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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从1979年世界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1988年确立世界艾滋病日，这一沉重的节日已走过了21年。
截至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据卫生部估算，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这其中可能有44万人不知晓自己已被感染。去年我国内地新增感染者5万人，相当于每天有140人被感染。去年，艾滋病患者性传播途径所占比例达54.6%，超过吸毒传播，首度成为传播的主要途径。
在没有接触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环境之前，他们在我的感觉里是一个遥远、神秘而又沉重的概念，他们也许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或有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他们的生活极端育苦且是灰暗的，等待他们的只有不甘心的死亡。
在与艾滋病患者、医生、护士连续3天的接触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了一个个令人震撼的生命，走进了一个个与艾滋病魔抗争不息的故事里……
艾滋病与钱
北京地铁4号线某施工工地有一位50多岁的河南籍工人，他是艾滋病患者，仍从事着繁重的建筑工作，只为给儿子攒一笔钱娶媳妇。妻子因艾滋病已病故，他在妻子坟旁买了一块地，留给自己，等赚够钱就回去。
记者知道这个工人的姓名、籍贯，为了不泄露他的隐私，便以其家属的身份在这一片工地找了一上午，未果。
下午，在北京佑安医院的C楼里，艾滋病患者的病房区窗上糊着报纸。推开门进来，是一片极安静的世界，长长的走廊里洒满了夕阳的余辉，明亮而温暖。与其它医疗单位所不同的是，佑安医院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收住我国较早的一批艾滋病患者。现在，这里还是艾滋病科研场所，一批来自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定期接受治疗，检查、服药、住院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回老家。所以他们还有另一个身份——科研对象。这些艾滋病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的药、食、宿都是免费的，政府每月还会给每个人发500元的补助。
在走廊里，有几位大爷、大哥晒太阳，看到记者来，他们新奇地盯着我们看。医院有规定，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和安全，严格限制媒体采访艾滋病患者。记者在采访医护工作者的空隙里，和这些患者聊天，他们是一群来自河南的朴实农民，真实、直白、坦诚。
L大爷，60多岁，身体很健壮，蓝条病服外面套着一件深蓝色的毛马夹。平头、浓眉大眼、古铜色的脸印着几道深皱纹，特别引起记者注意是，他浓浓的黑眉毛里蹿出几根笔挺的长寿眉。L大爷得艾滋病，是因为16年前的一次单采血浆的卖血经历。
1979年中国刚开始实行有偿献浆时，营养费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很具有吸引力。到了90年代中期，以河南为代表的“以血致富”运动正在进行着，胳膊一伸，皮筋一勒，青筋崩起，手掌一伸一握间，一次赚得50元。这针头插入的胳膊不但有60多岁的农民还有10几岁的孩子。为了卖血，50岁以上的人，把白发染黑；10来岁的孩子，谎报已满18岁。
1992年时，L大爷家里很困难，一家老小要吃饭，老大、老二要交学费。凑不来钱的L大爷和村里人一块搭上了卖血的车，那个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病叫“艾滋病”。这次卖血，他挣了二百多块钱，“血头”在中间克扣了几十块，L大爷带着卖血换来的钱给孩子交了学费。
到了1993年，周围的村民有查出来得了艾滋病的，L大爷也查出自己得了艾滋病。噩耗临头，“怕也没用啊，摊上了这病谁也没有招儿，没招儿！”L大爷操着河南话无奈地说。
这期间不是没有医护人员发现艾滋病，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王淑平首次在献浆员中发现HIV感染者，但也因此失去了她那份安稳的工作。
L大爷讲着讲着，病房来了首都医科大学的志愿者们，他们每周都会来一次跟病人聊天。小护士刘卉一遍遍“警告”我们不要和病人交谈，还低声跟我说把刚拍的照片都删了。L大爷则憨厚地对小护士说：“再聊一会，再聊一会”。刘卉皱起眉头，左右为难，“大爷，这是为您好呀，咱们医院也有规定的。”大爷憨憨地又笑了，记者不得不结束对话。
现在L大爷家的孩子，老大博士毕业后在国家科学院工作，老二是火车驾驶员，老三准备高考呢。也许这份沉重的父爱让孩子没有理由不出色。L大爷在小护士刘卉的督促下回到了病房，和志愿者们一起聊起了天。
这个“厉害”的小护士刘卉在病房里很受病人喜欢，病人对记者说：“因为小刘跟别的护士不一样，她不像护士。”26岁的她，1米75大高个儿，说话的时候她一双大眼睛忽闪闪的，这个青春、活泼、漂亮的护士亲身经历了中国近几年的很多大事。2003年，SARS时期她在抗击非典的一线病房；汶川地震时期她参加了120救援队；奥运会期间，她是第386棒奥运火炬手，跑牛街线。
