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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华儿女》的情缘还是在20多年前结下的。
1991年4月的一个周末，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我去了王府井书店。那個时候，在北京上学的我有时间就会去泡书店，一泡就是一整天。在杂志类的书柜上，一本《中华儿女》（1991年1月出版）杂志赫然醒目。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中华儿女》，翻开目录，陶斯亮写的《我和聂力、李纳、林豆豆》文章让我的眼睛再也无法离开。也许，与陶斯亮的身世一样，我们都是老红军的后代，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读着文章更感到亲切。
陶斯亮笔下的四位“红色公主”的不同命运深深打动了我，也为她们的大起大落、悲喜交加人生沉浮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她们的故事为何这么吸引人，是因为她们的背后有一段中国人都铭记并引以为戒的共和国历史，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正如陶斯亮所言：“我们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命运都把握不住，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何况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有谁希望重蹈覆辙？
的确，通过陶斯亮讲述的故事，让读者看见了一个个灵魂对生命的尊重，看见了亲情、友情、毅力、信心、责任——这些温暖我们生命的东西。大苦必有大感动，真性情必有真文章。
那个年代《中华儿女》刊发了这么厚重的文章，我开始对这本杂志格外关注。经过进一步了解后得知：《中华儿女》是由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的国家大型人物类综合期刊，连刊名都是邓小平亲自题写的。应该说，她是面向海内外优秀中华儿女的高层次、高格调、高水准、高质量的期刊。
也许与从事新闻专业有关，引起我格外重视的《中华儿女》，就是因为她的真性情。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齐太史”“董狐”等也被孔子赞为“古之良史”。这种“良史精神”，对今天的传媒人来说不无具有深入反省和践行的现实意义。《中华儿女》坚守了“良史精神”，说白了就是坚持真理——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坚信秉承社会良知、展示思想力量的天职；让世界增一份理性，多一声正气，能对人有所启发。
刘枫档案：刘枫，新疆日报社高级记者、首席记者，长江新闻学院特聘教授，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第十届长江韬奋奖专家评委。曾获“范长江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全国党报好新闻奖”等奖项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职业女性”“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出版有专著四部。
正如《中华儿女》推出的“封面人物”“将帅之路”“省部长专栏”“业界群英”“焦点人物”“秘档解读”等栏目一样，聚合了正能量，让读者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精神养份。我想，作为一名媒体人更要传承这种“良史精神”，一句话：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
1993年5月，我从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调入新疆日报社当记者，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自走出大学校门后，我就一直从事新闻采写工作，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当记者。
《新疆日报》给了我一个更大的舞台，几十年的记者生涯里，走遍天山南北，油田厂矿，农村牧区，田野果园；穿越戈壁荒漠，故城遗址，雪山草原，冰川峡谷；从一名普通记者，成长为高级记者、首席记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50多件新闻作品在国内获奖，两奖新闻作品获“中国新闻奖”，2006年荣获中国新闻届最高奖——第七届“范长江新闻奖”。
尽管已经成了“骨灰级”记者，但在一拨年轻记者的队伍里还是有些扎眼。我一直坚信脚比路长，行走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来，依然乐不思蜀地奔波在新闻一线，深入基层群众，挖掘动人故事。
2008年春，克拉玛依建市50周年。从小在油城长大的我，对这座城市有种扯不断的情愫，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想着该为家乡做点什么，就为克拉玛依在《新疆日报》上策划了这样一个主题“一座油城和一群石油人——克拉玛依市建市50周年系列报道”。
