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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墓”的变化
提起盗墓，不少人或许会想起野蛮、龌龊、肮脏、缺德这些不雅的词汇。实际上，盗墓背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
与“墓”意思相近的，还有“坟”、“茔”、“丘（邱）”、“冢”、“垅（垄）”、“土”、“培”、“堬”、“垜（垛）”、“山”、“陵”、“寝”等十多种叫法。
“墓”，大概是最为原始、正宗的概念了。笼统地说，墓是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物的固定设施。在考古学上，常会把“墓”与“葬”相提并论，言之为“墓葬”，可见墓的古老和重要。
但“墓”与“坟”、“冢”、“丘”、“陵”等，在古代有相当大的差别。
凡掘坑穴葬，盖土与堆平，不植树者，方叫“墓”，“墓”中透露出的是中国人朴素的早期丧葬观念——“不树不封”。
“坟”，则是与“墓”相对的。虽然现在大家通常把“坟墓”放在一起使用，但在先秦以前，两者区别明显：葬穴积土成堆，才叫“坟”。而坟的本义就是土堆子，《礼记·檀弓上》称，“古也，墓而不坟”，就是这个意思。
“冢”的本义，《白虎通》称“大也”。后来的意思则变成了坟，但《说文》称，“冢者，高坟也”，即封土高大的坟。上面的冖 表示地下覆盖，将死者覆盖于墓中，故从冖。
“丘”，本来指坟堆，即堆在葬穴上的封土，与此有相同概念的还有“垅”，垅与“垄”相通。《汉书·楚元王传》称，“尧葬济阴，丘垅皆小。”意思是，尧当年葬于济阴，其墓的封土很少，地面的坟头不大。
“墓”与“坟”、“冢”、“丘”意思上的不同，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早期人类的等级差别。普通人家的葬处可说是墓，也可说是坟，但“丘”则非下层民众可用。《周礼·春宫》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概意思是，死者下葬后，墓上封土的高低和植树的多少，与其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是越礼。王公级别的才叫“丘”，如苏州著名的虎丘斜塔，即因吴王阖闾之冢所在而得名。
墓中的更高等级，则是“山”和“陵”。
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渭水》（卷十九）有这样的文字，“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
“陵”的本义是指高大突兀的山丘，后来则逐渐成为皇家坟冢的专用名词。其衍变过程就是指坟冢的封土越来越高大，最后到了堆积成山的地步，这非帝王不可为，所以只有帝王才能把墓造得如山一样高大。
但早期的“陵”，也可以是王公们的坟冢。《史记·赵世家》（卷四十三）称，“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十五年，起寿陵。”清代学者顾炎武据此考证，肃侯的墓是高坟大冢，其也称“陵”，可见“陵”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且是诸侯可以使用的。
更有学者考证，在此前的春秋时期，已有了“陵”的概念。但在刘姓定下汉家天下后，特别是汉高祖刘邦的坟冢称为“长陵”后，“陵”就不能乱用了。只到今天，一般人的墓仍不可称为陵，蒋介石在中国台湾去世后，其葬处才叫“蒋陵”。
“寝”，是陵的最高级别，寝本身并不是尸体所藏之处，是附属建筑，一般认为是“陵上的正殿”。
“寝”原指正规的起卧房间，即“寝室”，成语“寿终正寝”中的“寝”，即取此原义。帝王所居之处则叫“寝宫”。而帝王死后去阴间仍想当皇帝，自然其魂灵依附的尸体所藏之处，也要造得如生前的宫殿一样，于是有了“陵寝”，这一专指帝王坟墓的特定称呼。
从“墓”到“陵”的一步一步变化中，可以看出人类从蛮野向文明的进步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发展主线——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出现、确实和强化。
墓“不树不封”，地面无留痕迹，子孙也找不到。所以早期是没有扫墓、祭祀概念的。这一习俗在蒙古人身上一直有体现，在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死时，都还是秘葬，地面不留标记，以致一直到现在，成吉思汗的葬处都没有被人发现。
“不树不封”的另一面则说明，早期人类的情感相对是淡漠的，或者是狠心的。
在生产力水平低，活人生存都颇艰难的环境下，对死人的照顾自然也就顾不上了，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感情，去考虑生死离别。后来，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有了积余，活人对死人就开始“怀念”了，而且感情越来越深厚。
这种“怀念”，就是感情的一种升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除了“墓”的概念有变化，墓的形制也同步被强调了，如帝王陵寝，由“封土为陵”逐步发展为“因山为陵”。
墓址的选择，不再像早期那样，随便找个地方安置，而是讲究“风水”。
晋代堪舆大师郭璞在《葬经》称，“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此“风水观”对后世，特别是帝王陵寝选址影响很大，即便是普通人家，也要请风水先生相墓，寻一块可以旺子旺孙的吉地下葬。
墓也不再是死后匆匆挖筑，而是生前就开始营造了。
如始皇帝嬴政的秦陵，至其在东巡途中病死时，仍未完工。《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参与造陵的犯人就达70余万，可以想见其规模的巨大和形制的复杂。
二、“葬”的不同
“葬”，是一个会意字，从“死”，指人死后盖上草席，埋藏在丛草中。可见，古人死后，只是草覆盖后简单埋葬，没有使用棺椁一类葬具的说法。
