，在田间我也算是一个另类了，每天打交道的都是50岁左右的叔叔伯伯。”
“当时很多人都说我傻，放着城里的舒适日子不好好过，却回到田里干日晒雨淋的苦活。”说起当年放弃工作、回到农村种田的选择，沈万英很是感慨：“但我并不在乎别人的目光，我有自己的主意。那时候父亲刚刚成为松江区第一批农场主，经营面积超过110亩，我感到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有政府的扶持补贴，加上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设备的帮忙，还有自己努力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肯定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来。”这个表面上显得有些文弱的女子，心里却装着很大的抱负，她说，不仅要提高产量，更要将生产与营销相结合，走精品化、品牌化的路线，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理想虽然是美好的，但实现的过程却是艰辛的。“我刚决定回来的时候，父母就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种田是非常苦的，你准备好了吗？’我也很多次地问自己：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吗？”尽管有了大量的心理铺垫，但真正来到田间时，实际种田的辛苦依然超过了沈万英的预想。第一次赤脚下地的时候，她看着眼前松软的泥土，过了很久才紧张地迈开了第一步。“以前我的脚特别白，现在皮肤已经被磨得有些坚硬了。”沈万英说起最初下地种田的适应期，就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有一次我走在田间，突然感到脚下一阵刺痛，抬起脚一看，原来泥土里有一个酒瓶碎片，当时扎得挺深的，血不断地往外涌，我一回头发现自己站在几十亩田的中间，走回家要有好一段路，只得用泥土抹在伤口上，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在农忙期间，沈万英和父母更是早出晚归，“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要下地，出门前将电饭煲预约好六个小时后煮饭，中午到点了就回家，打开电饭煲随便吃一点，休息片刻再接着下地，一直忙到天黑”。沈万英说，有时候实在太累了，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想想明天还要接着干，心里难免会掠过一些后悔的情绪，这种辛苦的程度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无法想象的。“不过，看着自己精心种植的水稻丰收，现在又开始要有自己的品牌了，一切辛苦都值得。”
打造农民自己的品牌 在沈万英的家里，她拿出了一份印有自己商标的大米真空包装袋，是由“万”和“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图案，这是沈万英自己设计的，“现在不少大米品牌的商标图案都是水稻、草帽等与田间相关的元素，我想设计一个特别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图案”。目前，“万英”这个商标正在受理阶段。沈万英的目标是，打造出真正属于松江本地农民自己的品牌，将种地变成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我觉得，要想吸引更多我这样的年轻人来到农村这片天地，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补贴和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走出和传统农业生产不同的模式，让年轻的一代看到，在广阔的田间也有很多的机遇。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看书、学习相关农业技术，并且坚持参加政府组织的农民培训，通过对家庭农场的规范管理，我们的作物长得非常茁壮，产量也很高。”沈万英说。
通过走精品化的路线，沈万英说，自己的年收入也翻倍了。“如果全部种植普通的水稻，这115亩田一年的净收益可能也就几万元，而通过自产自销的模式、打造精品化的包装大米，现在一年的收入达到十几万元。”今年，沈万英计划一方面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一方面适当增加精品水稻的种植面积。
经过了几年的田间实践，沈万英现在更加踏实了，对家庭农场的经营也有了更多的思路。现在，在沈万英的地里，就能看到一片绿油油的小青菜，未来她还想尝试探索更加多元化的模式。“我还去青浦等地考察过那里的草莓种植基地，但我们农场现在的劳动力还很有限，自己的知识也不够丰富，未来随着政策进一步成熟，加上自己不断学习成长，在家庭农场这个良好的平台上，肯定能走得更广、更远。”
家庭农场发展的两大难题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形式，各界都有不少的期待，家庭农场究竟如何发展，目前还有不少争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郑风田认为，家庭农场作为现行家庭承包制的补充形式，需要平稳发展，不能急躁冒进。在现实发展中有不少困局待解：
其一，地从哪里来？
按一般的理解，家庭农场承包的土地应该比现有农户要多，至少要多出一倍或者数倍。这个多出的耕地就需要从别的农户租种。虽然目前我国有2亿多农民外出打工，但他们家乡的土地大部分并没有闲置，一般都是交给亲戚邻居耕种。在非农就业工作、户籍、社保、住房等都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不会把土地贸然长久流转出去的。一号文件也规定，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制农民流转土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农场只能在特定地区发展，比如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工业比较发达地区，或者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周边城郊，因为这些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多，收入高，不少农民也不愿意耕种土地，建立家庭农场相对比较容易。比如目前北京远郊区县的农民可以到城里开出租车，其收入远高于在家种地。所以让这些农民流转出土地比较容易。但对那些远离城市、非农就业很有限、土地流转比较难的地区，家庭农场就很难发展。这些地区的土地既是农民的就业保障，也是农民的社保保障，他们不会轻意地交出承包土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非农就业机会与城镇化的速度直接决定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不能够人为地以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去考量城镇化与非农就业速度。城镇化发展速度快的地区，家庭农场发展速度会快一些。而在传统的农区，不宜强制农民交出土地搞家庭农场。
