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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发展一般以血缘为纽带，而萍浏醴地区长期的人员交流就促进了這种血缘关系网，在一些大的宗族，甚至祖宗祠堂就是哥老会的香堂所在。
除管理层和主要技术人员系外聘外，安源路矿的工人大多来自当地，其中萍乡、浏阳、醴陵籍贯的就占到6成以上。
1924年广东陆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序列为黄埔一期第六队，因此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萍浏醴籍的最多。
谈到萍浏醴，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就是這里的革命传统。从清末时期直到新中国建立，這里领中国“革命风气之先”，萍浏醴大起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将萍浏醴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为什么萍浏醴会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摇篮？除了這里的人们身上的“霸蛮”、侠义气质，更多则得益于人群中交织的血缘、宗族关系。那些革命的先行者只需晓以大义，广开民智，革命的薪火便在萍浏醴各个宗族、城镇间传烧开来，势不可挡。
“哥老会”与萍浏醴大起义
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大起义，如果按规模，应该是辛亥革命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3万人，远胜于此前的广东惠州起义以及后来的绍兴、镇南关、广州黄花岗起义。萍浏醴也从此举世闻名、彪炳史册，成为辛亥革命史上绕不过的大事件，以至于后世人们一提起“萍浏醴”，首先想到的便是這次大起义。
萍浏醴大起义，首先要从湖南的“哥老会”说起。哥老会是明朝灭亡后民间自发形成的秘密结社，由于它的成员大多出身贫苦，所以哥老会的斗争对象自然就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官、绅、地主”。
哥老会发展一般以血缘、地域为纽带，而萍浏醴地区长期的人员交流（通婚、结亲）就促进了這种血缘、地域关系网的建立。在一些大的宗族，祖宗祠堂可能就是哥老会的香堂所在。1905年，湖南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因为策划反清活动“甲辰起义”在萍乡被捕，旋即押送长沙处死。消息传出，湖南哥老会群情激愤，各处香堂厉兵秣马，纷纷要为“龙头”报仇——于是，次年萍浏醴大起义的伏笔就此埋下了。
革命党人蔡绍南、刘道一是1906年萍浏醴大起义的领导者。在起义前的组织活动中，他们充分利用了萍浏醴“重血亲、尚道义”的特点，往往先策动某个宗族的族长参与起义，之后再由族长出面联络其他（這些族长往往也是当地哥老会的头领）。這一策略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1906年中秋，起义军万余人在萍浏醴交界的麻石冲聚集，当日便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激战，醴陵哥老会会首李金奇、汪继增牺牲——震撼晚清朝野的萍浏醴起义就此拉开序幕。从1906年10月到12月，起义军先后攻占浏阳文家市、萍乡上栗，兵锋直指长沙。湘赣两省官军乱作一团，清廷连下“上谕”，急令鄂、湘、赣、苏四省派军飞驰会剿，并调海军开赴九江、芜湖，为之壮胆。一时间，清军集结达六、七万人，這是自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清朝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
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萍浏醴的血性显露无遗。在后来革命党的关于起义的历史叙事中就留下了這样的记载：“（起义）举家赴难，父子尽死者不可胜数……尝有勇士执钢刀铁盾冲敌阵，未及阵前即遇枪击立仆，一人死而十人继之，十人死而百人齐往，萍浏醴举事堪可叹矣！”
萍浏醴坚持了3个多月，最终失败。事后，数万清军在萍浏醴各地“清乡”，总计被杀害的义军将士及其亲属不下万人。這场轰轰烈烈的反清大起义终被镇压，但革命的火种却从此点燃了。
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流
萍浏醴大起义爆发的同年，安源煤矿（正式称呼为萍乡煤矿，位于今天萍乡市安源区）建成。安源煤矿由时任清政府邮传大臣的盛宣怀创办，从奠基到投产整整用了8年时间，因为采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开采技术，一建成便跃居当时中国十大煤矿之列。为方便安源煤矿煤炭外运，1905年底，连接萍乡安源和湖南醴陵、株洲的株萍铁路通车，它与安源煤矿一起合称“安源路矿”。
除了管理层和主要技术人员是外聘外，安源路矿的工人大多来自当地，其中萍乡、浏阳、醴陵籍贯的就占到6成以上。他们互认宗亲，形成了许多宗族性的团体，再加上哥老会、洪帮组织的深入，安源路矿底层工人已形成团结互助、一呼百应之势。然而即便如此，工人们的悲惨境遇仍没有改变。
