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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拉华州的瑞和帕斯海滩上，落日的余晖在金色的沙滩上拖出最后一缕光芒。“角鲨头”啤酒吧的喧闹刚刚开始上演。
帕特里克·帕特悠悠地晃进酒吧。这位66岁的考古学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副教授。他身穿皱巴巴的Polo衫、走形的卡其裤和皮便鞋，在一群套着毛衫和法兰绒裤的年轻酒客里看起来颇为扎眼。
但酒吧老板卡拉季安看到他却眉开眼笑，像迎接首席贵客一样对他举起了酒杯。从某种角度来说，帕特的确是这里的贵宾。
只要能尝上一口远古的酒，帕特和卡拉季安这两位不折不扣的酒徒愿意做出任何尝试。他们会宰杀山羊制作新鲜酒囊，只为了让古酒散发出纯正的野味；他们也曾用出土陶罐盛酒，再丢进烧红的石头来将其煮沸。
帕特教授可谓古啤酒界的首席专家。只要刷洗下出土酒罐中的残渣，在实验室里仔细分析，他就能用化学法破译那些早已失传的古酒配方：世上最老的大麦啤酒是他鉴别出来的（发现于扎格洛斯山脉，公元前3400年出现）；最古老的葡萄酒是他发现的（同样来自扎格洛斯山脉，公元前5400年就有）；最远古的酿酒也是他辨别出来的,这是新石器时期的一种烈性酒，在中国黄河流域发现，距今已有9000年了。
他的著作曾在各种学术期刊和书籍上发表，给农业、医药业和史前商路考古都带来了无限光芒。但是，受益的不仅仅是学术界。“角鲨头”啤酒吧的不少独家私酿，正是拜他所赐，这也是老板卡拉季安眉开眼笑的原因。比如他家的“點石成金”（Midas Touch），这款曾得过多次大奖的啤酒，正是帕特根据公元前700年的弥达斯王墓中的配方酿造而成的。
古酒秘方
为了酿造一款古埃及啤酒，帕特和卡拉季安曾逛遍开罗最古老的汗·哈利里市场。他们在满地的鸡叫声和讨价还价声中，逡巡于无数个香料摊位，对着那些粉末又捏又嗅，试图找出配方中必不可少的几味。
古人总喜欢在酒里加入各种匪夷所思的配料：橄榄油、桃金娘枝、奶酪、绣线菊、艾蒿、胡萝卜，更别提大麻和罂粟花这类迷幻剂了。他俩这次酿的埃及酒，是根据帕特在蝎子王一世陵墓中发现的配方来调配的。在墓里那3150岁高龄的祭酒残渣中，帕特发现了香薄荷、百里香和芫荽的踪迹。
另一部分配方线索则来自更远古的遗址，18000年前的埃及库邦尼亚河床。在那里出土的石磨中，残留着洋甘菊和埃及姜饼棕的粉末。虽然难以证实，但帕特推断它们很可能是酿啤酒用的。
两位酿酒实验家甚至尝试采集当地的酵母，因为它们可能是远古品种的后裔。要知道，如今大部分商业酿酒所用的酵母，都是工业化培养的菌种。
他们将填满糖分的培养皿留在一个偏僻的埃及蜜枣场过夜，这样便能捕捉随风传播的酵母细胞。取得的样品被寄回比利时的实验室后，里面的有机体会被分离出来，再大量繁殖。
回到“角鲨头”啤酒吧。他们埃及之行收获的配料，混合后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菠萝味。是中东香料za’atar放太重了，将洋甘菊的味道都压下去了？还是埃及姜果棕泡进热水后的味道太冲？帕特尝了尝，提示酿酒师们少放点za’atar香料。
这些配料被倒进一个不锈钢大桶，加上大麦粒和啤酒花一起炖煮。根据帕特的研究，理想的远古煮酒燃料应该是木头或是动物干粪，而不是瓦斯，但这不是很可行。“不过，他们在桶的基底用了砖块隔热，这是种很相配的古代技术。”他赞赏地补充。
