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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方法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认为单一变量并不是谣言传播高强度的条件，在多种因素伴生的影响下，传播媒介与信源的关系以及权威性缺位是谣言高强度传播的核心条件。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定性比较分析;谣言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1-0152-05
一、研究背景
针对网络谣言，学界基于多样化的视角和方法展开了不同的研究，通过宏观角度分析，网络谣言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在微观角度上，其内容涉及了个体心理健康。研究发现，目前对网络谣言的研究多是基于网络谣言，探讨其在传播过程中个体的信谣程度和谣言风险感知，对个体情感、政治信任和社会治理的影响，分析在网络谣言中其传播效果与社会阶层的差异;还有研究基于修辞学、社会符号学等相关理论，对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进行话语分析;也有研究从个案分析出发，研究网络谣言的形成以及扩散规律。本研究拟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衍生传播效果强弱的组合因素。
二、 项目研究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在谣言传播分析中，其研究方法包括：1.定性比较。这种方法是查尔斯·拉金提出的，在具体研究中，通过集合论、布尔代数思维，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结合案例本身的特点，对其条件进行研究，并对不同条件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究，在小样本量化的案例分析中，确定最经典、最精确的影响因素;2.清晰集定性比较法。这种比较方法可以处理类别化、分计划的事件，明确地进行二元划分，即在进行解释变量、结果变量的数值确定中，需要对取值范围进行分析，将二者分析数值转换为二分变量，数值分别设定为0、1，其中1表示二分变量赋值“是或存在”，0表示“否或不存在”。
本次研究中，通过对研究内容进行分析，选择了清晰集定性比较法。实际研究方法包括：1.根据基础理论，判断影响疫情谣言的传播因子;2.对30个具有代表的谣言样本进行分析，并利用网络平台获取谣言案例样本;3.在解释变量、结果变量确定中，需要将单个案例作为样本，通过不同变量编码数量的分析，使用布尔代数进行计算，以增强结果分析的准确性。
（二）案例样本的选择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谣言的衍生速度非常快，为了统一谣言的样本选择，本研究选取的谣言内容均为“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所辟谣的内容，如表1所示。因谣言数量庞大，在案例选择的过程中，笔者利用遵循典型性、多样性的标准，对案例所表达的内容进行分析。
（三） 解释变量
在对现有的研究项目进行分析时，笔者选择了30个案例，对事件类型、信息变量、诉求变量等进行分析，用以探讨网络谣言中高热度的传播影响效果。
1.事件类型。社会上每次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都会滋生出一波谣言风暴。按照诉求的不同，本文将此次疫情中的谣言按照类型大致划分为：疫情原因、生死结果、预防救助、社会民生四类。
2.信源变量。在新闻报道中，受众会凭借消息来源的权威性进行认知判断，越是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往往越容易得到信任。然而，当某些谣言信息是主流媒体发布时，就为谣言增加了所谓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并且扩大了谣言的影响力。
3.诉求变量。在谣言分析中，需要对传播者的诉求进行研究，从而表达传播者的情感诉求。根据谣言的特点，通过情感卷入机制来分析，恐慌是十分常见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人们在关注网络谣言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恐慌诉求，通过事件严重性以及可能发生性的分析，付诸相应行动。
4.传播媒介。在实际研究中，笔者按照传播平台的差异性，对网络谣言的传播媒介进行分类，通常情况下，其传播方法包括社交媒体、非社交媒体。互联网的发展为谣言的繁衍生息提供温床，各大网络平台和传统媒体网站是谣言的传播媒介，同时以微博、微信为主的社交媒体，因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也成为谣言传播的新渠道。
5.权威性变量。由于官方信息的透明化，在信息传播中受到传统媒体失语、政府公信力不足等因子的影响，增加了网络谣言传播的可能。本研究主要从有无权威机构或权威人士发言来判定网络谣言的信息干预。
笔者将“传播效果”作为网络谣言的传播分析方法，将传播热度作为影响结果的变量，通过网络谣言的传播热度，分析谣言的研究样本，以科学的方法来固定百度指数，由此计算平均值，以此作为网络谣言的衡量标准。本研究设定在谣言报道后的48小时内，指数平均值维持在4 000以上为高热度传播，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
三、定性比较分析及结果
（一）真值表建构
根据QCA步骤，编码员一定要按照样本属性进行研究，通过对不同变量条件以及结果变量的分析，提高数据编码的科学性，最终获得真值表，如表3所示。
（二） 单变量分析