其二，租金如何消化？
我国目前已授予农民土地长久承包权，搞家庭农场当然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定，只能通过土地流转来搞家庭农场。目前北京周边一亩地的年流转租金已达2000元，而东北不少地区的年租金也近千元。家庭农场从别的农户租种土地，承包费如何消解是个大问题。如果这些家庭农场还继续种植传统粮食，粮食单产不会随着承包面积的扩大有大的提升，而粮食售价则是国家统一定价。目前农民自种粮食一年一亩能够赚千元已算不错，那些家庭农场还要支付额外的租金，付少了，原来的出租农户不愿意；付多了，家庭农场承担不了。家庭农场如果继续种粮会面临种不下去的困局。而搞养殖或者种植花果蔬菜，土地面积也不是大的约束。虽然在初期发展期间，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消解一部分承包租金，但毕竟不可能无限补下去。这跟资本下乡类似，社会资本到农村包地，如果单纯种粮食，其产量并不能超过农户自种，加上企业的管理成本及租金支出，这些企业只能选择要么搞有机粮食，要么搞养殖加工。家庭农场其经营规模并不大，不可能因此而降低农资投入成本，机械运营的成本也很高，如果家庭农场继续维持传统的粮食种植，利润就很难支付租金。最后的发展方向只能走高效农业，也就是非粮的经济作物。这样家庭农场如果数量太大则会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认为，“只讲土地流转，不讲稳定承包关系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不对的”。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家庭农场才能渐进发展起来，作为现行家庭承包经营的一种补充。
专家建言：家庭农场应防止在全国搞“一刀切”，避免急于求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发展家庭农场需要积极态度，同时也要避免急于求成，防止在全国搞“一刀切”。
发展家庭农场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大略测算，让农户平均收入赶上城市水平，我国必须把农户数量减少到3000万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应在60亩以上，其中种粮户规模应更大一些，而水果、蔬菜生产的经营规模应更小一些。据局部调查显示，现阶段，种粮户的经营规模达到百亩以上时，土地利用率会提高10%以上，经济效益会提高25%以上。此外，农户经营规模提高以后，还会提高我国农业的资本装备水平，改善农产品追溯制度实施的条件，有利于降低农产品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
发展家庭农场需要积极态度，同时也要避免急于求成，防止在全国搞“一刀切”。我国现有农户近2亿，最终会稳定在约1亿户。这就是说，通过城镇化，我国还要将约1亿户农村人口转移到各类大小城市。这需要一个过程。相应地，土地流转、集中与家庭农场的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一些地方城镇化速度快，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家庭农场的发育速度也会快一些，其他地方则会慢一些。
在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家庭农场的规模也不必要在短期内搞得过大。从技术潜力讲，我国平原地区的家庭农场耕作上万亩大田作物也不是什么难事。但考虑到多种因素，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管理水平、现有技术装备水平与配套服务体系等，我国平原地区耕作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一般不宜超过300亩，蔬菜规模不宜超过30亩。如果规模过大，就会出现二次转包土地的情形。
发展家庭农场，还需要多方面的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首先，要稳步推进城镇化，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真正安居乐业。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不住，就不会放弃农村土地。有的农民实际上已经在城市就业，但他们会把农业当作副业，马马虎虎耕作。这当然不利于土地流转，不利于家庭农场发育。为此，要改革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为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城市创造更好的条件。
其次，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更好的条件。中央目前推进的土地承包长久不变政策、土地确权政策，都有利于土地流转，有利于家庭农场发育。笔者以为，今后还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促进土地产权明晰化，逐步让家庭农场更多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舍得给土地投入，提高农场经济效益。
最后，要提高对家庭农场的支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专业分工水平。家庭农场发育会对土地整理、经营管理和技术吸纳提出新的挑战，政府不仅应有资金扶持，还需要在教育培训方面给予支持。可以试行“注册农户”制度，提高资金支持的“瞄准度”。政府还可以支持城市资本进入农产品流通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领域，加大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力度，增强家庭农场的市场竞争力。
民以食为天。
