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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权威人士一再呼吁“资本要讲道德”,但看看今日股市某些人的所作所为,谁都能感觉到,没有严肃治理,没有严格监管,没有法规约束,仅仅靠呼吁,“资本讲道德”恐怕永远难以成为现实。解剖杭萧钢构这个“麻雀”,我们更强烈的感受到这点。
把2月12日作为起跑线,到6月13日停牌,杭萧钢构经历了令人匪夷所思的29个涨停板,股价由4.24元飙升至31.58元的最高点,涨幅达644.81%!仅四个月,公司市值由7亿膨胀至近70亿。
近两年杭萧钢构的盈利能力每况愈下,一季度所披露的每股收益仅1.9分。即使按去年全年每股收益9分计算,杭萧钢构的市盈率也高达350倍,也就是说,忽略其盈利能力下降与收益不分配的可能性,投资者收回投资也需要350年。现在,谜底已经揭开,是一份有待证实的天价合同成就了这一财富神话,这次又是谁在这场“盛宴中狂欢”呢?
按公开资料计算,该公司董事长单银木账面赢利逾25亿元,董事潘金水赢利逾5亿元。由于信息不透明,操纵股价的庄家获利多少不得而知,但经验告诉我们,庄家扮演“狂欢者”几乎是毋须质疑的。
中小投资者又怎样呢?经济学家谢国忠日前撰文写到,“流通股票所对应的上市公司盈利只相当于每个交易日5.67亿元。中国股民付出的交易费用比企业盈利还多出67%,这比赌博的赔率更大。国际上通常规定,赌场必须保证玩家48%的胜率,但在中国股市,类似的赢面仅为40%”。我们且不论散户赢面究竟是不是40%,也无法知道这次“大牛市”最终会怎样,但中国股市的每次大起大落中伤得最重的确实是广大中小散户们。
杭萧钢构事件在本质上违背了“注重公平”原则,从中反映出的我国股市违规操作的严重性又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尽快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将信息披露透明化、证券交易公平化,此类事件将会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极坏的影响。
虽然《证券法》中“禁止的交易行为”条款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不公平披露等行为的认定作了详细说明,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举证责任在控方,然而监管机构很难获得足够证据,法院也就很难给当事人定罪。并且,即便是定罪,在实际判例中我们能够看到,相对于美国能使任何涉嫌违规操作的公司和个人面临灭顶之灾,我国的违规成本太低,以至于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例子并不难找。2004年,南方证券案涉及委托理财、操纵股价、挪用保证金等一系列违规行为令人触目惊心。三年后的今天,却以对其总裁阚治东、刘波撤销起诉收场了。此前,对涉案的公司其他高管的审理也以极小额的罚款和几乎不涉及刑事判罚告终;天山股份副总经理陈建良涉嫌内幕交易也已审议完毕,中国证监会对陈建良罚款20万元,同时决定对其进行5年的市场禁入。相对于牟取的巨额利益,这样从轻的判罚根本没有威慑力。相反,这只会给资本市场的某些人士起到“示范”作用,致使监管当局在与违规分子的博弈中继续失败。
最近,交易所和证监会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不公平披露等行为已经高度关注,要有效的控制此类事件,事件的认定和事后的严惩缺一不可。目前,杭萧钢构案、广发证券内幕交易案、上投摩根唐建“老鼠仓”案正在调查审理中。但愿监管当局这回能对违规者严惩不贷,以对市场参与者产生震慑作用,正股市混乱之风。
在资本市场上,要想让“资本讲道德”,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说教,而是严格监管和严格执法。而有效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纵、信息欺诈等不公平行为,是股市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把2月12日作为起跑线,到6月13日停牌,杭萧钢构经历了令人匪夷所思的29个涨停板,股价由4.24元飙升至31.58元的最高点,涨幅达644.81%!仅四个月,公司市值由7亿膨胀至近70亿。
近两年杭萧钢构的盈利能力每况愈下,一季度所披露的每股收益仅1.9分。即使按去年全年每股收益9分计算,杭萧钢构的市盈率也高达350倍,也就是说,忽略其盈利能力下降与收益不分配的可能性,投资者收回投资也需要350年。现在,谜底已经揭开,是一份有待证实的天价合同成就了这一财富神话,这次又是谁在这场“盛宴中狂欢”呢?
按公开资料计算,该公司董事长单银木账面赢利逾25亿元,董事潘金水赢利逾5亿元。由于信息不透明,操纵股价的庄家获利多少不得而知,但经验告诉我们,庄家扮演“狂欢者”几乎是毋须质疑的。
中小投资者又怎样呢?经济学家谢国忠日前撰文写到,“流通股票所对应的上市公司盈利只相当于每个交易日5.67亿元。中国股民付出的交易费用比企业盈利还多出67%,这比赌博的赔率更大。国际上通常规定,赌场必须保证玩家48%的胜率,但在中国股市,类似的赢面仅为40%”。我们且不论散户赢面究竟是不是40%,也无法知道这次“大牛市”最终会怎样,但中国股市的每次大起大落中伤得最重的确实是广大中小散户们。
杭萧钢构事件在本质上违背了“注重公平”原则,从中反映出的我国股市违规操作的严重性又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尽快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将信息披露透明化、证券交易公平化,此类事件将会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极坏的影响。
虽然《证券法》中“禁止的交易行为”条款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不公平披露等行为的认定作了详细说明,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举证责任在控方,然而监管机构很难获得足够证据,法院也就很难给当事人定罪。并且,即便是定罪,在实际判例中我们能够看到,相对于美国能使任何涉嫌违规操作的公司和个人面临灭顶之灾,我国的违规成本太低,以至于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例子并不难找。2004年,南方证券案涉及委托理财、操纵股价、挪用保证金等一系列违规行为令人触目惊心。三年后的今天,却以对其总裁阚治东、刘波撤销起诉收场了。此前,对涉案的公司其他高管的审理也以极小额的罚款和几乎不涉及刑事判罚告终;天山股份副总经理陈建良涉嫌内幕交易也已审议完毕,中国证监会对陈建良罚款20万元,同时决定对其进行5年的市场禁入。相对于牟取的巨额利益,这样从轻的判罚根本没有威慑力。相反,这只会给资本市场的某些人士起到“示范”作用,致使监管当局在与违规分子的博弈中继续失败。
最近,交易所和证监会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不公平披露等行为已经高度关注,要有效的控制此类事件,事件的认定和事后的严惩缺一不可。目前,杭萧钢构案、广发证券内幕交易案、上投摩根唐建“老鼠仓”案正在调查审理中。但愿监管当局这回能对违规者严惩不贷,以对市场参与者产生震慑作用,正股市混乱之风。
在资本市场上,要想让“资本讲道德”,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说教,而是严格监管和严格执法。而有效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纵、信息欺诈等不公平行为,是股市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