2008年4月的一天，在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偶遇《中华儿女》副社长张志刚和驻新疆站站长王小梅。晚宴时，我正好与他们坐在了一起，张志刚很健谈，交流了《中华儿女》的办刊理念，推介了名牌栏目、重点文章和几位名家，让在座的人对这本杂志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旁坐的王小梅，默默地聆听，没有太多的话，只是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随风飘动的长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晚上，王小梅特地来到我的房间，打探到我是克拉玛依人后，特地来找我约稿：“刘老师，《中华儿女》为克拉玛依建市50年策划了一个专刊，您生长在这块土地，又是新疆唯一一位荣获‘范长江新闻奖’的女记者，一定要抽空为我们专刊写篇文章，一言为定！”不由分说，王小梅笑嘻嘻地把一本最新出版的《中华儿女》放在了桌子上。
面对王小梅的质朴、美丽、真诚和执着，我无法拒绝。因为，从这位年轻记者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我看来，她身上带有的那种独特的美，是有温度的，隐藏在每一盏台灯下，蕴涵在每一束阳光中，浸湿在每一缕和风里。
其实，受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之邀，当时我正在写一篇有关这座油城的文章。应该强调的是，写克拉玛依这座油城，不得不提到我父亲以及他的战友们。因为，克拉玛依是在父亲和他战友们手上建造起来的。于是，我很快完成了一篇文章《献给父亲》。王小梅来向我约稿时，我满脑子都是童年克拉玛依和现在长大了的画面。小梅走了后，我提起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一行题目：《我与克拉玛依同成长》。因为，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多，我能讲出的故事一串又一串……
父亲来到油土地的时候，我还是在他身体里没有发芽的一粒小种子，几乎与克拉玛依建市的同时，作为第二代石油人的我便出生在这座油城。很快，《我与克拉玛依同成长》脱稿了，小梅作为策划、编辑和第一读者在电话里显得异常兴奋：“刘老师，您文章中的三个故事太好啦，串起了克拉玛依的创业史、发展史，这也正是《中华儿女》所需要的文章！”
著名舒体书法家高旭明寄语《中华儿女》
2008年9月，《中华儿女》刊发了这篇文章。不久，我接到发小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老同学，你写的这些故事，都是我们经历过的，读了《我与克拉玛依同成长》感到就像是昨天的事，眼前就会闪动那些童年的画面。作为在油城长大的孩子，谢谢你用手中的笔，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克拉玛依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最想感谢的是《中华儿女》，正是由于她坚持不懈的真性情，我才会写出充满感情的真文章。
这也是作为读者、作者的我，为《中华儿女》创刊30年送上的最真挚祝福：真性情必有真文章！
1991年4月的一个周末，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我去了王府井书店。那個时候，在北京上学的我有时间就会去泡书店，一泡就是一整天。在杂志类的书柜上，一本《中华儿女》（1991年1月出版）杂志赫然醒目。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中华儿女》，翻开目录，陶斯亮写的《我和聂力、李纳、林豆豆》文章让我的眼睛再也无法离开。也许，与陶斯亮的身世一样，我们都是老红军的后代，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读着文章更感到亲切。
陶斯亮笔下的四位“红色公主”的不同命运深深打动了我，也为她们的大起大落、悲喜交加人生沉浮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她们的故事为何这么吸引人，是因为她们的背后有一段中国人都铭记并引以为戒的共和国历史，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正如陶斯亮所言：“我们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命运都把握不住，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何况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有谁希望重蹈覆辙？
的确，通过陶斯亮讲述的故事，让读者看见了一个个灵魂对生命的尊重，看见了亲情、友情、毅力、信心、责任——这些温暖我们生命的东西。大苦必有大感动，真性情必有真文章。
那个年代《中华儿女》刊发了这么厚重的文章，我开始对这本杂志格外关注。经过进一步了解后得知：《中华儿女》是由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的国家大型人物类综合期刊，连刊名都是邓小平亲自题写的。应该说，她是面向海内外优秀中华儿女的高层次、高格调、高水准、高质量的期刊。