从2011年的水利建设到2012年的农业科技，鉴于此前中央一号文件九年聚焦“三农”，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发布前便吸引着各方的视线。直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一次将“三农”推到了浪尖。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0个中央一号文件。
《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并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专家表示，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组织化程度，将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无论是成立农业合作社还是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都是中国各地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探索。专家认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意味着中国通过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的号角已经吹响，“相信中国农民将成为现代农业的最终受益者”。
“家庭农场”一词成中央一号文件的亮点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日前解释说，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而在现实中，家庭农场早已遍地开花。21世纪初以来，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农业经营主体。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
在吉林延边等地，家庭农场已有经验可总结。以延边为例，2011年，199家家庭农场中有98%实现了盈利；2012年全州451个家庭农场中，有99%实现盈利。
吉林省农科院副院长董英山表示，今年新增补贴和支农项目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可以看出，就是为了让肯种地、会种地的农民得到实惠。
有专家表示，由于刚刚起步，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业部将按照中央要求，着手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工作，指导地方稳步培育家庭农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登记办法，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
为何要发展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一个新概念。”2月17日，河南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家庭农场的认定和规范，需要一个培育、完善和发展的过程。目前虽然尚无具体准则，但却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家庭农场的表述有三处，一是加大补贴力度，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主体倾斜。二是在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方面，文件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三是按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要求，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对此，专家认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核心内容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鼓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鼓励承包土地向大户流转。
“家庭农场”由此成为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热点词语，也被广泛解读为是中国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必然衍生物。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小农生产方式也逐渐显露出一些局限性。由于土地经营规模太小，致使农业生产率低下，直接造成农业生产成本偏高，而且农户超小型的经营规模，地块零散，限制了先进技术的采用，农业生产技术和手段落后，造成产量低，收入少。
而在河南这个典型的产粮大省，问题显得尤为明显。九三学社河南省委调研发现，河南省农地租金亩均在1000元左右，种粮大户亩均物质投入700多元，亩均纯收益在300～400元。种粮大户若种植规模达到100亩，收入就会有三四万元，种粮比较收益低的问题可以得到明显缓解。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目前，在“两不三新”逐渐成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凝聚共识的发展路径之时，河南省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农忙季节缺人手、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兼业化、副业化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现代化步伐，这也使得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要求显得更加紧迫。
“扩大农业的规模，发展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是现阶段破解农业发展难题，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生秀东说。
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是什么