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照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后来，葬泛指处理尸体的不同方式，如土葬、火葬、天葬、二次葬等等。
“葬”音与“臧”相近，古义“臧”与“藏”相通，因而有学者认为，葬，就是收藏尸体，《说文》就是这个观点。《礼记·檀弓》称，“葬也者，藏也。”《荀子·礼论》称，“故葬，埋敬藏其形也。”都是这个意思。
葬，有薄葬与厚葬之别，构成了活人对待死人态度的全部。
人类最初或许并没有葬的概念，后来挖坑埋掉，身上盖点杂草、草席什么的物品，才有了原始的“葬”。而这种原始的“葬”，一直贯穿于人类生活中，至今家贫无力办亲人葬事者，还是这种处理方式。
明太祖朱元璋在当皇帝前，家中一贫如洗，其父亲得了瘟疫死后，就是用草席包裹了一下，与其兄抬到乡人施舍的一块荒地上，草草埋掉。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后来想迁葬都不方便，最后刘基称迁墓会影响风水龙脉，朱元璋只好作罢。
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确实是这样。
1977年，考古专家在河南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首次发现和发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裴李岗文化。在一处氏族家族墓地中，共发现了114座人类早期墓穴，墓穴简单，不见葬具，随葬品也很少，甚至没有。即便有点随葬的物品，也仅是磨盘、磨棒、石斧、石铲、石镰、陶瓶、陶罐一类早期生产、生活用品。
人类早期这种丧葬方式，可以看成是“薄葬”。
与“墓”的概念往后出现变化相一致的情况是，在“薄葬”之后，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出现对尊贵死者的追崇，特别是后期“国家”和帝王出现，葬事开始复杂了。
与墓有级别一样，葬亦有了等级——厚葬流行，就是等级的反映、彰显皇威的体现，是“事死者如事生”观念的具体化。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其后是商、周。这个时期的贵族墓葬就很不一般了。各种精美随葬品的考古发现，证实当年的葬事是如何的讲究，厚葬是如何的严重。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妇好墓”便十分豪奢，是这个时期厚葬的代表之一。
现已证实，妇好是《乙辛周卜辞》上记载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此墓未被盗掘过，出土的随葬品多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有468件，品种几乎涵盖了过去殷墟中出土的所有青铜器种类。有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中国目前已发现的体形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墓中还有755件制作工艺很高的玉器随葬品，还有绿松石、玛瑙、水晶、象牙等许多宝石。
之后的春秋时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时“礼乐崩坏”，时人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史载，当时的齐国、宋国葬事逾制，导致厚葬之风盛行。
到了秦汉，厚葬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随葬物品多得装不下，据称所随葬的财富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后汉书》记载，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掘诸陵，取其宝物”。茂陵中的随葬品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后世有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对如此的厚葬做法提出了反对。如魏武帝曹操、汉文帝刘恒、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生前都提倡薄葬。曹操还身体力行，死后不随葬金银宝，陪以瓦器，连“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谓“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盗”的反复
“盗”，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会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脩身》中称，“窃货曰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窃货”、“窃人之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偷东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能算偷”，实乃是一种诡辩。偷乃小人之举，所以庄子说，“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
大者盗国，小者盗墓。两种行为都是“盗”，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后者是偷死人——发死人之财。
从盗墓史来看，盗墓的动机大概有四类：图财、报复、游戏、巫术。
盗墓最原始动机，似乎并不是为了财，应该源于报复——对仇家和政治对手的报复。试想，最初的墓里空无一物，盗之何用？