趁着煮酒的当儿，帕特悄悄溜到吧台边，给自己满满地斟了杯冰凉的“点石成金”，顺便轻蔑地朝喝着可乐的客人们瞥了一眼。“建造金字塔的时候，每个工人每天都能领到四五升啤酒。”他总喜欢这样大声强调，这也是卡拉季安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啤酒可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生命之源。它是一天辛苦工作的慰藉和回报。如果啤酒哪天不够了，工人们绝对会罢工抗议，我们也别指望看到金字塔了。”
很快，芳香醉人的蒸汽溢满了酒吧，煮好的麦汁折射出金黄的光泽。酿酒师们将整瓶浑浊、暗黄的埃及酵母倒进去，发酵便开始了。
这是一次实验性的酿造，所以头一批埃及古啤酒只有七桶左右，全部会于两周后在纽约展出。这使得酿酒师们非常紧张，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刚好够啤酒发酵成熟，他们自己也没机会提前尝尝最终成果。
帕特考虑的则是另一个时间段。“恐怕18000年来，都没有人再闻过这种香味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考证法国酒起源
帕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有个办公室，里面书架上摆的都是令人清醒的书籍：《无机结构化学》、《东撒哈拉畜牧者》等。书籍旁边摆着古代铜酒器的复制品、塞着瓶口的中国白酒瓶，以及一个古代“点石成金”酒瓶——瓶底黏着的琥珀色残留物，正是这位考古学家的灵感之源。这是铁器时代的一种麝香葡萄酒，里面加了番红花、大麦和蜂蜜，那种甜蜜的香味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著名的苏特恩甜白葡萄酒。
作为宾大“生物分子考古实验室”的科研总监，他的行程总是满满当当：这个秋天，除了与卡拉季安去埃及，还要飞去澳洲参加古伊朗酒论坛，再去法国参加一个勃艮第酒研讨会，顺便参观几个香槟酒庄，尝尝夏布利的白葡萄酒，再前往法国南海岸一个重要的考古发掘点。
帕特的技术员常需要借用别的学科实验室的仪器，他们总是有很多的合作支持者，因为帕特的研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更重要的是，他每次都会用几瓶古法酿造的好酒来回报对方的支持。
在他的实验室中，一个在烧瓶里加热的咖啡色液体正滋滋冒泡。它里面沉淀着古意大利埃特鲁斯坎出土的陶罐碎屑，这是帕特从刚造访过的那个考古点收获的。这些不起眼的碎屑，是用钻石钻头，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双耳陶罐上剥离出来的。将它们在氯仿和甲醇溶剂中熬煮，能将里面渗入的远古有机化合物提取出来。帕特非常希望能在里面找到酒的成分，这样就能解释，发酵酒是如何被传到法国的。
他打算解读的是个棘手的问题，“地球人都知道，法国是酒的代名词。他们对酒的发展和研究花了相当大的工夫。许多从法国出口的植株，最后成了澳洲、美国加州酒业的根基。但是，酿酒法是怎么传到法国的？没几个人能回答。”
在法国人看来，酒文化是法国历史根深蒂固的一份子。但帕特推测，第一个法国葡萄园出现前，古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可能已经在酿酒了。直到公元前600年发酵酒由商人出口到法国，这些高卢人之前寻欢作乐时痛饮的，恐怕还只是些让后代看不起的，粗陋的蜂蜜麦汁混合物。
“这个古陶罐发掘于法国的拉特，一所建于公元前525年，毁于公元前475年的民宅里。如果法国人直到那时还在喝埃特鲁斯坎的酒，那么很可能他们还没有建起自己的酿酒园。”
帕特他们寻找的不是酒精，而是一些复合物的残留。比如，蜂蜡的碳氢化合物代表这可能是加蜜的饮料；苦涩发白的草酸钙——人称“啤酒石”——则是酿造大麦时的副产品，这暗示着酿制啤酒的存在；而最保险和简单的酒类揭发者，要属酒石酸了，这是酿造葡萄时才有的复合物。
