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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2000年到2011年是瑞典留学的黄金时代，但能在这段时间完成学业并留下工作的中国人并不多。
即便在盛夏，一场小雨也会让斯德哥尔摩的气温降到20℃以下。傍晚时分，这座北欧最大的城市并没有展现出喧嚣热闹的一面，金菜同周围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一样，都想尽快回到自己温暖的小家。
来到瑞典已满10年，金莱两个月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尽管这栋公寓建造于100多年前，但斯德哥尔摩的房价高达每平方米三四万瑞典克朗(1克朗约合0.9元人民币)，许多瑞典本地人一辈子都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从我来瑞典留学到现在，把该上的当上了个遍，该吃的苦也吃了个遍，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了，”金莱对记者说，当年和她读同一所大学的60多个中国留学生里，只有五六个留在瑞典工作；而最开始一起在瑞典读语言学校的20多个同学中，只有两人留下，就是她和她的丈夫刘建。
遭遇留学陷阱
瑞典人口虽不足950万，但在每年的世界大学500强排行榜上，都有不少于10所大学上榜。再加上瑞典大学不收学费，留学生还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因此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来到瑞典求学。2002年，金莱也通过国内一家留学中介来到瑞典学习语言。按照规定，外国学生必须通过瑞典语资格考试方可进入大学学习，因此所有留学生都要先学习瑞典语。
自二战开始，英语在瑞典已经得到了普及，甚至成为了主要工作用语，公司的电脑都装着英文版操作系统。但似乎因为瑞典人是个内向的民族，英语只被当成工作时的工具，人们日常交流时仍然习惯使用母语。不懂瑞典语就无法融入瑞典的社会，更难找到工作，这一点，几年后金莱找工作时有更深的体会。
语言学校用英语来教授瑞典语，大学入学的瑞典语考试难度很高，据说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参加这种考试都不能轻易过关。来自国内的高中毕业生想在一两年内达标非常困难。瑞典虽然大学免费，但语言学校收费相当高，时间一长，能坚持下来的人少之又少。
刚到瑞典，金莱就遇到了第一个挫折。他们所在的学校在距离斯德哥尔摩4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实际上并不是瑞典教育部门认可的正规学校，一些外国留学生此时正在和学校打官司，教学陷入停滞。当法庭作出裁决，判处学校虚假宣传罪名成立并需赔偿留学生学费时，金莱到瑞典已满4个月，同期来的中国留学生中，已有一半提前回国。
为寻找正规学校，留下的学生四处打听，甚至到法院门口静坐。在瑞典一份全国性报纸对事件进行报道之后，瑞典方面最终将他们安排到了一家正规学校，此时距初到瑞典，时间已经过了整整半年。
从2001年到2004年，这类事件在瑞典多次发生。中国教育部网站在2004年曾发出预警，提醒中国留学生注意瑞典的留学陷阱。此后瑞典教育部也加强了监管。情况才有所好转。
本国人不能干的工作才会留给你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金莱并没有把握通过考试，再学习一年，家里又负担不起学费。这时，她的同学兼男友刘建决定作出牺牲——退学留在瑞典“打黑工”，支持她继续学习。
瑞典法律虽允许学生打工赚学费，但时间仅限于寒暑假的4个月。一家总部在瑞典的留学中介告诉记者，瑞典有20％外国流动人口，因此所有的工作机会都非常抢手。留学生打工时要面临瑞典本土学生的激烈竞争，因为大多数兼职工作都要求比较高的瑞典语水平。
刘建是这批中国留学生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出国前，他在国内开过餐厅，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份寿司店的工作。来自日本的店主还亲自教他切生鱼片、做寿司的技巧，将他视作接班人桌培养。
这样，金菜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最终成为一批到瑞典的学生中，唯一一个通过语言考试进入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回顾在瑞典的十年生活，金莱说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语言、语言”。毕业后，她幸运地拿到了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offer：电话面试时，考官甚至没听出她是留学生，还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
每年中国有近2000人来瑞典留学，他们中大部分无法通过语言关，被迫回国。根据瑞典政府的统计，外国留学生在瑞典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是电子和机械。因为瑞典有爱立信、沃尔沃这样知名企业，隆德大学无线通讯技术教授弗雷德里克·卢塞克说：“瑞典的工程师很紧缺，留下优秀的国际学生对瑞典很有意义。”而像金莱就读的商科类专业，留下的难度更大，找工作时对语言的要求也更高。
金莱回忆说，“当时我没想到，在瑞典找到工作也不意味着可以和当地人一样。”她在普华永道公司工作了一年多之后，表现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但身份始终是个“带薪实习生”，而和她一起进公司的瑞典本国毕业生已经纷纷转为正式雇员。公司人力部门对此解释说，按照习惯，瑞典公司有率先为本国公民提供工作岗位的义务。