实际上，家庭农场是早已为发达国家实践所证明的成功农业经营模式。但是，为什么迟至今日，中国才提倡这一模式呢？其实，这与我们的农业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家庭农场的发展依赖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土地的集中种植，二是机械化作业。这两点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并不具备。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这两点已经初步具备。首先，工业化、城镇化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土地的集中种植创造了条件。其次，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节约了大量劳动力，为家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创造了条件。就在10年前，两个青壮年劳动力家庭种植10亩水稻都显得吃力，因为插秧、收割都依赖人力。现在，由于播种、收割这两个最耗费体力和人工的环节在大部分水稻种植区已经实现机械化，两个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负担得起百余亩土地。没有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的节约，即使土地可以集中和流转，由于单个家庭有能力种植的土地有限，家庭农场也不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家庭农场能否存续下去，土地制度至为关键。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是重要的原因，但是政策赋予农民长期的承包期限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政策只给予农民几年的承包期，农民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积极性去经营自己的责任田的。家庭农场是一样的道理。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责任到户，不能自由买卖，只能流转。家庭农场大部分土地必然是通过流转得来，而流转而来的土地的稳定性就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家庭农场每年经营的土地规模变动太大，显然是对农场经营极端不利的。土地的流转如果大部分是短期的，家庭农场主就难以有专心经营的积极性，他们也不会在短期承租的土地上做长期的投资，这对于农业生产也是不利的。
但是，外出务工的农民是否愿意长期转租土地，取决于外出务工农民对于自己在城市立足可能性的考量。如果城市始终视农民工为过客，那么农民工也难以在城市找到归宿感，农民工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就不会将自己的土地长期转租。十八大后，城镇化概念被热炒。我们认为，新一轮的城镇化一定且应该是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城镇化。官方给出的中国城镇化率数字是51%，这是按户籍来计算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常年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但是因为没有取得城市户籍，仍然算作农业人口，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2011年，中国GDP中，非农产出是农业产出的9倍，人均收入方面，城镇是农村的3倍，如果将农村人口定义为全职从事农业生产，并且用产出与人口之比来近似计算人均收入的话，那么2011年城镇人口应是农村人口的3倍，这意味着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达到75%，而不是统计数字51%。据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估计，当前中国真正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0岁。这也说明当前农村已经没有多少劳动力可以转移了，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真实城市化率被大大低估。这意味着，进一步的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而是意味着当前已经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如何真正在城市立足。可以说，未来的城镇化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问题也就解决了。
可以说，家庭农场真正的目的是培育一批职业农民，让农业真正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近10年来，由于中央政府对三农工作的支持，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人口收入增速连续几年超越城镇人口收入增速。但是，农村人口真正发家致富的大多还是在外打工的务工人员，真正在家种地的人还是难以富起来。这里面的关键因素还是土地，中国当前的绝对粮价已经不算低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也可谓不小，但是单个家庭经营的土地偏少抵消了上述两个因素。在未来，大量规模可观的家庭农场的涌现，将有望真正改变未来的农业格局。到那时候，中国农业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长治久安。
家庭农场样本：
白领回家种田 当起农场主
鹅黄色的呢子大衣、黑色的高跟鞋、干练的紫色眼镜、高高盘起的长发……初见沈万英时，一身时尚的穿着，让人很难将她与每天在田间与泥土、水稻、化肥打交道的农民联系在一起。“只有在新年这段农闲期间，我才能穿一些漂亮衣服，平时如果穿成这样的话，哪里还能下地干活呀？”沈万英笑着向记者解释说。
在几年的田间实践和努力学习后，沈万英从一名不敢赤脚下地的“门外汉”成长为科学种田的高手，她承包的115亩土地的亩产量远超全区平均水平，并连续两年获得优胜奖。“农村这一片天地，必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才行，而家庭农场的模式对年轻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沈万英说。
村民眼中的“另类”
今年37岁的沈万英是松江石湖荡金胜村的一名村民，“回家种田”之前，她在一家电子企业里负责生产管理方面的工作。从2008年开始，沈万英跟着父亲一起经营家庭农场，2010年正式接替父亲成为一名新的女家庭农场主，目前经营面积已经达到115亩。“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们村里最年轻的家庭农场主，在田间我也算是一个另类了，每天打交道的都是50岁左右的叔叔伯伯。”
