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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丁大卫：一个活在本色平淡里的美国男人，一位热爱中国孩子的美国朋友。1994年来到中国，从1998年开始在西部从事教育工作，在西部东乡支教8年，筹百万资金建11所乡村学校，2008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候选人，目前淡出公众视野，重温丁大卫，以期更多教育工作者扎根教育、献身教育，社会更多人理解、关爱和支持教育事业。
我上的是美国一个州立大学，在弗吉尼亚州，州立大学的概念就是，如果你是本州的学生，学费很便宜，如果是外州的学生，就要贵好多。我是俄亥俄州出生的，上弗吉尼亚州的州立大学。那个大学特好，有三百年的历史。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是1673建校，我们是1679年建校。像杰斐逊、亚当斯、华盛顿，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我上大学学费比较贵。学校要求学习外语，我想我们说英语的人学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我花那么多的钱，学太简单的，是个浪费，应该选择难度大一点的。对我们说英语的人来说，阿拉伯语非常难，能写、能说、能交流的不多。另外我们学校有日语、中文这些专业，你可以上那个课。我学经济学的那个80年代，苏联的经济、政治我们都学了很多。那个时候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也是一个竞争者，所以我们对这些国家还是比较了解的。说实话，我们美国人不太了解中国。中文是世界第一的大语言。第二、第三是英语和西班牙语。但是说英语和说西班牙语的人加起来没有说中文的人多。我觉得上大学应该多学一点东西。我对中国基本上是一无所知，所以就上一门中文课吧，挑战自己，也许我过不了关，但是可以多学一些东西。谁知道学着就上瘾了，我对中国的好多好多东西非常感兴趣。通过语言你可以学到中国很多风俗习惯和文化。我们两个国家差别太大了，所以中国就非常地吸引我。
到大三的时候我有个机会到北京来，做个留学生。我们打算1989年6月份过来，但那时是个非常时刻，学校取消了这个交流活动。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自己申请了北大的一个进修班，到1989年8月底，我就来到中国了，上了两个学期课，汉语系当中有一个对外汉语中心进修班。我们还上政治课，作为一个美国人，我非常高兴。政治课我上得很认真，我们的老师是北大一个老教授，专门给外国人讲中国政治课，到最后还写PAPER了，一个很小很小的论文，然后考试，那门课我没通过……那门课也特别有意思，那段时间我在北大非常有意思，就已经决定了毕业以后还回到中国来。
我父亲是从一个非常小的村庄“走”出来的，是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他学的是教育学，几年后他还得了一个教育学硕士。我母亲是高中老师。我大哥在美国一个高中教语文。语文的概念是英语老师，对你们来说是外语课，对我们来说是语文课。我的意思是，我大哥、我妈、我爸都是搞教育的，所以我有遗传，可能有天赋，反正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说中文，留在美国有一种多余的感觉，所以想来中国。
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每一年暑假，我都到美国比较贫困的地方，塔克拉基山区、西弗尼亚州、肯德基、田纳西，就那些基本上是搞林业和煤矿的地区。那边是美国最穷的地方。当然跟东乡比，他们挺富的。我们每年都去给他们修房子，我会木匠，可以帮助他们修房子。所以我就已经打算，要回到肯德基，来到中国以后，我再也不想什么肯德基，我想的是“十三个亿”。这么多学生，肯定有更需要我们的。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普及了，虽然质量还需要提高。但我想到中国肯定有一些地方有人还根本上不了学，也没学上，也许我在中国能更发挥作用吧，所以打算毕业以后就去那里。
我是贷款上的大学，我们美国人基本上都是边打工边上学。我是每周四、周五晚上，周六整天，在我们大学旁边那个湖南人开的中国餐厅打工。里面的厨师全是台湾人，刷盘子全是墨西哥人或者波多黎各人，做waiter、waitress的一半都是外国人，像个小联合国，挺好玩的。 我边打工边上学，还贷了一点款，但还不够，所以毕业后我不可能先跑到中国，中国这边赚的钱太少。我在日本当了一年英语老师，一年之内，把钱都还了。
