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几年大陆各地都在将古人留下来的一切产业化，不管是房子还是园区，都要变成一个产业。但是忽略了文化的再创性和创意，如何创意、再创是认识本身的事情，不是创意来了就来了。我的行业是剧场，我们每天晚上的演出，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是呼吸同一个空气，就算有DVD可以回家看，但无法复制看戏的经验本身。我经常被问的问题是，如何准确猜测市场?
可是，在创意事业中去研究市场，还不如研究自己心中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我这句话是针对创作者、创意的人来讲。每天研究市场的趋势，最多是跟风。怎么创造一个市场，这才是文化创意产业最可贵之处。
《宝岛一村》是2008年底演出的戏，那是全世界经济最惨的时候，居然有这么一出戏票房非常好，三年后还是场场爆满。那时候一些杂志报道了这件事，说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有少数几个先知知道市场怎么样。我看了觉得很好笑，我们怎么知道市场在哪儿?其实我们做文化创意产业，如果想市场在哪里，去追那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因为它是很虚的东西，真正的文化创意产业还是来自创作者本身的内心，那个东西反而是最重要的。
对导演来说，你在关注什么，你的作品就反映出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舞台的灯光、布景、设计，反而是看你懂不懂人，懂不懂各式各样的人。对人心的理解是导演最重要的功课。
乔布斯说过一句名言：消费者不需要事先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是针对iPad要上市时记者问的问题—一这么成功的产品你做了什么调研?他说什么调研都没有做，是我们的工作是来指导他们要什么。我也一样，你来看我的戏也没有说事先要知道你看什么，是我给你看什么。
1985年，在台北，我的剧团第一个作品、我的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是非常实验性的作品，探讨相声在台湾的死亡。评论家说，这是用相声来说相声的祭文，是实验性的做法。想不到它得到了巨大的商业市场成功，大到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后来磁带出了以后，卖了100多万套，200多万卷，台湾只有2000万人，这还不算盗版的数量，他们说盗版是5倍，我都不敢相信。它成为了当时的一种现象，一个非常实验性的作品突然之间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第二年我们压力更大，我们拿出的作品是《暗恋桃花源》，这个作品一直演到今天。如果25年前你跟我说，你来做一个作品，让它25年后还在演出，打死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暗恋桃花源》25年以后还会演出，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们只能在那个时空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有一个分析告诉你说《暗恋桃花源》可以演25年吗?完全没有。完全就是出自我们的创作愿望，演出之后能走多少场戏没有人知道。最厉害的好莱坞导演也不能告诉你他的电影到底有多少票房。慢慢地在行业里做久了才能有个大概的预测。
前一阵在一个论坛中有机会碰到“文化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先生，聊天中，他跟我透露，“文化创意产业”这个名词是他当年为他在伦敦的电影公司向英国政府申请一笔赞助款时“发明”的一个名词。他说，为什么用“产业”这个似乎与“文化”和“创意”不搭调的名词，是因为用“艺术…‘文化”这一类的词，说破嘴说了多少年也没人理会。有了“产业”，政府才可能会重视，而英国政府果然注意了，给了赞助。
于是霍金斯先生创造了一个他自己都说不清的一个名词，现在这个名词正在世界各国带动上千亿的投资，是新时代经济最时髦的名词。
大部分人对“文化创意产业”这六个字中只重视最末两字，因为大部分人的目标和理解都在这两字。只要是产业就能赚钱，只要能赚钱，不明白好像也没关系。
然而，好的文化创意产品必须是来自文化和创意。好创意、好戏，不是钱可以直接买的。这是了解文化创意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坚信人类必须吃饱肚子才有闲情去搞文化艺术。这其实是暴发户的思维，因为文化人类学早已观察在人类最早的活动中，艺术本来就是必要的一环。
现在，文化被重视了之后，在各个方面机会真的是来了，而我们有没有创意的能量来创造市场，怎么发明一些东西让市场来到我们这边?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
我一直强调创意是发现，是一关一关地揭露或许原来存在的东西。我认为寻找灵感的过程必须是内在的途径，而非外在。
可是我们从小被教给不同的方式，被贴了标签，这些足够造成每一个屏障阻挡创意的产生。
现代大部分的教育都是在于方法，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没有放在智慧方面。如果这两者必须兼具才能成功的话，显然我们漏掉了两个领域中的一个。这个时代已经跟智慧脱节了。在今天，我们过度重视了方法，智慧被遗忘，社会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智慧。
所以，现在我们的社会所有的教育都跑到了周围，中心空了，一切都在学方法，可是没有人在乎给它营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认为文化创意必须从中心出发，我们必须建立起那个中心来。这个东西是什么，也是非常抽象的，我今天也没有答案，只是提出我们发现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在全世界共同的缺憾。
在社会快速发展中，我们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得到的我们都看到了，失去的传统、文化，我们却不容易看到。有时候，对于这种失去，提醒我们的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科学家，而是话剧。
