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数字化治理技术支撑

来源 :西北民族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b853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信息化时代,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离不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支撑.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城乡数字鸿沟日益加大.城乡数字鸿沟表现为城乡之间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新型信息技术利用等多个方面的差距.城乡数字鸿沟可能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文化差距以及生活水平差距.当前,无论是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乡村社会结构现状、农民现实需求等角度来看,数字化乡村治理技术支撑对于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他文献
文章以谷苞先生在学术生涯早期参与的魁阁研究为起点,追踪其学术研究的流变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讨论其西北民族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内在理路.谷先生的民族研究在继承魁阁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方法的同时又对其扬弃,形成了一种综合社会调查、经济类型学与文化史研究的民族学.这一风格的民族学基于谷先生之西北民族研究经验与中国民族学的整体观照发展而来,并在其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阐释中得到集中体现.谷先生的民族学对于理解西北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仍有价值.
思想与技术是沿着不同方向、遵从不同逻辑而演进的,技术要不断向前进步,技术的革新要突破旧技术的限制,而思想的演变往往是在回顾和反思中进行的.重温经典,重读费孝通的文化
五代十国,天下剖分,道德沦丧,士风颓坏,生民涂炭,徐铉不遗余力地弘扬儒家伦理纲纪,提出以“赤心”为准则重建君臣伦理,并积极推进以儒士为核心的文官秩序的建设,宣扬契合儒家
既有研究倾向于认为慢性病带来患者人生进程的破坏,他们只能带病生存。基于一个侗寨的调查,本文认为虽然慢性病带给患者及其家人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人们不仅要生存,还要努力在地方道德世界中过有道德的生活。患者尝试与疾病共处,寻求患病状态下的生活方式,继续保持着与公共生活的联系。慢性病人并没有因为疾病而放弃家庭的角色,继续力所能及地承担家庭的事务。在照护和被照护之间,患者和家人一道体验到各种无奈和痛苦,但也经历着道德意识和责任感的不断深化。即使面对严重的病痛,有道德的生活也意味着患者要坚强地活着,这不仅缘于生命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开展地区间的协作与构建全球合作不仅仅是一句政治口号,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着力点。亚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民族最多样、文化事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必要在亚洲范围内促进不同民族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在理论和实践上强化对亚洲这一生活区域的认同感。构建"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需要的历程也并非我们所能想到的那么短暂,这是一条漫长的充满坎坷的道路,然而"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并非不可实现。构建一个有助于推动亚洲民族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促进亚洲各国的学术精英对
本文以一个川西山村的旅游业探索为个案,推进对旅游想象、生活型乡村旅游、农业遗产旅游的研究。旅游移民把摆脱城市病的希望寄托于乡村,试图回归自然田园、传统农作和人情往来。在农业遗产实践中旅游想象的虚构性日渐暴露,旅游移民对农业遗产的接受度和利用度决定其乡村旅居生活的质量和时长。社会二元结构下城乡权力的不对等以及基层公共事务中官民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乡村基层政府和体制精英对城市人的旅游需求作虚幻想象,从而在农业遗产的扬弃中实行景观改造和旅游规划。而当地农民的某些农业思想也制约了乡村旅游规划的想象力,他们对农业技能
乡村研究是人类学关注的传统话题,也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领域.在近代以来的汉语人类学界,除了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开创的村落研究等早期议题外,仅以改革开放后建立的人类
村干部曾被视作既是农民群众的“当家人”,又是国家的“代理人”.这表现在制度安排上就是,村干部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又受到上级的指导、监督、约束,完成上级委派的任务.只是
改革开放前,广大农民被严格限制在农产品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领域之内,产品结构也比较单一.而且,农民往城市流动也受到户籍政策的严格限制,无法广泛地从事工商业并提高收入.rn
谈乡村振兴首先需要弄清楚乡村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何在.仅从物质功能的角度来认识乡村,显然无法洞察乡村在中国社会中的真正位置,也无法把握乡村振兴的历史意义.因为如果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