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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消费者更多地参与到农业生产环节中来，倡导消费者支持农业、关注农村，将传统市场运作中被分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重新建立起来，而产生的这种相互信任才是最为宝贵的。
在北京北六环凤凰岭山脚下，有一片类似于“世外桃源” 的所在。这就是“小毛驴市民农园”。步入这片“桃花源”便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蓝色天空映衬着绿色良田，空气中有清新的泥土气息，男女老少往来耕作，或于树荫下休闲，怡然自得。
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于2008年4月，占地230亩，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和海淀区政府建立的一个市民农业产学研基地。之前，这里是一片多年荒弃的苗木地和农地，是野花、野草和野生动物的天堂。
2009年3月，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以“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的方式对外运营。也是从那时起，一个柔柔弱弱的叫石嫣的女博士生把她从美国农场实践学习而来的CSA模式应用到了这里。
石嫣与“小毛驴”
石嫣今年博士毕业了。她的博士论文就是以CSA为基础的研究。瘦瘦高高的石嫣，比平常女孩子的皮肤要黝黑很多，应该是长期呆在田间地头被太阳晒成的，说话时声音平静、有条理。
石嫣2008年4月去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家农场“洋插队”了半年的时间，在那半年里，石嫣学习做一个真正的美国农民。并且真正吸收当地CSA模式的运营经验。
回国后，石嫣开始将她所学到的CSA模式应用到了小毛驴农园。农园现在是由石嫣等6名同学组成的团队在管理。
CSA模式，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德国，最初作为市民休闲活动的场所，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在形态、组织和制度上日臻完善。成型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第一个CSA农场。目前美国共有三千多家这样的农场，同时覆盖几十万个使用这些农产品的家庭。其出现的背景就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食品安全危机。
近年来，市民农园在亚洲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开始流行，意在帮助居住在城市的人们重视自己及家人健康，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小毛驴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石嫣对记者说，目前这个模式还不可能做到全国普及，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模式逐渐改变人们的观念。消费者本身其实也负有食品不安全的责任”。消费者单纯认为，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市场和政府的责任。但如果消费者都喜欢挑长得好看的菜、买精瘦肉，那市场上必然会出现相应的打了膨大剂、用了瘦肉精的产品。
“消费者如果长期脱离自然和土地，就会不理解自然。”石嫣说。在4月16日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第二届开锄节上，“小毛驴”的倡导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应该要让市民更多地参与到农业的生产环节当中去。”让市民在劳动中体会到收获，理解土地和农业，进而更加尊重劳动，更加尊重社会，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2009年至今，小毛驴农园的配送份额客户和劳动客户都从农场初创时的几十户增长到了几百户，已经到农场承受能力的极限。《“小毛驴市民农园”三年运作经验总结》中说道，他们还以农场为载体，开展了论坛、社区讲座、消费者交流会、开锄节、有机市集等多种活动形式，探讨食品安全、新型消费文化与健康生活理念，建立起农场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引导社会形成对农耕文化和城市发展的正确认识。
回想“小毛驴”发展的这三年，石嫣想了想说：“我们最初做CSA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不会觉得有多么强大；而现在很多媒体将CSA称为是一种‘运动’，像‘新农夫运动’、‘纯洁食物运动’或者是‘回到厨房运动’等，更多地它可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如果说这是一种使命的话，那可能我们已经比我们曾经预想的，更大程度上地达到了一个阶段。”
