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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黔西北大花苗教会音乐的发展史可以理解为基督教在黔西北苗族乃至整个黔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过程的缩影，笔者在田野考察获得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就基督教音乐在大花苗地区的演变过程进行历史回顾和梳理。
关键词：大花苗 基督教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02-0032-03
1904年，生活在贵州省西北部乌蒙山区的大花苗族在西方传教士的引领下整个族群皈依基督教已百年有余，这支苗族至今仍然保留和使用着传教士创造的“苗文”和“波拉德字母谱”，成为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和发展历程的重要历史佐证和文献。由于年代久远以及亲历者们的相继离世，目前可见的有关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音乐发展的文字记载或图片资料几乎难以找寻。笔者自2012年至2015年多次深入贵州省赫章县、威宁县大花苗族基督教教区进行田野考察，在田野考察过程中笔者获得了大量一手文献资料和历史亲历者后人的口述材料，这些珍贵资料的获得，为笔者厘清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音乐发展的基本脉络提供了可能。
基督教最初传入黔西北乌蒙山区苗族社会之时，苗族信徒多以一个苗寨或多个苗寨为中心，在某个信徒家里或空地搭个简易的木屋作为礼拜聚会点，虽然条件极其简陋，但是苗族信徒的热情却非常高。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对外国字的《圣经》和“赞美诗”更是尤如天书一般，完全依赖宣教士们的口传心授，传教工作进程尤为缓慢。
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1903年，英籍内地会牧师党居仁（Adam）开始筹备在葛布（今贵州省赫章县葛布村）建立基督教堂并与苗族信徒张雅各、张马可等一起尝试在罗马字母的基础上结合苗语发音来拼写苗文，试图用这种罗马字母苗文翻译西方教会“赞美诗”。但是，罗马文的拼、读、写与苗族理解和接受的能力依然相差太远，绝大多数信徒不能掌握，最终没能在苗族地区推广起来，目前这种早期的罗马文赞美诗版本在苗族教区已经失传。
1904年，循道公会牧师柏格里在与葛布教堂相距一百多公里的威宁县石门坎开始筹备建立石门坎教堂，并尝试将西方赞美诗的旋律用最简单的全音阶记谱方式在苗区推广。据王树德在《石门坎与花苗》一书记载：“苗族人习惯于阴历每年五月初五在山坡上举行盛大的花山节，这时候会有几千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吹芦笙，唱山歌，尽情欢娱。在这一天节庆时刻，伯格理就以耶稣基督去取代原来无节制的取乐，在那里教苗族人喜气洋洋地唱全音阶谱录的基督教的赞美歌……①”。
为了拉近与大花苗族的感情，传教士们用圣经里“创世纪”“诺亚方舟”“亚当”“夏娃”等人物和故事与苗族“古歌”里传唱的“开天辟地”“洪水滔天”“兄妹结婚”等神话传说附会在一起，所以，一些信徒在听道之后还会不自觉的用本民族的“古歌”旋律来抒发内心的感受。柏格里曾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的场景：“1905年6月30日。在美好的天气中抵达石门坎。在晚间的聚会上，一些苗族人精神抖擞地进行了祈祷。随后，苗族妇女唱起了她们民族的创世古歌，一个女人打头唱，其他人就跟上，她们用的是她们自己令人陶醉的曲调……②”。这是一种纯粹的以苗族“古歌”作为敬拜的表達方式，这种方式后来又被演绎成为一种“土洋结合”的表达，就是以“古歌”的旋律和以《圣经》里的歌词。这种独特的“赞美诗”在当地一些老的信徒中还有人能够哼唱。
