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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面积约63000平方公里，北起雅安、甘孜两地州南缘，南接攀枝花市，东西分别与云南省为邻，东北与乐山、宜宾两地接壤。州内设16县1市，西昌市为自治州首府所在地。自治州西跨横断山脉，东抵四川盆地，北负大渡河，南临金沙江，地势西北较高，东南较低，北部宽而南部窄，以雅砻江为界，可分为两大地形区：西部为高原区，东部为山地区；西有大雪山脉，东有大凉山脉，两大山脉相对峙。雅砻江、安宁河纵贯南北，邛海、马湖、泸沽湖、彝海等天然湖泊，像明珠一样镶嵌在崇山峻岭之中，境内高山耸立，峡谷纵深，山川相间，气势磅礴，雄伟壮丽。首府西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素有“月城”的美称，城郊有邛海、泸山，山水相映，风光如画；城南50公里的螺髻山具有古冰川地质公园的特色；城北60公里建有卫星发射基地，故西昌又称“航天城”。凉山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水利资源，已探明的铁、钛、钒、铜、稀土等矿产资源达55种，可开发的河流很多，凉山因这些独具特色的资源优势被誉为攀西裂谷中的“聚宝盆”。
凉山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昌是古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管理。唐、宋、元、明、清时期先后在凉山设置郡、州、厅、府，以及路、卫、县等。其称谓沿革为：汉称越郡，隋唐称州，南诏称建昌府，元称罗罗斯宣慰司（下置路、州），明称四川行都司（下置卫、所），清称宁远府，后置西昌县。其辖地在历代虽有一定的变化，但大体上就是今天凉山的范围。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在凉山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汉代司马迁“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蜀汉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经凉山渡金沙江到云南；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也途经凉山,等等。故凉山不仅有优美的自然景观，还有历史底蕴丰富的人文景观。
凉山居住着彝、汉、藏、回等10多个民族，两千多年来，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为凉山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凉山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彝族人口158万。彝族的称谓较多，自称有“诺苏”、“纳苏”、“聂苏”、“罗武”等，他称有“夷”“黑彝”、“白彝”等。凉山彝族大都自称“诺苏”，“诺”为黑色之意，彝族崇尚黑色，以黑为贵；“苏”为人或族之意。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广大彝族人民的意愿，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为丰衣足食之意。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它分为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和中部6个方言区，凉山彝族的语言为北部方言，按其地域又分为“所地”、“圣乍”“义诺”三个不同的土语区。彝语各方言间有一定的差异，但在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辅音较多，元音较少，韵母均为单元音，声调一般只有3～4个。在词汇方面，彝语有50%左右的同源语词，有25%以上的汉语借词，这说明彝语和汉语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在语法上，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语的后面，形容词、动词和助词重叠表示疑问，有一些动词用辅音清浊交替或声调变换表达等等。
彝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彝文，明、清两代称这种文字为“韪书”，民国时称之为“倮文”、“夷书”，也有人称之为“毕摩文”、“贝马文”、“西波文”。彝文是一种超方言的表音的章节文字，一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彝文的总数达一万余个，但经常使用的只有一千多个。由于彝族分布广，各地彝文不统一，异体字较多，凉山彝文为从右到左的横行式，现凉山已使用国务院批准整理、规范后的文字，其他彝族地区正在推广和完善中。
凉山彝族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和云南土著说。北来说认为彝族远古时的祖先是住在黄河、湟水一带的古氐羌人，后来一部分迁徙到“旄牛徼外”，进而分散到现今的住地。南来说认为彝族祖先与古越人或古僚人有关，越、僚都是我国古代的南方民族。东来说认为彝族的先民在周代住在楚国的洞庭湖一带，称为罗与卢，后被楚人征伐才迁徙到西南。西来说认为彝族来自西藏或藏缅相邻地区，故与藏、缅关系密切。云南土著说认为彝族的祖先原来就居住在云南，今四川、贵州和广西的彝族都是先后从云南迁去的。目前，学术界较认同的为北来说，即彝族的先民是以西北南下的古羌人部落为基础，在西南的今川滇交界处的金沙江两岸，逐步融合了当地土著部落，尤其是濮人部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古羌人原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上游，殷商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中都记载着羌人活动的情况。《诗经·商颂·殷武》中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古羌人已经归附了殷商王朝。《尚书·牧誓》载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在牧野誓师，参加会师的有“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其中就有羌人。古羌人在西北时以畜牧业为生，尤其善于养羊，所以《说文·羊部》解释“羌”字说“西戎牧羊人也”。以后古羌人中的一些部落迁到中原，逐渐以农耕为生，其中称为“羌”的这部分一直与周族进行通婚。进入中原的古羌人，在历史长河中已成为华夏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古羌人中没有进入中原的这部分，先后以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为中心，向西南和南面迁徙。见于汉文古籍的这方面的记载有《后汉书·西羌传》，该书说战国时秦献公向西开拓，羌人有一个首领叫“”，为躲避秦军的进攻，率领众多部落向西南迁徙，自此与河、湟的羌人隔绝并分化成许多部落。到了汉代，迁到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叫“牦牛羌”，因为当时这一带属越郡，故又称为“越羌”；迁到今川西北一带的叫“白马羌”，当时这一地区属广汉郡，故又称“广汉羌”；迁到今甘南一带的叫“参狼羌”，当时这一地区属武都郡，故又称“武都羌”。“牦牛”、“白马”、“参狼”都是动物，可能与这些羌人崇拜的图腾有关。
