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宗罪官减刑案牵出一项“受贿之最”，令人匪夷所思——被申請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的平顶山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薛新生，为什么锒铛入狱呢？原来是收受一百九十二人一千二百七十四次贿赂，平均每三天收钱一次，共计人民币一千零一十六余万元、美元十三万元、港币二十五万元，还有四十六万元的购物卡。这一百九十二人，都是官员，薛新生交代了其在平顶山市委组织部长任上收受将近二百名县处级官员贿赂的问题，这些进入名单的干部随即被“冷冻”，导致各地干部调整处于停滞。薛案事发后，已判刑七人，党纪处分五十四人，组织处理六人，诫勉谈话并责令作出深刻检查达二百八十四人……
　　坊间讲薛案，称为“百官行贿”，近二百名官员给他送礼，似乎独此一案。其实并非孤例，安徽省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受贿一千九百万元。毋保良获无期徒刑的同时，萧县被免职的“送礼官员”达八十人之多，包括了四套班子部分成员和十多名局长，而萧县二十三个乡镇中，因此被摘掉乌纱帽的党政一把手就有二十个！
　　“百官行贿”不是为了别的，主要还是为了这顶“官帽”，薛新生的千次受贿，主要是在他担任组织部长任上，显然与“买官卖官”直接有关——在过去那种政治生态下，有的地方早已不只是“不跑不送，原地踏步”那样的潜规则，卖官公开甚至有了“明码标价”。比如先任盟委书记后又升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的刘卓志，八十六次受贿八百一十七万元，主要是卖官收入，刘书记卖官也有“价目表”，牛某升任县级市委书记，付刘卓志四十二万元人民币加三万元美金；贾某付六十五万元，官授市规划局长，是为肥缺；某旗委副书记付四十万元，只当上地级市冷门局的局长，等等。还有广东省汕尾市公安局长马伟灵，也有一张卖官表，都是不二价，要买分局长一级的官，五十万元人民币，港币或美金也行，总之折合五十万元；而大队长或所长一级的小吏，则一概港币十万元，老少无欺，没得商量。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百官行贿”，大家都来“买”，就变成“天经地义”，谁也不见怪，谁也不能例外。我们说，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可以使坏人不敢造次，好人不会蜕变，而一个“病态”的从政环境，却可以使好人寸步难行，更可以将不少人“逼良为娼”，走上同流合污的“捷径”、快车道。比如在广东的茂名官场，买官卖官曾经成风，市辖六个县（区）一把手无一逃脱，“卖官”窝案涉及一百五十个党政部门，至少一百五十九名官员行贿买官，早已是“百官行贿”了。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结果是好人无路可走，只好“湿鞋下水”。茂名有个年轻的大学生镇长，“努力工作卓有成效”，但是不懂“行贿”，久久得不到提拔。大学生镇官耳濡目染，亲眼看到了“规则”，终于醒悟过来，为了升迁镇党委书记，他抵押家产贷款，又东拼西凑了二十万元来“买官”，果然很快如愿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