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于光远溘然长逝，走完了整整98个春秋。
　　27日上午，我陪同杜导正（国家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到于家吊唁。于家已经搭建了简易灵堂，在鲜花丛中，是于光远微笑着的遗像——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基本上是他常态的形象。
　　我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2012年5月28日，我和杜导正曾经到北京医院去看过他。那时，他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只是偶尔会有知觉。他的秘书胡冀燕把我们带去的杂志在他眼前晃悠，他微微地点点头，算是知道我们来了。我才真正地感觉到，原来于光远也会老。
　　于光远曾经说过，活过80万小时就够了，再多就是赚了。他像孩子一样地说：“我科学地计算过，80万小时就是91岁又95天。”现在，他走了。家人说，他走得突然，但很平静。我想，他到天国后也会笑眯眯地说：我赚了。因为，80万小时后，他又多活了7年。
　　每一个时代，都有领军式的人物，或者说标志性的人物。改革时代，于光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参与起草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担任了10年的中顾委委员；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见证人和思考者。
　　我在这里所记叙的，仅仅是他在党史方面的成就。

拜见于光远

　　1996年4月，我第一次拜见于光远。
　　我所在的杂志社的副社长方实，和于光远在延安是同事。我们已经刊发了他写的回忆抗战初北平沦陷前后的文章，他还在写北平《解放报》的历史。方实让我去看看于光远，看是否需要记录或者干点整理的小活。
　　我如约去了北京史家胡同8号院于光远的住所。见到于的秘书胡冀燕，我才知道她是原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的女儿——胡开明曾因推行“包产到组”，被毛泽东批评为“胡”开明。在座的还有于的学生宋廷明。
　　我那时刚刚开始学习研究党史，见到这样一位历史的亲历者很兴奋。于光远也很健谈。那时，他正在写两篇大文章，一篇是应《忆周扬》编辑组的邀请撰写的回忆周扬的文章，另一篇是关于八大历史的文章。那一年是八大召开40周年，而他当年是八大代表。他说，他老了，愿意就亲身经历写点历史方面的文章。我第一次知道作为经济学家、哲学家的于光远，还在研究党的历史。
　　我当然积极约稿，他也答应给我们写稿，后来的确给我们写了不少稿子。
　　那次，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在座的宋廷明（原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局局长）告诉我，他也写了一篇回忆周扬的文章，本来是拿来让于光远提意见的，我就顺手拿走，以《周扬晚年的悔悟》为题刊发。
　　我虽然拜见了于光远，但当时并没有机会跟他走得很近。因为这年的下半年，我就离开了原杂志，去参与《百年潮》的创办。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刊物，领军人物是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惠，协同郑惠工作的韩钢、杨奎松等都是党史大家，学识广博，联系面也很广，轮不到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的人去约稿、去采访。我只知道，刊物刚刚准备创办时，郑惠就带着韩钢去见于光远——郑惠和于光远在中宣部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曾两度共事，彼此都熟悉。

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

　　《百年潮》1997年创刊。这一年2月，邓小平去世。郑惠带着韩钢去找于光远约稿。记得韩钢回来后非常兴奋地说，在于家发现了一件宝贝——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纲的手稿。
　　这篇讲话，就是被称作“新时期的宣言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讲话是胡乔木起草的，可是这份文献提供的史实是，讲话是由邓小平自己拟出提纲，由于光远等人在此基础上起草的。这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难怪郑惠和韩钢都兴奋得不得了。韩钢根据这个提纲和于光远的回忆，写了一篇稿子登在《百年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我很想饱饱眼福，当时我负责编辑事务，就以用复印件做配图不好为借口，自己跑到于家拍照。于夫人从内室拿出一个透明塑料夹子，抽出3页微微发黄的16开白纸。提纲是用铅笔写的，字体潇洒流畅，一看便知是邓小平的亲笔。
　　提纲约500字，共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首页上的“对会议评价”一句，被勾到了最前面。
　　我拍照配发图片后，就作为资料自己留藏了。
　　1998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于光远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列席了三中全会，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而且，还亲历了一般与会者不曾经历的一些事情，比如，起草前述的邓小平讲话稿，并致信叶剑英，对他的讲话稿起草提出建议。
　　在郑惠和韩钢的“压迫”下，于光远写出了10万字的长篇回忆文章。《百年潮》分两期连载了部分内容，又在组织编辑的《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一书里全文收录。当年回忆三中全会的文章，恐怕属这篇最详尽，篇幅也最长。
　　此后，于光远在这篇稿子的基础上，写出了一部20万余字的著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也在当年出版，是迄今为止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系统的回忆录。
　　于光远所写的党史系列回忆文章，因为郑惠的关系，大多都在《百年潮》发表，直到2000年郑惠辞职。
　　那年，我也回到了原杂志。于光远不仅担任了我们的特邀编委，而且从此成为关心我们刊物的积极分子。

“身份写作”