盗墓史上那么多“辱尸”现象的出现，不少与报复是绑捆在一起的。盗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才掘开了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为了报复，有的还把尸体挖出来，与兽骨一起焚烧，深化辱尸的目的。据《明史》记载，大盗赵鐩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尸骨从坟内盗掘出来，与牛骨马骨一起焚烧，羞辱焦芳。
但盗墓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图财，持这种动机的应该是正宗的典型的盗墓者。
曹操当年没有军饷时，便是靠盗墓来维系军队供给的。曹操这个盗墓狂人，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设置盗墓机构的人。其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盗墓业务”，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汉梁孝王刘武的豪华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给盗掘的。曹操在打开墓穴后，亲临现场，指挥取宝。
无独有偶，本为宋臣的刘豫降金后，于公元1130年被金国扶植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齐。刘豫与金人合伙掘毁北宋帝王陵，他好像盗墓盗上了瘾，效法曹操，设立“淘沙官”专事盗墓，将境内的古冢旧坟一掘干净，给河南中原一带的陵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一次灾难。
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对清东陵下手，也是对陵中的随葬宝物垂涎欲滴。盗得的宝物价值连城，乾隆墓中的九龙宝剑，慈禧口中的夜明珠，还有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据说分别送给了民国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让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盗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无法找回。
盗墓有官盗和民盗之分。曹操、孙殿英之类属于“官盗”，而更多的盗墓者属民盗，其数量无法统计，只能用多如牛毛来形容，有不少民盗靠盗墓发家致富。
清光绪年间举人徐珂辑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里，记载的广州盗墓高手焦四，便是盗得一座陪葬丰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于现在我们身边的不少文物贩子腰缠万贯，背地里也是靠“盗”。
在几种盗墓动机里，比较变态、或者说另类的，是游戏和巫术。
汉广川王刘去，就是游戏盗墓者的代表。晋人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刘去不缺吃不缺花，盗墓图的是乐趣，凡与他一起盗墓的，谁盗到陪葬品属于谁，所以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这样的“玩主”。
因为信奉巫术导致的盗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鲜见。明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一带民坟被盗现象很严重，原因是当地流行一种巫术——“打旱骨桩”。遇到大旱之年，当地人便认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灵，要把刚死下葬不久的坟墓掘开。旱骨桩的“打法”很野蛮，就是“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以下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寝。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很多。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的，“十墓九空”，与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有反映。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下，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寝，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猖狂。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不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被拖出陵外“暴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时期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而在民间，靠盗墓为生者也多。如上文中提到的广州盗墓者焦四，就是这个时期的人。在明文人冯梦龙所撰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喻世明言》卷十四）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朱真，家中有“祖传之物”的盗墓工具，就是靠暗里盗墓谋生。
第四波当从中华民国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主力是“官盗”中变种出来的“兵盗”或说“匪盗”。在这一波盗墓风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军阀党玉琨，盗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周、秦两代古冢；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中的慈禧陵、乾隆的裕陵等；土匪王绍义、黄金仲，盗康熙的景陵、同治的惠陵等。