安源路矿工人是旧中国受“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活标本”。1918年，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的师生到安源路矿做卫生调查，他们记录“工人卫生状况之差，饮食之劣，言惨不忍睹犹不及”，不少师生甚至难过得痛哭，后来他们与路矿管理方交涉，结果“竟被驱逐”。残酷压榨和种种不平，让一场大变革呼之欲出——1921年，共产党人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相继到安源工人中开展工作，成立工人俱乐部，反抗压迫，他们的举动很快触怒了路矿当局。次年9月，路矿当局请萍乡县署正式查封俱乐部，并一连三月拖欠工资，使工人生活陷入绝境，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终于爆发。
由于组织严密，這次罢工仅持续5天便大获全胜，路矿管理方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13项条件。罢工结束后，安源工人俱乐部同粤汉铁路工人联合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并与当时湖北乃至全国的铁路工会建立了联系。安源路矿所在的萍浏醴地区迅速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发源地，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萍浏醴地区的革命基础，催生了1927年爆发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于1927年9月9日打响——工农革命军兵分几路，分别从江西修水、萍乡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起义的前期工农革命军进展顺利，迅速占领醴陵、浏阳县城。但到了后来，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起义形势急转直下——19日晚，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同年10月，部队抵达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革命中的“乡党”与“宗亲”
正是“领风起之先”的革命精神和湘赣边界的“霸蛮”民风，让萍浏醴成为了将星璀璨之地。据统计，从民国到新中国建立，這片土地上走出的将军有上百位之多，著名的有国民党陆军上将程潜、中将陈明仁；新中国开国上将王震、杨勇、唐亮，中将孔石泉、汤平等，其中浏阳更是跻身新中国十大“将军县”之列。
纵观這些将军的成长历程，大致可分为两条脉络，一是从早年反清、反北洋军阀的革命中崛起，如国民党陆军上将程潜，他早年入读湖南武备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昌协助黄兴反攻汉口，二次革命时组织讨袁，战功卓著。抗战前夕，程潜被任命为陆军上将，1938年起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中原大地上与日寇展开激战。再如陈明仁，他18岁时便参加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并在北伐战争中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年轻的旅长之一。
而另一条“将军之路”的特点则更加鲜明——所有的将军几乎都是在工农运动、土地革命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王胡子”王震。1924年，王震开始担任粤汉铁路工会长岳（长沙—岳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7年之后开始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创建湘赣苏区。
尽管因国共分野，两条“将军路”的走向在后来大相径庭，但他们的发展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萍浏醴地区浓得化不开的宗族乡情。例如，萍浏醴籍贯的国民党将领大多都有黄埔背景，這是因为当年程潜奉孙中山之命组建广东陆军讲武堂（后并入黄埔）时，负责招生工作的就是醴陵人李明灏和柳漱风。于是，很多萍浏醴地区的有志青年便纷纷赶来报考。以至于最后为了避嫌，凡是萍浏醴籍来报名的一概不收，连后来成为一代名将的醴陵人陈明仁刚开始也没有被接收，不得已只好将籍贯改掉才顺利过关。
1924年，广东陆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序列为黄埔一期第六队，因此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萍浏醴籍的最多。不光如此，从黄埔二期到在大陆的最后二十三期，萍浏醴籍的学员也不在少数。虽说這样的“乡党之风”、“宗亲之风”在当时饱受诟病，但萍浏醴子弟的勤奋刻苦却是有目共睹，日后的成就也是最大的。
同样，這种乡党、宗亲观念也影响了工农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包括后来的解放战争，萍浏醴地区常有整村整族的男儿参军当兵，仅王震将军所在的浏阳县北盛乡马跪桥村就有数十人。父携子、兄携弟，這样的“亲兄弟”、“父子兵”为中国工农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翻看当年萍浏醴红军烈士名册时，能发现很多烈士都是同姓同宗。都言“中国的近代革命看湖湘”，而湖湘的血性、湖湘的勇猛却又尽显于此了。
