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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走红，在国内掀起了新一轮“韩剧热”，一度创下了韩剧在国内收视的历史最高。近些年，由韩剧引发的“女权热潮”一直是各路专家热议的话题。
然而，这样的情节表面看来是女权高涨，实际上却更反衬了现实中韩国女性的困境，亚洲经济迅速发展让一部分女性站起来，现代社会中的女性主义运动，凸显的是还没有克服来自悠久习俗或习惯的阵痛。
《大长今》里的妇德与女权：
亚洲女性的集体困境
2005年，韩剧《大长今》火遍中国。当年令国人震惊的一条新闻是：上海某家庭主妇因为老公不让她看《大长今》竟愤而投河。
韩国的历史剧原本多沉重阴抑，以男性视角刻画历史悲情，常常执著于史实的争论，但《大长今》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女人戏。《大长今》不仅为天下女人造了一个完美男人闵政浩，还让一个尊贵贤明的大王思慕宫女而不得。
然而，这样的情节表面看来是女权高涨，实际上却更反衬了现实中韩国女性的困境。因为无论中宗还是闵政浩都不是韩国男人愿意认同的角色，为女人放弃一切的痴情男在导演李丙勋眼中看来都只是一个“无力的男人”；而长今本人，也绝非他们的理想型，他们心中的理想型是那位无私贤惠，代表传统与母性的韩尚宫。
韩国社会性别矛盾之尖锐，并非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影而能改变多少。
编剧其实成功地触动了现代女性的心事——单身女子在社会中漂泊的不易，种种人事都要辛苦周旋。一个中国女性看了《大长今》后，说忽然有了做饭的欲望，感叹生活的意义也许就在这些不相干的乐趣上，藉此熬过孤独。
韩剧未婚女主角经常以励志形象呈现。如《我的女孩》、《我叫金三顺》、《巴黎恋人》、《浪漫满屋》。然而韩剧依旧没有忘记通过“未婚女主角”的家庭话语来传播最“正确”、“周全”、“善良”的韩国家族道德传统信息。韩剧风靡亚洲这一“梦幻”氛围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亚洲女性的集体困境：对当下生活、当下待遇、当下情爱、当下男人不满。
在日本，狂热的中年妇女往往会用储存的私房钱大量购买韩剧的相关产品，甚至有因此负债累累的；在国内，上海世博会时，过于狂热的“东方神起”的女粉丝挤伤了维持秩序的武警……
从一个侧面看，会不会反映出目前中国社会男女的不幸福指数较高？有文章论及韩剧热，指出这是由于东亚女性缺乏性生活导致的，正因亚洲的两性相处模式如此平庸、机械、非浪漫和受世俗桎梏。
2009年3月，韩国女星张紫妍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大爆生前被迫以陪睡31人换取工作。2008年，韩国著名女性崔真实因为生存压力自杀。电视剧中意气风发的女明星其实在真实生活中遭受各种压力以及男权制约。更遑论普通人？
“高跟鞋”运动：
女权是一种精神态度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012年8月，福冈市聘请人气团体AKB48的筱田麻里子，为福冈“可爱区”区长。
亚洲男性和主流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基本上为：清纯可爱。福冈接到市民陈情，认为这样的方式“在助长男、女角色的区别”，有歧视女性的味道。2013年2月，筱田宣布辞去区长职务。
世界经济论坛统计，日本在性别平等排全球第一百一十位。不过，日本女权运动正在萌芽，从拒绝可爱开始。
在1980年代推翻国家独裁者的民主运动中，韩国女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20多年间，韩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女童权益、反对歧视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包括：《婴幼儿保育法》、《性暴力特别法》、《家庭暴力特别法》等。2001年，韩国的性别平等部创立，部长尹英淑表示，依据新规定，“每一个体都能够代表她或他本人。”