因此，早期黔西北大花苗教会仪式音乐多以上述四种“赞美诗”形式为主：1.罗马字母拼写的苗文赞美诗；2.由全音阶记谱的西方赞美诗；3.由苗族“古歌”替代的赞美诗形式；4.“本土”旋律与“外来”歌词相结合的“半本土”化赞美诗。
1905年和1906年石门坎教堂和葛布教堂先后落成，苗族信众有了固定的礼拜场所。基督教“内地会”和“循道公会”分别派外籍牧师伯格理和裴忠谦驻会主持工作，教会生活开始步入正轨，音乐活动也日趋丰富起来。这一时期“波拉德苗文”和“波拉德字母谱”的出现，对教会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年起，伯格理开始与苗族信徒张约翰、杨雅各、汉族教师李斯提反等共同研讨，以简单、易懂为原则，将苗文字母中发音与西方唱名do、re、mi、fa、sol、la极为相似的六个大写声母 T 、3 、）、┌、S、L作为这套特殊记谱法的基本音高符号，再结合英国传统记谱法“sol-fa谱”体系里的节奏、节拍、音高变化、休止等音乐符号元素，创制了“波拉德字母谱”，这套记谱法又被称为“发音谱”“苗谱”“变体字母谱”等。百余年来，这套文字和记谱法以大花苗族基督教信徒为主要传承载体，广泛流传于滇、黔、川边的苗族社会，大大刺激了苗族学习《圣经》和学唱西方“赞美诗”的热情，教会音乐生活因此蓬勃发展，加入教会的信徒人数猛增。“波拉德苗文”和“字母谱”不仅仅成为黔西北苗族唯一记录和保存音乐信息的方式和传播音乐的物化载体，也是促成黔西北苗族短时间内整族皈依基督的一个重要原因。
波拉德字母谱创制出来后，不论是基督教循道公会派系（以石门坎教会为中心）或内地会派系（以葛布教会为代表）的教牧同工开始积极的使用这一套记谱法翻译西方的教会圣歌。笔者在田野考察中有幸收集到数本1905-1949年间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编译和使用过的珍贵圣歌诗谱，这些诗谱分别代表着黔西北苗族教会音乐发展的几个关键性时间节点。
一、《诗篇歌》（《ng〈m～z～》）
《诗篇歌》由基督教循道公会石门坎教会与内地会葛布教会合作编译，刻印版本，具体年代不详，大概成书于1905年-1908年之间。外国传教士为了能让初入教会的信徒更容易的理解《圣经》，便在书中大部分赞美诗的开头都附加一段《圣经》“诗篇”里的经文，先念后唱，这样既加深了对经文的理解又便于记忆，所以名为《诗篇歌》或《经文短歌》。书中有赞美诗50余首，是传教士们运用“波拉德苗文”和“字母谱”进行西方赞美诗翻译过程中的早期尝试。
二、《新老赞美诗》和《福音歌》（《ndó ng〈aKlI》《ng〈aKjUü》） 1908年，石门坎教会的英籍牧师张道惠，苗族传道张夏禹与葛布教会的英籍牧师裴中谦，苗族传道罗旦以里，杨马可等共同合作翻译了《新老赞美诗》和《福音诗》。
《新老赞美诗》具体出版时间不详，里面共有诗歌121首，其中大部分诗歌只有歌词，没有乐谱。《福音诗》1934年正式出版、32开、中华内地会上海出版，共126首，其中大部分诗歌只有歌词，没有乐谱。这两本乐谱现保存于葛布教会图书馆。
三、《赞美诗》（《ta l K ng〈》）
1939年，时任葛布教会驻会牧师刘谷森（美籍）及其夫人刘师母与葛布教会苗族同工杨志成、王明伦、杨国光、朱德成、张永光、朱文正等在前面三本苗文赞美诗基础上，参考有关英文圣诗选，共摘选诗歌213首编辑出版了《赞美诗》。
刘谷森（美籍）驻葛布教会期间，因为其夫人刘师母精通音律，曾长期在美国的教会里担任司琴。她一来到葛布就发现了苗族天赋的美妙歌喉和音樂悟性。于是，在刘师母的主持下，教会开办了圣经学校，设有音乐班，专门教授乐谱知识，还成立唱诗班，刘师母亲自教授苗族“美声唱法”，培养了不少声乐人才，我们现在听到的苗族唱诗班那别具一格的美声“赞美诗”就源于此。这一时期每逢主日，在做礼拜之前，刘师母都先要组织前来教会礼拜的苗族信徒学习乐理、视唱、教唱赞美诗，这一主日礼拜之前的例行学习在苗族教会延续至今。此外，葛布教会还在各个支堂开办音乐培训班，从唱法、发音、吐字、节奏等各方面对圣歌演唱进行统一的规范。刘师母服务葛布教会时带来了一架脚踏风琴，这是葛布教会拥有的第一件大型西洋乐器。1940年刘谷森和刘师母离开葛布，“内地会”总会派美籍牧师艾文斯入驻葛布，艾师母负责在圣经学校教课，在教会音乐方面继承了刘师母的工作，这一时期，是葛布教会的大发展时期，也是大花苗教会音乐发展的重要时期。
四、苗文《颂主圣歌》（《ta lK jè ng〈》）
