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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乾时期的赵董书风及流弊
明末清初的书坛上有两股风潮，一股是提倡师法二王、继承传统的董其昌一派，追求雅致、妍美的书风；一股是主张冲破传统、摆脱束缚、表现个性的王铎、傅山一派，形成了变革书风。清军入关之初为了巩固政权，安抚知识分子及遗民官员，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重用汉官、恢复科举考试等。清政府对于汉文化的吸收、弘扬使得两种书风并存发展。
康熙时期，随着政权的稳定，具有极其自由和叛逆色彩的王铎、傅山一派逐渐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极不和谐的音符，开始遭到统治者的排斥。而具有传统文人儒家思想的董其昌一派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为了主流书风；这是康熙推崇董书的原因之一，其二是当时书法取士的盛行，王铎、傅山一派书风难以形成规范的考试书体；第三个原因是源于康熙个人的喜好，他曾对董书称赞道：
董书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犹得天然之趣。
康熙对董书的喜好直接影响了其子孙及其皇室贵族如允礽、允祉、胤禛，更为重要的是董书在当时及以后的文人书法圈也非常受欢迎，如张照、刘墉等。乾隆受康熙帝影响对书画艺术表现出极度的热情，在习董的同时由明及元，对赵孟頫书法喜爱备至，再加上科举考试要求书写规范，赵董的书风作为官方的书体。导致了“馆阁体”书法的形成，这种力求“乌、方、光、整”的书写促进了“馆阁体”书法的成熟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虽然这一书体与科举考试和皇室的审美标准及政治功用相吻合，但它却与书法艺术的审美及发展是背道而驰的，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二、嘉、道时期的尊唐书风与新变气象
嘉、道时书法转向了唐碑，一从书法自身方面分析：赵董书风的垄断、“馆阁体”的束缚，一些创新求变的书家要求冲破其樊篱，是转变书风的内在要求；二从其社会政治方面分析：统治者为了扼杀政治异端，大兴“文字狱”，许多的学者、文人便把精力投放到古籍的研究中，促使了金石考据学的出现及兴盛，是唐碑兴盛的先决条件；三是唐碑自身的优势：唐碑兼有碑帖之长的劲健的书风正好可以扭转赵董书风的靡弱，并且也是取法二王，与皇室正统的儒家思想并不互相矛盾。由此“一股复兴唐碑的风行在帖学书坛迅速形成”，成亲王·永瑆对唐碑更是钟爱有加，在《小字兰亭序并跋》中道：
余自幼学，学书专摹赵荣禄者约三十年。及逾五十，购得《宋拓化度寺》、《皇甫君》、《醴泉铭》诸碑，因稍稍规做，而非少年精力矣。
此跋写于永瑆中晚年，记述了其五十多岁购得《宋拓化度寺》、《皇甫君》、《醴泉铭》等唐碑，遂转而临习唐碑并弥补自己帖学书风中的不足之处。皇室对唐碑的尊崇是这一时期帖学书法内部的自我创新与超越，不可否认，这个时期的帖学是值得肯定的，它是碑学来临前的一次辉煌；由于对唐碑的兼收并蓄造就了一大批的皇室书法家，除永瑆外还有永瑢、永忠、弘旿等；金石学的兴盛出现了许多研究唐碑的学者，他们著述提拔，产生了许多关于唐碑的书论，如永瑆就有《欧阳询化度寺》三跋、《多宝塔碑跋》等。帖学的繁荣往往掩盖了碑学在皇室的接受情况，但这并不代表皇室没有受到碑学的影响。永瑆书法主张崇尚唐碑，不仅是对康熙、乾隆盲目崇尚赵董之风的极力扭转，而且对碑学的兴起也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使帖学向碑学的转化有了一个过渡和缓冲。
三、晚清皇室书法的兼容态势
由于历代刻帖的失真以及帖学自身的原因，晚清帖学走向了式微，碑学兴起。分析其兴起的契机，一是金石考据学的引导；二是明末王铎、傅山等书家个性思潮的影响；三是人们审美心理的变化，追求碑的拙、硬、疏、刚。碑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清代皇族的书画创作和鉴赏在嘉庆时期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从皇帝个人而言，嘉庆是清代皇帝书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整个皇族成员的参与程度和水平看，则虽然还延续着乾隆以来的表面繁荣的景象，但也深藏隐忧，就是缺乏杰出的人才也缺乏艺术形式的创新。清皇室没有引领碑学的兴起但其势必会受到当时声势浩大的碑学的影响的，爱新觉罗·溥心畲为道光皇帝的曾孙，其书法在临习传统帖学的同时更兼习北碑。心畲自述云：