1949年以来，盗墓现象被严厉遏制，与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无关系。但对一些陵墓也有一些抢救性发掘。其直接原因就是盗墓事情的不断发生，由于不少陵墓已让盗墓者挖开，或是已被盗过，只得进行抢救。
湖北钟祥境内有多座明王陵，这引起了现代盗墓者的注意。明郢靖王陵，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被抢救性发掘，曾七次被盗墓者光顾。有的盗墓者使用军事用炸药“炸墓”，最严重的一次把地宫券顶都炸坏了，最深的盗洞达8米，差点就挖透了。在这种无法继续保留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只好批准挖掘。让专家惊喜的是，此墓系被盗未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盗墓现象在“文革”时期出现一个小高潮，各地的农村“向死人要地”，进行农田整改，好多的古墓荒冢全给平掉了。不少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挖掘了。
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建设运动，农业现代化、老城区改造，新城池扩延……到处是基建大工地。过去的荒郊野岭建成了“高档别墅区”，从前的臭水沟变为养鱼塘——古人的长久安眠之地被隆隆的打夯声震裂了。2007年12月1日刚抢救性考古结束的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这座已熟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就是当地人取土时露出来，然后被文管部门发现的。
这一波的危害不容小视。由于国际文物市场持续走高，文物走私活动猖狂。各地目前不断出现的盗墓“新闻”，应该是这种“需求”的最直观信号，值得关注！
五、期望
坟墓，这类地下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盗一座少一座，毁一处坏一处。而古人为了防止盗墓，曾想出了形形色色的反盗墓招数。
如曹操“七十二疑冢”式的潜葬，河南上蔡县郭庄楚墓的“积沙积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伏火”，秦始皇嬴政陵中的“伏弩”，成吉思汗死后的“殉杀活口”……甚至还想出了留下“绝命咒语”的怪招，阻击盗墓者。
但在物欲的驱动下，墓再坚，招再狠，“天下无不发之冢”。在盗墓已实现“现代化”的今天，这些凝结古人智慧的反盗墓招数，如同地下的尸骨一样——腐朽了，一钱不值。
人类应该如保护环境一样，去审视、反省自身行为。千万别到了古代文明被毁损差不多的时候，才说——“我们早该保护古墓了”！
（选自倪方六《盗墓史记》）
提起盗墓，不少人或许会想起野蛮、龌龊、肮脏、缺德这些不雅的词汇。实际上，盗墓背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
与“墓”意思相近的，还有“坟”、“茔”、“丘（邱）”、“冢”、“垅（垄）”、“土”、“培”、“堬”、“垜（垛）”、“山”、“陵”、“寝”等十多种叫法。
“墓”，大概是最为原始、正宗的概念了。笼统地说，墓是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物的固定设施。在考古学上，常会把“墓”与“葬”相提并论，言之为“墓葬”，可见墓的古老和重要。
但“墓”与“坟”、“冢”、“丘”、“陵”等，在古代有相当大的差别。
凡掘坑穴葬，盖土与堆平，不植树者，方叫“墓”，“墓”中透露出的是中国人朴素的早期丧葬观念——“不树不封”。
“坟”，则是与“墓”相对的。虽然现在大家通常把“坟墓”放在一起使用，但在先秦以前，两者区别明显：葬穴积土成堆，才叫“坟”。而坟的本义就是土堆子，《礼记·檀弓上》称，“古也，墓而不坟”，就是这个意思。
“冢”的本义，《白虎通》称“大也”。后来的意思则变成了坟，但《说文》称，“冢者，高坟也”，即封土高大的坟。上面的冖 表示地下覆盖，将死者覆盖于墓中，故从冖。
“丘”，本来指坟堆，即堆在葬穴上的封土，与此有相同概念的还有“垅”，垅与“垄”相通。《汉书·楚元王传》称，“尧葬济阴，丘垅皆小。”意思是，尧当年葬于济阴，其墓的封土很少，地面的坟头不大。
“墓”与“坟”、“冢”、“丘”意思上的不同，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早期人类的等级差别。普通人家的葬处可说是墓，也可说是坟，但“丘”则非下层民众可用。《周礼·春宫》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概意思是，死者下葬后，墓上封土的高低和植树的多少，与其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是越礼。王公级别的才叫“丘”，如苏州著名的虎丘斜塔，即因吴王阖闾之冢所在而得名。
墓中的更高等级，则是“山”和“陵”。
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渭水》（卷十九）有这样的文字，“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
“陵”的本义是指高大突兀的山丘，后来则逐渐成为皇家坟冢的专用名词。其衍变过程就是指坟冢的封土越来越高大，最后到了堆积成山的地步，这非帝王不可为，所以只有帝王才能把墓造得如山一样高大。
但早期的“陵”，也可以是王公们的坟冢。《史记·赵世家》（卷四十三）称，“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十五年，起寿陵。”清代学者顾炎武据此考证，肃侯的墓是高坟大冢，其也称“陵”，可见“陵”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且是诸侯可以使用的。