1946年，罗伟德（澳大利亚籍）继任葛布教会牧师，召集教会长老、传道，学校部分教师共同研究，将教会使用的《赞美诗》归类整理，又新增补“苗族灵歌”“福音歌”“赞美诗”等共计圣歌275首，易名《颂主圣歌》。
这本苗文《颂主圣歌》开始有了部分四声部诗歌，且所有四声部诗歌均由葛布圣经学校师生反复咏唱矫正。1948年由嘎基教会杨国光传道带到昆明内地会印刷厂印刷出版，1949年再版10000册，各地教会咏唱至今。此版苗文《颂主圣歌》特别讲究苗语语音与乐谱的韵脚，开创了苗族演唱四声部的先河，歌词采用了改良后的“波拉德苗文”。③
1932年到1946年，经过刘谷森及刘师母、艾文斯及艾师母、罗伟德三任驻会牧师以及苗族传道在改良诗歌版本方面及音乐培训方面的不懈努力，大花苗教会音乐生活蓬勃发展，信徒学习和演唱圣歌的热情空前高涨，苗族天赋的歌喉和音乐灵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发挥。以前大花苗吟唱“古歌”曲调凄凉哀婉，体现的是生活的绝望，现在唱圣歌高亢澎湃，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表现了黔西北苗族对“神”的敬拜与赞美，其实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新的歌声（既是新的内容，也是新的形势），传递一个古老民族对新生活的希望！在教堂集体礼拜并高唱圣歌，让这支千百年来“迁徙无恒”的民族找到了归属感，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唱“赞美诗”，成为黔西北苗族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1949年，澳大利亚籍牧师罗伟德撤离葛布，教会工作由杨志诚牧师接替。1956年宗教肃反运动开始，教会活动停止，1958年黔西北苗族教会被迫关闭，1978年教会重新开放。值得一提的是，从1958-1978年黔西北基督教会关闭的20年间，虽然《圣经》和赞美诗本历经几次清缴烧毁，但是黔西北大花苗教会活动并未真正停止，用信徒们的话说：“自体的肉身越是历经磨难，心里的灵性就越是充满”。这一时期，很多信徒开始启示灵歌，这种由个人内在生命和灵性经历的表达“……如涌流出万股清泉，滋润着信徒们干渴的心田。一首诗歌的启示和咏唱，把人们从困苦的玛拉带到喜悦的以琳”！④
1949年以前的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音乐发展史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赞美诗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1906-1949年间，石门坎教会、葛布教会、结构彝族教会的教牧同工使用“苗文”和“苗谱”先后出版了《诗篇歌》《新老赞美诗》《福音诗》、彝文《颂主圣歌》、小花苗《颂主圣歌》、苗文《颂主圣歌》等圣歌诗本。葛布教会开设音乐班和唱诗班，教授苗族西方音乐基础知识和西洋美声唱法；崇拜仪式上曾用口琴、手风琴、脚踏风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伴奏。传教士们按照西方教会模式主导着黔西北大花苗教会的音乐生活。
如果说圣经里的文字对苗族社会产生了长期的影响，那么“赞美诗”却是在顷刻间深入了苗族人的心。西方传教士通过赞美诗的普及获得了一种快速的文化手段，达到“解构”和“建构”黔西北苗族社会的目的。1950年-1978年间，教会音乐活动转入地下，苗族信徒以背诵、默咏、手抄的形式将教会音乐文化传承下来，同时，在这段动乱岁月，大花苗族产生和释放了自身的灵性和感悟，并收获了真正属于苗族信徒的圣歌——“苗族灵歌”！⑤
注释：
①东人达：《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页。
②东人达：《在未知的中国》，第709页。
③杨志诚校长与刘谷森夫妇在伯格里苗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二次改革，将苗文的部分声母添上半浊音（半鼻音），使苗文发音更为准确和完善。加之原有声母共60个。
④基督教葛布教会百年史编写组编：《基督教葛布教会百年史1904-2004》内部发行。