能成为奥运火炬手，“当时也是我的一位病人给我报的名，病人说我们不能成为奥运火炬手，希望你可以代表我们艾滋病患者”，还没有心理准备的小刘就这样一轮一轮选拔、淘汰，在面试演讲时，她没有照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说。而“奥运会不应该仅仅是健康人的奥运会，更应该是所有人的运动会，艾滋病人也积极关注、渴望参与奥运盛事。”——这句油然而生的话，使这个平凡的小护士从上万的提名者中脱颖而出。
“我从来不把他们当作病人”，所以刘卉能跟大家打成一片，没有距离。吃饭时，她看到一个感染者碗里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会夹进自己的碗里。艾滋病患者也把她当作朋友和亲人看，“有一次我没有照顾好病人，领导批评我了，我就哭了，结果呼啦一下病房里的人都围着领导开始给我说情，把我弄得特别不好意思，本来就是我做得不好。”刘卉笑着说。
艾滋病与性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
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是无法按耐的情怀。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请跟我来。”
——“别说，别说什么，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你不用说，你的眼睛告诉了我”。
孟林（化名）的博客里放着苏芮的这首《请跟我来》。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生意如日中天，人生辉煌得意，也是80年代末他因性传播途径染上艾滋病。
徐莲芝，一位从事艾滋病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医学专家，1959年分配到北京佑安医院。1989年接触到我国第一例正常体检查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50年的从医生涯，使得74岁的老太太退休十多年了还习惯到医院上班。
两人因为艾滋病，建起了长达12年的母子情谊。
记者采访徐莲芝老人时，老人家正在出门诊。记者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两个小时，隔着玻璃门目睹了徐莲芝老人给病人问诊时的情景。身着白大褂，一副厚厚的老花镜低低地搭在鼻梁上，脸上有些老年斑，面容平和却已有几分憔悴和疲劳，但透过老花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老人依旧目光如炬。老人早早地穿起了厚厚的毡底棉鞋，双脚老老实实地并在一起，秋裤角不规整地塞在袜子里。74岁的她除了是医生，还是一位患有高血压靠药物维持生命的病人。
徐大夫正在给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士问诊。这个男子一身名牌，略显疲惫。徐大夫平和地注视着他，跟他说着话，时而转向电脑挪着鼠标。
中年男子虔诚地盯着徐大夫，点头，继而叹息、低着头沉默不语。同样的动作重复了四、五次。记者观察到，当给病人检查身体时，老人家直接用手在患者身上按压、查看。在徐大夫低头写病例时，男子频繁而警惕地观察外面候诊的人，目光中带着几分紧张和不友善。
上个世纪80、90年代，绝大部分人曾认为：“艾滋病=乱性=道德沦丧”，而中国人在性问题上的传统道德观念一定能成功阻挡艾滋病在我国蔓延。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才使得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得了病后惊恐万分，而来自心理、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往往使病人的精神状态濒于崩溃。
艾滋病患者孟林在博客中记载自己的心路，自从接到艾滋病化验报告后，他一夜之间失去所有。哥嫂将他逐出家门，为了不让母亲伤心，孟林骗母亲说自己出国，于是在那年的新春佳节他离开了家，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徐莲芝：“病在自己身上他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别人最需要什么。作为一个疾病患者，他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他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药好了，自己活过来了就足够了。他四处去申请钱，看别的病人够不够钱治病，搞科研经费够不够。人，大概就这样，伟大之处就是奉献，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几十年来，徐大夫不知道让多少患者重新点燃了心中的希望，她自己都估摸不出来到底诊断过多少病人。徐莲芝大夫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国际贝利玛丁奖的医护人员，这个奖是联合国专门用来表彰在预防艾滋病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而设立的。今年艾滋病患者孟林也获得了这项殊荣。
艾滋病与无知