树脂的存在同样是一种线索。因为古代酒商经常用它做防腐剂，而且能给啤酒添加一种怡人的柠檬香。如果在埃特鲁斯坎碎屑中能发现柏树脂，有可能当时的意大利人还跟北非的腓尼基人来往紧密，因为这种香料正是那边的土特产。
当这瓶咖啡色混合液慢慢煮成一堆粉末，研究者们便动用色谱仪来检测这些样品。他们会根据每个成分对光吸收和反射程度的不同，绘制一张示意图，再将示意图与特定元素（比如酒石酸或草酸钙）的示意图相比较。如果两相吻合的话，那就要做进一步的认证了，比如Feigl点滴反应：将样品跟硫酸和苯酚衍生物混合后，如果成品在紫外线下呈现绿色，它就很可能含有酒石酸。
帕特将部分样品寄给了“美国酒与烟草税和交易办公署”的科学家米佐安，他的专职就是分析酒中的成分。几个月后，一封邮件带来了好消息：拉特出土的碎屑里的确含有酒石酸，也就是说，这是从埃特鲁斯坎进口的酒。同时，法国的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公元前400年的踩酒桶。根据这两个发现，帕特已经可以大致确定，法国酿酒就起源于那个时候。
饮酒学派
帕特在宾州大学拿到考古和历史博士学位后，就成为了铜铁器时代陶罐的专家。渐渐地，他发现这些陶罐里所残留的东西，可能比陶罐本身更珍贵。“通过少量样品，我们就能洞察古人的食物、药物和香水等，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1988年，帕特的同事在考察公元前3100年的戈金遗址中，发现了疑似酒的残迹。通过各种鉴别法，他俩成功地找出了酒石酸，并将论文发表在业界期刊上。“这是一种全新角度的考古学，我们对于古代酿酒的各方面都有了极大兴趣，它的范围涵盖了化学、种植学、园艺学等。”业界开玩笑地稱这个新学科为“饮酒学（drinkology）”或“口渴学（dipsology）”。
从此，帕特将宾州大学的考古库藏翻了个底朝天，凡是能找到残留物的瓶瓶罐罐他都没放过，全部刮出来认真研究。同时，他也积极地游走于世界各地，探访当地传统饮料。埃塞俄比亚的蜂蜜酒、中国的50度白酒、秘鲁的chicha吉开酒（一种当地人用嚼烂的玉米渣酿出来的发酵酒）都曾被他一饮而尽。
2000年，在宾州大学博物馆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帕特对大家透露了他想用米达斯王墓中配方酿酒的意图。当晚他的电话便被酒商们打爆了。“角鲨头”老板卡拉季安成功地用一桶中世纪蜂蜜麦芽酒收买了他。
他们一起酿造出了“点石成金”（米达斯王墓中的酒）、“贾湖酒”（中国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中8000多年前的配方）、已经绝迹的洪都拉斯Theobroma可可酒、秘鲁Chicha吉开酒（每年只有五桶的产量）。如今正在酿造实验过程中的古埃及Ta Henket酒，正是他们的第五项合作。
这款埃及文名字意为“面包啤酒”的产品，于2010年11月在纽约图坦卡蒙王展览上揭开了头纱。当蜜桃色的不透明酒液从双耳大罐中倒进酒桶时，厚得像奶油的泡沫顿时溢了出来，酒香飘满了大厅。
“带点柑橘树、香草和泡泡糖的香味。”“好像还放了迷迭香和蜂蜜？是不是有一点芝麻味？”“前调闻着像是熟透的蔬菜和酵母。”酒评家们七嘴八舌地猜测。
帕特先啜了一口样品。咂咂嘴，他立刻举起酒壶，容光焕发地为在场嘉宾们倒开了。这是他最享受的一刻。
他们一起酿造出了“点石成金”（米达斯王墓中的酒）、“贾湖酒”（中国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中8000多年前的配方）、已经绝迹的洪都拉斯Theobroma可可酒、秘鲁Chicha吉开酒（每年只有五桶的产量）。