⑤陈蓓：《苗族“灵歌”简析——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音乐文化研究之一》，《中国音乐学》，2016年版第1期，第63页。
关键词：大花苗 基督教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02-0032-03
1904年，生活在贵州省西北部乌蒙山区的大花苗族在西方传教士的引领下整个族群皈依基督教已百年有余，这支苗族至今仍然保留和使用着传教士创造的“苗文”和“波拉德字母谱”，成为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和发展历程的重要历史佐证和文献。由于年代久远以及亲历者们的相继离世，目前可见的有关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音乐发展的文字记载或图片资料几乎难以找寻。笔者自2012年至2015年多次深入贵州省赫章县、威宁县大花苗族基督教教区进行田野考察，在田野考察过程中笔者获得了大量一手文献资料和历史亲历者后人的口述材料，这些珍贵资料的获得，为笔者厘清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音乐发展的基本脉络提供了可能。
基督教最初传入黔西北乌蒙山区苗族社会之时，苗族信徒多以一个苗寨或多个苗寨为中心，在某个信徒家里或空地搭个简易的木屋作为礼拜聚会点，虽然条件极其简陋，但是苗族信徒的热情却非常高。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对外国字的《圣经》和“赞美诗”更是尤如天书一般，完全依赖宣教士们的口传心授，传教工作进程尤为缓慢。
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1903年，英籍内地会牧师党居仁（Adam）开始筹备在葛布（今贵州省赫章县葛布村）建立基督教堂并与苗族信徒张雅各、张马可等一起尝试在罗马字母的基础上结合苗语发音来拼写苗文，试图用这种罗马字母苗文翻译西方教会“赞美诗”。但是，罗马文的拼、读、写与苗族理解和接受的能力依然相差太远，绝大多数信徒不能掌握，最终没能在苗族地区推广起来，目前这种早期的罗马文赞美诗版本在苗族教区已经失传。
1904年，循道公会牧师柏格里在与葛布教堂相距一百多公里的威宁县石门坎开始筹备建立石门坎教堂，并尝试将西方赞美诗的旋律用最简单的全音阶记谱方式在苗区推广。据王树德在《石门坎与花苗》一书记载：“苗族人习惯于阴历每年五月初五在山坡上举行盛大的花山节，这时候会有几千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吹芦笙，唱山歌，尽情欢娱。在这一天节庆时刻，伯格理就以耶稣基督去取代原来无节制的取乐，在那里教苗族人喜气洋洋地唱全音阶谱录的基督教的赞美歌……①”。
为了拉近与大花苗族的感情，传教士们用圣经里“创世纪”“诺亚方舟”“亚当”“夏娃”等人物和故事与苗族“古歌”里传唱的“开天辟地”“洪水滔天”“兄妹结婚”等神话传说附会在一起，所以，一些信徒在听道之后还会不自觉的用本民族的“古歌”旋律来抒发内心的感受。柏格里曾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的场景：“1905年6月30日。在美好的天气中抵达石门坎。在晚间的聚会上，一些苗族人精神抖擞地进行了祈祷。随后，苗族妇女唱起了她们民族的创世古歌，一个女人打头唱，其他人就跟上，她们用的是她们自己令人陶醉的曲调……②”。这是一种纯粹的以苗族“古歌”作为敬拜的表達方式，这种方式后来又被演绎成为一种“土洋结合”的表达，就是以“古歌”的旋律和以《圣经》里的歌词。这种独特的“赞美诗”在当地一些老的信徒中还有人能够哼唱。
因此，早期黔西北大花苗教会仪式音乐多以上述四种“赞美诗”形式为主：1.罗马字母拼写的苗文赞美诗；2.由全音阶记谱的西方赞美诗；3.由苗族“古歌”替代的赞美诗形式；4.“本土”旋律与“外来”歌词相结合的“半本土”化赞美诗。