重回土地
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田地按照开垦出来的时间大致分为几块，石嫣他们给这些地块取了如“山水间”、“寻梦缘”、“桃花源”这样诗意的名字。
“寻梦缘”91、92号地的主人两家是好朋友，他们种的地加在一起60平方米。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一起来“小毛驴”种地，也可以当老友聚会了。其中陈姓的中年夫妇还带来了他们4岁的小女儿。小女孩一会儿光着脚在地里踩，一会儿又拿着小铁锹在地头边的小水沟里铲水玩，自己一个人也能玩得不亦乐乎。
温铁军教授曾经说，“十几年前，我在发达国家进行市民农园考察的时候，跟那些参与市民农园的家长进行交流，他们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提法刺激了我。他们说，我们的孩子将来找不到一块可以光着脚丫下田的地方。”
“其实主要也是为了孩子来的。”陈女士说。记者问一直在捣鼓的小女孩过来这边种菜“开心吗”，她还一直放不下手中的小铁锹，抽空回了句：“有点儿开心。”陈女士笑着说，小女儿很愿意过来，以前夏天时还经常带着吊床过来，在地头旁一支，她就可以在那里睡午觉了。小女孩这个时候走过来妈妈身边撒娇，“我们待会儿能不能去爬树啊？”
陈女士还指着另外一片地跟记者说，“那块地的菜种得可好了，听说去年一颗白菜就有25斤！”高大叔就是传说中的“一颗白菜25斤”的地主人。他则笑呵呵地谦虚了，“没有那么大，都是他们宣传的。”他自己种了两块地60平方米。他此时正和家人在地里愉快地忙碌着，“那边种的是柿子、黄瓜，这边是豆角。”高大叔正在熟练地给农作物搭架子，把细木条交叉着搭成三角支架，并在交叉点上用细麻绳缠绕几圈扎紧，对自己地里种的菜苗了如指掌。
平常给菜苗施的肥料都是农场提供的麻渣水和蚯蚓粪等有机肥料。自己种的菜既健康又放心，“味道美极了，吃起来都是甜的。”高大叔笑着说，“现在种出乐趣来了。劳动既有收获，又娱乐休闲，而且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农场的收入也提高了。”“我现在一年就能收获上千斤”，高大叔带着点骄傲地说，“我每年光大白菜就能收获几百斤呢！”
小毛驴农园的客户目前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配送份额，目前农场的配送份额400户左右，农场每周给客户们提供刚摘下的绿色蔬菜，种类和数量由农场根据当季种植情况搭配。记者随石嫣去看时，配送完之后剩下的分菜箱并不多了，里面整齐码放着绿色蔬菜，还有自磨的豆腐。配送份额也可以选择配送到家和到农场自取，价格有所区别。
另一种类型是劳动份额。农场里将开辟的农地平均分配成每块30平方米的大小，租给客户自己耕种，成熟后客户自己收获劳动果实。成员不定期到农场参与劳动体验，并监督农场的生产；农场还定期举办各种活动、编辑简报，给成员传达农场的动态信息，宣传环保有机的生活观念。现在“小毛驴”的劳动份额早已额满，新客户需排队等候了。
这两种类型的客户，都要在种植季开始前与农场签下协议，并提前付费，由农场与客户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
重建信任
近几年，在“小毛驴”的带动下，仅在北京与“小毛驴”类似的农场就有十几家。除北京之外，在上海、重庆、成都、陕西等地也有类似的农场，仅与“小毛驴”有联系的就已经达到五六十家。各地的生态农业实践，都有其各自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重庆的“合初人自然农园”，坐落在重庆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是重庆市的公益组织“合初人文化传播社”在2010年年初开办的一个实验性的科研项目。目前农园有50亩耕地，今年还想再增加20亩果园。
项目负责人重庆社科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艺对记者说，在推广农园的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是遇到消费者的不理解。一方面是菜价的确比市面上要贵不少，另外一方面，也会受到他们的质疑。
农园的客户由去年年初的5户，增加到了现在的31户。朱老师说，“现在还是亏本的，发展到40户时，就能够做到基本持平了。”目前项目并未接受商业资本进入，想探索一条社区生态农业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由公益组织联接起来的发展之路。他们希望能够总结一些经验，提供给后来者。
朱老师还提到了发展这个模式对于农村很重要的一点——农村社区的建设。推广这种模式能够加强城乡交流，推动农村的发展。“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富。如果乡村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生态价值的土地和农村社区的诚信，这就是农村最宝贵的资源。”