当女权分子和中间偏左的开放国民党成员李恩英回忆1970年就读韩国一流的汉城大学时，校园内竟然没有一处女性洗手间。
韩国在1997年经济危机后，经历了大约4年的阵痛，在企业、金融、政府、劳动等四大部门果断推进改革。在经济复苏的时代里，更多的女性参与到生产中去。女性参加经济活动的结构也有很大变化。关于女性地位提升的标志，主要与女性参政议政，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的参与度有关。
中国女性地位提高的速度也很快，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参政议政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对女性权益保障问题也自那时起开始重视。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1999年的《母婴保健法》，到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育保险，女性在工作中，因为生育而需要特别照顾的费用开始由社会来负担。
在经济发达的日本，也诞生了一批新女性。她们经营自己的公司，或者加入外资企业，收入丰厚。但在之前的日式公司，日本的大男子主义无法给她们施展拳脚的空间。一位杰出的女主播曾在日本公司工作，老板唯一看中的地方竟然是她的泡茶技术。在这样的公司中，女性穿的裙子一定要长至膝盖，来表示女性的安分守己。女性在公司里只能做做复印、递茶的杂事，毫无地位可言。
当然，这并非全部的事实。在国际人权组织WEF2010年出具的《男女权地位报告》中，在中层干部、女性部长比例以及整个国家的性别比例中，中国分别排第91位、第101位及第129位。在亚洲属于靠前的。但有关男女地位的辩论不时从各种社会层面涌现出来。
肖美丽这个中国女孩儿名字出现在媒体的视线里，是从2013年9月开始，这名24岁的女孩发表博文表示将徒步穿越中国，只为呼吁中国改变对性侵犯的处理态度。她的行为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1月24日也对其进行了报道，报道中引用肖美丽的话，称“在中国，人们会指责受害者，而不是侵害者”。
女性领导人频频出现使亚洲很早就有了“女权社会”的说法。但李银河这么评价亚洲的女权运动：“只能存在艺术或者作品里，只能是一种需要争取的精神态度。”
文化叙事里的女性画像
韩国《朝鲜日报》曾刊文称，该国“男女地位越来越平等”，由丈夫负责照顾孩子做家务的“专业主夫”剧增；日本大男子主义协会会长则撰文教授男性“妻子几天不予理睬时小小离家出走作战的策略”；一本名为《拯救男孩》的书籍在中国也成为畅销书。
台湾著名女主播吴淡如在2000年出版的《创造好心情》中曾这样戏谑成功的台湾女性：“最近看了一篇有关亚洲妇女处境的调查报告，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亚洲妇女中，只有台湾的女人多数表示：‘下辈子我要当男人！’在亚洲，台湾显然不是妇女地位最低的地区，也不是最重男轻女的地方；但是，日本女人不想在下辈子当男人，印度女人也没想在下辈子当男人，只有台湾女人下辈子多半要变性。为什么呢？其中一位受访妇女显然说出了一般台湾已婚职业妇女的悲哀：‘我不是女强人，而是女超人！当我老公最幸福了，他有一个能干的老婆为他料理家务，为他生儿育女，还要为他分担家计！’微微的悲愤之中，也夹带着隐隐的骄傲。”
女性开始感到自豪的时候，一些亚洲的习俗或习惯仍然束缚着女性的解放。
在印度，由于女孩出嫁需要许多陪嫁品，“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难立即消除。
“这是他们的习俗”，女性主义学者吴姬莲告诉记者，在韩国，每到家庭祭祀时，往往都是由媳妇花一整天准备很多东西，祭祀完后再由媳妇一人收拾。家庭中的男性和其他女性都不会帮忙。
韩国的批评家们认为韩国的女权运动依然倾向于过度依靠知识分子及政治领袖自上而下的改革，普通妇女要求改革的动力仍显得不足。而这些普通女性恰恰就是那些嫁入婆家后，放弃工作而专注于家务的传统女性。日本新女性也在面对日本对女性“弱者”身份的传统定位。