1905年和1906年石门坎教堂和葛布教堂先后落成，苗族信众有了固定的礼拜场所。基督教“内地会”和“循道公会”分别派外籍牧师伯格理和裴忠谦驻会主持工作，教会生活开始步入正轨，音乐活动也日趋丰富起来。这一时期“波拉德苗文”和“波拉德字母谱”的出现，对教会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年起，伯格理开始与苗族信徒张约翰、杨雅各、汉族教师李斯提反等共同研讨，以简单、易懂为原则，将苗文字母中发音与西方唱名do、re、mi、fa、sol、la极为相似的六个大写声母 T 、3 、）、┌、S、L作为这套特殊记谱法的基本音高符号，再结合英国传统记谱法“sol-fa谱”体系里的节奏、节拍、音高变化、休止等音乐符号元素，创制了“波拉德字母谱”，这套记谱法又被称为“发音谱”“苗谱”“变体字母谱”等。百余年来，这套文字和记谱法以大花苗族基督教信徒为主要传承载体，广泛流传于滇、黔、川边的苗族社会，大大刺激了苗族学习《圣经》和学唱西方“赞美诗”的热情，教会音乐生活因此蓬勃发展，加入教会的信徒人数猛增。“波拉德苗文”和“字母谱”不仅仅成为黔西北苗族唯一记录和保存音乐信息的方式和传播音乐的物化载体，也是促成黔西北苗族短时间内整族皈依基督的一个重要原因。
波拉德字母谱创制出来后，不论是基督教循道公会派系（以石门坎教会为中心）或内地会派系（以葛布教会为代表）的教牧同工开始积极的使用这一套记谱法翻译西方的教会圣歌。笔者在田野考察中有幸收集到数本1905-1949年间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编译和使用过的珍贵圣歌诗谱，这些诗谱分别代表着黔西北苗族教会音乐发展的几个关键性时间节点。
一、《诗篇歌》（《ng〈m～z～》）
《诗篇歌》由基督教循道公会石门坎教会与内地会葛布教会合作编译，刻印版本，具体年代不详，大概成书于1905年-1908年之间。外国传教士为了能让初入教会的信徒更容易的理解《圣经》，便在书中大部分赞美诗的开头都附加一段《圣经》“诗篇”里的经文，先念后唱，这样既加深了对经文的理解又便于记忆，所以名为《诗篇歌》或《经文短歌》。书中有赞美诗50余首，是传教士们运用“波拉德苗文”和“字母谱”进行西方赞美诗翻译过程中的早期尝试。
二、《新老赞美诗》和《福音歌》（《ndó ng〈aKlI》《ng〈aKjUü》） 1908年，石门坎教会的英籍牧师张道惠，苗族传道张夏禹与葛布教会的英籍牧师裴中谦，苗族传道罗旦以里，杨马可等共同合作翻译了《新老赞美诗》和《福音诗》。
《新老赞美诗》具体出版时间不详，里面共有诗歌121首，其中大部分诗歌只有歌词，没有乐谱。《福音诗》1934年正式出版、32开、中华内地会上海出版，共126首，其中大部分诗歌只有歌词，没有乐谱。这两本乐谱现保存于葛布教会图书馆。
三、《赞美诗》（《ta l K ng〈》）
1939年，时任葛布教会驻会牧师刘谷森（美籍）及其夫人刘师母与葛布教会苗族同工杨志成、王明伦、杨国光、朱德成、张永光、朱文正等在前面三本苗文赞美诗基础上，参考有关英文圣诗选，共摘选诗歌213首编辑出版了《赞美诗》。
刘谷森（美籍）驻葛布教会期间，因为其夫人刘师母精通音律，曾长期在美国的教会里担任司琴。她一来到葛布就发现了苗族天赋的美妙歌喉和音樂悟性。于是，在刘师母的主持下，教会开办了圣经学校，设有音乐班，专门教授乐谱知识，还成立唱诗班，刘师母亲自教授苗族“美声唱法”，培养了不少声乐人才，我们现在听到的苗族唱诗班那别具一格的美声“赞美诗”就源于此。这一时期每逢主日，在做礼拜之前，刘师母都先要组织前来教会礼拜的苗族信徒学习乐理、视唱、教唱赞美诗，这一主日礼拜之前的例行学习在苗族教会延续至今。此外，葛布教会还在各个支堂开办音乐培训班，从唱法、发音、吐字、节奏等各方面对圣歌演唱进行统一的规范。刘师母服务葛布教会时带来了一架脚踏风琴，这是葛布教会拥有的第一件大型西洋乐器。1940年刘谷森和刘师母离开葛布，“内地会”总会派美籍牧师艾文斯入驻葛布，艾师母负责在圣经学校教课，在教会音乐方面继承了刘师母的工作，这一时期，是葛布教会的大发展时期，也是大花苗教会音乐发展的重要时期。
四、苗文《颂主圣歌》（《ta lK jè ng〈》）
1946年，罗伟德（澳大利亚籍）继任葛布教会牧师，召集教会长老、传道，学校部分教师共同研究，将教会使用的《赞美诗》归类整理，又新增补“苗族灵歌”“福音歌”“赞美诗”等共计圣歌275首，易名《颂主圣歌》。