共和国成立前的凉山还保留着较完整的奴隶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凉山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低下，完全是以个体小生产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生产单位，而所有个体小生产单位又分别为若干个“诺合”家庭所占有或统率。各个“诺合”家庭组成的家支在一定的地区又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它不需要与外部更多的联系，也很难受到外部的影响。另一方面，就凉山的外部情况而论，无论是从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还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都相当低下，广大农村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此，对地处偏僻的凉山彝区所起的影响便是很有限的。加以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制造民族隔阂和对立，而凉山彝族“诺合”奴隶主又一味妄自尊大，闭关自守，有时甚至聚众袭击外地，大肆掳掠其他民族人口为奴，并严防其外逃，因而加深了彝族和其他民族的隔绝，这就使得凉山彝区几乎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状态，也就成了凉山奴隶制免受外力冲击、得以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共和国成立前的凉山彝族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及一般劳动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关系，是通过森严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的。全体社会成员按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严格的血缘关系划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5个等级。“兹莫”，彝语为“权力”之意，汉语称为“土司”，历史上曾是整个凉山彝区的最高统治等级，后来逐渐衰弱，统治地盘日益缩小。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间，“兹莫”在大部分地区被“诺合”等级所取代。“诺合”，意为“群体”，是主人、主体、黑色的意思，汉语称之为黑彝，曾是凉山彝族社会事实上的最高统治等级，约占当地彝族人口的7%，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是生产资料和“阿加”、“呷西”的主要占有者，与其他等级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曲诺”，为白色之意，汉称白彝，是被统治者中的最高等级，介于黑彝与“阿加”、“呷西”之间，占人口的50%左右，人身隶属于黑彝奴隶主，住在主子辖区，不得随意迁徙，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的无偿劳役。他们一般占有部分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少数富裕“曲诺”也占有部分“阿加”、“呷西”。“阿加”意为“门里门外的手足”，汉称“安家娃子”，占总人口的33%左右，无迁徙自由，全年以绝大部分时间为主子服无偿劳役，主子可以整户地或单个地出卖“阿加”。“阿加”的子女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被主子抽作“呷西”，一般有着极少量的土地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呷西”意为“主子锅庄旁边的手足”，是被统治者中的最低等级，约占人口总数的10%左右，他们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可以被主子任意买卖和虐杀。主子为其配婚成家后即可成为“阿加”。所有被统治等级成员，皆被统治者称为“节伙”。“节伙”有被统治者的含义，过去汉族俗称为“娃子”。
在凉山彝区，等级是阶级存在的形式，等级的划分实质是一种阶级的划分，但是二者又有着一些区别。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和呷西五个等级，是建立在社会成员之间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和血缘关系的差别等各种因素上面的。而阶级的划分，则是根据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和劳动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以及劳动产品分配中所处地位的不同来确定的。因此，1956年凉山彝区民主改革时，根据各社会成员所处的经济地位，确定划分为奴隶主、奴隶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劳动生产者三个阶级。这三个阶级划分的标准是：占有较多的土地、奴隶，自己不劳动，靠剥削奴隶和其他劳动生产者为生的，为奴隶主；一无所有或私产很少，人身被他人占有，没有人身权利的被剥削者，划为奴隶；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有一定的人身权利，以自己的劳动为生，或者受他人一定程度的剥削，或者轻微剥削他人的这部分人，为一般劳动者。根据民主改革划分阶级的结果，可以看出凉山彝族社会的阶级划分与等级的划分，是大体一致的。兹莫和诺合这两个统治阶级，相当于奴隶主阶级，其中兹莫等级的成员全部是奴隶主；诺合等级的成员大多数是奴隶主。作为中间等级的曲诺，大多数成员是一般劳动生产者。处于等级阶梯底层的阿加和呷西两个等级的成员，基本属于奴隶阶级。其中呷西全部是奴隶，阿加当中绝大部分也是奴隶。当然，长期以来等级内部的贫富分化，也使得等级地位与阶级地位之间发生了某些变化，这就出现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但是，阶级地位的变化，始终没有冲破等级界限的约束。比如，曲诺等级即使经济地位上升为奴隶主，但绝不能上升为诺合或兹莫这样的统治等级，而是仍然要依附于统治等级并成为他们的隶属民。