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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一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天下。柏杨横批中国人的劣根性，震动海内外。
20年后，柏杨已是病榻老人，而人们已在关注他的文化遗产该如何保留和继承的问题。
20年间，社会发生了巨变，国民性格也在改变，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又暴露出新的时代病症。
20年后的今天，再看中国人。肯定有改观。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柏杨如此认为。
中国人还丑陋吗?
20年前，一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天下，在这一“国民性批判”提出来的2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变化，经济起飞、生活改善、文明与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进取方向更为明确。
中国人是不是还丑陋，这样的问题问到柏杨，他也无法一下子回答。
肯定有改观，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柏杨认为。
记者：20年过去了，中国人还丑陋吗?
柏杨：无法一下子回答。老毛病在改观，新问题在涌现。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进步的开始。
祖国大陆很有希望
柏杨1988年回祖国大陆时，第一站选择了上海。柏杨此后每5年回一次大陆，第二次回大陆是1993年，第三次是1998年。
记者：目前您和祖国大陆有哪些交流?对大陆的文化经济发展有何了解?
柏杨：这些年，我看到祖国大陆不同的方面，经济的蓬勃、信息的传递和消费文化的爆发，当然，也看到新、旧时代不同的弊端，我们一面惊喜，也一面忧心。
记者：您感受到的社会进步有哪些?
柏杨：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一次回祖国大陆是1998年，发现整个不一样了。人有希望，每个人都很有干劲。
记者：您对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如何评价?
柏杨：大陆很有希望。我写过一篇谈邓小平的文章，邓小平的经济开放了不起，他有国家领导人的气魄。
记者：您怎么看待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
柏杨：要争气啊。借这个机会改善国家物质建设现况、提升精神文明素养，2008年的奥运会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机会。中国人很聪明，千万不要三分钟热度，一旦目的达成了，事过境迁，只把它当一张包装纸，用完就扔掉。
超女不是个好方式
记者：您对祖国大陆年轻人有什么寄语?
柏杨：诚实地学习“尊重”和“包容”精神。我虽然老了，也希望参加你们学习的行列。
记者：您认为人的哪些品行是高贵的?
柏杨：诚实，宽阔，爱知。不欺人不自欺，对人宽厚。人如果不爱知，只爱钱爱面子太可悲。否则人越活越老，越老越呆。
记者：祖国大陆現在有个隐忧，就是过劳。在台湾您是否关注过这一社会现象?
柏杨：台湾也有，现在提倡OFF学。中国人穷苦，忧患意识很重，有机会就拼命挣钱。这里有我们的社会背景，但要有所节制，身体不是能无限挥霍的。要工作也要有休息、有娱乐，有空闲才有想象力。有些事情是要慢慢累积的，不能一下子爆发。超女就不是个好方式。消费文化加上信息太多，人就不知道层次，没有分寸。
台湾一团乱象吃老本
台湾不仅在文化机构上一团乱象，政治、治安、经济、传媒、娱乐界也充斥着混乱。对此，柏杨深表忧虑。
记者：台湾社会治安如何?
柏杨：治安败坏。还有非法执枪的现象严重。
记者：台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柏杨：没有公道和公平，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台湾现在在吃老本。
该懂得尊严了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问世20年后，出版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这本书的问世，与两岸20年来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改造国民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贫穷与富庶时期，国民性都在经受着考验。
记者：您是何时想到“尊严”问题的?
柏杨：21世纪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提出了中国人的问题，20年后给出了答案，就是：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据《成都日报》07.9.19
柏杨：我自认我的文笔刻而不薄
著名作家柏杨近日宣布封笔后，引起很大震动。柏杨至今共出版过近4000万字的作品。记者近日联系上柏杨作品内地出版总策划朱洪海先生，获得柏杨与朱洪海的对话内容，柏杨认为自己的文笔刻而不薄。
朱洪海：继鲁迅的“染缸文化”之后，您提出了“酱缸文化”，甚至把书名叫作《丑陋的中国人》。作为不同时代的人，为什么思考的会是同一个问题?
柏杨：其实，很多作家都有很浓烈的忧国忧民心思，而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文风不一样，际遇也不同。三年前，内地一个舞台剧团来台湾表演老舍的名作“茶馆”，我在台下，看得老泪纵横，心情沉重无比。这并不是伤逝，也不是怀旧，而是作品与表演的成功，唤回我们沉痛的历史记忆。
朱洪海：当下最流行的一句话：以史为鉴，您的著作都是倡导“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但时下很多对历史的态度所缺少的正是一种反省的精神。既然历史证明做不到“以史为鉴”，那“以史为鉴”的意义何在?
杨柏：你的问题很有质疑精神。人，其实是不会接受历史教训的。因为经验无法传承，事非经过不知难，这真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老话，历史的警惕功能，不是那么直接彰显的。历史是被人从天际偷盗下凡的那把火。它可以照亮你的前路，也可能使你从中吸收不少权谋与策略，自以为聪明过人，却不过自误误人。
朱洪海：您曾经深刻而沉痛地描写人性的堕落，但也使您的文章更显刻薄，其实，这些“骂文”无非是想呼唤什么，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柏杨：我自认我的文笔刻而不薄。到现在，我们常听人说：“不干这一杯酒，就是不给面子”，可见“情面”这么重要。这种充满“给面子”的话，我在杂文中都谈论过多少回，现在还常常听到人说：“没事儿，没事儿”，“行，行”，这种模糊焦点态度的养成，是面对真相的敷衍，我们只需要情面上的安抚，而不习惯接受事实的叙述、分析和程序的了解，更遑论面对自己的缺陷?我们太注重达到目的，不要了解程序。这使我又想起“五四”时期胡适写过的一篇文章：差不多先生。
20年后，柏杨已是病榻老人，而人们已在关注他的文化遗产该如何保留和继承的问题。
20年间，社会发生了巨变，国民性格也在改变，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又暴露出新的时代病症。
20年后的今天，再看中国人。肯定有改观。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柏杨如此认为。
中国人还丑陋吗?