来到中国后，我在珠海工作，有一年暑假，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在宁夏、青海、陕西和甘肃稍微转了一圈。我觉得兰州那个地方很糟糕，感觉我应该留在兰州。因为我想到甘肃比较贫困的地方去，所以我就申请当外教，想到西北师大、兰州大学、兰州一中、兰州实验小学、西北民族学院、兰州工业大学等学校去，我都把我的个人简历，送到那边的外事办公室和教务处，跟他们讲，能不能让我当个外教，好多的学校我都非常感兴趣。那时我已经在中国好几年了，他们看到我对待遇要求很低，且会中文，不需要配翻译，所以他们对我非常感兴趣。西北民族学院想聘我，但没有办法。他们之前聘过一个俄罗斯人、一个英国专家当外教，他们的名额已经用掉了。最后教务处处长和我商量：他们想了一个办法，院长聘请我为院长办公室的一个临时工，没有把我放在外语系或外事办，这样就不存在名额问题了，我是为院长工作。那一年院长把我分配到外语系工作、分配到教务处给其他的系上课，这样我得以留在民族学院。
到了那里，我问过很多人，问西北哪些地方教育落后，他们基本都说是少数民族地区。像新疆那边比较发达一些，维吾尔族可以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考上大学；但是像保安族、裕固族、土族、东乡族等西北特有的一些民族，根本没有那样的条件。我自己也做了一点研究，基础教育方面，就说平均能上多少年的学，按照人口比例，最差的民族就是东乡族，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为保安族，也是甘肃特有的民族。文盲率，东乡族第一，超过80％。他们民族有语言但没文字，所以文盲率很高。广西、云南、贵州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应该有同样的感觉。我给东乡族的孩子讲语文课，对他们来说汉语就是外语。他们基本上不说汉语， 我就是一个外语老师。那边根本不学英语，学外语就是学汉话。很简单，那时我查了一下，所有的统计都指出，最需要教育的就是东乡。
那时东乡族自治县人口是50万，自治县内为26万到28万左右，所以我很想到那个县内发展教育。2000年的时候我很想去，我在西北民族学院认识了一些东乡人，认识一些民族教育者，我可以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得到一些我需要的信息、资料。那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西北民族学院，他们支持我在东乡进行基础教育工作。我很想留在东乡，很想被东乡族自治县教育局聘请为外教，或者当老师、在教育局做工作。
2004年1月1号，我被聘请为东乡族自治县教育局教研室教学顾问，月工资定的是500块，2005年的二月份，我第一次领了工资。那边消费很便宜，我在办公室住，有两三百块就够我生活了。我在东乡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好多人看了一些关于我的电视节目、媒体采访，他们就觉得我在那边是当外语老师，上英语课。英语课，错啦，在东乡这样的地方，对英语是不感兴趣的。东乡吸引我，是因为他们基础教育比较差，没有多少人关注。这是一个穷地方，海拔2600米，缺水地区，黄土高坡，种洋芋和小麦，养羊的比较多。 东乡穷，基础教育差，怎么发展是个大问题。按照2002年的统计，东乡平均水平就是每个人上一年学。穆斯林地区、贫困地区，一般女孩子不让上学；男孩子在村里上一个教学点，一年级到三年级，上完去放羊，去外面打工。平均水平是每个人受一年的教育。那边的情况非常值得我们过去帮帮忙，做点事情。但要做什么事？值得我们思考。那个地方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语言、风俗习惯、宗 教……很多方面，没去过就不知道他们具体需要的是什么，而且是东乡族——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他们应该发展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他们怎样建设他们的生活？ 所以，过去我问他们，你看一个美国人能帮你们什么忙吗？他们基础教育方面缺硬件。如果有学校，教育局可以派老师，财政就可以发工资，日常开支还可以靠学费。但是他们没有钱投资建学校。教育投资不能立刻有收益，所以县财政很少投资教育，好多地方根本没有学校。刚好有个新加坡人，搞一个合资企业在兰州。他们在那里修一个学校花了11万。但没有人帮忙在那里操作，所以我就毛遂自荐，做了个志愿者。学校修得特别简单，一个小平房，还是个教学点，三个教室，五个宿舍，一个很小的校园，围墙、大门、厕所，就这么多。我在那里可以跟老师们、跟教育局的人学习一些，他们可以发现我在什么地方比较有用。
