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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9—20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研究”高层学术论坛暨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六届一次常务理事会在江西省井冈山市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和井冈山大学联合主办，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组承办，来自井冈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广西大学、内蒙古大学、东北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沈阳工业大学、东华理工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20多所高校和京师律师事务所的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与会者从生态哲学、环境伦理等视角对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进行了多维解读，并就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哲学意蕴和生态实践进行了交流讨论。现将论坛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生态哲学、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叶平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生态哲学发展的历史，并就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结构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中国生态哲学起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兴盛于21世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已形成主线-支线结构体系，其中主线研究是国外生态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支线研究是中国自然科学应用中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和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他还就生态学、生态哲学如何影响自然科学家思维方式，以及自然科学家在应用领域中提出何种生态哲学思想的问题作了简要探讨，认为自然科学家在应用生态学解决科学问题的同时也需要解决社会建构问题，而结合环境问题的创造性应用，必然产生生态哲学新思想。
井冈山大学曾建平教授分享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最新研究成果：一是《自然之境：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探究》首次提出“‘消费-生态’悖论”概念，认为它是导致消费时代生态问题的逻辑前提;二是《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基于环境价值观的全新文化形式和文明形态;三是正在编纂中的《环境保护和人类革命》将阐述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环境危机观、自然价值观、地球文明观、环境公正观、生态和谐观、环境教育观、环境拯救观等;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江西实践》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意义、主体内容、理论地位、实践要求、基本特征、明显成效以及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成效等方面展开。
广西大学杨通进教授对环境哲学视域中的资本逻辑命题进行反思。他认为，资本逻辑命题的核心理念即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已经成为中国环境哲学研究领域理解和分析生态危机之根源、寻求生态危机之化解药方的一种颇为流行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范式。他从环境哲学角度指出资本逻辑命题本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其一，未能正确厘清“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其二，资本逻辑命题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为经济问题，又把经济问题归结为资本问题，犯了“资本还原论”的错误;其三，“资本原罪论”与“资本万能论”这两个理论预设也是导致其理论局限的重要原因。
南京林业大学曹顺仙教授通过梳理近30年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现状及其趋势，总结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以“重读马克思”强化文本挖掘深度广度;加强生态哲学思想体系化研究，加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贯通研究、根源性研究、历史演进研究、生态哲学思想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史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其生态哲学思想主导性、本土性研究;拓展和深化国外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沿着“为何挖掘、如何挖掘、如何诠释、以何诠释、如何建构、何以构建”问题域，深度挖掘中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建构逻辑和致思理路。
沈阳工业大学李世雁教授认为生态哲学对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哲学基础理论构成应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生态方法论。其中，本体论可借助自然科学成果来研究，认识论可以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中研究生态思想，方法论涉及价值论维度的研究，實践维度的研究就是关注现实、付诸行动。环境伦理是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道德规范、作出道德评价、提出伦理对策。
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等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来源。内蒙古大学包庆德教授从现代化概念的生态反思、生产力范畴的生态评析以及文明兴衰评价三个层面深度解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他认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的有效批判、有序扬弃与有机超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具有保护自然的生态维度，特别是对因技术使用失当而带来的风险和可能的“破坏力”进行提示，应自觉强化文明兴衰的生态评价标准。东南大学刘魁教授通过近40年对中国道学的研究，认为道家生命哲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与人之间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天、地、人三才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其次，生生不息既是天地之间最高的道德，也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内在机制与最高法则。我们要维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是要维护其生生不息的自然条件与生境，这是最高的环境伦理。再次，天、地、人三才皆本阴阳，阴阳互根又消长。最后，要把握天地万物生长衰竭变化之节奏，以面对生态危机：在个人层面，坚持清虚自守，探寻生命共同体运行之道与自在节律;在制度层面，要推进全球和区域治理一体化，维护地球生生之道与运作机制，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技术层面，利用智能技术感知人与环境的复杂反馈关系，保护地球，庇佑苍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徐海红教授认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文献。其中辩证自然观是对人与自然科学和人与自然界相互依存和转化的理性认识，它以“辩证法三规律”和“生态学四法则”为基本内容，以“两个和解”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共同的目标指向，以“制度批判”和“全民行动”为实现路径。 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多维解读