更有学者考证，在此前的春秋时期，已有了“陵”的概念。但在刘姓定下汉家天下后，特别是汉高祖刘邦的坟冢称为“长陵”后，“陵”就不能乱用了。只到今天，一般人的墓仍不可称为陵，蒋介石在中国台湾去世后，其葬处才叫“蒋陵”。
“寝”，是陵的最高级别，寝本身并不是尸体所藏之处，是附属建筑，一般认为是“陵上的正殿”。
“寝”原指正规的起卧房间，即“寝室”，成语“寿终正寝”中的“寝”，即取此原义。帝王所居之处则叫“寝宫”。而帝王死后去阴间仍想当皇帝，自然其魂灵依附的尸体所藏之处，也要造得如生前的宫殿一样，于是有了“陵寝”，这一专指帝王坟墓的特定称呼。
从“墓”到“陵”的一步一步变化中，可以看出人类从蛮野向文明的进步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发展主线——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出现、确实和强化。
墓“不树不封”，地面无留痕迹，子孙也找不到。所以早期是没有扫墓、祭祀概念的。这一习俗在蒙古人身上一直有体现，在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死时，都还是秘葬，地面不留标记，以致一直到现在，成吉思汗的葬处都没有被人发现。
“不树不封”的另一面则说明，早期人类的情感相对是淡漠的，或者是狠心的。
在生产力水平低，活人生存都颇艰难的环境下，对死人的照顾自然也就顾不上了，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感情，去考虑生死离别。后来，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有了积余，活人对死人就开始“怀念”了，而且感情越来越深厚。
这种“怀念”，就是感情的一种升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除了“墓”的概念有变化，墓的形制也同步被强调了，如帝王陵寝，由“封土为陵”逐步发展为“因山为陵”。
墓址的选择，不再像早期那样，随便找个地方安置，而是讲究“风水”。
晋代堪舆大师郭璞在《葬经》称，“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此“风水观”对后世，特别是帝王陵寝选址影响很大，即便是普通人家，也要请风水先生相墓，寻一块可以旺子旺孙的吉地下葬。
墓也不再是死后匆匆挖筑，而是生前就开始营造了。
如始皇帝嬴政的秦陵，至其在东巡途中病死时，仍未完工。《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参与造陵的犯人就达70余万，可以想见其规模的巨大和形制的复杂。
二、“葬”的不同
“葬”，是一个会意字，从“死”，指人死后盖上草席，埋藏在丛草中。可见，古人死后，只是草覆盖后简单埋葬，没有使用棺椁一类葬具的说法。
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照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后来，葬泛指处理尸体的不同方式，如土葬、火葬、天葬、二次葬等等。
“葬”音与“臧”相近，古义“臧”与“藏”相通，因而有学者认为，葬，就是收藏尸体，《说文》就是这个观点。《礼记·檀弓》称，“葬也者，藏也。”《荀子·礼论》称，“故葬，埋敬藏其形也。”都是这个意思。
葬，有薄葬与厚葬之别，构成了活人对待死人态度的全部。
人类最初或许并没有葬的概念，后来挖坑埋掉，身上盖点杂草、草席什么的物品，才有了原始的“葬”。而这种原始的“葬”，一直贯穿于人类生活中，至今家贫无力办亲人葬事者，还是这种处理方式。
明太祖朱元璋在当皇帝前，家中一贫如洗，其父亲得了瘟疫死后，就是用草席包裹了一下，与其兄抬到乡人施舍的一块荒地上，草草埋掉。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后来想迁葬都不方便，最后刘基称迁墓会影响风水龙脉，朱元璋只好作罢。
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确实是这样。
1977年，考古专家在河南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首次发现和发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裴李岗文化。在一处氏族家族墓地中，共发现了114座人类早期墓穴，墓穴简单，不见葬具，随葬品也很少，甚至没有。即便有点随葬的物品，也仅是磨盘、磨棒、石斧、石铲、石镰、陶瓶、陶罐一类早期生产、生活用品。
人类早期这种丧葬方式，可以看成是“薄葬”。
与“墓”的概念往后出现变化相一致的情况是，在“薄葬”之后，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出现对尊贵死者的追崇，特别是后期“国家”和帝王出现，葬事开始复杂了。
与墓有级别一样，葬亦有了等级——厚葬流行，就是等级的反映、彰显皇威的体现，是“事死者如事生”观念的具体化。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其后是商、周。这个时期的贵族墓葬就很不一般了。各种精美随葬品的考古发现，证实当年的葬事是如何的讲究，厚葬是如何的严重。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妇好墓”便十分豪奢，是这个时期厚葬的代表之一。
现已证实，妇好是《乙辛周卜辞》上记载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此墓未被盗掘过，出土的随葬品多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有468件，品种几乎涵盖了过去殷墟中出土的所有青铜器种类。有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中国目前已发现的体形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墓中还有755件制作工艺很高的玉器随葬品，还有绿松石、玛瑙、水晶、象牙等许多宝石。