在成都市郫县安德镇安龙村，从2005年开始，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当地9家农户自发地组织起来发展生态农业，目前已经形成小范围的蔬菜配送，并建立起临时学习基地，让学校和市民来学习、参观；也发展了客户劳动模式。9家农户之一的高清蓉对本刊记者说，目前，他们已经有100多户的稳定消费者。“2005年到2007年的时候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目前的收入还可以。”
对于目前农户销售的菜价和米价，虽然比同类的市场上用化肥生产出来的贵了两倍，但高大姐说，“其实这个价格还是考虑到消费者的接受能力，远远体现不了其本身的价值。”他们在农业生产中费工夫做堆肥、沼气池发酵，甚至不用除草剂，而是人工除草。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收入还不是最困难的问题。高大姐也同样提到，怎样与消费者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是甫一开始最困难的事情。
谈到未来的发展，高大姐说，希望以后能多组织与消费者的联盟，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一起来发展生态农业。而这需要仰仗消费者和农民双方的理念转变。
这不得不使我们注意到当前日益开放的农产品市场形成的这样一种状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环节过于复杂，消费者无法直观了解食品的来源和生产过程，生产者也无法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导致生产和消费极端对立，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食品监管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严峻。
而像“小毛驴”、“合初人”和高大姐他们所做的，正是让消费者更多地参与到农业生产环节中来，倡导消费者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关注农村，进而促进食品生产与消费的两端建立互信互助的透明关系，将传统市场运作中被分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重新建立起来。而产生的这种相互信任才是最为宝贵的。
谈到之后的发展，石嫣和他们的团队会在北京开辟新的农场，不是复制小毛驴农园的形式，而是想找有合作社基础的村庄合作，以市民参与为主体，并形成产业链条，真正让农民和市民共同参与。
而这一切的努力，就像小毛驴团队成员之一的黄志友在小毛驴的简报里写到的：“正是在土地之上的劳作之中，我们进行着自我救赎。”
社区支持农业是某种形式上的物物交换。在季节之初支付费用来支持一个本地农民，接着就会得到相应的农场产品。
在北京北六环凤凰岭山脚下，有一片类似于“世外桃源” 的所在。这就是“小毛驴市民农园”。步入这片“桃花源”便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蓝色天空映衬着绿色良田，空气中有清新的泥土气息，男女老少往来耕作，或于树荫下休闲，怡然自得。
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于2008年4月，占地230亩，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和海淀区政府建立的一个市民农业产学研基地。之前，这里是一片多年荒弃的苗木地和农地，是野花、野草和野生动物的天堂。
2009年3月，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以“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的方式对外运营。也是从那时起，一个柔柔弱弱的叫石嫣的女博士生把她从美国农场实践学习而来的CSA模式应用到了这里。
石嫣与“小毛驴”
石嫣今年博士毕业了。她的博士论文就是以CSA为基础的研究。瘦瘦高高的石嫣，比平常女孩子的皮肤要黝黑很多，应该是长期呆在田间地头被太阳晒成的，说话时声音平静、有条理。
石嫣2008年4月去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家农场“洋插队”了半年的时间，在那半年里，石嫣学习做一个真正的美国农民。并且真正吸收当地CSA模式的运营经验。
回国后，石嫣开始将她所学到的CSA模式应用到了小毛驴农园。农园现在是由石嫣等6名同学组成的团队在管理。
CSA模式，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德国，最初作为市民休闲活动的场所，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在形态、组织和制度上日臻完善。成型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第一个CSA农场。目前美国共有三千多家这样的农场，同时覆盖几十万个使用这些农产品的家庭。其出现的背景就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食品安全危机。