　　在2005年于光远九十寿辰的纪念会上，在中宣部时曾经是他的部下的著名学者龚育之，作了一篇“祝寿词”。他说：“于光远的一个特点，是学识广博。他的学识渊博，又不是通常人们所称的学贯中西或学贯古今，而是学贯两科，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科学。他担任学部委员，属于哲学社会科学。但他的根底，却是在自然科学。” 　　1934年，于光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同班。1935年，导师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将于光远的相对论论文交给爱因斯坦，这篇本科生的论文，爱因斯坦竟然给予了指导意见。如果于光远继续从事理论物理研究，成为杰出的物理学家基本没有悬念。不过，他对政治的兴趣，很快超过了学术。
　　于光远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中共，奔赴延安。一到延安，他就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被安排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权威。沿用几十年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就出自他的手笔。
　　2001年7月，于光远参加我们杂志社10周年的活动，我带着他所著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请他签名。他问我对这本书的看法，非常谦和的样子。我当然赞赏有加，是很由衷的那种。
　　不过，闲聊的时候，我倒是说了一点自己的感想。我说，这本书应当是“身份写作”的标杆。
　　“身份写作”，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冀望以此能够与一般的“回忆录”相区别。
　　读回忆录和传记，你很容易发现，大多数的回忆录都存在着有意或无意的“自我放大法”。所谓“有意”，是回忆者高寿，与其一同参与这段历史的人作古，他可以信口开河，将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反正死无对证；所谓“无意”，是因为记忆本身是靠不住的，一般人回忆往事，记忆会不自觉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我放大”的出现，都是因为回忆者有在场的“身份”而没有“写作”的功底——没有能力通过历史记录来甄别回忆的准确性，当然也就更没有能力从历史和思想高度上来总结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这种东西只能称之为“回忆录”。
　　而读于光远的书却不同。于光远兼有双重身份：历史在场者和研究者。他本身就是一位党史人物，或置身历史的潮流，或侧身漩涡的边缘，有时还身处漩涡之中。因此，他关于党史人物和事件的回忆和叙述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阅读魅力。他又是学者，本着科学的精神，对党史作了透辟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更可贵的是，他写作这本书，在充分发挥严谨的文字能力的同时，融入了史学的甄别功底。他说过：“即便本人记得很清楚，我还是要努力去找有关的文字材料，和去找知情者共同回忆。这样，既可以使写出的东西更准确些，也可以使自己更放心些。”
　　简言之，他的“身份”即现场回忆，仅仅是线索，而查找文献和走访知情人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这是王国维在1925年提倡的历史研究法——则丰富了回忆的内容，勾勒出可信的场景。
　　对于我生造的“身份写作”这个词，于老倒也不反对。他笑眯眯地说：你可以写文章来阐发你的这个观点。

“故纸堆”

　　于光远关于党史方面的著述，除了公开的文献外，大多是靠自己保存的史料写成的。我去他家时，他洋洋自得地向我展示了保存的一些资料。他说，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这一习惯，最初是受郭沫若的启发。“文革”前他在同郭沫若的工作接触中，发现郭对过去的许多事情记得很细，有些时间地点都记得清清楚楚。问其原因，郭沫若说自己保存有个人档案。多年来，于光远也形成了保存个人档案的习惯。前述关于1978 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回忆，他就充分利用了个人档案。书中介绍的许多史实，为一般人所不知。
　　于光远不仅自己注意保存史料，而且倡导发表和利用这些史料。1999年底，杂志社请他担任“特邀编委”，他很高兴地答应，并谈了关于杂志以及党史研究方面的看法。
　　他说：要研究历史，首先是要存史。我有这样的习惯，我觉得也会有人有这样的习惯。你们杂志要认真进行发掘，将这些原始的资料在刊物上公布，以利于研究者进行研究。
　　后来，他看我们没有一直没有动静，在2007年7月很认真地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甚至连栏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叫“故纸堆”，专门发表当事人保存的各式各样的史料。这个栏目，我们一直在用着。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我们请这位新任“特邀编委”对本刊读者说几句话，以作为新世纪寄语。他很认真地进行了准备，并写成文章发表在2000年的第一期杂志上。
　　他在寄语中阐述了“写历史、读历史、对待历史的基本原则”：崇尚真实、崇尚独立。他说：“古今不乏强力干涉、不许真实地写历史的事例，因此崇尚真实与崇尚独立不可分离。历史可为婢女，实用主义者如是说，然为马克思所斥。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就是用真实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教育来者，不重犯或少重犯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是于光远晚年常常爱说的一句话。这是从人们熟知的列宁的“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套过来的。于光远并告诉大家，这话在《列宁全集》上没有，是出自苏联的一部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

两次寿辰

　　我参加过于光远的两次寿辰会，一次是他的九十寿辰，一次是他的九五寿辰。
　　2005年7月，在于光远的九十寿辰祝寿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篇“九十感言”的演说。在演说的最后，他说：
　　现在你们恐怕看不见我在为年龄而发愁，因为我一直努力保持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状态。而年轻人是不会为他的年龄发愁的。我当然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主张可以有幻想。……在心不老方面，幻想也是一条，我要的就是这样能支持和加强自己毅力的幻想。因此，最后讲这样12个字：“我追求！我坚持！我执着！我成功！”
　　老人说这最后12个字的时候，满堂喝彩。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到他的底气，他的力量。
　　于光远践行了这12个字。我做了粗略的统计，2006年到2008年，于光远给我们杂志写的稿子就有六七篇，五万字的篇幅。
　　2010年7月3日，于光远九五寿辰宴会举行。过了五年，他显然有些老了，不过，坐在轮椅上的他依然很精神，对于来出席宴会的老朋友，也一一认得。但他已经不能够像九十寿辰那样发表演说了，只能在别人递过来的麦克风前说句“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2011年，于光远中风住院，再也没能从医院出来。
　　2012年5月28日，我和杜导正一起去看望老人家。与一年前相比，他已经基本上处于沉睡状态。看到我们来了，胡冀燕把他叫醒。他努力地挣扎着聚拢意识，偶尔会向我们眨眼示意。
　　我很感动，陡然想到了他在九十寿辰上说“我追求！我坚持！我执着！我成功！”的神态。我相信，此时此刻，他一定在心里默念这12个字，鼓励自己睁开眼来。
　　如今，斯人已逝。我们纪念于光远，实际上也是对他参与的那个时代的追忆和缅怀。在那个时代里，他写下了精彩的人生；而那个时代，也因为有了他这样的人，而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