也许与从事新闻专业有关，引起我格外重视的《中华儿女》，就是因为她的真性情。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齐太史”“董狐”等也被孔子赞为“古之良史”。这种“良史精神”，对今天的传媒人来说不无具有深入反省和践行的现实意义。《中华儿女》坚守了“良史精神”，说白了就是坚持真理——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坚信秉承社会良知、展示思想力量的天职；让世界增一份理性，多一声正气，能对人有所启发。
正如《中华儿女》推出的“封面人物”“将帅之路”“省部长专栏”“业界群英”“焦点人物”“秘档解读”等栏目一样，聚合了正能量，让读者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精神养份。我想，作为一名媒体人更要传承这种“良史精神”，一句话：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
1993年5月，我从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调入新疆日报社当记者，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自走出大学校门后，我就一直从事新闻采写工作，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当记者。
《新疆日报》给了我一个更大的舞台，几十年的记者生涯里，走遍天山南北，油田厂矿，农村牧区，田野果园；穿越戈壁荒漠，故城遗址，雪山草原，冰川峡谷；从一名普通记者，成长为高级记者、首席记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50多件新闻作品在国内获奖，两奖新闻作品获“中国新闻奖”，2006年荣获中国新闻届最高奖——第七届“范长江新闻奖”。
尽管已经成了“骨灰级”记者，但在一拨年轻记者的队伍里还是有些扎眼。我一直坚信脚比路长，行走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来，依然乐不思蜀地奔波在新闻一线，深入基层群众，挖掘动人故事。
2008年春，克拉玛依建市50周年。从小在油城长大的我，对这座城市有种扯不断的情愫，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想着该为家乡做点什么，就为克拉玛依在《新疆日报》上策划了这样一个主题“一座油城和一群石油人——克拉玛依市建市50周年系列报道”。
2008年4月的一天，在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偶遇《中华儿女》副社长张志刚和驻新疆站站长王小梅。晚宴时，我正好与他们坐在了一起，张志刚很健谈，交流了《中华儿女》的办刊理念，推介了名牌栏目、重点文章和几位名家，让在座的人对这本杂志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旁坐的王小梅，默默地聆听，没有太多的话，只是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随风飘动的长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晚上，王小梅特地来到我的房间，打探到我是克拉玛依人后，特地来找我约稿：“刘老师，《中华儿女》为克拉玛依建市50年策划了一个专刊，您生长在这块土地，又是新疆唯一一位荣获‘范长江新闻奖’的女记者，一定要抽空为我们专刊写篇文章，一言为定！”不由分说，王小梅笑嘻嘻地把一本最新出版的《中华儿女》放在了桌子上。
面对王小梅的质朴、美丽、真诚和执着，我无法拒绝。因为，从这位年轻记者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我看来，她身上带有的那种独特的美，是有温度的，隐藏在每一盏台灯下，蕴涵在每一束阳光中，浸湿在每一缕和风里。
其实，受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之邀，当时我正在写一篇有关这座油城的文章。应该强调的是，写克拉玛依这座油城，不得不提到我父亲以及他的战友们。因为，克拉玛依是在父亲和他战友们手上建造起来的。于是，我很快完成了一篇文章《献给父亲》。王小梅来向我约稿时，我满脑子都是童年克拉玛依和现在长大了的画面。小梅走了后，我提起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一行题目：《我与克拉玛依同成长》。因为，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多，我能讲出的故事一串又一串……
父亲来到油土地的时候，我还是在他身体里没有发芽的一粒小种子，几乎与克拉玛依建市的同时，作为第二代石油人的我便出生在这座油城。很快，《我与克拉玛依同成长》脱稿了，小梅作为策划、编辑和第一读者在电话里显得异常兴奋：“刘老师，您文章中的三个故事太好啦，串起了克拉玛依的创业史、发展史，这也正是《中华儿女》所需要的文章！”
2008年9月，《中华儿女》刊发了这篇文章。不久，我接到发小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老同学，你写的这些故事，都是我们经历过的，读了《我与克拉玛依同成长》感到就像是昨天的事，眼前就会闪动那些童年的画面。作为在油城长大的孩子，谢谢你用手中的笔，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克拉玛依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最想感谢的是《中华儿女》，正是由于她坚持不懈的真性情，我才会写出充满感情的真文章。
这也是作为读者、作者的我，为《中华儿女》创刊30年送上的最真挚祝福：真性情必有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