结果许多媒体对我感兴趣，一个美国人，跑到那样的地方去教书，被报道了好多好多次。被报道对东乡还是一件好事，对我自己，我不是特别愿意。通过报道，外面人才知道有个东乡族，才知道这个情况。结果好多人看报道，开始捐钱、捐书、捐旧衣服……捐好多东西，捐的是东乡族自治县丁大卫。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在那边四五年，做过统计，有50多万，这些钱都用得上，要么新建，要么修建学校。有六个，都是小学，三个是教学点，三个是六年制正规小学。上海保险公司给我们捐电脑，我们现在跟北师大实验小学是姊妹学校的关系，他们捐校服、捐书。丁大卫是一个高鼻子的形象，好多人关注。那些好心人和单位都觉得，我一个美国人，500块的工资，肯定不是为了钱，我也不会贪他们的钱。我也非常愿意，每一分钱都用在学校。如果有人给我捐10块钱，这10块钱肯定也是用在学校。我也不需要什么管理费、手续费。
现在在东乡，我是属于教育局，就在县城教育局住，现在已经修了六个学校。我每天的工作有四个方面：一个是修建学校，今年（编者注：访谈的当年）可能还要修建两所学校。人家捐钱是找我，他们愿意这么做，但没人操作。找个工程队，跟教育局、县政府、乡政府就怎样建立学校搞协议，稍微监督一下工程，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刚好我在那里工作。修建学校是第二个方面；建完以后，稍微改善设备、硬件、学校环境。比如说我们那边，好多地方不通电、不通水。去买一些电线和水管，哪里有自来水我们就可以拉过来，这样学校就有水。人家捐了好多图书，每个学校搞图书社。有人家捐电脑，我觉得不必捐电脑，在那边不适用。好多其他设备可以用在学校里，改善学校教学环境。第三个方面就是教师培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项。通过媒体，好多外面的人了解了我们的学校。广东恩溢教育集团，他们在珠海有三个学校，在汕头、澳门还有分校，还有北师大实验小学，现在跟我们结为姊妹学校。每年寒暑假，我带个别老师到北京来，过来听课，跟北京的老师在教学方面进行交流。东乡的老师到广东去，非常有趣，他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火车根本没见过。坐两天两夜的硬座，我们一到广东，尤其到汕头那个学校。第一天稍微听一点课，第二天我们就等不及了，我借一个校车，带他们去看大海是什么样。东乡那边连河流都没有，更不要说湖泊和大海。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喜欢看大海。一年级的语文课文时有关于大海的课文，所以一年级的老师回去以后说，我现在可以真正讲这堂课，给孩子们说大海到底是什么样子，给他们说我的感受。本来大海是两个字，对他们来说，现在我看过了，我在大海里游过了，捡贝壳也很好玩。老师培训不是我直接培训他们，我是给他们机会跟外面的老师——上过师范、上过教育学的人——跟他们一起交流。我没有资格培训他们，但通过我，我可以做一个交流。第四个方面，现在搞东乡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教学项目，是个实验项目，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基金，已经搞了四年。通过让他们学习自己民族语言，然后学汉语，能不能提高基础教育的水平。在东乡，就是因为民族语言的障碍，辍学率还是很高很高的。本来老师的语文水平很差，他们说一个外国人在那里当语文老师，合适不合适？当地的老师说，他的中文比我好多了，他还能发音。我在东乡叫丁老师，但是他们不会发ding，因为东乡语就没有这个音；电灯说成间灯（东乡音）。
大家现在知道了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跑到东乡去。事实上很简单，我的思维，也许是因为信教，非常严格化、理想化。应该当什么样的老师？当然是当一个有用的老师！什么叫有用的老师：哪个地方没有教育，你过去帮帮忙，就很有用、很有意义。哪个地方最需要？就是东乡，于是我就去了！怎么做我也不太清楚。
现在我最看重的是东乡的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这个活动，能够推广他们民族语言，真正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水平，我希望可以做这个事情。当地县政府更愿意我多上电视，多拉赞助。刚刚12月份上了中央电视台三台一个节目，叫做《真情无限》；初八，有一个栏目叫《讲述》，我也刚上了。我现在通过《真情无限》，有三万块要花，不知道花在什么地方。钱我不想要，我想要的是人。如果人可以下去，钱能拿得到。前天我跟一些同学说过了，你可以拿到赞助，可以拿到一些投资基金会给你提供的资金，要搞项目、做事情。如果要在安徽搞一个完全是志愿者的学校，不必太操心经费的问题，他操心的是没有足够的志愿者。钱是有的，说实话，政府的钱已经够了，东乡修学校，政府是可以做的，现在投资方向不是这个。这三万块我肯定能花完，做一些事情，没问题。但我不想做这些事情，东乡县政府他们说，多上电视、多被报道，让人家了解东乡，然后来一些捐款。我一直就不是很想做这些事情，我的理想与行动就是，当一个好老师，做我可以做的事，做我应该做的事。我在那边当老师，还不如我在教育局工作，帮助全县教育方面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媒体的”任务，收捐款的对象，这个我不是很愿意。现在也有这些工作要做，有点被动。我就讲这么多。