之后的春秋时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时“礼乐崩坏”，时人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史载，当时的齐国、宋国葬事逾制，导致厚葬之风盛行。
到了秦汉，厚葬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随葬物品多得装不下，据称所随葬的财富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后汉书》记载，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掘诸陵，取其宝物”。茂陵中的随葬品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后世有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对如此的厚葬做法提出了反对。如魏武帝曹操、汉文帝刘恒、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生前都提倡薄葬。曹操还身体力行，死后不随葬金银宝，陪以瓦器，连“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谓“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盗”的反复
“盗”，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会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脩身》中称，“窃货曰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窃货”、“窃人之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偷东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能算偷”，实乃是一种诡辩。偷乃小人之举，所以庄子说，“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
大者盗国，小者盗墓。两种行为都是“盗”，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后者是偷死人——发死人之财。
从盗墓史来看，盗墓的动机大概有四类：图财、报复、游戏、巫术。
盗墓最原始动机，似乎并不是为了财，应该源于报复——对仇家和政治对手的报复。试想，最初的墓里空无一物，盗之何用？
盗墓史上那么多“辱尸”现象的出现，不少与报复是绑捆在一起的。盗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才掘开了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为了报复，有的还把尸体挖出来，与兽骨一起焚烧，深化辱尸的目的。据《明史》记载，大盗赵鐩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尸骨从坟内盗掘出来，与牛骨马骨一起焚烧，羞辱焦芳。
但盗墓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图财，持这种动机的应该是正宗的典型的盗墓者。
曹操当年没有军饷时，便是靠盗墓来维系军队供给的。曹操这个盗墓狂人，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设置盗墓机构的人。其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盗墓业务”，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汉梁孝王刘武的豪华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给盗掘的。曹操在打开墓穴后，亲临现场，指挥取宝。
无独有偶，本为宋臣的刘豫降金后，于公元1130年被金国扶植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齐。刘豫与金人合伙掘毁北宋帝王陵，他好像盗墓盗上了瘾，效法曹操，设立“淘沙官”专事盗墓，将境内的古冢旧坟一掘干净，给河南中原一带的陵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一次灾难。
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对清东陵下手，也是对陵中的随葬宝物垂涎欲滴。盗得的宝物价值连城，乾隆墓中的九龙宝剑，慈禧口中的夜明珠，还有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据说分别送给了民国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让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盗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无法找回。
盗墓有官盗和民盗之分。曹操、孙殿英之类属于“官盗”，而更多的盗墓者属民盗，其数量无法统计，只能用多如牛毛来形容，有不少民盗靠盗墓发家致富。
清光绪年间举人徐珂辑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里，记载的广州盗墓高手焦四，便是盗得一座陪葬丰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于现在我们身边的不少文物贩子腰缠万贯，背地里也是靠“盗”。
在几种盗墓动机里，比较变态、或者说另类的，是游戏和巫术。
汉广川王刘去，就是游戏盗墓者的代表。晋人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刘去不缺吃不缺花，盗墓图的是乐趣，凡与他一起盗墓的，谁盗到陪葬品属于谁，所以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这样的“玩主”。
