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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1999—2013年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出各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产生正面影响，而FDI对发达国家影响不明显，对发展中国家正向影响减弱，自然资源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负面影响，且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加显著，从而提出一些改善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结构的建议。
关键词：出口技术复杂度；显示性比较优势；发展程度；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F75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254-05
引言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出口导向型战略，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尤其在步入21世纪之初，中国入世以来，出口量大大增加，出口额由2001年的2 660.98亿美元攀升至2008年的12 177.76亿美元，八年间增加了357.6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中国的出口贸易迅速扩展，全球范围内的进出口贸易都大幅提升。因此对出口贸易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学者们关注的更多的并不是出口量的增长而是出口“质”的增长。出口质量的增长则指的是出口技术结构的提高，这样的出口增长才更加有利于已过经济的发展。真正关乎一国长期增长的不是出口数量，而是出口“什么”，即出口质量和技术结构。如何有效地设计指标，合理度量出口技术结构，考察其影响因素，是国际贸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出口贸易与出口经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一个焦点，分析出口技术结构实际上也具有理论意义。就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来说，自由贸易对贸易国双方都是有益的，可以增进两国的利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就长久而言，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必然有益，却使发展中国家固化在低端甚至是初级产品的生产上。所以，长期而言自由贸易并不能真正的促进发展中的经济增长，反而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与进步。所以，一味的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中国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导致贫困化增长。
出口技术结构的改善是有效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质量的方法，所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本文也从该角度入手，简要谈论影响出口技术结构因素的变化，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并得出一些对发展中出口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对出口技术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另一个则是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
目前关于出口技术含量的测度方法主要有技术分类方法和指标方法。技术分类方法包括Lall（2000）提出的分类标准；而指标方法包括出口技术复杂度、修正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出口相似性指数等。
正是由于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的不同，关于中国出口结构是否提高，不同的学者们得到相反的两个结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大幅提高。而另一种结论则认为，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并未显著提高，甚至处于不利地位。如张杰、刘志彪等（2008）指出，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外包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参与到其中的低技术、低创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造成我国出口技术含量提升能力相对有限。
之后也有学者提出，除了测度方法不同导致得出结论不同，还有其他原因，如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Hu和Lu（2009）运用Hausmann（2005）模型对出口结构进行研究后指出：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向更复杂的产业快速转移，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来自OEDC成员国的外商独资企业。
由于以往的学者对于出口技术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备，但是对于影响因素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作用效果则研究的较少。所以，本文主要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结构复杂度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的不同。而且，本文将运用1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时间和截面两个方面同时研究。在计算出口产品复杂度时，本文将剔除加工贸易对复杂度测度的影响，使结论更加接近真实。而且，本文选取最新的数据，即1999—2013年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因为以往的文献，对于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研究选取的时间最近的是到2008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本文则从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恢复后开始研究，用到最新的数据，一直研究到2013年。并且本文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进一步分析，世界经历过金融危机后，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是否发生改变。笔者将从G20峰会中选取16个国家，分别是8个典型的发达国家和8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经由联合国明文确认）来进行对比，以此来看影响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重要因素是否对不同发展国家的影响效果不同。并且根据得出的结论，笔者个人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升级和经济贸易转型提出一些建议。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往的研究可以知道，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FDI、贸易开放度和基础设施等都对出口贸易结构有影响。但是，本文选取其中影响最重要的三个方面（陈晓华、黄先海和刘慧，2011），即要素禀赋（自然资源）、技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以及FDI。基于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本文主要从要素禀赋、技术因素、FDI来分析出口技术复杂度，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RTVit=β0+β1LRendow+β2Reduit+β3Rrdit+β4Lfdiit+νit+μit+εit
（1）
其中，下標i代表省份，t代表时期，νi、μi分别表示截面与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所忽略的省份和时间层面因素的影响；εit是随机误差项。式（1）中，L表示取自然对数，R表示比值变量。LRendow、Redu、Rrd、Lfdi分别代表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 三、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9—2013年G20峰会中的16个国家为样本，考虑到样本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地域的均衡分布，本文选取的国家分别是8个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8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沙特、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在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时需要用到的出口贸易量的数据是来自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HS大类的分类标准。HS分类标准中总共有22大类，由于武器、其他和杂质品这三个大类并没有明确信息，所以计算时将这三大类剔除，最后使用的HS大类中19类产品进算每个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还需用到的人均GDP和其他数据指标均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而其中选取WDI数据库中2005年不变价人均GDP，还有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和R&D总支出等数据。
（二）变量说明