“当时很多人都说我傻，放着城里的舒适日子不好好过，却回到田里干日晒雨淋的苦活。”说起当年放弃工作、回到农村种田的选择，沈万英很是感慨：“但我并不在乎别人的目光，我有自己的主意。那时候父亲刚刚成为松江区第一批农场主，经营面积超过110亩，我感到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有政府的扶持补贴，加上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设备的帮忙，还有自己努力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肯定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来。”这个表面上显得有些文弱的女子，心里却装着很大的抱负，她说，不仅要提高产量，更要将生产与营销相结合，走精品化、品牌化的路线，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理想虽然是美好的，但实现的过程却是艰辛的。“我刚决定回来的时候，父母就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种田是非常苦的，你准备好了吗？’我也很多次地问自己：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吗？”尽管有了大量的心理铺垫，但真正来到田间时，实际种田的辛苦依然超过了沈万英的预想。第一次赤脚下地的时候，她看着眼前松软的泥土，过了很久才紧张地迈开了第一步。“以前我的脚特别白，现在皮肤已经被磨得有些坚硬了。”沈万英说起最初下地种田的适应期，就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有一次我走在田间，突然感到脚下一阵刺痛，抬起脚一看，原来泥土里有一个酒瓶碎片，当时扎得挺深的，血不断地往外涌，我一回头发现自己站在几十亩田的中间，走回家要有好一段路，只得用泥土抹在伤口上，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在农忙期间，沈万英和父母更是早出晚归，“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要下地，出门前将电饭煲预约好六个小时后煮饭，中午到点了就回家，打开电饭煲随便吃一点，休息片刻再接着下地，一直忙到天黑”。沈万英说，有时候实在太累了，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想想明天还要接着干，心里难免会掠过一些后悔的情绪，这种辛苦的程度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无法想象的。“不过，看着自己精心种植的水稻丰收，现在又开始要有自己的品牌了，一切辛苦都值得。”
打造农民自己的品牌 在沈万英的家里，她拿出了一份印有自己商标的大米真空包装袋，是由“万”和“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图案，这是沈万英自己设计的，“现在不少大米品牌的商标图案都是水稻、草帽等与田间相关的元素，我想设计一个特别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图案”。目前，“万英”这个商标正在受理阶段。沈万英的目标是，打造出真正属于松江本地农民自己的品牌，将种地变成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我觉得，要想吸引更多我这样的年轻人来到农村这片天地，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补贴和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走出和传统农业生产不同的模式，让年轻的一代看到，在广阔的田间也有很多的机遇。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看书、学习相关农业技术，并且坚持参加政府组织的农民培训，通过对家庭农场的规范管理，我们的作物长得非常茁壮，产量也很高。”沈万英说。
通过走精品化的路线，沈万英说，自己的年收入也翻倍了。“如果全部种植普通的水稻，这115亩田一年的净收益可能也就几万元，而通过自产自销的模式、打造精品化的包装大米，现在一年的收入达到十几万元。”今年，沈万英计划一方面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一方面适当增加精品水稻的种植面积。
经过了几年的田间实践，沈万英现在更加踏实了，对家庭农场的经营也有了更多的思路。现在，在沈万英的地里，就能看到一片绿油油的小青菜，未来她还想尝试探索更加多元化的模式。“我还去青浦等地考察过那里的草莓种植基地，但我们农场现在的劳动力还很有限，自己的知识也不够丰富，未来随着政策进一步成熟，加上自己不断学习成长，在家庭农场这个良好的平台上，肯定能走得更广、更远。”
家庭农场发展的两大难题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形式，各界都有不少的期待，家庭农场究竟如何发展，目前还有不少争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郑风田认为，家庭农场作为现行家庭承包制的补充形式，需要平稳发展，不能急躁冒进。在现实发展中有不少困局待解：
其一，地从哪里来？
按一般的理解，家庭农场承包的土地应该比现有农户要多，至少要多出一倍或者数倍。这个多出的耕地就需要从别的农户租种。虽然目前我国有2亿多农民外出打工，但他们家乡的土地大部分并没有闲置，一般都是交给亲戚邻居耕种。在非农就业工作、户籍、社保、住房等都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不会把土地贸然长久流转出去的。一号文件也规定，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制农民流转土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农场只能在特定地区发展，比如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工业比较发达地区，或者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周边城郊，因为这些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多，收入高，不少农民也不愿意耕种土地，建立家庭农场相对比较容易。比如目前北京远郊区县的农民可以到城里开出租车，其收入远高于在家种地。所以让这些农民流转出土地比较容易。但对那些远离城市、非农就业很有限、土地流转比较难的地区，家庭农场就很难发展。这些地区的土地既是农民的就业保障，也是农民的社保保障，他们不会轻意地交出承包土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非农就业机会与城镇化的速度直接决定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不能够人为地以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去考量城镇化与非农就业速度。城镇化发展速度快的地区，家庭农场发展速度会快一些。而在传统的农区，不宜强制农民交出土地搞家庭农场。