或许某些传统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亚洲经济迅速发展让一部分女性站起来，但还没有克服来自悠久习俗或习惯的阵痛。
然而，这样的情节表面看来是女权高涨，实际上却更反衬了现实中韩国女性的困境，亚洲经济迅速发展让一部分女性站起来，现代社会中的女性主义运动，凸显的是还没有克服来自悠久习俗或习惯的阵痛。
《大长今》里的妇德与女权：
亚洲女性的集体困境
2005年，韩剧《大长今》火遍中国。当年令国人震惊的一条新闻是：上海某家庭主妇因为老公不让她看《大长今》竟愤而投河。
韩国的历史剧原本多沉重阴抑，以男性视角刻画历史悲情，常常执著于史实的争论，但《大长今》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女人戏。《大长今》不仅为天下女人造了一个完美男人闵政浩，还让一个尊贵贤明的大王思慕宫女而不得。
然而，这样的情节表面看来是女权高涨，实际上却更反衬了现实中韩国女性的困境。因为无论中宗还是闵政浩都不是韩国男人愿意认同的角色，为女人放弃一切的痴情男在导演李丙勋眼中看来都只是一个“无力的男人”；而长今本人，也绝非他们的理想型，他们心中的理想型是那位无私贤惠，代表传统与母性的韩尚宫。
韩国社会性别矛盾之尖锐，并非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影而能改变多少。
编剧其实成功地触动了现代女性的心事——单身女子在社会中漂泊的不易，种种人事都要辛苦周旋。一个中国女性看了《大长今》后，说忽然有了做饭的欲望，感叹生活的意义也许就在这些不相干的乐趣上，藉此熬过孤独。
韩剧未婚女主角经常以励志形象呈现。如《我的女孩》、《我叫金三顺》、《巴黎恋人》、《浪漫满屋》。然而韩剧依旧没有忘记通过“未婚女主角”的家庭话语来传播最“正确”、“周全”、“善良”的韩国家族道德传统信息。韩剧风靡亚洲这一“梦幻”氛围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亚洲女性的集体困境：对当下生活、当下待遇、当下情爱、当下男人不满。
在日本，狂热的中年妇女往往会用储存的私房钱大量购买韩剧的相关产品，甚至有因此负债累累的；在国内，上海世博会时，过于狂热的“东方神起”的女粉丝挤伤了维持秩序的武警……
从一个侧面看，会不会反映出目前中国社会男女的不幸福指数较高？有文章论及韩剧热，指出这是由于东亚女性缺乏性生活导致的，正因亚洲的两性相处模式如此平庸、机械、非浪漫和受世俗桎梏。
2009年3月，韩国女星张紫妍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大爆生前被迫以陪睡31人换取工作。2008年，韩国著名女性崔真实因为生存压力自杀。电视剧中意气风发的女明星其实在真实生活中遭受各种压力以及男权制约。更遑论普通人？
“高跟鞋”运动：
女权是一种精神态度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012年8月，福冈市聘请人气团体AKB48的筱田麻里子，为福冈“可爱区”区长。
亚洲男性和主流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基本上为：清纯可爱。福冈接到市民陈情，认为这样的方式“在助长男、女角色的区别”，有歧视女性的味道。2013年2月，筱田宣布辞去区长职务。
世界经济论坛统计，日本在性别平等排全球第一百一十位。不过，日本女权运动正在萌芽，从拒绝可爱开始。
在1980年代推翻国家独裁者的民主运动中，韩国女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20多年间，韩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女童权益、反对歧视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包括：《婴幼儿保育法》、《性暴力特别法》、《家庭暴力特别法》等。2001年，韩国的性别平等部创立，部长尹英淑表示，依据新规定，“每一个体都能够代表她或他本人。”
当女权分子和中间偏左的开放国民党成员李恩英回忆1970年就读韩国一流的汉城大学时，校园内竟然没有一处女性洗手间。