南京师范大学曹孟勤教授强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一是本体论依据问题。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人对自然界的看护是人类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是人类保护环境的本体论根据。二是内涵问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一定要包含人之为人的存在，包含人如何让自然环境美好起来，以及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之中人如何才能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本质的对象化问题。三是理念转变为现实实现机制的问题。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劳动使人与自然紧密结合，人与自然本质的相互对象化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内在机制。
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王正平教授对生态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全球环境危机的失衡主要由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不能持久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度消耗世界的自然资源和转移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因此，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拥有共同的责任、不同的要求，一方面要以正义为首要伦理原则协调协调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利益关系，另一方面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倡导生态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致性的六大伦理价值理念，即：环境整体主义的生态世界观;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良好的生态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生态重建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重建相统一;大力倡导全人类命运与共的终极价值理念;保护全球环境需要世界各国和全人类。
东北大学秦书生教授认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最新理论成果，其丰富内涵表现为：一是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即强调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以尊重、顺应自然规律为前提;二是体现了系统思维方式，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整体;三是体现了生态伦理观，即强调将自然对人“有用性”变为人与自然“共生性”，要求建立真正平等、公正、合理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要求公民具有较高生态道德意识、生态责任感和正义感、生命共同体意识，在约束自身的同时积极向他人传导生态文明行为的正能量，形成生态文明道德新风尚;四是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即倡导绿色发展方式，以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小化损害而取得最大化受益为目标，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共赢”。
南京工业大学黄爱宝教授解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哲学立场：第一，就概念来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指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体，强调人与世界的关系，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关系。第二，生态是生命存在样态，世界的最高价值是生命，生命共同体首先强调生成，因此生命共同体就是生态共同体。第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价值观基础之上人类生命至上的目的价值观。第四，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三者之间以实践为基础，相互促进。
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以胜教授认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范畴和集中体现，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解的整体性思维、系统性思维、转化性思维。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实现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超越生态中心主义所倡导的虚幻生态共同体，彰显唯物辩证法的生态意蕴，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方法论，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提供了“三重”理论供给，即价值理念供给、生态思维供给和“绿色”样板供给。
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实践
此次论坛特别邀请“生态英雄”喻中升先生莅临会议现场，分享他从最高人民检察院退休、在肝移植手术初愈后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端的正蓝旗，带领工人移树播种、围封打井，用8年时间将3000亩荒漠治理成美丽绿洲的经历。他总结治沙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治沙既需要实践，也需要理论，更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因此，治沙实践如何与治沙理论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此外，他还谈到治沙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如：治沙资金稀缺，政府政策相关规定无法有效满足治沙工作所需的条件，治沙实践没有及时有效的理论指导及经验获取平台，发展生态产业存在收益分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和研究，以期为治沙实践建言献策。
苏州科技大学王建明教授以长江三角洲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为例，谈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创新实践，具体做法有：一是严把产业准入关，发展绿色产业;二是整体扩充生态容量，做足环境底色;三是利用统一的标准、监测、执法，同步加强环境监督管理;四是共同體共商共建共治，包括加强河湖联保共治，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深化完善联合预测预警机制，发挥好区域生态环境协作机制作用携手打赢区域污染防治攻坚战。他由此总结梳理出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有条件省际毗邻区域可复制推广的有效探索经验：自觉构建人与人和谐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发展利益与生态责任共同体等“真正的生态共同体”;以生态思维推进环境治理一体化;以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合一为价值导向;多主体共建多维度共治;生态重建的本土性、文化性、科技性。
东华理工大学华启和教授分享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江西的实践情况：第一，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建设，重点是通过国土绿化和森林质量提升构建江西一体化生态屏障，对鄱阳湖流域实施系统性生态修复，建设赣州、长江最美岸线，打响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品牌。第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江西致力于打通利用生态优势提升农产品价值的通道，打通利用生态产品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的通道，打通依托优美环境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通道，使得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资金变股金，打通利用生态平台激励市民践行低碳生活的通道，打通低碳行为惠民惠商惠农、绿色生态共建共享共赢的循环链条。第三，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江西大胆探索，建立“源头严防”管控体系，完善“过程严管”监督体系，健全“后果严惩”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取得战略性成果。第四，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是要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要积极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开展生态创建三项工作，以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刘志民律师通过分析“云南滇池案”“秦岭别墅案”等环境法司法实践案例，指出当前环境立法很少采取或借鉴环境伦理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他希望有更新颖、更科学的环境伦理体系来指导环境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希望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理念融入并引领环境法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普法的全过程和全环节。他还指出，环境立法的完善与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正相关，共同目的是为了增强我国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能力，更好地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生态秩序。