LRendow 表示自然资源禀赋，用人均耕地面积的对数衡量。Redu为人力资本，用各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Rrd表示研发投入，用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衡量。Lfdi为外商直接投资净额的对数，并且用CPI剔除了价格因素对其影响。
（三）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
在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时，学术界应用比较广泛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测度指标是Hausmann et al.提出的出口复杂度测度指标（PRODY 指数），但是实际上采用了测度出口复杂度的RTV指标，将人均GDP进行对数处理后可以进行线性加权，以保证小国的出口能够得到重视；更重要的是，樊纲等为RTV指数的赋值方法提供了更强的理论依据，消除了计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差。但是本文用这种方法在计算各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时，做出了一些改进。由于樊纲等（2006）的测算方法忽略了生产分布和贸易分布之间的差异，容易高估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只是计算产业链低端加工贸易的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因此，本文在计算出口复杂度时剔除了每一类产品的加工贸易。根据HS分类标准，出口产品被分为二十二大类，除去年鉴中没有公布的武器类，在剩下的二十一大类中，由于第二十类杂项制品和第二十二类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的所属产业不明晰，无法反映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故将其剔除。最终纳入到出口复杂度测算的产业共十九大类。出口复杂度的测算公式如下：
RCAij= （2）
wij=RCAij
RCAij （3）
RTVj=wijln（Yi） （4）
RTVi=RTVj （5）
首先，根据公式（2）计算出i国在j产品上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即RCAij，n为国家个数，m为产品种类数。wij为计算RTVj（即产品j的显示技术附加值）的权数；Yi为i国的人均GDP，以1999年为基年，用GDP指数进行平减后得到。再由公式（4）计算出某类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后，通过公式（5）计算出某一国的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用各种数据计算出来的各国在1999—2013年每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见表1）。
经由数据计算出来各国近三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值（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5个发达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全部都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表中还给出了各国2012年较2010年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的速度，可以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技术出口复杂度的增速是高于發达国家的。也就是说，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结构一直在改善。
其中，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的国家为德国，最低的为印度，而且可以发现印度与德国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中国，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在2010年排在倒数第二位，但是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增速在10个国家中是最快的，而且2012年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已经超过了巴西和沙特。可见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由出口贸易量大，向出口贸易质提高的方向转变。
总的来说，世界从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后，出口贸易继续以前的态势发展，世界出口贸易量依旧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自己国家出口技术结构的改善，在出口贸易中占取优势地位，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截面数据模型，由于不仅不同国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同时在影响不同国家微观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全体，且经过协方差检验，最终笔者使用变系数模型。由于模型仅把选中的16个国家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代表，最终是关心整体情况，且考虑到面板数据的误差项包括νi、μt和εit，故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当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在随机效应变系数模型中，本文采取相应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即GLS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计算出模型中各个影响因素的系数。之后通过结果分别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因素，在综合起来对比这两类国家的不同之处，最后对发展中国家改善出口技术结构的相应建议与对策。
（一）发达国家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从下页表2可以看到，对发达国家影响因素系数值的估计，由R值可以知道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也助于我们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力资本、FDI和研发投入对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都是正向效应，而自然资源则显示为负效应。但是，在正向影响中，FDI对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研发投入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这也与以往的文献研究相吻合。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外商直接投入较少，但发达国家自己去投资发展中国家较多，所以FDI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效应并不是很显著。而主要影响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则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所选取样本国家一般都教育支出较高，所以技术人才较多。由于研发的投入，让高科技人才可以进一步进行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等活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这也说明了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所以此处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分别指通过5%和10%的检验。 由于在以往的文献中，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效应并不能确定，但是在此处的检验却显示自然资源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表现出负的影响效应。以往文献中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提高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且此类研究时间较早，随着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资源对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负效应（Hausmann等，2007；Xu，2006）。
（二）发展中国家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从表2中可看到发展中国家模型的计量结果，其中残差值R也较大，说明模拟效果较好。从该结果中不难发现，人力资本、FDI和研发投入也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向影响，而自然资源却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负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确实会对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向影响，而对于此处研究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的影响都较大。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对技术研究的投入都有利于提高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而改善出口技术结构。而FDI对于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则较小，这与以往的研究并不一致，以往认为由于外商的直接投资，可以给较落后的国家带来更多的资本，同时带来新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但是笔者猜测此处系数较小是因为随着现在发展中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导致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向影响在减弱。所以，本文偏向于认为现今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向影响逐步减弱。