近年来，市民农园在亚洲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开始流行，意在帮助居住在城市的人们重视自己及家人健康，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小毛驴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石嫣对记者说，目前这个模式还不可能做到全国普及，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模式逐渐改变人们的观念。消费者本身其实也负有食品不安全的责任”。消费者单纯认为，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市场和政府的责任。但如果消费者都喜欢挑长得好看的菜、买精瘦肉，那市场上必然会出现相应的打了膨大剂、用了瘦肉精的产品。
“消费者如果长期脱离自然和土地，就会不理解自然。”石嫣说。在4月16日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第二届开锄节上，“小毛驴”的倡导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应该要让市民更多地参与到农业的生产环节当中去。”让市民在劳动中体会到收获，理解土地和农业，进而更加尊重劳动，更加尊重社会，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2009年至今，小毛驴农园的配送份额客户和劳动客户都从农场初创时的几十户增长到了几百户，已经到农场承受能力的极限。《“小毛驴市民农园”三年运作经验总结》中说道，他们还以农场为载体，开展了论坛、社区讲座、消费者交流会、开锄节、有机市集等多种活动形式，探讨食品安全、新型消费文化与健康生活理念，建立起农场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引导社会形成对农耕文化和城市发展的正确认识。
回想“小毛驴”发展的这三年，石嫣想了想说：“我们最初做CSA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不会觉得有多么强大；而现在很多媒体将CSA称为是一种‘运动’，像‘新农夫运动’、‘纯洁食物运动’或者是‘回到厨房运动’等，更多地它可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如果说这是一种使命的话，那可能我们已经比我们曾经预想的，更大程度上地达到了一个阶段。”
重回土地
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田地按照开垦出来的时间大致分为几块，石嫣他们给这些地块取了如“山水间”、“寻梦缘”、“桃花源”这样诗意的名字。
“寻梦缘”91、92号地的主人两家是好朋友，他们种的地加在一起60平方米。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一起来“小毛驴”种地，也可以当老友聚会了。其中陈姓的中年夫妇还带来了他们4岁的小女儿。小女孩一会儿光着脚在地里踩，一会儿又拿着小铁锹在地头边的小水沟里铲水玩，自己一个人也能玩得不亦乐乎。
温铁军教授曾经说，“十几年前，我在发达国家进行市民农园考察的时候，跟那些参与市民农园的家长进行交流，他们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提法刺激了我。他们说，我们的孩子将来找不到一块可以光着脚丫下田的地方。”
“其实主要也是为了孩子来的。”陈女士说。记者问一直在捣鼓的小女孩过来这边种菜“开心吗”，她还一直放不下手中的小铁锹，抽空回了句：“有点儿开心。”陈女士笑着说，小女儿很愿意过来，以前夏天时还经常带着吊床过来，在地头旁一支，她就可以在那里睡午觉了。小女孩这个时候走过来妈妈身边撒娇，“我们待会儿能不能去爬树啊？”
陈女士还指着另外一片地跟记者说，“那块地的菜种得可好了，听说去年一颗白菜就有25斤！”高大叔就是传说中的“一颗白菜25斤”的地主人。他则笑呵呵地谦虚了，“没有那么大，都是他们宣传的。”他自己种了两块地60平方米。他此时正和家人在地里愉快地忙碌着，“那边种的是柿子、黄瓜，这边是豆角。”高大叔正在熟练地给农作物搭架子，把细木条交叉着搭成三角支架，并在交叉点上用细麻绳缠绕几圈扎紧，对自己地里种的菜苗了如指掌。
平常给菜苗施的肥料都是农场提供的麻渣水和蚯蚓粪等有机肥料。自己种的菜既健康又放心，“味道美极了，吃起来都是甜的。”高大叔笑着说，“现在种出乐趣来了。劳动既有收获，又娱乐休闲，而且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农场的收入也提高了。”“我现在一年就能收获上千斤”，高大叔带着点骄傲地说，“我每年光大白菜就能收获几百斤呢！”
小毛驴农园的客户目前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配送份额，目前农场的配送份额400户左右，农场每周给客户们提供刚摘下的绿色蔬菜，种类和数量由农场根据当季种植情况搭配。记者随石嫣去看时，配送完之后剩下的分菜箱并不多了，里面整齐码放着绿色蔬菜，还有自磨的豆腐。配送份额也可以选择配送到家和到农场自取，价格有所区别。
另一种类型是劳动份额。农场里将开辟的农地平均分配成每块30平方米的大小，租给客户自己耕种，成熟后客户自己收获劳动果实。成员不定期到农场参与劳动体验，并监督农场的生产；农场还定期举办各种活动、编辑简报，给成员传达农场的动态信息，宣传环保有机的生活观念。现在“小毛驴”的劳动份额早已额满，新客户需排队等候了。