瑞典人口平均年龄38.9岁，因此虽然出生率很低，但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再加上外来人口多，工作竞争很激烈，时薪100克朗的打工岗位都有不少人竞争，跨国公司里的竞争就更激烈了。而大公司的用人原则，往往是优先考虑本国人。
这也是很多西欧、北欧发达国家的共有现象。在瑞士，如果公司想招聘一名外国员工，必须要向政府提交申请材料，证明没有任何一名瑞士本国人能胜任这项工作。因此即便像中药店药剂师这样的工作，也轮不到中国人来做。
瑞典的情况略好，虽没有法律明文限制，各公司在招聘时也大多表现得一视同仁，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会偏向本国人。另一边，刘建在寿司店打工已有七八年，这家店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繁华地段。门面不足两米宽，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大部分客人买了寿司打包带回去吃，瑞典公主、皇储维多利亚也是这家小店的常客。日本老板年事已高，想回国安度晚年，有意将店面转给刘建。
此时他的签证早已过期。金莱想换工作，不过根据瑞典法律，要获得永久居留权，必须连续获得4年的工作许可，而且前两年的工作许可仅限于一固定雇主的固定工种。也就是说，为了将来可以留下来，她必须要在这家公司工作满两年。
在普华永道，她始终没有等到转正的机会。两年期满后，她来到一家规模略小的健康管理公司，终于成为了正式员工。现在，她已经有了永久居留身份，可以享受瑞典除选举权外的所有公民权利和福利。两人结婚后，刘建也摆脱了“非法居留”的身份，可以正式接手那家小小的寿司店。
大门已经关闭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波折，金莱依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特别是2011年瑞典开始对非欧盟国家学生征收学费之后。
2008年，在过去74年中执政了65年、坚持高福利的社民党下台，四个中右翼政党组建新政府。新政府一上台，矛头就指向了“福利过剩”，开始讨论向外国留学生收学费。一位议员说：如今的外国留学生更喜欢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就算去咖啡馆里当服务生也很高兴。很多人持同样观点，认为外国留学生抢了本该属于本国人的工作机会。
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瑞典的学生联合会势力庞大，主席莫阿抗议说：“我们反对收费，我们认为接受教育是一项基本权利，而不是像衣服和鞋子一样可以买卖的东西。”
2011年，在议会的投票中，这项充满争议的收费议案得到通过。新政策效果明显。当年瑞典的国际留学生人数就从前一年的1.6万滑落至微不足道的1300人。
至此，到瑞典留学并找到工作留下来，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金莱也因此成为留学瑞典的中国学生中，最后的一批“胜利者”。
即便在盛夏，一场小雨也会让斯德哥尔摩的气温降到20℃以下。傍晚时分，这座北欧最大的城市并没有展现出喧嚣热闹的一面，金菜同周围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一样，都想尽快回到自己温暖的小家。
来到瑞典已满10年，金莱两个月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尽管这栋公寓建造于100多年前，但斯德哥尔摩的房价高达每平方米三四万瑞典克朗(1克朗约合0.9元人民币)，许多瑞典本地人一辈子都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从我来瑞典留学到现在，把该上的当上了个遍，该吃的苦也吃了个遍，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了，”金莱对记者说，当年和她读同一所大学的60多个中国留学生里，只有五六个留在瑞典工作；而最开始一起在瑞典读语言学校的20多个同学中，只有两人留下，就是她和她的丈夫刘建。
遭遇留学陷阱
瑞典人口虽不足950万，但在每年的世界大学500强排行榜上，都有不少于10所大学上榜。再加上瑞典大学不收学费，留学生还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因此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来到瑞典求学。2002年，金莱也通过国内一家留学中介来到瑞典学习语言。按照规定，外国学生必须通过瑞典语资格考试方可进入大学学习，因此所有留学生都要先学习瑞典语。
自二战开始，英语在瑞典已经得到了普及，甚至成为了主要工作用语，公司的电脑都装着英文版操作系统。但似乎因为瑞典人是个内向的民族，英语只被当成工作时的工具，人们日常交流时仍然习惯使用母语。不懂瑞典语就无法融入瑞典的社会，更难找到工作，这一点，几年后金莱找工作时有更深的体会。
语言学校用英语来教授瑞典语，大学入学的瑞典语考试难度很高，据说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参加这种考试都不能轻易过关。来自国内的高中毕业生想在一两年内达标非常困难。瑞典虽然大学免费，但语言学校收费相当高，时间一长，能坚持下来的人少之又少。
刚到瑞典，金莱就遇到了第一个挫折。他们所在的学校在距离斯德哥尔摩4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实际上并不是瑞典教育部门认可的正规学校，一些外国留学生此时正在和学校打官司，教学陷入停滞。当法庭作出裁决，判处学校虚假宣传罪名成立并需赔偿留学生学费时，金莱到瑞典已满4个月，同期来的中国留学生中，已有一半提前回国。
为寻找正规学校，留下的学生四处打听，甚至到法院门口静坐。在瑞典一份全国性报纸对事件进行报道之后，瑞典方面最终将他们安排到了一家正规学校，此时距初到瑞典，时间已经过了整整半年。