连续3天的采访结束后，记者看着拍摄的照片，枣红色的夕阳里，身患艾滋病的L大爷就像老爷爷给孩子讲故事一样跟记者聊天，他面容慈祥，眼神中带着农民特有的质朴和诚实，如果不是艾滋病他不会走进我们的视野。而实际上，他只是得了一种叫艾滋的病，除此之外他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见到这些艾滋病患者，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在他们的意念中，活着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活着是生命的头等大事，生命不能放弃。他们中有的为了生活而遭遇血祸，有的因为一个错误给付出生命的代价，可不管怎样他们在被宣判死亡之后已孱弱至极。但为什么健康的我们对于这样羸弱的人如此恐惧和排斥呢？是艾滋病可怕，还是对艾滋病的无知所产生的恐慌更可怕呢？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披露，出于对羞辱和歧视的畏惧，中国70万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有3.5万—4万名艾滋病人正在接受治疗，但有两倍于此数的病人需要药物但不敢接受血液测试，或是测试后不敢取结果，生怕从此被贴上“艾滋病感染者”的标签。相对于70万的艾滋病患者，仅是一小部分参与了艾滋病病毒检测，为数更少的人愿意接受治疗，而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相关检查，甚至没有意识到已经受到感染，这对于艾滋病防疫工作是十分不利的。
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也承认说，在被检测出ＨＩＶ阳性人群中，仅有五分之一的人接受了政府提供的免费治疗，其余的人则由于怕遭到歧视而拒绝接受治疗。
经过我国政府近年来的努力，普及工作已经卓有成效，但不得不承认，艾滋病相关知识在高危人群中覆盖面很小，而有恐惧心理的人还比较广泛，恐惧恰恰源自于对艾滋病知识的不了解。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9月份公布的调查显示，在中国的6个城市中超过6000名受访者中，近10%的人甚至以为与艾滋病人共处一室就会被传染。超过2/3的人不愿意与感染者共处一室，1/5的人表示即使是亲戚得了艾滋病他们也不愿接触关照，有超过1/3受访者认为，通过性交或吸毒而感染上艾滋病的人是罪有应得。
对于艾滋病者来讲，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歧视。
人的一生早晚都要面对死亡，而当生命个体与死亡猝然相遇时，那种面对死亡的寒冷与孤独感被众人分担时，由此产生的极端情绪才会平复，人性之美才能得以昭示，绝望的双眼才会透进生命之光。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艾滋病病人少一份冷漠与歧视，多一份关爱与理解，对艾滋病多一点了解，只要多一点点，对于他们来讲，已经很多很多了，已经足可以让他们摘下黑色的眼镜昂起头来自由地站在阳光下了。这不仅仅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更是代表人类面对共同的灾难时的勇气和信心。
截至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据卫生部估算，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这其中可能有44万人不知晓自己已被感染。去年我国内地新增感染者5万人，相当于每天有140人被感染。去年，艾滋病患者性传播途径所占比例达54.6%，超过吸毒传播，首度成为传播的主要途径。
在没有接触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环境之前，他们在我的感觉里是一个遥远、神秘而又沉重的概念，他们也许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或有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他们的生活极端育苦且是灰暗的，等待他们的只有不甘心的死亡。
在与艾滋病患者、医生、护士连续3天的接触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了一个个令人震撼的生命，走进了一个个与艾滋病魔抗争不息的故事里……
艾滋病与钱
北京地铁4号线某施工工地有一位50多岁的河南籍工人，他是艾滋病患者，仍从事着繁重的建筑工作，只为给儿子攒一笔钱娶媳妇。妻子因艾滋病已病故，他在妻子坟旁买了一块地，留给自己，等赚够钱就回去。
记者知道这个工人的姓名、籍贯，为了不泄露他的隐私，便以其家属的身份在这一片工地找了一上午，未果。
下午，在北京佑安医院的C楼里，艾滋病患者的病房区窗上糊着报纸。推开门进来，是一片极安静的世界，长长的走廊里洒满了夕阳的余辉，明亮而温暖。与其它医疗单位所不同的是，佑安医院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收住我国较早的一批艾滋病患者。现在，这里还是艾滋病科研场所，一批来自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定期接受治疗，检查、服药、住院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回老家。所以他们还有另一个身份——科研对象。这些艾滋病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的药、食、宿都是免费的，政府每月还会给每个人发500元的补助。
在走廊里，有几位大爷、大哥晒太阳，看到记者来，他们新奇地盯着我们看。医院有规定，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和安全，严格限制媒体采访艾滋病患者。记者在采访医护工作者的空隙里，和这些患者聊天，他们是一群来自河南的朴实农民，真实、直白、坦诚。
