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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为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的攻城略地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思路：先共生，再竞争。刚柔并济，才是逆全球化时代拓展市场空间的王道
中美间关于TikTok在美业务的政治商业双重博弈终于要告一段落。根据目前的信息，TikTok美国将其数据托管给美国的甲骨文（Oracle）公司，并在电商业务上与沃尔玛展开合作。美国子公司的股权既不卖也不重组，仅仅是与两家面临传统业务瓶颈的美国企业展开数据托管和业务合作。字节跳动公司保住了对TikTok公司绝对控制权。TikTok是字节跳动的全资子公司，TikTok美国则是TikTok的全资子公司。这样的一个结果，太平洋两岸的多数朋友都认为是超预期的，这说明中国政府和字节跳动公司在近期的一系列出招取得了效果，迫使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
TikTok的这个案例，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走出去”所面临的国家政治风险问题，非常有启发。其核心议题，是共生与竞争的战略路径选择问题。
市场的背后是政府对产权的保护和交易秩序的维护，古今中外并不存在一个无政府的有序而自由的市场。古代和近代历史上的世界市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一带一路”沿线），只要不处在某个帝国的掌控之下，就必然是混乱而低效的丛林状态：海盗横行、商匪一体、私掠成风。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要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靠的是船坚炮利和不平等条约。2001年的中国要打开全球工业制成品市场大门，靠的是向贸易伙伴让渡一部分自身产业和市场空间。到如今，中国的本土企业从制造业到互联网全面崛起，除了汽车产业等极少数例外，本土品牌不但能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打败全球著名跨国公司，而且反攻到对手的本土市场去了。这个进程如此之快，大大超出了欧美白人的预期，也让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文化人大跌眼镜。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很行。但当下的中国跨国公司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如何顺利地打开别国市场的大门？
当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别国市场的时候，必然面对其本国企业的抵抗。最初是用技术和价格来抵抗，然后是用法律和专利来抵抗。如果这些都不管用了，为了活下去，他们就会往政治和安全上动脑筋，会诉诸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等借口来向其政府求助，利用非市场力量来压制乃至赶走中國竞争者。这样的策略虽然比较Low，虽然跟欧美政府一贯唱的自由市场高调完全相悖，但是到了产业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们还讲什么体面？十多年前，深圳某著名硬件企业冲到思科公司的老家旧金山，在金门大桥上打广告去砸对手的场子，后者的反应升级过程就是上述路径。如今TikTok成功夺取了美国年轻人的时间和心智，脸书公司也不得不走了思科这条路。
那怎么办？难道中国企业、中国商品、中国服务就只能在美国的墙外转悠了？TikTok的案例告诉我们，只要头脑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如果对方的国家机器不给公平竞争的机会，那就用共生的方式来创造竞争的机会。
要想突破捕食对象的坚硬外壳，吃到其中鲜嫩多汁的肉，就不能蛮干硬干，而需要找到其相对脆弱的突破口。中国当年的开放过程，曾经被外资用这招绕过了政府的产业保护，如今我们花样翻新手段升级，师夷长技以制夷。TikTok通过与Oracle和沃尔玛的战略合作达成共生关系，绕过了美国政治为其本土产业提供的保护之墙，获得了在美国市场生存发展的资格，其发展最终必将以某些美国本土互联网企业的衰败为代价。在美国本土互联网企业的眼里，Oracle与沃尔玛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此事上升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层面，就是我多年来一直说的，共生优先于竞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股市大跌，道琼斯指数曾经跌到6000多点。我计算过，当时如果拿出中国外汇储备的一半，外管局就可以成为美国所有全球五百强大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且，在股市暴跌的恐慌过程中，官方投资基金买入其股票会被视为“白马骑士”的救市者而不是门外的野蛮人。所以我当时在多个场合呼吁应该在全球市场极度恐慌的时候展示出我们的勇气和责任感，不计短期损益买入其股票，并公开宣布仅作为财务投资者派出董事或者监事而不谋求控股或者运营权力。试想一下，假如2008年的恐慌期我们用一半外汇储备实现了与美国大企业界的广泛而深入的共生关系，假如我们带着白马骑士的善意向困境中的几百个美国大公司派出了上千位中方董事监事，假如这些资方代表与美国的商界政界精英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那么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将是多么稳定多么和谐！与之相比，股票账上的数万亿美元盈利根本不重要。回想起来，每每觉得可惜可叹。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次TikTok公司在中国政府和外部股东的共同努力之下，获得了一个不错的阶段性胜利，值得庆贺。更值得中国政府和产业界重视的是，这个案例为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的攻城略地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思路：先共生，再竞争。刚柔并济，才是逆全球化时代拓展市场空间的王道。