责任编辑：胡颖峰
一、生态哲学、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叶平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生态哲学发展的历史，并就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结构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中国生态哲学起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兴盛于21世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已形成主线-支线结构体系，其中主线研究是国外生态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支线研究是中国自然科学应用中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和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他还就生态学、生态哲学如何影响自然科学家思维方式，以及自然科学家在应用领域中提出何种生态哲学思想的问题作了简要探讨，认为自然科学家在应用生态学解决科学问题的同时也需要解决社会建构问题，而结合环境问题的创造性应用，必然产生生态哲学新思想。
井冈山大学曾建平教授分享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最新研究成果：一是《自然之境：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探究》首次提出“‘消费-生态’悖论”概念，认为它是导致消费时代生态问题的逻辑前提;二是《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基于环境价值观的全新文化形式和文明形态;三是正在编纂中的《环境保护和人类革命》将阐述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环境危机观、自然价值观、地球文明观、环境公正观、生态和谐观、环境教育观、环境拯救观等;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江西实践》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意义、主体内容、理论地位、实践要求、基本特征、明显成效以及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成效等方面展开。
广西大学杨通进教授对环境哲学视域中的资本逻辑命题进行反思。他认为，资本逻辑命题的核心理念即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已经成为中国环境哲学研究领域理解和分析生态危机之根源、寻求生态危机之化解药方的一种颇为流行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范式。他从环境哲学角度指出资本逻辑命题本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其一，未能正确厘清“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其二，资本逻辑命题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为经济问题，又把经济问题归结为资本问题，犯了“资本还原论”的错误;其三，“资本原罪论”与“资本万能论”这两个理论预设也是导致其理论局限的重要原因。
南京林业大学曹顺仙教授通过梳理近30年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现状及其趋势，总结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以“重读马克思”强化文本挖掘深度广度;加强生态哲学思想体系化研究，加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贯通研究、根源性研究、历史演进研究、生态哲学思想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史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其生态哲学思想主导性、本土性研究;拓展和深化国外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沿着“为何挖掘、如何挖掘、如何诠释、以何诠释、如何建构、何以构建”问题域，深度挖掘中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建构逻辑和致思理路。
沈阳工业大学李世雁教授认为生态哲学对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哲学基础理论构成应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生态方法论。其中，本体论可借助自然科学成果来研究，认识论可以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中研究生态思想，方法论涉及价值论维度的研究，實践维度的研究就是关注现实、付诸行动。环境伦理是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道德规范、作出道德评价、提出伦理对策。
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等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来源。内蒙古大学包庆德教授从现代化概念的生态反思、生产力范畴的生态评析以及文明兴衰评价三个层面深度解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他认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的有效批判、有序扬弃与有机超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具有保护自然的生态维度，特别是对因技术使用失当而带来的风险和可能的“破坏力”进行提示，应自觉强化文明兴衰的生态评价标准。东南大学刘魁教授通过近40年对中国道学的研究，认为道家生命哲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与人之间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天、地、人三才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其次，生生不息既是天地之间最高的道德，也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内在机制与最高法则。我们要维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是要维护其生生不息的自然条件与生境，这是最高的环境伦理。再次，天、地、人三才皆本阴阳，阴阳互根又消长。最后，要把握天地万物生长衰竭变化之节奏，以面对生态危机：在个人层面，坚持清虚自守，探寻生命共同体运行之道与自在节律;在制度层面，要推进全球和区域治理一体化，维护地球生生之道与运作机制，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技术层面，利用智能技术感知人与环境的复杂反馈关系，保护地球，庇佑苍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徐海红教授认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文献。其中辩证自然观是对人与自然科学和人与自然界相互依存和转化的理性认识，它以“辩证法三规律”和“生态学四法则”为基本内容，以“两个和解”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共同的目标指向，以“制度批判”和“全民行动”为实现路径。 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多维解读
南京师范大学曹孟勤教授强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一是本体论依据问题。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人对自然界的看护是人类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是人类保护环境的本体论根据。二是内涵问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一定要包含人之为人的存在，包含人如何让自然环境美好起来，以及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之中人如何才能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本质的对象化问题。三是理念转变为现实实现机制的问题。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劳动使人与自然紧密结合，人与自然本质的相互对象化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内在机制。