我对2012年充满期待，但也抱有担心。因为这两年，话剧变得蓬勃、时髦，许多人于是把它视为可操作的商品，我非常担心过度的商业化会影响大陆话剧的发展。话剧本来和商业就有交集，但话剧终究是文化，看似蓬勃的话剧市场如果没有足够的好创意、好戏来支撑，也无法持续发展；另外，大陆的场地费是全世界最贵的，这不仅把很多观众挡在剧场之外，也使得一些小成本话剧的生存十分困难。
可是，在创意事业中去研究市场，还不如研究自己心中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我这句话是针对创作者、创意的人来讲。每天研究市场的趋势，最多是跟风。怎么创造一个市场，这才是文化创意产业最可贵之处。
《宝岛一村》是2008年底演出的戏，那是全世界经济最惨的时候，居然有这么一出戏票房非常好，三年后还是场场爆满。那时候一些杂志报道了这件事，说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有少数几个先知知道市场怎么样。我看了觉得很好笑，我们怎么知道市场在哪儿?其实我们做文化创意产业，如果想市场在哪里，去追那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因为它是很虚的东西，真正的文化创意产业还是来自创作者本身的内心，那个东西反而是最重要的。
对导演来说，你在关注什么，你的作品就反映出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舞台的灯光、布景、设计，反而是看你懂不懂人，懂不懂各式各样的人。对人心的理解是导演最重要的功课。
乔布斯说过一句名言：消费者不需要事先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是针对iPad要上市时记者问的问题—一这么成功的产品你做了什么调研?他说什么调研都没有做，是我们的工作是来指导他们要什么。我也一样，你来看我的戏也没有说事先要知道你看什么，是我给你看什么。
1985年，在台北，我的剧团第一个作品、我的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是非常实验性的作品，探讨相声在台湾的死亡。评论家说，这是用相声来说相声的祭文，是实验性的做法。想不到它得到了巨大的商业市场成功，大到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后来磁带出了以后，卖了100多万套，200多万卷，台湾只有2000万人，这还不算盗版的数量，他们说盗版是5倍，我都不敢相信。它成为了当时的一种现象，一个非常实验性的作品突然之间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第二年我们压力更大，我们拿出的作品是《暗恋桃花源》，这个作品一直演到今天。如果25年前你跟我说，你来做一个作品，让它25年后还在演出，打死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暗恋桃花源》25年以后还会演出，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们只能在那个时空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有一个分析告诉你说《暗恋桃花源》可以演25年吗?完全没有。完全就是出自我们的创作愿望，演出之后能走多少场戏没有人知道。最厉害的好莱坞导演也不能告诉你他的电影到底有多少票房。慢慢地在行业里做久了才能有个大概的预测。
前一阵在一个论坛中有机会碰到“文化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先生，聊天中，他跟我透露，“文化创意产业”这个名词是他当年为他在伦敦的电影公司向英国政府申请一笔赞助款时“发明”的一个名词。他说，为什么用“产业”这个似乎与“文化”和“创意”不搭调的名词，是因为用“艺术…‘文化”这一类的词，说破嘴说了多少年也没人理会。有了“产业”，政府才可能会重视，而英国政府果然注意了，给了赞助。
于是霍金斯先生创造了一个他自己都说不清的一个名词，现在这个名词正在世界各国带动上千亿的投资，是新时代经济最时髦的名词。
大部分人对“文化创意产业”这六个字中只重视最末两字，因为大部分人的目标和理解都在这两字。只要是产业就能赚钱，只要能赚钱，不明白好像也没关系。
然而，好的文化创意产品必须是来自文化和创意。好创意、好戏，不是钱可以直接买的。这是了解文化创意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坚信人类必须吃饱肚子才有闲情去搞文化艺术。这其实是暴发户的思维，因为文化人类学早已观察在人类最早的活动中，艺术本来就是必要的一环。
现在，文化被重视了之后，在各个方面机会真的是来了，而我们有没有创意的能量来创造市场，怎么发明一些东西让市场来到我们这边?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
我一直强调创意是发现，是一关一关地揭露或许原来存在的东西。我认为寻找灵感的过程必须是内在的途径，而非外在。
可是我们从小被教给不同的方式，被贴了标签，这些足够造成每一个屏障阻挡创意的产生。
现代大部分的教育都是在于方法，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没有放在智慧方面。如果这两者必须兼具才能成功的话，显然我们漏掉了两个领域中的一个。这个时代已经跟智慧脱节了。在今天，我们过度重视了方法，智慧被遗忘，社会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智慧。
所以，现在我们的社会所有的教育都跑到了周围，中心空了，一切都在学方法，可是没有人在乎给它营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认为文化创意必须从中心出发，我们必须建立起那个中心来。这个东西是什么，也是非常抽象的，我今天也没有答案，只是提出我们发现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在全世界共同的缺憾。
在社会快速发展中，我们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得到的我们都看到了，失去的传统、文化，我们却不容易看到。有时候，对于这种失去，提醒我们的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科学家，而是话剧。
我对2012年充满期待，但也抱有担心。因为这两年，话剧变得蓬勃、时髦，许多人于是把它视为可操作的商品，我非常担心过度的商业化会影响大陆话剧的发展。话剧本来和商业就有交集，但话剧终究是文化，看似蓬勃的话剧市场如果没有足够的好创意、好戏来支撑，也无法持续发展；另外，大陆的场地费是全世界最贵的，这不仅把很多观众挡在剧场之外，也使得一些小成本话剧的生存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