自然资源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负向影响，且较为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相同。因为發展中国家本来在出口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一直依靠本国资源进行低端的产品出口会使出口技术结构恶化。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比分析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得出结论，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四个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效应不尽相同。人力资本、FDI和研发投入都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但是研发投入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效应更显著，而人力资本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效应较为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主要受研发投入影响，发展中国家主要受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共同作用的影响。由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注重人才的培养，但是在加大国家教育培养支出的同时也应当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这样才能够更快地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从而改善出口技术结构。
FDI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都不是很明显，所以，本文认为FDI虽然对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从FDI中受益，但是影响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由于以往文献认为，FDI对一般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本文得出结论是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向影响效应减弱。因为当今发展中国家已经较以前技术水平进步了非常多，而且外商直接投资量也非常大，一些国家已经达到饱和。所以，以往FDI能够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例如技术进步等都在削弱。因此，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现在可以不用把大量的精力放在FDI上，而更应该注重本国自身的技术发展和科技进步。
自然资源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都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是很容易从计量结果中发现的是，自然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效果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如果发展中国家现在寻求改善出口技术结构必须要放弃依赖自然资源的初级产品出口，必须发展本国的技术以提高出口技术结构。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本来技术和出口技术结构就已经较高，即使是要利用到本国自然资源，但是负面影响的效应也没有发展中国家那么显著。需要指出的是，自然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效应是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现在不能再依靠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去发展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而应该提升本国技术，出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去加强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的投入，这样不仅利用了本国丰富的资源，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结构的转型。
参考文献：
[1] 杜修立，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经济研究，2007，（7）：13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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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海峥，梁玲，FRAUMENI B.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J].经济研究，2010，（8）：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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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APYRAKIS E，GELAGH R.2003.Natural resources：a blessing or a curse[R].FEEM Working Paper，No.8.
[16] ROBERTS M J，TYBOUT J R.The decision to export in Colombia：an empirical model of entry with sunk costs[J].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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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ACHS J，WARNER A.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关键词：出口技术复杂度；显示性比较优势；发展程度；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F75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254-05
引言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出口导向型战略，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尤其在步入21世纪之初，中国入世以来，出口量大大增加，出口额由2001年的2 660.98亿美元攀升至2008年的12 177.76亿美元，八年间增加了357.6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中国的出口贸易迅速扩展，全球范围内的进出口贸易都大幅提升。因此对出口贸易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学者们关注的更多的并不是出口量的增长而是出口“质”的增长。出口质量的增长则指的是出口技术结构的提高，这样的出口增长才更加有利于已过经济的发展。真正关乎一国长期增长的不是出口数量，而是出口“什么”，即出口质量和技术结构。如何有效地设计指标，合理度量出口技术结构，考察其影响因素，是国际贸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出口贸易与出口经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一个焦点，分析出口技术结构实际上也具有理论意义。就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来说，自由贸易对贸易国双方都是有益的，可以增进两国的利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就长久而言，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必然有益，却使发展中国家固化在低端甚至是初级产品的生产上。所以，长期而言自由贸易并不能真正的促进发展中的经济增长，反而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与进步。所以，一味的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中国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导致贫困化增长。
出口技术结构的改善是有效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质量的方法，所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本文也从该角度入手，简要谈论影响出口技术结构因素的变化，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并得出一些对发展中出口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对出口技术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另一个则是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
目前关于出口技术含量的测度方法主要有技术分类方法和指标方法。技术分类方法包括Lall（2000）提出的分类标准；而指标方法包括出口技术复杂度、修正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出口相似性指数等。
正是由于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的不同，关于中国出口结构是否提高，不同的学者们得到相反的两个结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大幅提高。而另一种结论则认为，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并未显著提高，甚至处于不利地位。如张杰、刘志彪等（2008）指出，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外包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参与到其中的低技术、低创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造成我国出口技术含量提升能力相对有限。