帕特里克·帕特悠悠地晃进酒吧。这位66岁的考古学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副教授。他身穿皱巴巴的Polo衫、走形的卡其裤和皮便鞋，在一群套着毛衫和法兰绒裤的年轻酒客里看起来颇为扎眼。
但酒吧老板卡拉季安看到他却眉开眼笑，像迎接首席贵客一样对他举起了酒杯。从某种角度来说，帕特的确是这里的贵宾。
只要能尝上一口远古的酒，帕特和卡拉季安这两位不折不扣的酒徒愿意做出任何尝试。他们会宰杀山羊制作新鲜酒囊，只为了让古酒散发出纯正的野味；他们也曾用出土陶罐盛酒，再丢进烧红的石头来将其煮沸。
帕特教授可谓古啤酒界的首席专家。只要刷洗下出土酒罐中的残渣，在实验室里仔细分析，他就能用化学法破译那些早已失传的古酒配方：世上最老的大麦啤酒是他鉴别出来的（发现于扎格洛斯山脉，公元前3400年出现）；最古老的葡萄酒是他发现的（同样来自扎格洛斯山脉，公元前5400年就有）；最远古的酿酒也是他辨别出来的,这是新石器时期的一种烈性酒，在中国黄河流域发现，距今已有9000年了。
他的著作曾在各种学术期刊和书籍上发表，给农业、医药业和史前商路考古都带来了无限光芒。但是，受益的不仅仅是学术界。“角鲨头”啤酒吧的不少独家私酿，正是拜他所赐，这也是老板卡拉季安眉开眼笑的原因。比如他家的“點石成金”（Midas Touch），这款曾得过多次大奖的啤酒，正是帕特根据公元前700年的弥达斯王墓中的配方酿造而成的。
古酒秘方
为了酿造一款古埃及啤酒，帕特和卡拉季安曾逛遍开罗最古老的汗·哈利里市场。他们在满地的鸡叫声和讨价还价声中，逡巡于无数个香料摊位，对着那些粉末又捏又嗅，试图找出配方中必不可少的几味。
古人总喜欢在酒里加入各种匪夷所思的配料：橄榄油、桃金娘枝、奶酪、绣线菊、艾蒿、胡萝卜，更别提大麻和罂粟花这类迷幻剂了。他俩这次酿的埃及酒，是根据帕特在蝎子王一世陵墓中发现的配方来调配的。在墓里那3150岁高龄的祭酒残渣中，帕特发现了香薄荷、百里香和芫荽的踪迹。
另一部分配方线索则来自更远古的遗址，18000年前的埃及库邦尼亚河床。在那里出土的石磨中，残留着洋甘菊和埃及姜饼棕的粉末。虽然难以证实，但帕特推断它们很可能是酿啤酒用的。
两位酿酒实验家甚至尝试采集当地的酵母，因为它们可能是远古品种的后裔。要知道，如今大部分商业酿酒所用的酵母，都是工业化培养的菌种。
他们将填满糖分的培养皿留在一个偏僻的埃及蜜枣场过夜，这样便能捕捉随风传播的酵母细胞。取得的样品被寄回比利时的实验室后，里面的有机体会被分离出来，再大量繁殖。
回到“角鲨头”啤酒吧。他们埃及之行收获的配料，混合后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菠萝味。是中东香料za’atar放太重了，将洋甘菊的味道都压下去了？还是埃及姜果棕泡进热水后的味道太冲？帕特尝了尝，提示酿酒师们少放点za’atar香料。
这些配料被倒进一个不锈钢大桶，加上大麦粒和啤酒花一起炖煮。根据帕特的研究，理想的远古煮酒燃料应该是木头或是动物干粪，而不是瓦斯，但这不是很可行。“不过，他们在桶的基底用了砖块隔热，这是种很相配的古代技术。”他赞赏地补充。
趁着煮酒的当儿，帕特悄悄溜到吧台边，给自己满满地斟了杯冰凉的“点石成金”，顺便轻蔑地朝喝着可乐的客人们瞥了一眼。“建造金字塔的时候，每个工人每天都能领到四五升啤酒。”他总喜欢这样大声强调，这也是卡拉季安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啤酒可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生命之源。它是一天辛苦工作的慰藉和回报。如果啤酒哪天不够了，工人们绝对会罢工抗议，我们也别指望看到金字塔了。”