书则始学篆隶，次北碑、右军正楷，间习行草。
篆书则习《泰山》《峄山》刻石、《说文》部首及《石鼓文》等。隶书学《曹全》《礼器》《史晨》。
心畲书法师承成亲王·永瑆，上溯颜、柳，结构严整，骨肉兼具，婉转俊逸而不失厚重之感。身处皇室，可以欣赏到清宫内府收藏的书画名迹，但他也亲眼目睹了清皇室的没落，内心的痛苦无法言喻，在政治上不能“兼济天下”之后，便借助书画来“独善其身”，以寻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再者心畲处在碑学大盛的时期，这与皇室一直提倡的帖学书法是相背而驰的，政治原因使皇室书法不可能提倡碑学，但尚碑潮流依然迅猛，甚至席卷皇室。晚清的书坛可以说是碑派一统天下的。但与此同时，一些书家也认识到了盲目的学碑所导致的笔法以及章法等方面的弊端，于是他们将碑与帖融合在一起，开创了碑帖融合之路。帖学开始重新得到重视，碑学也融合帖学的优点推进到了一个新发展，心畲就是这些书家中的一位。
“凌虚御风之意，为近百年不可多得之作”，
这是后人对心畲书画艺术的肯定以及褒奖，也是对心畲的艺术人生的一个中肯的评价，纵观心畲的一生，历经沧桑，特殊的政治、生活背景和时势造就了书法大家溥心畲。
纵观整个清朝的皇室书法，康有为先生有句话概括的最为贴切：
国朝书法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
简短而精炼的文字概括了清朝书法的发展脉络，也为我们展现了清朝每个时期的书法艺术特点。
【参考文献】
[1]玄烨.跋蓝其昌墨迹后[J].中国书店影印，1984（09）
[2]贺芳.清中期帖学书法研究[J].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1
[3]容庚.丛帖目[J].华正书局有限公司，1984（01）
[4]吴丹霞.清代皇族书画.[J]中国美术，2010（02）
[5]赵阳.被低估的艺术大师-溥心畬[J].艺术市场，2008（10）
[6]赵阳.被低估的艺术大师-溥心畬[J].艺术市场，2008（10）
[7]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注[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01）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明末清初的书坛上有两股风潮，一股是提倡师法二王、继承传统的董其昌一派，追求雅致、妍美的书风；一股是主张冲破传统、摆脱束缚、表现个性的王铎、傅山一派，形成了变革书风。清军入关之初为了巩固政权，安抚知识分子及遗民官员，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重用汉官、恢复科举考试等。清政府对于汉文化的吸收、弘扬使得两种书风并存发展。
康熙时期，随着政权的稳定，具有极其自由和叛逆色彩的王铎、傅山一派逐渐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极不和谐的音符，开始遭到统治者的排斥。而具有传统文人儒家思想的董其昌一派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为了主流书风；这是康熙推崇董书的原因之一，其二是当时书法取士的盛行，王铎、傅山一派书风难以形成规范的考试书体；第三个原因是源于康熙个人的喜好，他曾对董书称赞道：
董书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犹得天然之趣。
康熙对董书的喜好直接影响了其子孙及其皇室贵族如允礽、允祉、胤禛，更为重要的是董书在当时及以后的文人书法圈也非常受欢迎，如张照、刘墉等。乾隆受康熙帝影响对书画艺术表现出极度的热情，在习董的同时由明及元，对赵孟頫书法喜爱备至，再加上科举考试要求书写规范，赵董的书风作为官方的书体。导致了“馆阁体”书法的形成，这种力求“乌、方、光、整”的书写促进了“馆阁体”书法的成熟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虽然这一书体与科举考试和皇室的审美标准及政治功用相吻合，但它却与书法艺术的审美及发展是背道而驰的，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二、嘉、道时期的尊唐书风与新变气象
