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是除诗歌之外唯一一种以数字命名的文体。它发轫于西汉，成熟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七体虽风光不再，但亦是代有作者，且偶见名篇。《文选》、《文苑英华》等大型文学总集，《艺文类聚》、《渊鉴类函》等大型类书，《文心雕龙》、《文章辨体》等涉及文体论的著作，都把“七”单独列为一体。近代以来，“七”体少有作者，且已不入主流文体之列，但它毕竟是一种曾经风行一时且影响颇广的文体，以至于文体论者在论及古代文体时不得不为其留有一席之地。
　　“七”体最早始于西汉枚乘的《七发》，枚乘之后，作者纷起，七体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文体。
　　“七”作为一种文体而受到人们的重视，西晋傅玄功不可没。他把之前的七体文汇集起来，命名为《七林》。此书虽然早已散佚，但他为此书作的序文却保存了下来。他在序文中写道：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侈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西晋］傅玄：《七谟序》）
　　傅玄最早把“七”作为一种文体来看，他叙述七体的发展历程，始于枚乘《七发》，显然受到了曹植《七启序》的影响，但他比曹植说得更直白。他认为，东汉以来傅毅等文士的七体之文，皆是“承其流而作之者”，而马融《七厉》、张衡《七辩》，同样也是“引其源而广之”。后之作者既是“承其流而作之”，又是“引其源而广之”，则西晋之前的七体源流就相当清楚明晰了。
　　傅玄之后，有关七体的论述逐渐多了起来，刘勰、刘知几、叶梦得、洪迈、何景明、吴讷、王世贞、顾炎武、俞樾、章学诚等，在七体起源、七体的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观点和见解。在七体文为何以“七”名体的问题上，论者也是见仁见智，各持一说。能自成一说且较有影响者，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刘勰的“七窍所发”说。刘勰论其前出现的各种文体，着眼于文体的作用和功能，根据不同文体的不同作用和功能，把南朝梁之前的文体分为31种，其中除诗、乐府、赋和骚之外，其他27种基本上都可以归入散文这个大类。他把“七”和对问、连珠划归杂文一类，认为枚乘《七发》“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子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在他看来，枚乘之所以名其文为《七发》，是因文章所言七个方面的内容乃“七窍所发”。七窍即耳、目、鼻、口七孔，其所发者，关乎声、色、气、味，而这些皆和人之嗜欲密切相关。枚乘以“吴客”的身份，从和人之七窍相关的声、色、气、味等方面入手，循循善诱，劝说楚太子不要沉迷于声色嗜欲，表明了“所以戒膏粱子”的深刻用意。刘勰把七体与人之七窍联系在一起，虽不免牵强，但他着眼于七体之文的作用和用途，与其按作用和功能划分文体的原则是一致的。唐人李善为《文选·七发》作注，接受了刘勰的观点，以为“《七发》者，说七事以发太子也”（唐·李善《文选注》卷三十四），也是着眼于该文的作用和功能。
　　二、张铣的“欲发阳明于君”说。如果说刘勰从七体的作用和功能来解释“七”，那么，唐代的张铣则用数字“七”的文化意义来解释“七”。张铣是唐代为《文选》作注的“六臣”之一。他为《七发》作注，这样解释“七”：“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八首者，上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末一首始陈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及吴客，以为语端矣。”（［唐］李善等：《文选六臣注》卷三十四）张铣所说的“七者，少阳之数”，是从《周易》而来。《周易·系辞上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两仪即阴阳，四象即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为月，太阳为日，少阴为辰，少阳为星。星为少阳，少阳之数为七，对应八卦为兑，兑数亦为七。按《周易》大衍数，七九为阳，六八为阴。九为阳之极数，故称太阳。七虽同为阳数，但未及阳数之极，故称少阳。九为阳数之极，故又为君主之数。七是最接近九的阳数，而九又为君数，所以说“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张铣以为，枚乘《七发》之“七”寓有欲导极数、发阳明于君的意思。此说以《周易》阴阳之义为立论依据，虽略显玄奥，却也可备一说。但此说也仅是就《七发》这一篇文章而言，若扩大至东汉以后的七体之文，就不太合适了。因为，自东汉傅毅《七激》开始，七体文中为客者劝说的对象已不是可以与阳数九相匹配的太子或储君，而是遁迹山林、窜身海滨的隐士，而隐士是没有对应“阳数之极”这种幸运和尊贵的。
　　三、俞樾的“大半曰七”说。同是着眼于数字“七”的文化含义，清人俞樾对七体的解释与张铣又有不同。在他看来，数字都是用来表示数量多少的，“少则曰一，多则曰九，半则曰五，小半曰三，大半曰七”。言知之甚少，人们常说“略知一二”，故以“一”示其少；言知之很多，人们常说“八九不离十”，故以“九”示其多。“五”是“十”之半，故言其半则用“五”。“七”介于“五”和“十”之间，故以“七”示大半。枚乘《七发》之“七”也是大半的意思，所以他说：“是以枚乘《七发》至七而止，屈原《九歌》至九而终，不然，《七发》何以不六，《九歌》何以不八乎？”（［清］俞樾：《文体通释叙》）俞樾对“七”的解释与张铣对“七”的解释有相似之处。张铣之说暗合《周易》九为阳数之极的意思。俞樾则以“九”为多，以“七”为最近于九之数。七体用“七”而不用“九”，则含有所说事理仅为大半而不够完满（不足九之极数）的意思，表现出作者的自谦之意。因此可以说，俞樾对七体之“七”的解释，既与张铣之说异曲同工，同时又是对张铣之说的必要补充。因为张铣的“发阳明于君”说，只是就《七发》而言，若推之于其他七体之文，就不太合适了。