我上的是美国一个州立大学，在弗吉尼亚州，州立大学的概念就是，如果你是本州的学生，学费很便宜，如果是外州的学生，就要贵好多。我是俄亥俄州出生的，上弗吉尼亚州的州立大学。那个大学特好，有三百年的历史。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是1673建校，我们是1679年建校。像杰斐逊、亚当斯、华盛顿，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我上大学学费比较贵。学校要求学习外语，我想我们说英语的人学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我花那么多的钱，学太简单的，是个浪费，应该选择难度大一点的。对我们说英语的人来说，阿拉伯语非常难，能写、能说、能交流的不多。另外我们学校有日语、中文这些专业，你可以上那个课。我学经济学的那个80年代，苏联的经济、政治我们都学了很多。那个时候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也是一个竞争者，所以我们对这些国家还是比较了解的。说实话，我们美国人不太了解中国。中文是世界第一的大语言。第二、第三是英语和西班牙语。但是说英语和说西班牙语的人加起来没有说中文的人多。我觉得上大学应该多学一点东西。我对中国基本上是一无所知，所以就上一门中文课吧，挑战自己，也许我过不了关，但是可以多学一些东西。谁知道学着就上瘾了，我对中国的好多好多东西非常感兴趣。通过语言你可以学到中国很多风俗习惯和文化。我们两个国家差别太大了，所以中国就非常地吸引我。
到大三的时候我有个机会到北京来，做个留学生。我们打算1989年6月份过来，但那时是个非常时刻，学校取消了这个交流活动。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自己申请了北大的一个进修班，到1989年8月底，我就来到中国了，上了两个学期课，汉语系当中有一个对外汉语中心进修班。我们还上政治课，作为一个美国人，我非常高兴。政治课我上得很认真，我们的老师是北大一个老教授，专门给外国人讲中国政治课，到最后还写PAPER了，一个很小很小的论文，然后考试，那门课我没通过……那门课也特别有意思，那段时间我在北大非常有意思，就已经决定了毕业以后还回到中国来。
我父亲是从一个非常小的村庄“走”出来的，是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他学的是教育学，几年后他还得了一个教育学硕士。我母亲是高中老师。我大哥在美国一个高中教语文。语文的概念是英语老师，对你们来说是外语课，对我们来说是语文课。我的意思是，我大哥、我妈、我爸都是搞教育的，所以我有遗传，可能有天赋，反正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说中文，留在美国有一种多余的感觉，所以想来中国。
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每一年暑假，我都到美国比较贫困的地方，塔克拉基山区、西弗尼亚州、肯德基、田纳西，就那些基本上是搞林业和煤矿的地区。那边是美国最穷的地方。当然跟东乡比，他们挺富的。我们每年都去给他们修房子，我会木匠，可以帮助他们修房子。所以我就已经打算，要回到肯德基，来到中国以后，我再也不想什么肯德基，我想的是“十三个亿”。这么多学生，肯定有更需要我们的。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普及了，虽然质量还需要提高。但我想到中国肯定有一些地方有人还根本上不了学，也没学上，也许我在中国能更发挥作用吧，所以打算毕业以后就去那里。
我是贷款上的大学，我们美国人基本上都是边打工边上学。我是每周四、周五晚上，周六整天，在我们大学旁边那个湖南人开的中国餐厅打工。里面的厨师全是台湾人，刷盘子全是墨西哥人或者波多黎各人，做waiter、waitress的一半都是外国人，像个小联合国，挺好玩的。 我边打工边上学，还贷了一点款，但还不够，所以毕业后我不可能先跑到中国，中国这边赚的钱太少。我在日本当了一年英语老师，一年之内，把钱都还了。
来到中国后，我在珠海工作，有一年暑假，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在宁夏、青海、陕西和甘肃稍微转了一圈。我觉得兰州那个地方很糟糕，感觉我应该留在兰州。因为我想到甘肃比较贫困的地方去，所以我就申请当外教，想到西北师大、兰州大学、兰州一中、兰州实验小学、西北民族学院、兰州工业大学等学校去，我都把我的个人简历，送到那边的外事办公室和教务处，跟他们讲，能不能让我当个外教，好多的学校我都非常感兴趣。那时我已经在中国好几年了，他们看到我对待遇要求很低，且会中文，不需要配翻译，所以他们对我非常感兴趣。西北民族学院想聘我，但没有办法。他们之前聘过一个俄罗斯人、一个英国专家当外教，他们的名额已经用掉了。最后教务处处长和我商量：他们想了一个办法，院长聘请我为院长办公室的一个临时工，没有把我放在外语系或外事办，这样就不存在名额问题了，我是为院长工作。那一年院长把我分配到外语系工作、分配到教务处给其他的系上课，这样我得以留在民族学院。