此外，作为一个在欧洲和美国都待过，并对他们的“主流社会”接触颇多的国际问题学者，我还想给中国企业家们三点忠告：
首先，要想走向国际，就必须入乡随俗，必须理解并尊重人家的文化传统。与欧美人打交道，必须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模式与我们的儒家文化很不同。中国人不喜欢跟人产生矛盾，有了矛盾第一反应是反躬自省;但是欧美人在冲突时的第一反应是要表达自己的强硬，因为如果一方显示出软弱，另一方通常会变本加厉乘胜追击。15年前，我在欧盟委员会所在地布鲁塞尔参与过一家中欧合资的智囊机构的组建和早期运作，与欧洲同事的互动中吃过这方面的亏。他们的文化是不同情弱者也不尊重长者的，你的谦虚退让很容易被人误解为软弱可欺，所以总是招致排挤和欺凌。装腔作势、虚伪双标、厚颜无耻、敢于冒险（audacious）则往往被认为是成熟老练，比如拿破仑、黎塞留等人的做派。假如两个小伙为了姑娘争风吃醋打起来，中国姑娘往往会同情那个被揍得头破血流的弱者，而欧美姑娘更有可能会跟着打赢的那个小伙扬长而去。这就是文化差异。所以，中国企业家应该记住，跟欧美人发生矛盾，第一反应一定要展示你的强硬，告诉他你不是好欺负的，获得对方的尊重之后才能考虑妥协。
其次，应该尽早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开放且自由的世界市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是以国家间自由贸易协议和投资保护协议为基础的。有些企业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享受了中国政府及其背后的14亿人民为他们打开的市场空间（加入WTO），为他们修建的基础设施，为他们培养的优质人力资源，为他们提供的廉价土地、环境要素和税收减免，却总觉得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自己能力使然，政府要收点税他觉得是剥夺他，就吵吵着要移民去西方做国际公民。套用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的一句名言：那些自认为国际公民的人，其实没有资格做英国公民，因为他们不理解公民一词的实际含义。
其三，一个企业有了一定实力走出国门，必须在管理层中为“国家风险总监”留出一个岗位。东道国的内政外交有什么特点？与中国的关系将出现什么变化？它的政治、司法和行政管治体系存在什么样的书面制度和实际潜规则？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自己看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就能弄明白的。国际政治这个行当看似出租车司机都能说几句，但实际上知识门槛和信息成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华盛顿特区的K街上成百上千家游说公司活得那么滋润，历届美国政府的退休高官不去议会里发挥余热参政议政，而是纷纷成为这些游说公司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这些现象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的大企业要想在这样的国家立得住，必须拨出一笔合理的预算，按照当地的法律和游戏规则，与两党的政客和司法高官们成为私人朋友，积极而守法地参与到他们的政治游戏中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美间关于TikTok在美业务的政治商业双重博弈终于要告一段落。根据目前的信息，TikTok美国将其数据托管给美国的甲骨文（Oracle）公司，并在电商业务上与沃尔玛展开合作。美国子公司的股权既不卖也不重组，仅仅是与两家面临传统业务瓶颈的美国企业展开数据托管和业务合作。字节跳动公司保住了对TikTok公司绝对控制权。TikTok是字节跳动的全资子公司，TikTok美国则是TikTok的全资子公司。这样的一个结果，太平洋两岸的多数朋友都认为是超预期的，这说明中国政府和字节跳动公司在近期的一系列出招取得了效果，迫使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
TikTok的这个案例，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走出去”所面临的国家政治风险问题，非常有启发。其核心议题，是共生与竞争的战略路径选择问题。
市场的背后是政府对产权的保护和交易秩序的维护，古今中外并不存在一个无政府的有序而自由的市场。古代和近代历史上的世界市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一带一路”沿线），只要不处在某个帝国的掌控之下，就必然是混乱而低效的丛林状态：海盗横行、商匪一体、私掠成风。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要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靠的是船坚炮利和不平等条约。2001年的中国要打开全球工业制成品市场大门，靠的是向贸易伙伴让渡一部分自身产业和市场空间。到如今，中国的本土企业从制造业到互联网全面崛起，除了汽车产业等极少数例外，本土品牌不但能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打败全球著名跨国公司，而且反攻到对手的本土市场去了。这个进程如此之快，大大超出了欧美白人的预期，也让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文化人大跌眼镜。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很行。但当下的中国跨国公司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如何顺利地打开别国市场的大门？
当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别国市场的时候，必然面对其本国企业的抵抗。最初是用技术和价格来抵抗，然后是用法律和专利来抵抗。如果这些都不管用了，为了活下去，他们就会往政治和安全上动脑筋，会诉诸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等借口来向其政府求助，利用非市场力量来压制乃至赶走中國竞争者。这样的策略虽然比较Low，虽然跟欧美政府一贯唱的自由市场高调完全相悖，但是到了产业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们还讲什么体面？十多年前，深圳某著名硬件企业冲到思科公司的老家旧金山，在金门大桥上打广告去砸对手的场子，后者的反应升级过程就是上述路径。如今TikTok成功夺取了美国年轻人的时间和心智，脸书公司也不得不走了思科这条路。