很快，芳香醉人的蒸汽溢满了酒吧，煮好的麦汁折射出金黄的光泽。酿酒师们将整瓶浑浊、暗黄的埃及酵母倒进去，发酵便开始了。
这是一次实验性的酿造，所以头一批埃及古啤酒只有七桶左右，全部会于两周后在纽约展出。这使得酿酒师们非常紧张，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刚好够啤酒发酵成熟，他们自己也没机会提前尝尝最终成果。
帕特考虑的则是另一个时间段。“恐怕18000年来，都没有人再闻过这种香味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考证法国酒起源
帕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有个办公室，里面书架上摆的都是令人清醒的书籍：《无机结构化学》、《东撒哈拉畜牧者》等。书籍旁边摆着古代铜酒器的复制品、塞着瓶口的中国白酒瓶，以及一个古代“点石成金”酒瓶——瓶底黏着的琥珀色残留物，正是这位考古学家的灵感之源。这是铁器时代的一种麝香葡萄酒，里面加了番红花、大麦和蜂蜜，那种甜蜜的香味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著名的苏特恩甜白葡萄酒。
作为宾大“生物分子考古实验室”的科研总监，他的行程总是满满当当：这个秋天，除了与卡拉季安去埃及，还要飞去澳洲参加古伊朗酒论坛，再去法国参加一个勃艮第酒研讨会，顺便参观几个香槟酒庄，尝尝夏布利的白葡萄酒，再前往法国南海岸一个重要的考古发掘点。
帕特的技术员常需要借用别的学科实验室的仪器，他们总是有很多的合作支持者，因为帕特的研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更重要的是，他每次都会用几瓶古法酿造的好酒来回报对方的支持。
在他的实验室中，一个在烧瓶里加热的咖啡色液体正滋滋冒泡。它里面沉淀着古意大利埃特鲁斯坎出土的陶罐碎屑，这是帕特从刚造访过的那个考古点收获的。这些不起眼的碎屑，是用钻石钻头，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双耳陶罐上剥离出来的。将它们在氯仿和甲醇溶剂中熬煮，能将里面渗入的远古有机化合物提取出来。帕特非常希望能在里面找到酒的成分，这样就能解释，发酵酒是如何被传到法国的。
他打算解读的是个棘手的问题，“地球人都知道，法国是酒的代名词。他们对酒的发展和研究花了相当大的工夫。许多从法国出口的植株，最后成了澳洲、美国加州酒业的根基。但是，酿酒法是怎么传到法国的？没几个人能回答。”
在法国人看来，酒文化是法国历史根深蒂固的一份子。但帕特推测，第一个法国葡萄园出现前，古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可能已经在酿酒了。直到公元前600年发酵酒由商人出口到法国，这些高卢人之前寻欢作乐时痛饮的，恐怕还只是些让后代看不起的，粗陋的蜂蜜麦汁混合物。
“这个古陶罐发掘于法国的拉特，一所建于公元前525年，毁于公元前475年的民宅里。如果法国人直到那时还在喝埃特鲁斯坎的酒，那么很可能他们还没有建起自己的酿酒园。”
帕特他们寻找的不是酒精，而是一些复合物的残留。比如，蜂蜡的碳氢化合物代表这可能是加蜜的饮料；苦涩发白的草酸钙——人称“啤酒石”——则是酿造大麦时的副产品，这暗示着酿制啤酒的存在；而最保险和简单的酒类揭发者，要属酒石酸了，这是酿造葡萄时才有的复合物。