凉山在共和国成立前保留的这种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成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一块活化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摧毁了奴隶制度，废除了奴隶主的统治，将他们的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和粮食分给广大奴隶群众和贫苦的劳动人民，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彝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目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加快，凉山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凉山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昌是古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管理。唐、宋、元、明、清时期先后在凉山设置郡、州、厅、府，以及路、卫、县等。其称谓沿革为：汉称越郡，隋唐称州，南诏称建昌府，元称罗罗斯宣慰司（下置路、州），明称四川行都司（下置卫、所），清称宁远府，后置西昌县。其辖地在历代虽有一定的变化，但大体上就是今天凉山的范围。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在凉山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汉代司马迁“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蜀汉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经凉山渡金沙江到云南；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也途经凉山,等等。故凉山不仅有优美的自然景观，还有历史底蕴丰富的人文景观。
凉山居住着彝、汉、藏、回等10多个民族，两千多年来，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为凉山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凉山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彝族人口158万。彝族的称谓较多，自称有“诺苏”、“纳苏”、“聂苏”、“罗武”等，他称有“夷”“黑彝”、“白彝”等。凉山彝族大都自称“诺苏”，“诺”为黑色之意，彝族崇尚黑色，以黑为贵；“苏”为人或族之意。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广大彝族人民的意愿，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为丰衣足食之意。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它分为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和中部6个方言区，凉山彝族的语言为北部方言，按其地域又分为“所地”、“圣乍”“义诺”三个不同的土语区。彝语各方言间有一定的差异，但在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辅音较多，元音较少，韵母均为单元音，声调一般只有3～4个。在词汇方面，彝语有50%左右的同源语词，有25%以上的汉语借词，这说明彝语和汉语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在语法上，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语的后面，形容词、动词和助词重叠表示疑问，有一些动词用辅音清浊交替或声调变换表达等等。
彝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彝文，明、清两代称这种文字为“韪书”，民国时称之为“倮文”、“夷书”，也有人称之为“毕摩文”、“贝马文”、“西波文”。彝文是一种超方言的表音的章节文字，一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彝文的总数达一万余个，但经常使用的只有一千多个。由于彝族分布广，各地彝文不统一，异体字较多，凉山彝文为从右到左的横行式，现凉山已使用国务院批准整理、规范后的文字，其他彝族地区正在推广和完善中。
凉山彝族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和云南土著说。北来说认为彝族远古时的祖先是住在黄河、湟水一带的古氐羌人，后来一部分迁徙到“旄牛徼外”，进而分散到现今的住地。南来说认为彝族祖先与古越人或古僚人有关，越、僚都是我国古代的南方民族。东来说认为彝族的先民在周代住在楚国的洞庭湖一带，称为罗与卢，后被楚人征伐才迁徙到西南。西来说认为彝族来自西藏或藏缅相邻地区，故与藏、缅关系密切。云南土著说认为彝族的祖先原来就居住在云南，今四川、贵州和广西的彝族都是先后从云南迁去的。目前，学术界较认同的为北来说，即彝族的先民是以西北南下的古羌人部落为基础，在西南的今川滇交界处的金沙江两岸，逐步融合了当地土著部落，尤其是濮人部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古羌人原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上游，殷商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中都记载着羌人活动的情况。《诗经·商颂·殷武》中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古羌人已经归附了殷商王朝。《尚书·牧誓》载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在牧野誓师，参加会师的有“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其中就有羌人。古羌人在西北时以畜牧业为生，尤其善于养羊，所以《说文·羊部》解释“羌”字说“西戎牧羊人也”。以后古羌人中的一些部落迁到中原，逐渐以农耕为生，其中称为“羌”的这部分一直与周族进行通婚。进入中原的古羌人，在历史长河中已成为华夏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古羌人中没有进入中原的这部分，先后以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为中心，向西南和南面迁徙。见于汉文古籍的这方面的记载有《后汉书·西羌传》，该书说战国时秦献公向西开拓，羌人有一个首领叫“”，为躲避秦军的进攻，率领众多部落向西南迁徙，自此与河、湟的羌人隔绝并分化成许多部落。到了汉代，迁到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叫“牦牛羌”，因为当时这一带属越郡，故又称为“越羌”；迁到今川西北一带的叫“白马羌”，当时这一地区属广汉郡，故又称“广汉羌”；迁到今甘南一带的叫“参狼羌”，当时这一地区属武都郡，故又称“武都羌”。“牦牛”、“白马”、“参狼”都是动物，可能与这些羌人崇拜的图腾有关。