嘉、道时书法转向了唐碑，一从书法自身方面分析：赵董书风的垄断、“馆阁体”的束缚，一些创新求变的书家要求冲破其樊篱，是转变书风的内在要求；二从其社会政治方面分析：统治者为了扼杀政治异端，大兴“文字狱”，许多的学者、文人便把精力投放到古籍的研究中，促使了金石考据学的出现及兴盛，是唐碑兴盛的先决条件；三是唐碑自身的优势：唐碑兼有碑帖之长的劲健的书风正好可以扭转赵董书风的靡弱，并且也是取法二王，与皇室正统的儒家思想并不互相矛盾。由此“一股复兴唐碑的风行在帖学书坛迅速形成”，成亲王·永瑆对唐碑更是钟爱有加，在《小字兰亭序并跋》中道：
余自幼学，学书专摹赵荣禄者约三十年。及逾五十，购得《宋拓化度寺》、《皇甫君》、《醴泉铭》诸碑，因稍稍规做，而非少年精力矣。
此跋写于永瑆中晚年，记述了其五十多岁购得《宋拓化度寺》、《皇甫君》、《醴泉铭》等唐碑，遂转而临习唐碑并弥补自己帖学书风中的不足之处。皇室对唐碑的尊崇是这一时期帖学书法内部的自我创新与超越，不可否认，这个时期的帖学是值得肯定的，它是碑学来临前的一次辉煌；由于对唐碑的兼收并蓄造就了一大批的皇室书法家，除永瑆外还有永瑢、永忠、弘旿等；金石学的兴盛出现了许多研究唐碑的学者，他们著述提拔，产生了许多关于唐碑的书论，如永瑆就有《欧阳询化度寺》三跋、《多宝塔碑跋》等。帖学的繁荣往往掩盖了碑学在皇室的接受情况，但这并不代表皇室没有受到碑学的影响。永瑆书法主张崇尚唐碑，不仅是对康熙、乾隆盲目崇尚赵董之风的极力扭转，而且对碑学的兴起也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使帖学向碑学的转化有了一个过渡和缓冲。
三、晚清皇室书法的兼容态势
由于历代刻帖的失真以及帖学自身的原因，晚清帖学走向了式微，碑学兴起。分析其兴起的契机，一是金石考据学的引导；二是明末王铎、傅山等书家个性思潮的影响；三是人们审美心理的变化，追求碑的拙、硬、疏、刚。碑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清代皇族的书画创作和鉴赏在嘉庆时期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从皇帝个人而言，嘉庆是清代皇帝书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整个皇族成员的参与程度和水平看，则虽然还延续着乾隆以来的表面繁荣的景象，但也深藏隐忧，就是缺乏杰出的人才也缺乏艺术形式的创新。清皇室没有引领碑学的兴起但其势必会受到当时声势浩大的碑学的影响的，爱新觉罗·溥心畲为道光皇帝的曾孙，其书法在临习传统帖学的同时更兼习北碑。心畲自述云：
书则始学篆隶，次北碑、右军正楷，间习行草。
篆书则习《泰山》《峄山》刻石、《说文》部首及《石鼓文》等。隶书学《曹全》《礼器》《史晨》。
心畲书法师承成亲王·永瑆，上溯颜、柳，结构严整，骨肉兼具，婉转俊逸而不失厚重之感。身处皇室，可以欣赏到清宫内府收藏的书画名迹，但他也亲眼目睹了清皇室的没落，内心的痛苦无法言喻，在政治上不能“兼济天下”之后，便借助书画来“独善其身”，以寻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再者心畲处在碑学大盛的时期，这与皇室一直提倡的帖学书法是相背而驰的，政治原因使皇室书法不可能提倡碑学，但尚碑潮流依然迅猛，甚至席卷皇室。晚清的书坛可以说是碑派一统天下的。但与此同时，一些书家也认识到了盲目的学碑所导致的笔法以及章法等方面的弊端，于是他们将碑与帖融合在一起，开创了碑帖融合之路。帖学开始重新得到重视，碑学也融合帖学的优点推进到了一个新发展，心畲就是这些书家中的一位。
“凌虚御风之意，为近百年不可多得之作”，
这是后人对心畲书画艺术的肯定以及褒奖，也是对心畲的艺术人生的一个中肯的评价，纵观心畲的一生，历经沧桑，特殊的政治、生活背景和时势造就了书法大家溥心畲。
纵观整个清朝的皇室书法，康有为先生有句话概括的最为贴切：
国朝书法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
简短而精炼的文字概括了清朝书法的发展脉络，也为我们展现了清朝每个时期的书法艺术特点。
【参考文献】
[1]玄烨.跋蓝其昌墨迹后[J].中国书店影印，1984（09）
[2]贺芳.清中期帖学书法研究[J].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1
[3]容庚.丛帖目[J].华正书局有限公司，1984（01）
[4]吴丹霞.清代皇族书画.[J]中国美术，2010（02）
[5]赵阳.被低估的艺术大师-溥心畬[J].艺术市场，2008（10）
[6]赵阳.被低估的艺术大师-溥心畬[J].艺术市场，2008（10）
[7]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注[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01）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