除管理层和主要技术人员系外聘外，安源路矿的工人大多来自当地，其中萍乡、浏阳、醴陵籍贯的就占到6成以上。
1924年广东陆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序列为黄埔一期第六队，因此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萍浏醴籍的最多。
谈到萍浏醴，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就是這里的革命传统。从清末时期直到新中国建立，這里领中国“革命风气之先”，萍浏醴大起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将萍浏醴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为什么萍浏醴会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摇篮？除了這里的人们身上的“霸蛮”、侠义气质，更多则得益于人群中交织的血缘、宗族关系。那些革命的先行者只需晓以大义，广开民智，革命的薪火便在萍浏醴各个宗族、城镇间传烧开来，势不可挡。
“哥老会”与萍浏醴大起义
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大起义，如果按规模，应该是辛亥革命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3万人，远胜于此前的广东惠州起义以及后来的绍兴、镇南关、广州黄花岗起义。萍浏醴也从此举世闻名、彪炳史册，成为辛亥革命史上绕不过的大事件，以至于后世人们一提起“萍浏醴”，首先想到的便是這次大起义。
萍浏醴大起义，首先要从湖南的“哥老会”说起。哥老会是明朝灭亡后民间自发形成的秘密结社，由于它的成员大多出身贫苦，所以哥老会的斗争对象自然就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官、绅、地主”。
哥老会发展一般以血缘、地域为纽带，而萍浏醴地区长期的人员交流（通婚、结亲）就促进了這种血缘、地域关系网的建立。在一些大的宗族，祖宗祠堂可能就是哥老会的香堂所在。1905年，湖南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因为策划反清活动“甲辰起义”在萍乡被捕，旋即押送长沙处死。消息传出，湖南哥老会群情激愤，各处香堂厉兵秣马，纷纷要为“龙头”报仇——于是，次年萍浏醴大起义的伏笔就此埋下了。
革命党人蔡绍南、刘道一是1906年萍浏醴大起义的领导者。在起义前的组织活动中，他们充分利用了萍浏醴“重血亲、尚道义”的特点，往往先策动某个宗族的族长参与起义，之后再由族长出面联络其他（這些族长往往也是当地哥老会的头领）。這一策略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1906年中秋，起义军万余人在萍浏醴交界的麻石冲聚集，当日便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激战，醴陵哥老会会首李金奇、汪继增牺牲——震撼晚清朝野的萍浏醴起义就此拉开序幕。从1906年10月到12月，起义军先后攻占浏阳文家市、萍乡上栗，兵锋直指长沙。湘赣两省官军乱作一团，清廷连下“上谕”，急令鄂、湘、赣、苏四省派军飞驰会剿，并调海军开赴九江、芜湖，为之壮胆。一时间，清军集结达六、七万人，這是自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清朝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
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萍浏醴的血性显露无遗。在后来革命党的关于起义的历史叙事中就留下了這样的记载：“（起义）举家赴难，父子尽死者不可胜数……尝有勇士执钢刀铁盾冲敌阵，未及阵前即遇枪击立仆，一人死而十人继之，十人死而百人齐往，萍浏醴举事堪可叹矣！”
萍浏醴坚持了3个多月，最终失败。事后，数万清军在萍浏醴各地“清乡”，总计被杀害的义军将士及其亲属不下万人。這场轰轰烈烈的反清大起义终被镇压，但革命的火种却从此点燃了。
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流
萍浏醴大起义爆发的同年，安源煤矿（正式称呼为萍乡煤矿，位于今天萍乡市安源区）建成。安源煤矿由时任清政府邮传大臣的盛宣怀创办，从奠基到投产整整用了8年时间，因为采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开采技术，一建成便跃居当时中国十大煤矿之列。为方便安源煤矿煤炭外运，1905年底，连接萍乡安源和湖南醴陵、株洲的株萍铁路通车，它与安源煤矿一起合称“安源路矿”。
除了管理层和主要技术人员是外聘外，安源路矿的工人大多来自当地，其中萍乡、浏阳、醴陵籍贯的就占到6成以上。他们互认宗亲，形成了许多宗族性的团体，再加上哥老会、洪帮组织的深入，安源路矿底层工人已形成团结互助、一呼百应之势。然而即便如此，工人们的悲惨境遇仍没有改变。