从2001年到2004年，这类事件在瑞典多次发生。中国教育部网站在2004年曾发出预警，提醒中国留学生注意瑞典的留学陷阱。此后瑞典教育部也加强了监管。情况才有所好转。
本国人不能干的工作才会留给你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金莱并没有把握通过考试，再学习一年，家里又负担不起学费。这时，她的同学兼男友刘建决定作出牺牲——退学留在瑞典“打黑工”，支持她继续学习。
瑞典法律虽允许学生打工赚学费，但时间仅限于寒暑假的4个月。一家总部在瑞典的留学中介告诉记者，瑞典有20％外国流动人口，因此所有的工作机会都非常抢手。留学生打工时要面临瑞典本土学生的激烈竞争，因为大多数兼职工作都要求比较高的瑞典语水平。
刘建是这批中国留学生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出国前，他在国内开过餐厅，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份寿司店的工作。来自日本的店主还亲自教他切生鱼片、做寿司的技巧，将他视作接班人桌培养。
这样，金菜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最终成为一批到瑞典的学生中，唯一一个通过语言考试进入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回顾在瑞典的十年生活，金莱说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语言、语言”。毕业后，她幸运地拿到了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offer：电话面试时，考官甚至没听出她是留学生，还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
每年中国有近2000人来瑞典留学，他们中大部分无法通过语言关，被迫回国。根据瑞典政府的统计，外国留学生在瑞典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是电子和机械。因为瑞典有爱立信、沃尔沃这样知名企业，隆德大学无线通讯技术教授弗雷德里克·卢塞克说：“瑞典的工程师很紧缺，留下优秀的国际学生对瑞典很有意义。”而像金莱就读的商科类专业，留下的难度更大，找工作时对语言的要求也更高。
金莱回忆说，“当时我没想到，在瑞典找到工作也不意味着可以和当地人一样。”她在普华永道公司工作了一年多之后，表现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但身份始终是个“带薪实习生”，而和她一起进公司的瑞典本国毕业生已经纷纷转为正式雇员。公司人力部门对此解释说，按照习惯，瑞典公司有率先为本国公民提供工作岗位的义务。
瑞典人口平均年龄38.9岁，因此虽然出生率很低，但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再加上外来人口多，工作竞争很激烈，时薪100克朗的打工岗位都有不少人竞争，跨国公司里的竞争就更激烈了。而大公司的用人原则，往往是优先考虑本国人。
这也是很多西欧、北欧发达国家的共有现象。在瑞士，如果公司想招聘一名外国员工，必须要向政府提交申请材料，证明没有任何一名瑞士本国人能胜任这项工作。因此即便像中药店药剂师这样的工作，也轮不到中国人来做。
瑞典的情况略好，虽没有法律明文限制，各公司在招聘时也大多表现得一视同仁，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会偏向本国人。另一边，刘建在寿司店打工已有七八年，这家店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繁华地段。门面不足两米宽，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大部分客人买了寿司打包带回去吃，瑞典公主、皇储维多利亚也是这家小店的常客。日本老板年事已高，想回国安度晚年，有意将店面转给刘建。
此时他的签证早已过期。金莱想换工作，不过根据瑞典法律，要获得永久居留权，必须连续获得4年的工作许可，而且前两年的工作许可仅限于一固定雇主的固定工种。也就是说，为了将来可以留下来，她必须要在这家公司工作满两年。
在普华永道，她始终没有等到转正的机会。两年期满后，她来到一家规模略小的健康管理公司，终于成为了正式员工。现在，她已经有了永久居留身份，可以享受瑞典除选举权外的所有公民权利和福利。两人结婚后，刘建也摆脱了“非法居留”的身份，可以正式接手那家小小的寿司店。
大门已经关闭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波折，金莱依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特别是2011年瑞典开始对非欧盟国家学生征收学费之后。
2008年，在过去74年中执政了65年、坚持高福利的社民党下台，四个中右翼政党组建新政府。新政府一上台，矛头就指向了“福利过剩”，开始讨论向外国留学生收学费。一位议员说：如今的外国留学生更喜欢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就算去咖啡馆里当服务生也很高兴。很多人持同样观点，认为外国留学生抢了本该属于本国人的工作机会。
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瑞典的学生联合会势力庞大，主席莫阿抗议说：“我们反对收费，我们认为接受教育是一项基本权利，而不是像衣服和鞋子一样可以买卖的东西。”
2011年，在议会的投票中，这项充满争议的收费议案得到通过。新政策效果明显。当年瑞典的国际留学生人数就从前一年的1.6万滑落至微不足道的1300人。
至此，到瑞典留学并找到工作留下来，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金莱也因此成为留学瑞典的中国学生中，最后的一批“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