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王正平教授对生态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全球环境危机的失衡主要由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不能持久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度消耗世界的自然资源和转移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因此，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拥有共同的责任、不同的要求，一方面要以正义为首要伦理原则协调协调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利益关系，另一方面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倡导生态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致性的六大伦理价值理念，即：环境整体主义的生态世界观;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良好的生态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生态重建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重建相统一;大力倡导全人类命运与共的终极价值理念;保护全球环境需要世界各国和全人类。
东北大学秦书生教授认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最新理论成果，其丰富内涵表现为：一是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即强调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以尊重、顺应自然规律为前提;二是体现了系统思维方式，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整体;三是体现了生态伦理观，即强调将自然对人“有用性”变为人与自然“共生性”，要求建立真正平等、公正、合理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要求公民具有较高生态道德意识、生态责任感和正义感、生命共同体意识，在约束自身的同时积极向他人传导生态文明行为的正能量，形成生态文明道德新风尚;四是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即倡导绿色发展方式，以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小化损害而取得最大化受益为目标，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共赢”。
南京工业大学黄爱宝教授解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哲学立场：第一，就概念来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指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体，强调人与世界的关系，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关系。第二，生态是生命存在样态，世界的最高价值是生命，生命共同体首先强调生成，因此生命共同体就是生态共同体。第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价值观基础之上人类生命至上的目的价值观。第四，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三者之间以实践为基础，相互促进。
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以胜教授认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范畴和集中体现，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解的整体性思维、系统性思维、转化性思维。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实现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超越生态中心主义所倡导的虚幻生态共同体，彰显唯物辩证法的生态意蕴，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方法论，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提供了“三重”理论供给，即价值理念供给、生态思维供给和“绿色”样板供给。
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实践
此次论坛特别邀请“生态英雄”喻中升先生莅临会议现场，分享他从最高人民检察院退休、在肝移植手术初愈后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端的正蓝旗，带领工人移树播种、围封打井，用8年时间将3000亩荒漠治理成美丽绿洲的经历。他总结治沙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治沙既需要实践，也需要理论，更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因此，治沙实践如何与治沙理论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此外，他还谈到治沙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如：治沙资金稀缺，政府政策相关规定无法有效满足治沙工作所需的条件，治沙实践没有及时有效的理论指导及经验获取平台，发展生态产业存在收益分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和研究，以期为治沙实践建言献策。
苏州科技大学王建明教授以长江三角洲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为例，谈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创新实践，具体做法有：一是严把产业准入关，发展绿色产业;二是整体扩充生态容量，做足环境底色;三是利用统一的标准、监测、执法，同步加强环境监督管理;四是共同體共商共建共治，包括加强河湖联保共治，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深化完善联合预测预警机制，发挥好区域生态环境协作机制作用携手打赢区域污染防治攻坚战。他由此总结梳理出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有条件省际毗邻区域可复制推广的有效探索经验：自觉构建人与人和谐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发展利益与生态责任共同体等“真正的生态共同体”;以生态思维推进环境治理一体化;以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合一为价值导向;多主体共建多维度共治;生态重建的本土性、文化性、科技性。
东华理工大学华启和教授分享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江西的实践情况：第一，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建设，重点是通过国土绿化和森林质量提升构建江西一体化生态屏障，对鄱阳湖流域实施系统性生态修复，建设赣州、长江最美岸线，打响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品牌。第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江西致力于打通利用生态优势提升农产品价值的通道，打通利用生态产品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的通道，打通依托优美环境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通道，使得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资金变股金，打通利用生态平台激励市民践行低碳生活的通道，打通低碳行为惠民惠商惠农、绿色生态共建共享共赢的循环链条。第三，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江西大胆探索，建立“源头严防”管控体系，完善“过程严管”监督体系，健全“后果严惩”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取得战略性成果。第四，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是要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要积极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开展生态创建三项工作，以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刘志民律师通过分析“云南滇池案”“秦岭别墅案”等环境法司法实践案例，指出当前环境立法很少采取或借鉴环境伦理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他希望有更新颖、更科学的环境伦理体系来指导环境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希望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理念融入并引领环境法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普法的全过程和全环节。他还指出，环境立法的完善与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正相关，共同目的是为了增强我国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能力，更好地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生态秩序。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