其二，租金如何消化？
我国目前已授予农民土地长久承包权，搞家庭农场当然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定，只能通过土地流转来搞家庭农场。目前北京周边一亩地的年流转租金已达2000元，而东北不少地区的年租金也近千元。家庭农场从别的农户租种土地，承包费如何消解是个大问题。如果这些家庭农场还继续种植传统粮食，粮食单产不会随着承包面积的扩大有大的提升，而粮食售价则是国家统一定价。目前农民自种粮食一年一亩能够赚千元已算不错，那些家庭农场还要支付额外的租金，付少了，原来的出租农户不愿意；付多了，家庭农场承担不了。家庭农场如果继续种粮会面临种不下去的困局。而搞养殖或者种植花果蔬菜，土地面积也不是大的约束。虽然在初期发展期间，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消解一部分承包租金，但毕竟不可能无限补下去。这跟资本下乡类似，社会资本到农村包地，如果单纯种粮食，其产量并不能超过农户自种，加上企业的管理成本及租金支出，这些企业只能选择要么搞有机粮食，要么搞养殖加工。家庭农场其经营规模并不大，不可能因此而降低农资投入成本，机械运营的成本也很高，如果家庭农场继续维持传统的粮食种植，利润就很难支付租金。最后的发展方向只能走高效农业，也就是非粮的经济作物。这样家庭农场如果数量太大则会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认为，“只讲土地流转，不讲稳定承包关系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不对的”。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家庭农场才能渐进发展起来，作为现行家庭承包经营的一种补充。
专家建言：家庭农场应防止在全国搞“一刀切”，避免急于求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发展家庭农场需要积极态度，同时也要避免急于求成，防止在全国搞“一刀切”。
发展家庭农场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大略测算，让农户平均收入赶上城市水平，我国必须把农户数量减少到3000万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应在60亩以上，其中种粮户规模应更大一些，而水果、蔬菜生产的经营规模应更小一些。据局部调查显示，现阶段，种粮户的经营规模达到百亩以上时，土地利用率会提高10%以上，经济效益会提高25%以上。此外，农户经营规模提高以后，还会提高我国农业的资本装备水平，改善农产品追溯制度实施的条件，有利于降低农产品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
发展家庭农场需要积极态度，同时也要避免急于求成，防止在全国搞“一刀切”。我国现有农户近2亿，最终会稳定在约1亿户。这就是说，通过城镇化，我国还要将约1亿户农村人口转移到各类大小城市。这需要一个过程。相应地，土地流转、集中与家庭农场的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一些地方城镇化速度快，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家庭农场的发育速度也会快一些，其他地方则会慢一些。
在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家庭农场的规模也不必要在短期内搞得过大。从技术潜力讲，我国平原地区的家庭农场耕作上万亩大田作物也不是什么难事。但考虑到多种因素，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管理水平、现有技术装备水平与配套服务体系等，我国平原地区耕作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一般不宜超过300亩，蔬菜规模不宜超过30亩。如果规模过大，就会出现二次转包土地的情形。
发展家庭农场，还需要多方面的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首先，要稳步推进城镇化，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真正安居乐业。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不住，就不会放弃农村土地。有的农民实际上已经在城市就业，但他们会把农业当作副业，马马虎虎耕作。这当然不利于土地流转，不利于家庭农场发育。为此，要改革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为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城市创造更好的条件。
其次，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更好的条件。中央目前推进的土地承包长久不变政策、土地确权政策，都有利于土地流转，有利于家庭农场发育。笔者以为，今后还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促进土地产权明晰化，逐步让家庭农场更多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舍得给土地投入，提高农场经济效益。
最后，要提高对家庭农场的支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专业分工水平。家庭农场发育会对土地整理、经营管理和技术吸纳提出新的挑战，政府不仅应有资金扶持，还需要在教育培训方面给予支持。可以试行“注册农户”制度，提高资金支持的“瞄准度”。政府还可以支持城市资本进入农产品流通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领域，加大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力度，增强家庭农场的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