L大爷，60多岁，身体很健壮，蓝条病服外面套着一件深蓝色的毛马夹。平头、浓眉大眼、古铜色的脸印着几道深皱纹，特别引起记者注意是，他浓浓的黑眉毛里蹿出几根笔挺的长寿眉。L大爷得艾滋病，是因为16年前的一次单采血浆的卖血经历。
1979年中国刚开始实行有偿献浆时，营养费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很具有吸引力。到了90年代中期，以河南为代表的“以血致富”运动正在进行着，胳膊一伸，皮筋一勒，青筋崩起，手掌一伸一握间，一次赚得50元。这针头插入的胳膊不但有60多岁的农民还有10几岁的孩子。为了卖血，50岁以上的人，把白发染黑；10来岁的孩子，谎报已满18岁。
1992年时，L大爷家里很困难，一家老小要吃饭，老大、老二要交学费。凑不来钱的L大爷和村里人一块搭上了卖血的车，那个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病叫“艾滋病”。这次卖血，他挣了二百多块钱，“血头”在中间克扣了几十块，L大爷带着卖血换来的钱给孩子交了学费。
到了1993年，周围的村民有查出来得了艾滋病的，L大爷也查出自己得了艾滋病。噩耗临头，“怕也没用啊，摊上了这病谁也没有招儿，没招儿！”L大爷操着河南话无奈地说。
这期间不是没有医护人员发现艾滋病，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王淑平首次在献浆员中发现HIV感染者，但也因此失去了她那份安稳的工作。
L大爷讲着讲着，病房来了首都医科大学的志愿者们，他们每周都会来一次跟病人聊天。小护士刘卉一遍遍“警告”我们不要和病人交谈，还低声跟我说把刚拍的照片都删了。L大爷则憨厚地对小护士说：“再聊一会，再聊一会”。刘卉皱起眉头，左右为难，“大爷，这是为您好呀，咱们医院也有规定的。”大爷憨憨地又笑了，记者不得不结束对话。
现在L大爷家的孩子，老大博士毕业后在国家科学院工作，老二是火车驾驶员，老三准备高考呢。也许这份沉重的父爱让孩子没有理由不出色。L大爷在小护士刘卉的督促下回到了病房，和志愿者们一起聊起了天。
这个“厉害”的小护士刘卉在病房里很受病人喜欢，病人对记者说：“因为小刘跟别的护士不一样，她不像护士。”26岁的她，1米75大高个儿，说话的时候她一双大眼睛忽闪闪的，这个青春、活泼、漂亮的护士亲身经历了中国近几年的很多大事。2003年，SARS时期她在抗击非典的一线病房；汶川地震时期她参加了120救援队；奥运会期间，她是第386棒奥运火炬手，跑牛街线。
能成为奥运火炬手，“当时也是我的一位病人给我报的名，病人说我们不能成为奥运火炬手，希望你可以代表我们艾滋病患者”，还没有心理准备的小刘就这样一轮一轮选拔、淘汰，在面试演讲时，她没有照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说。而“奥运会不应该仅仅是健康人的奥运会，更应该是所有人的运动会，艾滋病人也积极关注、渴望参与奥运盛事。”——这句油然而生的话，使这个平凡的小护士从上万的提名者中脱颖而出。
“我从来不把他们当作病人”，所以刘卉能跟大家打成一片，没有距离。吃饭时，她看到一个感染者碗里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会夹进自己的碗里。艾滋病患者也把她当作朋友和亲人看，“有一次我没有照顾好病人，领导批评我了，我就哭了，结果呼啦一下病房里的人都围着领导开始给我说情，把我弄得特别不好意思，本来就是我做得不好。”刘卉笑着说。
艾滋病与性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
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是无法按耐的情怀。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请跟我来。”
——“别说，别说什么，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你不用说，你的眼睛告诉了我”。
孟林（化名）的博客里放着苏芮的这首《请跟我来》。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生意如日中天，人生辉煌得意，也是80年代末他因性传播途径染上艾滋病。
徐莲芝，一位从事艾滋病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医学专家，1959年分配到北京佑安医院。1989年接触到我国第一例正常体检查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50年的从医生涯，使得74岁的老太太退休十多年了还习惯到医院上班。
两人因为艾滋病，建起了长达12年的母子情谊。
记者采访徐莲芝老人时，老人家正在出门诊。记者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两个小时，隔着玻璃门目睹了徐莲芝老人给病人问诊时的情景。身着白大褂，一副厚厚的老花镜低低地搭在鼻梁上，脸上有些老年斑，面容平和却已有几分憔悴和疲劳，但透过老花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老人依旧目光如炬。老人早早地穿起了厚厚的毡底棉鞋，双脚老老实实地并在一起，秋裤角不规整地塞在袜子里。74岁的她除了是医生，还是一位患有高血压靠药物维持生命的病人。
徐大夫正在给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士问诊。这个男子一身名牌，略显疲惫。徐大夫平和地注视着他，跟他说着话，时而转向电脑挪着鼠标。