韩国在1997年经济危机后，经历了大约4年的阵痛，在企业、金融、政府、劳动等四大部门果断推进改革。在经济复苏的时代里，更多的女性参与到生产中去。女性参加经济活动的结构也有很大变化。关于女性地位提升的标志，主要与女性参政议政，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的参与度有关。
中国女性地位提高的速度也很快，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参政议政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对女性权益保障问题也自那时起开始重视。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1999年的《母婴保健法》，到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育保险，女性在工作中，因为生育而需要特别照顾的费用开始由社会来负担。
在经济发达的日本，也诞生了一批新女性。她们经营自己的公司，或者加入外资企业，收入丰厚。但在之前的日式公司，日本的大男子主义无法给她们施展拳脚的空间。一位杰出的女主播曾在日本公司工作，老板唯一看中的地方竟然是她的泡茶技术。在这样的公司中，女性穿的裙子一定要长至膝盖，来表示女性的安分守己。女性在公司里只能做做复印、递茶的杂事，毫无地位可言。
当然，这并非全部的事实。在国际人权组织WEF2010年出具的《男女权地位报告》中，在中层干部、女性部长比例以及整个国家的性别比例中，中国分别排第91位、第101位及第129位。在亚洲属于靠前的。但有关男女地位的辩论不时从各种社会层面涌现出来。
肖美丽这个中国女孩儿名字出现在媒体的视线里，是从2013年9月开始，这名24岁的女孩发表博文表示将徒步穿越中国，只为呼吁中国改变对性侵犯的处理态度。她的行为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1月24日也对其进行了报道，报道中引用肖美丽的话，称“在中国，人们会指责受害者，而不是侵害者”。
女性领导人频频出现使亚洲很早就有了“女权社会”的说法。但李银河这么评价亚洲的女权运动：“只能存在艺术或者作品里，只能是一种需要争取的精神态度。”
文化叙事里的女性画像
韩国《朝鲜日报》曾刊文称，该国“男女地位越来越平等”，由丈夫负责照顾孩子做家务的“专业主夫”剧增；日本大男子主义协会会长则撰文教授男性“妻子几天不予理睬时小小离家出走作战的策略”；一本名为《拯救男孩》的书籍在中国也成为畅销书。
台湾著名女主播吴淡如在2000年出版的《创造好心情》中曾这样戏谑成功的台湾女性：“最近看了一篇有关亚洲妇女处境的调查报告，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亚洲妇女中，只有台湾的女人多数表示：‘下辈子我要当男人！’在亚洲，台湾显然不是妇女地位最低的地区，也不是最重男轻女的地方；但是，日本女人不想在下辈子当男人，印度女人也没想在下辈子当男人，只有台湾女人下辈子多半要变性。为什么呢？其中一位受访妇女显然说出了一般台湾已婚职业妇女的悲哀：‘我不是女强人，而是女超人！当我老公最幸福了，他有一个能干的老婆为他料理家务，为他生儿育女，还要为他分担家计！’微微的悲愤之中，也夹带着隐隐的骄傲。”
女性开始感到自豪的时候，一些亚洲的习俗或习惯仍然束缚着女性的解放。
在印度，由于女孩出嫁需要许多陪嫁品，“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难立即消除。
“这是他们的习俗”，女性主义学者吴姬莲告诉记者，在韩国，每到家庭祭祀时，往往都是由媳妇花一整天准备很多东西，祭祀完后再由媳妇一人收拾。家庭中的男性和其他女性都不会帮忙。
韩国的批评家们认为韩国的女权运动依然倾向于过度依靠知识分子及政治领袖自上而下的改革，普通妇女要求改革的动力仍显得不足。而这些普通女性恰恰就是那些嫁入婆家后，放弃工作而专注于家务的传统女性。日本新女性也在面对日本对女性“弱者”身份的传统定位。
或许某些传统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亚洲经济迅速发展让一部分女性站起来，但还没有克服来自悠久习俗或习惯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