20年前，一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天下，在这一“国民性批判”提出来的2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变化，经济起飞、生活改善、文明与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进取方向更为明确。
中国人是不是还丑陋，这样的问题问到柏杨，他也无法一下子回答。
肯定有改观，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柏杨认为。
记者：20年过去了，中国人还丑陋吗?
柏杨：无法一下子回答。老毛病在改观，新问题在涌现。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进步的开始。
祖国大陆很有希望
柏杨1988年回祖国大陆时，第一站选择了上海。柏杨此后每5年回一次大陆，第二次回大陆是1993年，第三次是1998年。
记者：目前您和祖国大陆有哪些交流?对大陆的文化经济发展有何了解?
柏杨：这些年，我看到祖国大陆不同的方面，经济的蓬勃、信息的传递和消费文化的爆发，当然，也看到新、旧时代不同的弊端，我们一面惊喜，也一面忧心。
记者：您感受到的社会进步有哪些?
柏杨：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一次回祖国大陆是1998年，发现整个不一样了。人有希望，每个人都很有干劲。
记者：您对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如何评价?
柏杨：大陆很有希望。我写过一篇谈邓小平的文章，邓小平的经济开放了不起，他有国家领导人的气魄。
记者：您怎么看待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
柏杨：要争气啊。借这个机会改善国家物质建设现况、提升精神文明素养，2008年的奥运会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机会。中国人很聪明，千万不要三分钟热度，一旦目的达成了，事过境迁，只把它当一张包装纸，用完就扔掉。
超女不是个好方式
记者：您对祖国大陆年轻人有什么寄语?
柏杨：诚实地学习“尊重”和“包容”精神。我虽然老了，也希望参加你们学习的行列。
记者：您认为人的哪些品行是高贵的?
柏杨：诚实，宽阔，爱知。不欺人不自欺，对人宽厚。人如果不爱知，只爱钱爱面子太可悲。否则人越活越老，越老越呆。
记者：祖国大陆現在有个隐忧，就是过劳。在台湾您是否关注过这一社会现象?
柏杨：台湾也有，现在提倡OFF学。中国人穷苦，忧患意识很重，有机会就拼命挣钱。这里有我们的社会背景，但要有所节制，身体不是能无限挥霍的。要工作也要有休息、有娱乐，有空闲才有想象力。有些事情是要慢慢累积的，不能一下子爆发。超女就不是个好方式。消费文化加上信息太多，人就不知道层次，没有分寸。
台湾一团乱象吃老本
台湾不仅在文化机构上一团乱象，政治、治安、经济、传媒、娱乐界也充斥着混乱。对此，柏杨深表忧虑。
记者：台湾社会治安如何?
柏杨：治安败坏。还有非法执枪的现象严重。
记者：台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柏杨：没有公道和公平，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台湾现在在吃老本。
该懂得尊严了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问世20年后，出版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这本书的问世，与两岸20年来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改造国民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贫穷与富庶时期，国民性都在经受着考验。
记者：您是何时想到“尊严”问题的?
柏杨：21世纪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提出了中国人的问题，20年后给出了答案，就是：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据《成都日报》07.9.19
柏杨：我自认我的文笔刻而不薄
著名作家柏杨近日宣布封笔后，引起很大震动。柏杨至今共出版过近4000万字的作品。记者近日联系上柏杨作品内地出版总策划朱洪海先生，获得柏杨与朱洪海的对话内容，柏杨认为自己的文笔刻而不薄。
朱洪海：继鲁迅的“染缸文化”之后，您提出了“酱缸文化”，甚至把书名叫作《丑陋的中国人》。作为不同时代的人，为什么思考的会是同一个问题?
柏杨：其实，很多作家都有很浓烈的忧国忧民心思，而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文风不一样，际遇也不同。三年前，内地一个舞台剧团来台湾表演老舍的名作“茶馆”，我在台下，看得老泪纵横，心情沉重无比。这并不是伤逝，也不是怀旧，而是作品与表演的成功，唤回我们沉痛的历史记忆。
朱洪海：当下最流行的一句话：以史为鉴，您的著作都是倡导“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但时下很多对历史的态度所缺少的正是一种反省的精神。既然历史证明做不到“以史为鉴”，那“以史为鉴”的意义何在?
杨柏：你的问题很有质疑精神。人，其实是不会接受历史教训的。因为经验无法传承，事非经过不知难，这真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老话，历史的警惕功能，不是那么直接彰显的。历史是被人从天际偷盗下凡的那把火。它可以照亮你的前路，也可能使你从中吸收不少权谋与策略，自以为聪明过人，却不过自误误人。
朱洪海：您曾经深刻而沉痛地描写人性的堕落，但也使您的文章更显刻薄，其实，这些“骂文”无非是想呼唤什么，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柏杨：我自认我的文笔刻而不薄。到现在，我们常听人说：“不干这一杯酒，就是不给面子”，可见“情面”这么重要。这种充满“给面子”的话，我在杂文中都谈论过多少回，现在还常常听到人说：“没事儿，没事儿”，“行，行”，这种模糊焦点态度的养成，是面对真相的敷衍，我们只需要情面上的安抚，而不习惯接受事实的叙述、分析和程序的了解，更遑论面对自己的缺陷?我们太注重达到目的，不要了解程序。这使我又想起“五四”时期胡适写过的一篇文章：差不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