之后也有学者提出，除了测度方法不同导致得出结论不同，还有其他原因，如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Hu和Lu（2009）运用Hausmann（2005）模型对出口结构进行研究后指出：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向更复杂的产业快速转移，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来自OEDC成员国的外商独资企业。
由于以往的学者对于出口技术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备，但是对于影响因素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作用效果则研究的较少。所以，本文主要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结构复杂度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的不同。而且，本文将运用1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时间和截面两个方面同时研究。在计算出口产品复杂度时，本文将剔除加工贸易对复杂度测度的影响，使结论更加接近真实。而且，本文选取最新的数据，即1999—2013年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因为以往的文献，对于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研究选取的时间最近的是到2008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本文则从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恢复后开始研究，用到最新的数据，一直研究到2013年。并且本文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进一步分析，世界经历过金融危机后，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是否发生改变。笔者将从G20峰会中选取16个国家，分别是8个典型的发达国家和8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经由联合国明文确认）来进行对比，以此来看影响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重要因素是否对不同发展国家的影响效果不同。并且根据得出的结论，笔者个人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升级和经济贸易转型提出一些建议。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往的研究可以知道，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FDI、贸易开放度和基础设施等都对出口贸易结构有影响。但是，本文选取其中影响最重要的三个方面（陈晓华、黄先海和刘慧，2011），即要素禀赋（自然资源）、技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以及FDI。基于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本文主要从要素禀赋、技术因素、FDI来分析出口技术复杂度，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RTVit=β0+β1LRendow+β2Reduit+β3Rrdit+β4Lfdiit+νit+μit+εit
（1）
其中，下標i代表省份，t代表时期，νi、μi分别表示截面与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所忽略的省份和时间层面因素的影响；εit是随机误差项。式（1）中，L表示取自然对数，R表示比值变量。LRendow、Redu、Rrd、Lfdi分别代表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 三、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9—2013年G20峰会中的16个国家为样本，考虑到样本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地域的均衡分布，本文选取的国家分别是8个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8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沙特、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在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时需要用到的出口贸易量的数据是来自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HS大类的分类标准。HS分类标准中总共有22大类，由于武器、其他和杂质品这三个大类并没有明确信息，所以计算时将这三大类剔除，最后使用的HS大类中19类产品进算每个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还需用到的人均GDP和其他数据指标均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而其中选取WDI数据库中2005年不变价人均GDP，还有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和R&D总支出等数据。
（二）变量说明
LRendow 表示自然资源禀赋，用人均耕地面积的对数衡量。Redu为人力资本，用各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Rrd表示研发投入，用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衡量。Lfdi为外商直接投资净额的对数，并且用CPI剔除了价格因素对其影响。
（三）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
在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时，学术界应用比较广泛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测度指标是Hausmann et al.提出的出口复杂度测度指标（PRODY 指数），但是实际上采用了测度出口复杂度的RTV指标，将人均GDP进行对数处理后可以进行线性加权，以保证小国的出口能够得到重视；更重要的是，樊纲等为RTV指数的赋值方法提供了更强的理论依据，消除了计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差。但是本文用这种方法在计算各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时，做出了一些改进。由于樊纲等（2006）的测算方法忽略了生产分布和贸易分布之间的差异，容易高估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只是计算产业链低端加工贸易的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因此，本文在计算出口复杂度时剔除了每一类产品的加工贸易。根据HS分类标准，出口产品被分为二十二大类，除去年鉴中没有公布的武器类，在剩下的二十一大类中，由于第二十类杂项制品和第二十二类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的所属产业不明晰，无法反映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故将其剔除。最终纳入到出口复杂度测算的产业共十九大类。出口复杂度的测算公式如下：
RCAij= （2）
wij=RCAij
RCAij （3）
RTVj=wijln（Yi） （4）
RTVi=RTVj （5）
首先，根据公式（2）计算出i国在j产品上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即RCAij，n为国家个数，m为产品种类数。wij为计算RTVj（即产品j的显示技术附加值）的权数；Yi为i国的人均GDP，以1999年为基年，用GDP指数进行平减后得到。再由公式（4）计算出某类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后，通过公式（5）计算出某一国的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用各种数据计算出来的各国在1999—2013年每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见表1）。
经由数据计算出来各国近三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值（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5个发达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全部都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表中还给出了各国2012年较2010年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的速度，可以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技术出口复杂度的增速是高于發达国家的。也就是说，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结构一直在改善。
其中，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的国家为德国，最低的为印度，而且可以发现印度与德国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中国，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在2010年排在倒数第二位，但是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增速在10个国家中是最快的，而且2012年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已经超过了巴西和沙特。可见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由出口贸易量大，向出口贸易质提高的方向转变。