到了那里，我问过很多人，问西北哪些地方教育落后，他们基本都说是少数民族地区。像新疆那边比较发达一些，维吾尔族可以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考上大学；但是像保安族、裕固族、土族、东乡族等西北特有的一些民族，根本没有那样的条件。我自己也做了一点研究，基础教育方面，就说平均能上多少年的学，按照人口比例，最差的民族就是东乡族，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为保安族，也是甘肃特有的民族。文盲率，东乡族第一，超过80％。他们民族有语言但没文字，所以文盲率很高。广西、云南、贵州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应该有同样的感觉。我给东乡族的孩子讲语文课，对他们来说汉语就是外语。他们基本上不说汉语， 我就是一个外语老师。那边根本不学英语，学外语就是学汉话。很简单，那时我查了一下，所有的统计都指出，最需要教育的就是东乡。
那时东乡族自治县人口是50万，自治县内为26万到28万左右，所以我很想到那个县内发展教育。2000年的时候我很想去，我在西北民族学院认识了一些东乡人，认识一些民族教育者，我可以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得到一些我需要的信息、资料。那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西北民族学院，他们支持我在东乡进行基础教育工作。我很想留在东乡，很想被东乡族自治县教育局聘请为外教，或者当老师、在教育局做工作。
2004年1月1号，我被聘请为东乡族自治县教育局教研室教学顾问，月工资定的是500块，2005年的二月份，我第一次领了工资。那边消费很便宜，我在办公室住，有两三百块就够我生活了。我在东乡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好多人看了一些关于我的电视节目、媒体采访，他们就觉得我在那边是当外语老师，上英语课。英语课，错啦，在东乡这样的地方，对英语是不感兴趣的。东乡吸引我，是因为他们基础教育比较差，没有多少人关注。这是一个穷地方，海拔2600米，缺水地区，黄土高坡，种洋芋和小麦，养羊的比较多。 东乡穷，基础教育差，怎么发展是个大问题。按照2002年的统计，东乡平均水平就是每个人上一年学。穆斯林地区、贫困地区，一般女孩子不让上学；男孩子在村里上一个教学点，一年级到三年级，上完去放羊，去外面打工。平均水平是每个人受一年的教育。那边的情况非常值得我们过去帮帮忙，做点事情。但要做什么事？值得我们思考。那个地方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语言、风俗习惯、宗 教……很多方面，没去过就不知道他们具体需要的是什么，而且是东乡族——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他们应该发展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他们怎样建设他们的生活？ 所以，过去我问他们，你看一个美国人能帮你们什么忙吗？他们基础教育方面缺硬件。如果有学校，教育局可以派老师，财政就可以发工资，日常开支还可以靠学费。但是他们没有钱投资建学校。教育投资不能立刻有收益，所以县财政很少投资教育，好多地方根本没有学校。刚好有个新加坡人，搞一个合资企业在兰州。他们在那里修一个学校花了11万。但没有人帮忙在那里操作，所以我就毛遂自荐，做了个志愿者。学校修得特别简单，一个小平房，还是个教学点，三个教室，五个宿舍，一个很小的校园，围墙、大门、厕所，就这么多。我在那里可以跟老师们、跟教育局的人学习一些，他们可以发现我在什么地方比较有用。
结果许多媒体对我感兴趣，一个美国人，跑到那样的地方去教书，被报道了好多好多次。被报道对东乡还是一件好事，对我自己，我不是特别愿意。通过报道，外面人才知道有个东乡族，才知道这个情况。结果好多人看报道，开始捐钱、捐书、捐旧衣服……捐好多东西，捐的是东乡族自治县丁大卫。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在那边四五年，做过统计，有50多万，这些钱都用得上，要么新建，要么修建学校。有六个，都是小学，三个是教学点，三个是六年制正规小学。上海保险公司给我们捐电脑，我们现在跟北师大实验小学是姊妹学校的关系，他们捐校服、捐书。丁大卫是一个高鼻子的形象，好多人关注。那些好心人和单位都觉得，我一个美国人，500块的工资，肯定不是为了钱，我也不会贪他们的钱。我也非常愿意，每一分钱都用在学校。如果有人给我捐10块钱，这10块钱肯定也是用在学校。我也不需要什么管理费、手续费。