　　四、徐师曾的“词虽八首而问对凡七”说。萧统《文选》“七”类所收枚乘《七发》、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三篇七体文，皆是将一篇完整的文章分为八首。受其影响，其后的文学总集，亦有将一篇完整的七体文分为八首的，如宋人李等人所编《文苑英华》卷三百五十一“问答一”收录的三篇七体文，分别标示为“七契八首”、“七励八首”、“七召八首”。《文选》和《文苑英华》等文学总集的编纂者对七体文作出这样的划分，是因为七体文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一，七体文都是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客人设问，主人作答；其二，七体文依例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作者的写作动机，类似序文或引子，以下则是七问七答，每一问一答构成一个完整段落。人们根据七体文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很自然地把一篇文章分为八个部分。明人徐师曾在其所著《文体明辨序说》中，对七体何以名“七”作了这样的解释：“词虽八首，而问对凡七，故谓之七。”按自然段落划分，七体文可以分为八个部分，所以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学总集依例把七体文标为八首。一篇文章虽然依例划分成八个部分，但其表现方式却是问答的形式，为客者发问，主人作答，而且主客问答皆以七数为限，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徐师曾之说抓住了七体表现形式的基本特征，符合七体的实际情况，有理有据，较为客观地解释了七体何以名“七”的问题。
　　五、何焯的“裁而为七”说。清人何焯论及枚乘《七发》时，从创作和阅读的角度，谈到了七体何以名“七”的问题。他说：“数千言之赋，读者厌倦。裁而为七，移形换步，处处足以回易耳目矣。此枚叔所以独为文章宗。”（［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九）在他看来，枚乘《七发》之所以以七名篇，是考虑到了读者的需要，担心文章太长而令人生厌，故而采用“移形换步”的艺术手法，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适时转换时空场景，变换表现内容，将一篇文章“裁而为七”。何焯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解释七体何以名“七”，涉及创作论和接受美学的问题，很有创意。至于为何“裁而为七”，而不裁为其他之数，何焯却没有说明。
　　上述诸家解释七体何以名“七”，各有侧重。“七窍所发”说侧重“七”的思想内容，“七者少阳之数”和“大半曰七”说侧重数字“七”的文化意义，“词虽八首而问对凡七”说侧重七体的艺术表现形式，至于“裁而为七”说，则是从创作和阅读的角度来解释“七”。这五种说法各有侧重，涉及七体文的不同方面，虽皆有一定道理，却又不免偏颇。
　　综合考察，七体文以“七”名体，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其一，七体之文的开山之作《七发》以“七”名篇，第一次使用了“七”字。枚乘之后的七体文多为模拟或效仿之作，自然要沿袭《七发》之例，在篇名上加上“七”字；其二，七体文皆以主客问答为主要表现形式，而主客问答则依例为七问七答，不能超出，也不能减少。这是七体文之所以为“七”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其三，是人们对数字“七”的文化意义的接受和认同。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中庸”与“和谐”，这就是宋代学人邵雍所说的“凡事为之极，几十之七则可止矣”（［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三）。人不过七等，声不过七律，昼不过七分，等等，皆是止于“七”而不及于“十”。若强而过之，则失乎中正平和，就是一种不正常状态。清人李光地对“七”的解释，或许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七体为何以“七”名体：“天地之体数八，其用数七。体数八者，谓如河图、洛书之数，虚其中央，则四正四隅通为八面。此则在天而有定时，在地而有常处，是以谓之体也。用数七者，又以体数均为十分，则用者常七，不用者常三，谓如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加以晨昏可辨之色，为昼七分而夜三分。”（［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十五）“七”既是一个最接近极数九的数字，又能表现中正平和的状态，不失中庸之道，自然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倘是用之于劝谏，“七”就更为合适了，既表现了强烈而急切的劝谏之意，又显得中正平和，无强谏极谏之嫌。七体之文以“七”名体，且主要是用于劝谏，自然蕴涵着七体创作者对“七”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的认同。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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