这本苗文《颂主圣歌》开始有了部分四声部诗歌，且所有四声部诗歌均由葛布圣经学校师生反复咏唱矫正。1948年由嘎基教会杨国光传道带到昆明内地会印刷厂印刷出版，1949年再版10000册，各地教会咏唱至今。此版苗文《颂主圣歌》特别讲究苗语语音与乐谱的韵脚，开创了苗族演唱四声部的先河，歌词采用了改良后的“波拉德苗文”。③
1932年到1946年，经过刘谷森及刘师母、艾文斯及艾师母、罗伟德三任驻会牧师以及苗族传道在改良诗歌版本方面及音乐培训方面的不懈努力，大花苗教会音乐生活蓬勃发展，信徒学习和演唱圣歌的热情空前高涨，苗族天赋的歌喉和音乐灵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发挥。以前大花苗吟唱“古歌”曲调凄凉哀婉，体现的是生活的绝望，现在唱圣歌高亢澎湃，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表现了黔西北苗族对“神”的敬拜与赞美，其实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新的歌声（既是新的内容，也是新的形势），传递一个古老民族对新生活的希望！在教堂集体礼拜并高唱圣歌，让这支千百年来“迁徙无恒”的民族找到了归属感，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唱“赞美诗”，成为黔西北苗族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1949年，澳大利亚籍牧师罗伟德撤离葛布，教会工作由杨志诚牧师接替。1956年宗教肃反运动开始，教会活动停止，1958年黔西北苗族教会被迫关闭，1978年教会重新开放。值得一提的是，从1958-1978年黔西北基督教会关闭的20年间，虽然《圣经》和赞美诗本历经几次清缴烧毁，但是黔西北大花苗教会活动并未真正停止，用信徒们的话说：“自体的肉身越是历经磨难，心里的灵性就越是充满”。这一时期，很多信徒开始启示灵歌，这种由个人内在生命和灵性经历的表达“……如涌流出万股清泉，滋润着信徒们干渴的心田。一首诗歌的启示和咏唱，把人们从困苦的玛拉带到喜悦的以琳”！④
1949年以前的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音乐发展史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赞美诗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1906-1949年间，石门坎教会、葛布教会、结构彝族教会的教牧同工使用“苗文”和“苗谱”先后出版了《诗篇歌》《新老赞美诗》《福音诗》、彝文《颂主圣歌》、小花苗《颂主圣歌》、苗文《颂主圣歌》等圣歌诗本。葛布教会开设音乐班和唱诗班，教授苗族西方音乐基础知识和西洋美声唱法；崇拜仪式上曾用口琴、手风琴、脚踏风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伴奏。传教士们按照西方教会模式主导着黔西北大花苗教会的音乐生活。
如果说圣经里的文字对苗族社会产生了长期的影响，那么“赞美诗”却是在顷刻间深入了苗族人的心。西方传教士通过赞美诗的普及获得了一种快速的文化手段，达到“解构”和“建构”黔西北苗族社会的目的。1950年-1978年间，教会音乐活动转入地下，苗族信徒以背诵、默咏、手抄的形式将教会音乐文化传承下来，同时，在这段动乱岁月，大花苗族产生和释放了自身的灵性和感悟，并收获了真正属于苗族信徒的圣歌——“苗族灵歌”！⑤
注释：
①东人达：《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页。
②东人达：《在未知的中国》，第709页。
③杨志诚校长与刘谷森夫妇在伯格里苗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二次改革，将苗文的部分声母添上半浊音（半鼻音），使苗文发音更为准确和完善。加之原有声母共60个。
④基督教葛布教会百年史编写组编：《基督教葛布教会百年史1904-2004》内部发行。
⑤陈蓓：《苗族“灵歌”简析——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音乐文化研究之一》，《中国音乐学》，2016年版第1期，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