现在在东乡，我是属于教育局，就在县城教育局住，现在已经修了六个学校。我每天的工作有四个方面：一个是修建学校，今年（编者注：访谈的当年）可能还要修建两所学校。人家捐钱是找我，他们愿意这么做，但没人操作。找个工程队，跟教育局、县政府、乡政府就怎样建立学校搞协议，稍微监督一下工程，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刚好我在那里工作。修建学校是第二个方面；建完以后，稍微改善设备、硬件、学校环境。比如说我们那边，好多地方不通电、不通水。去买一些电线和水管，哪里有自来水我们就可以拉过来，这样学校就有水。人家捐了好多图书，每个学校搞图书社。有人家捐电脑，我觉得不必捐电脑，在那边不适用。好多其他设备可以用在学校里，改善学校教学环境。第三个方面就是教师培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项。通过媒体，好多外面的人了解了我们的学校。广东恩溢教育集团，他们在珠海有三个学校，在汕头、澳门还有分校，还有北师大实验小学，现在跟我们结为姊妹学校。每年寒暑假，我带个别老师到北京来，过来听课，跟北京的老师在教学方面进行交流。东乡的老师到广东去，非常有趣，他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火车根本没见过。坐两天两夜的硬座，我们一到广东，尤其到汕头那个学校。第一天稍微听一点课，第二天我们就等不及了，我借一个校车，带他们去看大海是什么样。东乡那边连河流都没有，更不要说湖泊和大海。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喜欢看大海。一年级的语文课文时有关于大海的课文，所以一年级的老师回去以后说，我现在可以真正讲这堂课，给孩子们说大海到底是什么样子，给他们说我的感受。本来大海是两个字，对他们来说，现在我看过了，我在大海里游过了，捡贝壳也很好玩。老师培训不是我直接培训他们，我是给他们机会跟外面的老师——上过师范、上过教育学的人——跟他们一起交流。我没有资格培训他们，但通过我，我可以做一个交流。第四个方面，现在搞东乡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教学项目，是个实验项目，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基金，已经搞了四年。通过让他们学习自己民族语言，然后学汉语，能不能提高基础教育的水平。在东乡，就是因为民族语言的障碍，辍学率还是很高很高的。本来老师的语文水平很差，他们说一个外国人在那里当语文老师，合适不合适？当地的老师说，他的中文比我好多了，他还能发音。我在东乡叫丁老师，但是他们不会发ding，因为东乡语就没有这个音；电灯说成间灯（东乡音）。
大家现在知道了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跑到东乡去。事实上很简单，我的思维，也许是因为信教，非常严格化、理想化。应该当什么样的老师？当然是当一个有用的老师！什么叫有用的老师：哪个地方没有教育，你过去帮帮忙，就很有用、很有意义。哪个地方最需要？就是东乡，于是我就去了！怎么做我也不太清楚。
现在我最看重的是东乡的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这个活动，能够推广他们民族语言，真正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水平，我希望可以做这个事情。当地县政府更愿意我多上电视，多拉赞助。刚刚12月份上了中央电视台三台一个节目，叫做《真情无限》；初八，有一个栏目叫《讲述》，我也刚上了。我现在通过《真情无限》，有三万块要花，不知道花在什么地方。钱我不想要，我想要的是人。如果人可以下去，钱能拿得到。前天我跟一些同学说过了，你可以拿到赞助，可以拿到一些投资基金会给你提供的资金，要搞项目、做事情。如果要在安徽搞一个完全是志愿者的学校，不必太操心经费的问题，他操心的是没有足够的志愿者。钱是有的，说实话，政府的钱已经够了，东乡修学校，政府是可以做的，现在投资方向不是这个。这三万块我肯定能花完，做一些事情，没问题。但我不想做这些事情，东乡县政府他们说，多上电视、多被报道，让人家了解东乡，然后来一些捐款。我一直就不是很想做这些事情，我的理想与行动就是，当一个好老师，做我可以做的事，做我应该做的事。我在那边当老师，还不如我在教育局工作，帮助全县教育方面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媒体的”任务，收捐款的对象，这个我不是很愿意。现在也有这些工作要做，有点被动。我就讲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