因为信奉巫术导致的盗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鲜见。明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一带民坟被盗现象很严重，原因是当地流行一种巫术——“打旱骨桩”。遇到大旱之年，当地人便认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灵，要把刚死下葬不久的坟墓掘开。旱骨桩的“打法”很野蛮，就是“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以下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寝。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很多。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的，“十墓九空”，与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有反映。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下，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寝，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猖狂。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不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被拖出陵外“暴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时期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而在民间，靠盗墓为生者也多。如上文中提到的广州盗墓者焦四，就是这个时期的人。在明文人冯梦龙所撰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喻世明言》卷十四）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朱真，家中有“祖传之物”的盗墓工具，就是靠暗里盗墓谋生。
第四波当从中华民国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主力是“官盗”中变种出来的“兵盗”或说“匪盗”。在这一波盗墓风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军阀党玉琨，盗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周、秦两代古冢；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中的慈禧陵、乾隆的裕陵等；土匪王绍义、黄金仲，盗康熙的景陵、同治的惠陵等。
1949年以来，盗墓现象被严厉遏制，与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无关系。但对一些陵墓也有一些抢救性发掘。其直接原因就是盗墓事情的不断发生，由于不少陵墓已让盗墓者挖开，或是已被盗过，只得进行抢救。
湖北钟祥境内有多座明王陵，这引起了现代盗墓者的注意。明郢靖王陵，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被抢救性发掘，曾七次被盗墓者光顾。有的盗墓者使用军事用炸药“炸墓”，最严重的一次把地宫券顶都炸坏了，最深的盗洞达8米，差点就挖透了。在这种无法继续保留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只好批准挖掘。让专家惊喜的是，此墓系被盗未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盗墓现象在“文革”时期出现一个小高潮，各地的农村“向死人要地”，进行农田整改，好多的古墓荒冢全给平掉了。不少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挖掘了。
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建设运动，农业现代化、老城区改造，新城池扩延……到处是基建大工地。过去的荒郊野岭建成了“高档别墅区”，从前的臭水沟变为养鱼塘——古人的长久安眠之地被隆隆的打夯声震裂了。2007年12月1日刚抢救性考古结束的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这座已熟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就是当地人取土时露出来，然后被文管部门发现的。
这一波的危害不容小视。由于国际文物市场持续走高，文物走私活动猖狂。各地目前不断出现的盗墓“新闻”，应该是这种“需求”的最直观信号，值得关注！
五、期望
坟墓，这类地下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盗一座少一座，毁一处坏一处。而古人为了防止盗墓，曾想出了形形色色的反盗墓招数。
如曹操“七十二疑冢”式的潜葬，河南上蔡县郭庄楚墓的“积沙积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伏火”，秦始皇嬴政陵中的“伏弩”，成吉思汗死后的“殉杀活口”……甚至还想出了留下“绝命咒语”的怪招，阻击盗墓者。
但在物欲的驱动下，墓再坚，招再狠，“天下无不发之冢”。在盗墓已实现“现代化”的今天，这些凝结古人智慧的反盗墓招数，如同地下的尸骨一样——腐朽了，一钱不值。
人类应该如保护环境一样，去审视、反省自身行为。千万别到了古代文明被毁损差不多的时候，才说——“我们早该保护古墓了”！
（选自倪方六《盗墓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