树脂的存在同样是一种线索。因为古代酒商经常用它做防腐剂，而且能给啤酒添加一种怡人的柠檬香。如果在埃特鲁斯坎碎屑中能发现柏树脂，有可能当时的意大利人还跟北非的腓尼基人来往紧密，因为这种香料正是那边的土特产。
当这瓶咖啡色混合液慢慢煮成一堆粉末，研究者们便动用色谱仪来检测这些样品。他们会根据每个成分对光吸收和反射程度的不同，绘制一张示意图，再将示意图与特定元素（比如酒石酸或草酸钙）的示意图相比较。如果两相吻合的话，那就要做进一步的认证了，比如Feigl点滴反应：将样品跟硫酸和苯酚衍生物混合后，如果成品在紫外线下呈现绿色，它就很可能含有酒石酸。
帕特将部分样品寄给了“美国酒与烟草税和交易办公署”的科学家米佐安，他的专职就是分析酒中的成分。几个月后，一封邮件带来了好消息：拉特出土的碎屑里的确含有酒石酸，也就是说，这是从埃特鲁斯坎进口的酒。同时，法国的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公元前400年的踩酒桶。根据这两个发现，帕特已经可以大致确定，法国酿酒就起源于那个时候。
饮酒学派
帕特在宾州大学拿到考古和历史博士学位后，就成为了铜铁器时代陶罐的专家。渐渐地，他发现这些陶罐里所残留的东西，可能比陶罐本身更珍贵。“通过少量样品，我们就能洞察古人的食物、药物和香水等，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1988年，帕特的同事在考察公元前3100年的戈金遗址中，发现了疑似酒的残迹。通过各种鉴别法，他俩成功地找出了酒石酸，并将论文发表在业界期刊上。“这是一种全新角度的考古学，我们对于古代酿酒的各方面都有了极大兴趣，它的范围涵盖了化学、种植学、园艺学等。”业界开玩笑地稱这个新学科为“饮酒学（drinkology）”或“口渴学（dipsology）”。
从此，帕特将宾州大学的考古库藏翻了个底朝天，凡是能找到残留物的瓶瓶罐罐他都没放过，全部刮出来认真研究。同时，他也积极地游走于世界各地，探访当地传统饮料。埃塞俄比亚的蜂蜜酒、中国的50度白酒、秘鲁的chicha吉开酒（一种当地人用嚼烂的玉米渣酿出来的发酵酒）都曾被他一饮而尽。
2000年，在宾州大学博物馆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帕特对大家透露了他想用米达斯王墓中配方酿酒的意图。当晚他的电话便被酒商们打爆了。“角鲨头”老板卡拉季安成功地用一桶中世纪蜂蜜麦芽酒收买了他。
他们一起酿造出了“点石成金”（米达斯王墓中的酒）、“贾湖酒”（中国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中8000多年前的配方）、已经绝迹的洪都拉斯Theobroma可可酒、秘鲁Chicha吉开酒（每年只有五桶的产量）。如今正在酿造实验过程中的古埃及Ta Henket酒，正是他们的第五项合作。
这款埃及文名字意为“面包啤酒”的产品，于2010年11月在纽约图坦卡蒙王展览上揭开了头纱。当蜜桃色的不透明酒液从双耳大罐中倒进酒桶时，厚得像奶油的泡沫顿时溢了出来，酒香飘满了大厅。
“带点柑橘树、香草和泡泡糖的香味。”“好像还放了迷迭香和蜂蜜？是不是有一点芝麻味？”“前调闻着像是熟透的蔬菜和酵母。”酒评家们七嘴八舌地猜测。
帕特先啜了一口样品。咂咂嘴，他立刻举起酒壶，容光焕发地为在场嘉宾们倒开了。这是他最享受的一刻。
他们一起酿造出了“点石成金”（米达斯王墓中的酒）、“贾湖酒”（中国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中8000多年前的配方）、已经绝迹的洪都拉斯Theobroma可可酒、秘鲁Chicha吉开酒（每年只有五桶的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