中年男子虔诚地盯着徐大夫，点头，继而叹息、低着头沉默不语。同样的动作重复了四、五次。记者观察到，当给病人检查身体时，老人家直接用手在患者身上按压、查看。在徐大夫低头写病例时，男子频繁而警惕地观察外面候诊的人，目光中带着几分紧张和不友善。
上个世纪80、90年代，绝大部分人曾认为：“艾滋病=乱性=道德沦丧”，而中国人在性问题上的传统道德观念一定能成功阻挡艾滋病在我国蔓延。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才使得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得了病后惊恐万分，而来自心理、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往往使病人的精神状态濒于崩溃。
艾滋病患者孟林在博客中记载自己的心路，自从接到艾滋病化验报告后，他一夜之间失去所有。哥嫂将他逐出家门，为了不让母亲伤心，孟林骗母亲说自己出国，于是在那年的新春佳节他离开了家，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徐莲芝：“病在自己身上他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别人最需要什么。作为一个疾病患者，他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他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药好了，自己活过来了就足够了。他四处去申请钱，看别的病人够不够钱治病，搞科研经费够不够。人，大概就这样，伟大之处就是奉献，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几十年来，徐大夫不知道让多少患者重新点燃了心中的希望，她自己都估摸不出来到底诊断过多少病人。徐莲芝大夫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国际贝利玛丁奖的医护人员，这个奖是联合国专门用来表彰在预防艾滋病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而设立的。今年艾滋病患者孟林也获得了这项殊荣。
艾滋病与无知
连续3天的采访结束后，记者看着拍摄的照片，枣红色的夕阳里，身患艾滋病的L大爷就像老爷爷给孩子讲故事一样跟记者聊天，他面容慈祥，眼神中带着农民特有的质朴和诚实，如果不是艾滋病他不会走进我们的视野。而实际上，他只是得了一种叫艾滋的病，除此之外他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见到这些艾滋病患者，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在他们的意念中，活着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活着是生命的头等大事，生命不能放弃。他们中有的为了生活而遭遇血祸，有的因为一个错误给付出生命的代价，可不管怎样他们在被宣判死亡之后已孱弱至极。但为什么健康的我们对于这样羸弱的人如此恐惧和排斥呢？是艾滋病可怕，还是对艾滋病的无知所产生的恐慌更可怕呢？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披露，出于对羞辱和歧视的畏惧，中国70万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有3.5万—4万名艾滋病人正在接受治疗，但有两倍于此数的病人需要药物但不敢接受血液测试，或是测试后不敢取结果，生怕从此被贴上“艾滋病感染者”的标签。相对于70万的艾滋病患者，仅是一小部分参与了艾滋病病毒检测，为数更少的人愿意接受治疗，而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相关检查，甚至没有意识到已经受到感染，这对于艾滋病防疫工作是十分不利的。
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也承认说，在被检测出ＨＩＶ阳性人群中，仅有五分之一的人接受了政府提供的免费治疗，其余的人则由于怕遭到歧视而拒绝接受治疗。
经过我国政府近年来的努力，普及工作已经卓有成效，但不得不承认，艾滋病相关知识在高危人群中覆盖面很小，而有恐惧心理的人还比较广泛，恐惧恰恰源自于对艾滋病知识的不了解。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9月份公布的调查显示，在中国的6个城市中超过6000名受访者中，近10%的人甚至以为与艾滋病人共处一室就会被传染。超过2/3的人不愿意与感染者共处一室，1/5的人表示即使是亲戚得了艾滋病他们也不愿接触关照，有超过1/3受访者认为，通过性交或吸毒而感染上艾滋病的人是罪有应得。
对于艾滋病者来讲，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歧视。
人的一生早晚都要面对死亡，而当生命个体与死亡猝然相遇时，那种面对死亡的寒冷与孤独感被众人分担时，由此产生的极端情绪才会平复，人性之美才能得以昭示，绝望的双眼才会透进生命之光。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艾滋病病人少一份冷漠与歧视，多一份关爱与理解，对艾滋病多一点了解，只要多一点点，对于他们来讲，已经很多很多了，已经足可以让他们摘下黑色的眼镜昂起头来自由地站在阳光下了。这不仅仅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更是代表人类面对共同的灾难时的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