总的来说，世界从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后，出口贸易继续以前的态势发展，世界出口贸易量依旧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自己国家出口技术结构的改善，在出口贸易中占取优势地位，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截面数据模型，由于不仅不同国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同时在影响不同国家微观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全体，且经过协方差检验，最终笔者使用变系数模型。由于模型仅把选中的16个国家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代表，最终是关心整体情况，且考虑到面板数据的误差项包括νi、μt和εit，故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当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在随机效应变系数模型中，本文采取相应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即GLS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计算出模型中各个影响因素的系数。之后通过结果分别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因素，在综合起来对比这两类国家的不同之处，最后对发展中国家改善出口技术结构的相应建议与对策。
（一）发达国家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从下页表2可以看到，对发达国家影响因素系数值的估计，由R值可以知道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也助于我们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力资本、FDI和研发投入对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都是正向效应，而自然资源则显示为负效应。但是，在正向影响中，FDI对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研发投入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这也与以往的文献研究相吻合。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外商直接投入较少，但发达国家自己去投资发展中国家较多，所以FDI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效应并不是很显著。而主要影响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则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所选取样本国家一般都教育支出较高，所以技术人才较多。由于研发的投入，让高科技人才可以进一步进行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等活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这也说明了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所以此处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分别指通过5%和10%的检验。 由于在以往的文献中，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效应并不能确定，但是在此处的检验却显示自然资源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表现出负的影响效应。以往文献中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提高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且此类研究时间较早，随着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资源对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负效应（Hausmann等，2007；Xu，2006）。
（二）发展中国家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从表2中可看到发展中国家模型的计量结果，其中残差值R也较大，说明模拟效果较好。从该结果中不难发现，人力资本、FDI和研发投入也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向影响，而自然资源却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负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确实会对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向影响，而对于此处研究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的影响都较大。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对技术研究的投入都有利于提高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而改善出口技术结构。而FDI对于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则较小，这与以往的研究并不一致，以往认为由于外商的直接投资，可以给较落后的国家带来更多的资本，同时带来新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但是笔者猜测此处系数较小是因为随着现在发展中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导致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向影响在减弱。所以，本文偏向于认为现今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向影响逐步减弱。
自然资源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负向影响，且较为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相同。因为發展中国家本来在出口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一直依靠本国资源进行低端的产品出口会使出口技术结构恶化。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比分析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得出结论，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四个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效应不尽相同。人力资本、FDI和研发投入都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但是研发投入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效应更显著，而人力资本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效应较为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主要受研发投入影响，发展中国家主要受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共同作用的影响。由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注重人才的培养，但是在加大国家教育培养支出的同时也应当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这样才能够更快地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从而改善出口技术结构。
FDI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都不是很明显，所以，本文认为FDI虽然对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从FDI中受益，但是影响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由于以往文献认为，FDI对一般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本文得出结论是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向影响效应减弱。因为当今发展中国家已经较以前技术水平进步了非常多，而且外商直接投资量也非常大，一些国家已经达到饱和。所以，以往FDI能够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例如技术进步等都在削弱。因此，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现在可以不用把大量的精力放在FDI上，而更应该注重本国自身的技术发展和科技进步。
自然资源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都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是很容易从计量结果中发现的是，自然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效果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如果发展中国家现在寻求改善出口技术结构必须要放弃依赖自然资源的初级产品出口，必须发展本国的技术以提高出口技术结构。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本来技术和出口技术结构就已经较高，即使是要利用到本国自然资源，但是负面影响的效应也没有发展中国家那么显著。需要指出的是，自然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效应是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现在不能再依靠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去发展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而应该提升本国技术，出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去加强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的投入，这样不仅利用了本国丰富的资源，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结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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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