这两种类型的客户，都要在种植季开始前与农场签下协议，并提前付费，由农场与客户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
重建信任
近几年，在“小毛驴”的带动下，仅在北京与“小毛驴”类似的农场就有十几家。除北京之外，在上海、重庆、成都、陕西等地也有类似的农场，仅与“小毛驴”有联系的就已经达到五六十家。各地的生态农业实践，都有其各自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重庆的“合初人自然农园”，坐落在重庆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是重庆市的公益组织“合初人文化传播社”在2010年年初开办的一个实验性的科研项目。目前农园有50亩耕地，今年还想再增加20亩果园。
项目负责人重庆社科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艺对记者说，在推广农园的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是遇到消费者的不理解。一方面是菜价的确比市面上要贵不少，另外一方面，也会受到他们的质疑。
农园的客户由去年年初的5户，增加到了现在的31户。朱老师说，“现在还是亏本的，发展到40户时，就能够做到基本持平了。”目前项目并未接受商业资本进入，想探索一条社区生态农业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由公益组织联接起来的发展之路。他们希望能够总结一些经验，提供给后来者。
朱老师还提到了发展这个模式对于农村很重要的一点——农村社区的建设。推广这种模式能够加强城乡交流，推动农村的发展。“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富。如果乡村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生态价值的土地和农村社区的诚信，这就是农村最宝贵的资源。”
在成都市郫县安德镇安龙村，从2005年开始，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当地9家农户自发地组织起来发展生态农业，目前已经形成小范围的蔬菜配送，并建立起临时学习基地，让学校和市民来学习、参观；也发展了客户劳动模式。9家农户之一的高清蓉对本刊记者说，目前，他们已经有100多户的稳定消费者。“2005年到2007年的时候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目前的收入还可以。”
对于目前农户销售的菜价和米价，虽然比同类的市场上用化肥生产出来的贵了两倍，但高大姐说，“其实这个价格还是考虑到消费者的接受能力，远远体现不了其本身的价值。”他们在农业生产中费工夫做堆肥、沼气池发酵，甚至不用除草剂，而是人工除草。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收入还不是最困难的问题。高大姐也同样提到，怎样与消费者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是甫一开始最困难的事情。
谈到未来的发展，高大姐说，希望以后能多组织与消费者的联盟，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一起来发展生态农业。而这需要仰仗消费者和农民双方的理念转变。
这不得不使我们注意到当前日益开放的农产品市场形成的这样一种状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环节过于复杂，消费者无法直观了解食品的来源和生产过程，生产者也无法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导致生产和消费极端对立，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食品监管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严峻。
而像“小毛驴”、“合初人”和高大姐他们所做的，正是让消费者更多地参与到农业生产环节中来，倡导消费者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关注农村，进而促进食品生产与消费的两端建立互信互助的透明关系，将传统市场运作中被分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重新建立起来。而产生的这种相互信任才是最为宝贵的。
谈到之后的发展，石嫣和他们的团队会在北京开辟新的农场，不是复制小毛驴农园的形式，而是想找有合作社基础的村庄合作，以市民参与为主体，并形成产业链条，真正让农民和市民共同参与。
而这一切的努力，就像小毛驴团队成员之一的黄志友在小毛驴的简报里写到的：“正是在土地之上的劳作之中，我们进行着自我救赎。”
社区支持农业是某种形式上的物物交换。在季节之初支付费用来支持一个本地农民，接着就会得到相应的农场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