那怎么办？难道中国企业、中国商品、中国服务就只能在美国的墙外转悠了？TikTok的案例告诉我们，只要头脑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如果对方的国家机器不给公平竞争的机会，那就用共生的方式来创造竞争的机会。
要想突破捕食对象的坚硬外壳，吃到其中鲜嫩多汁的肉，就不能蛮干硬干，而需要找到其相对脆弱的突破口。中国当年的开放过程，曾经被外资用这招绕过了政府的产业保护，如今我们花样翻新手段升级，师夷长技以制夷。TikTok通过与Oracle和沃尔玛的战略合作达成共生关系，绕过了美国政治为其本土产业提供的保护之墙，获得了在美国市场生存发展的资格，其发展最终必将以某些美国本土互联网企业的衰败为代价。在美国本土互联网企业的眼里，Oracle与沃尔玛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此事上升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层面，就是我多年来一直说的，共生优先于竞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股市大跌，道琼斯指数曾经跌到6000多点。我计算过，当时如果拿出中国外汇储备的一半，外管局就可以成为美国所有全球五百强大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且，在股市暴跌的恐慌过程中，官方投资基金买入其股票会被视为“白马骑士”的救市者而不是门外的野蛮人。所以我当时在多个场合呼吁应该在全球市场极度恐慌的时候展示出我们的勇气和责任感，不计短期损益买入其股票，并公开宣布仅作为财务投资者派出董事或者监事而不谋求控股或者运营权力。试想一下，假如2008年的恐慌期我们用一半外汇储备实现了与美国大企业界的广泛而深入的共生关系，假如我们带着白马骑士的善意向困境中的几百个美国大公司派出了上千位中方董事监事，假如这些资方代表与美国的商界政界精英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那么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将是多么稳定多么和谐！与之相比，股票账上的数万亿美元盈利根本不重要。回想起来，每每觉得可惜可叹。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次TikTok公司在中国政府和外部股东的共同努力之下，获得了一个不错的阶段性胜利，值得庆贺。更值得中国政府和产业界重视的是，这个案例为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的攻城略地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思路：先共生，再竞争。刚柔并济，才是逆全球化时代拓展市场空间的王道。
此外，作为一个在欧洲和美国都待过，并对他们的“主流社会”接触颇多的国际问题学者，我还想给中国企业家们三点忠告：
首先，要想走向国际，就必须入乡随俗，必须理解并尊重人家的文化传统。与欧美人打交道，必须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模式与我们的儒家文化很不同。中国人不喜欢跟人产生矛盾，有了矛盾第一反应是反躬自省;但是欧美人在冲突时的第一反应是要表达自己的强硬，因为如果一方显示出软弱，另一方通常会变本加厉乘胜追击。15年前，我在欧盟委员会所在地布鲁塞尔参与过一家中欧合资的智囊机构的组建和早期运作，与欧洲同事的互动中吃过这方面的亏。他们的文化是不同情弱者也不尊重长者的，你的谦虚退让很容易被人误解为软弱可欺，所以总是招致排挤和欺凌。装腔作势、虚伪双标、厚颜无耻、敢于冒险（audacious）则往往被认为是成熟老练，比如拿破仑、黎塞留等人的做派。假如两个小伙为了姑娘争风吃醋打起来，中国姑娘往往会同情那个被揍得头破血流的弱者，而欧美姑娘更有可能会跟着打赢的那个小伙扬长而去。这就是文化差异。所以，中国企业家应该记住，跟欧美人发生矛盾，第一反应一定要展示你的强硬，告诉他你不是好欺负的，获得对方的尊重之后才能考虑妥协。
其次，应该尽早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开放且自由的世界市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是以国家间自由贸易协议和投资保护协议为基础的。有些企业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享受了中国政府及其背后的14亿人民为他们打开的市场空间（加入WTO），为他们修建的基础设施，为他们培养的优质人力资源，为他们提供的廉价土地、环境要素和税收减免，却总觉得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自己能力使然，政府要收点税他觉得是剥夺他，就吵吵着要移民去西方做国际公民。套用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的一句名言：那些自认为国际公民的人，其实没有资格做英国公民，因为他们不理解公民一词的实际含义。
其三，一个企业有了一定实力走出国门，必须在管理层中为“国家风险总监”留出一个岗位。东道国的内政外交有什么特点？与中国的关系将出现什么变化？它的政治、司法和行政管治体系存在什么样的书面制度和实际潜规则？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自己看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就能弄明白的。国际政治这个行当看似出租车司机都能说几句，但实际上知识门槛和信息成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华盛顿特区的K街上成百上千家游说公司活得那么滋润，历届美国政府的退休高官不去议会里发挥余热参政议政，而是纷纷成为这些游说公司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这些现象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的大企业要想在这样的国家立得住，必须拨出一笔合理的预算，按照当地的法律和游戏规则，与两党的政客和司法高官们成为私人朋友，积极而守法地参与到他们的政治游戏中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