安源路矿工人是旧中国受“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活标本”。1918年，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的师生到安源路矿做卫生调查，他们记录“工人卫生状况之差，饮食之劣，言惨不忍睹犹不及”，不少师生甚至难过得痛哭，后来他们与路矿管理方交涉，结果“竟被驱逐”。残酷压榨和种种不平，让一场大变革呼之欲出——1921年，共产党人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相继到安源工人中开展工作，成立工人俱乐部，反抗压迫，他们的举动很快触怒了路矿当局。次年9月，路矿当局请萍乡县署正式查封俱乐部，并一连三月拖欠工资，使工人生活陷入绝境，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终于爆发。
由于组织严密，這次罢工仅持续5天便大获全胜，路矿管理方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13项条件。罢工结束后，安源工人俱乐部同粤汉铁路工人联合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并与当时湖北乃至全国的铁路工会建立了联系。安源路矿所在的萍浏醴地区迅速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发源地，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萍浏醴地区的革命基础，催生了1927年爆发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于1927年9月9日打响——工农革命军兵分几路，分别从江西修水、萍乡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起义的前期工农革命军进展顺利，迅速占领醴陵、浏阳县城。但到了后来，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起义形势急转直下——19日晚，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同年10月，部队抵达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革命中的“乡党”与“宗亲”
正是“领风起之先”的革命精神和湘赣边界的“霸蛮”民风，让萍浏醴成为了将星璀璨之地。据统计，从民国到新中国建立，這片土地上走出的将军有上百位之多，著名的有国民党陆军上将程潜、中将陈明仁；新中国开国上将王震、杨勇、唐亮，中将孔石泉、汤平等，其中浏阳更是跻身新中国十大“将军县”之列。
纵观這些将军的成长历程，大致可分为两条脉络，一是从早年反清、反北洋军阀的革命中崛起，如国民党陆军上将程潜，他早年入读湖南武备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昌协助黄兴反攻汉口，二次革命时组织讨袁，战功卓著。抗战前夕，程潜被任命为陆军上将，1938年起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中原大地上与日寇展开激战。再如陈明仁，他18岁时便参加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并在北伐战争中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年轻的旅长之一。
而另一条“将军之路”的特点则更加鲜明——所有的将军几乎都是在工农运动、土地革命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王胡子”王震。1924年，王震开始担任粤汉铁路工会长岳（长沙—岳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7年之后开始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创建湘赣苏区。
尽管因国共分野，两条“将军路”的走向在后来大相径庭，但他们的发展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萍浏醴地区浓得化不开的宗族乡情。例如，萍浏醴籍贯的国民党将领大多都有黄埔背景，這是因为当年程潜奉孙中山之命组建广东陆军讲武堂（后并入黄埔）时，负责招生工作的就是醴陵人李明灏和柳漱风。于是，很多萍浏醴地区的有志青年便纷纷赶来报考。以至于最后为了避嫌，凡是萍浏醴籍来报名的一概不收，连后来成为一代名将的醴陵人陈明仁刚开始也没有被接收，不得已只好将籍贯改掉才顺利过关。
1924年，广东陆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序列为黄埔一期第六队，因此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萍浏醴籍的最多。不光如此，从黄埔二期到在大陆的最后二十三期，萍浏醴籍的学员也不在少数。虽说這样的“乡党之风”、“宗亲之风”在当时饱受诟病，但萍浏醴子弟的勤奋刻苦却是有目共睹，日后的成就也是最大的。
同样，這种乡党、宗亲观念也影响了工农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包括后来的解放战争，萍浏醴地区常有整村整族的男儿参军当兵，仅王震将军所在的浏阳县北盛乡马跪桥村就有数十人。父携子、兄携弟，這样的“亲兄弟”、“父子兵”为中国工农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翻看当年萍浏醴红军烈士名册时，能发现很多烈士都是同姓同宗。都言“中国的近代革命看湖湘”，而湖湘的血性、湖湘的勇猛却又尽显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