共和国成立前的凉山还保留着较完整的奴隶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凉山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低下，完全是以个体小生产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生产单位，而所有个体小生产单位又分别为若干个“诺合”家庭所占有或统率。各个“诺合”家庭组成的家支在一定的地区又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它不需要与外部更多的联系，也很难受到外部的影响。另一方面，就凉山的外部情况而论，无论是从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还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都相当低下，广大农村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此，对地处偏僻的凉山彝区所起的影响便是很有限的。加以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制造民族隔阂和对立，而凉山彝族“诺合”奴隶主又一味妄自尊大，闭关自守，有时甚至聚众袭击外地，大肆掳掠其他民族人口为奴，并严防其外逃，因而加深了彝族和其他民族的隔绝，这就使得凉山彝区几乎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状态，也就成了凉山奴隶制免受外力冲击、得以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共和国成立前的凉山彝族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及一般劳动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关系，是通过森严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的。全体社会成员按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严格的血缘关系划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5个等级。“兹莫”，彝语为“权力”之意，汉语称为“土司”，历史上曾是整个凉山彝区的最高统治等级，后来逐渐衰弱，统治地盘日益缩小。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间，“兹莫”在大部分地区被“诺合”等级所取代。“诺合”，意为“群体”，是主人、主体、黑色的意思，汉语称之为黑彝，曾是凉山彝族社会事实上的最高统治等级，约占当地彝族人口的7%，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是生产资料和“阿加”、“呷西”的主要占有者，与其他等级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曲诺”，为白色之意，汉称白彝，是被统治者中的最高等级，介于黑彝与“阿加”、“呷西”之间，占人口的50%左右，人身隶属于黑彝奴隶主，住在主子辖区，不得随意迁徙，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的无偿劳役。他们一般占有部分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少数富裕“曲诺”也占有部分“阿加”、“呷西”。“阿加”意为“门里门外的手足”，汉称“安家娃子”，占总人口的33%左右，无迁徙自由，全年以绝大部分时间为主子服无偿劳役，主子可以整户地或单个地出卖“阿加”。“阿加”的子女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被主子抽作“呷西”，一般有着极少量的土地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呷西”意为“主子锅庄旁边的手足”，是被统治者中的最低等级，约占人口总数的10%左右，他们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可以被主子任意买卖和虐杀。主子为其配婚成家后即可成为“阿加”。所有被统治等级成员，皆被统治者称为“节伙”。“节伙”有被统治者的含义，过去汉族俗称为“娃子”。
在凉山彝区，等级是阶级存在的形式，等级的划分实质是一种阶级的划分，但是二者又有着一些区别。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和呷西五个等级，是建立在社会成员之间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和血缘关系的差别等各种因素上面的。而阶级的划分，则是根据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和劳动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以及劳动产品分配中所处地位的不同来确定的。因此，1956年凉山彝区民主改革时，根据各社会成员所处的经济地位，确定划分为奴隶主、奴隶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劳动生产者三个阶级。这三个阶级划分的标准是：占有较多的土地、奴隶，自己不劳动，靠剥削奴隶和其他劳动生产者为生的，为奴隶主；一无所有或私产很少，人身被他人占有，没有人身权利的被剥削者，划为奴隶；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有一定的人身权利，以自己的劳动为生，或者受他人一定程度的剥削，或者轻微剥削他人的这部分人，为一般劳动者。根据民主改革划分阶级的结果，可以看出凉山彝族社会的阶级划分与等级的划分，是大体一致的。兹莫和诺合这两个统治阶级，相当于奴隶主阶级，其中兹莫等级的成员全部是奴隶主；诺合等级的成员大多数是奴隶主。作为中间等级的曲诺，大多数成员是一般劳动生产者。处于等级阶梯底层的阿加和呷西两个等级的成员，基本属于奴隶阶级。其中呷西全部是奴隶，阿加当中绝大部分也是奴隶。当然，长期以来等级内部的贫富分化，也使得等级地位与阶级地位之间发生了某些变化，这就出现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但是，阶级地位的变化，始终没有冲破等级界限的约束。比如，曲诺等级即使经济地位上升为奴隶主，但绝不能上升为诺合或兹莫这样的统治等级，而是仍然要依附于统治等级并成为他们的隶属民。凉山在共和国成立前保留的这种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成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一块活化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摧毁了奴隶制度，废除了奴隶主的统治，将他们的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和粮食分给广大奴隶群众和贫苦的劳动人民，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彝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目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加快，凉山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