通过对定性比较理论的研究，在一致性、覆盖率的计算中，可以确定变量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等。实际的分析方法包括：第一，在数值分析中，当结果>0.8时，一致性指标随之出现，该结果表明，当单一条件存在时，其作为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第二，当指标>0.9时，结果变量是唯一条件变量导致的;第三，在一致性的指标检测中，要对覆盖率指标进行分析，在解释条件的变量组合中，需要解码能力进行确定。如在0.30的覆盖率分析中，其表示变量组合可以对结果的30%案例進行解释，以提高单变量分析的有效性。
从上述单变量数据分析中，如果一致性超过0.9，意味着单变量不足以形成谣言传播中的必要条件。如果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不能解释单变量出现的原因，就意味着多因素会对谣言的传播效果造成影响。
（三） 清晰集定性比较
1.条件组合 条件组合的方法研究中，要对真值表中的数据进行QCA分析，通过该软件的使用，可以对复杂、中间以及简单的方案精心重复检测。具体的结果分析中，“=”为“导致”，“+”为“或者”，“*”为“并且”;在解释变量分析中，无前缀表示“赋值为1”时的意义，前缀为“～”表示“赋值为0”时的意义。通过对数据计算结果的分析，以简单方案为例，将思想组合因素的净覆盖率设定为0，这一结果表明，只需要分析复杂方案，以提高组合因素研究的整体效果。
通过对上述数据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复杂方案以及中间方案研究中，当结论表示一致，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的传播方式组合路径有如下三条。
组合路径一：（type*～message*appeal*～medium）指预防救助类型*有信源*恐惧诉求*非社交媒体。该原因组合指的是预防救助类的谣言信息通过传统媒体的传播，强化了谣言在受众中的传播效果，因为在传播过程中受众相信传统媒体发出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且在传播内容上带有明显的恐惧诉求字眼，因此，容易造成谣言的高强度传播效果。如在新华社报道 “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一出，全民开始疯狂的抢购。第一，新华社在人民心目中是最具权威性的主流媒体之一，是帮助社会与民众进行发声的中间媒介，所以在情感程度上很少会有受众去质疑其所发布内容的真实性;第二，在此内容中，受众得到了他们最需求的信息，即有一种特效药能够抑制病毒了，所以他们才会做出相应的行为，因此，这则谣言在传播强度上瞬间达到了高潮。
组合路径二：（type*message*appeal*medium）指预防救助类型*无信源*恐惧诉求*社交媒体。该原因组合指的是预防救助类的谣言信息在社交媒体带有恐惧诉求的内容传播中影响巨大。如“喝酒能够抗病毒”“板蓝根加熏醋可以预防病毒”等谣言的传播效果非常大。其最初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群体传播后，放置于网络媒体上演变成为大众传播，互联网以其裂变性强等特点将这类谣言信息滚至最大，引发传播高潮。
组合路径三：（～type*～message*～appeal*～medium*authority）指非预防救助类型*有信源*非恐惧诉求*非社交媒体*透明度低。该原因组合指的是经由传统媒体发出的非预防救助类的谣言信息，包括疫情的原因、疫情中的死亡率，以及疫情过程中的民生信息，因未经过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士进行一致辟谣引发的传播力巨大。在疫情中，除了预防救助类的信息以外，民众还会关心与其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如工作问题、日常饮食问题等。这类信息虽然没有涉及恐惧诉求的相关内容，但与人们的利益紧密相连，长此以往会造成大众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2.核心因素分析
从上述的三组条件组合因素中可以发现，前两组组合因素中有四种子集，第三种组合因素中有五种子集。因此，笔者进行对比后认为，在前两种组合因素中传播媒介与信源的关系是疫情事件中谣言高强度传播的核心条件。如若传统媒体所发出的信息带有信源，则更容易被受众信赖，而社交媒体发出的信息没有任何信源則更容易传播。所以，当传播的内容类型一致，且都带有恐惧诉求内容时，主流媒体传播的信息因其有信源更易被众相信，故而传播效果更强烈;而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因其无信源，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加之互联网中受众的网络跟风心理，故而使得传播效果更加强烈。
在第三种组合因素中出现了五种子集，而多出来的权威性变量正是影响传播效果强度的原因。在这种组合因素中，传播的内容往往是不带有恐惧诉求的信息，而传播媒介是主流媒体，这些条件都不足以成为谣言传播高强度的必要条件，所以对权威机构而言，如果不能及时地进行辟谣，言论都自成一派时，就很容易加强疫情中谣言的传播效果。
四、结 语
通过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的传播机制，本研究具体的研究结果如下：在单一变量分析中，不足以构成谣言高强度传播的条件;在多种组合因素下，谣言高强度传播主要受到传播媒介和权威性两种变量因素的影响。在基于恐惧诉求的传播内容中，有信源的主流媒体与没有信源的社交媒体，都能引发高强度的谣言传播效果，而在其它类型的传播中，权威性的缺位更容易造成谣言的高强度传播。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改进。如在案例选择样本上和对条件变量的分类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判断和个人知识容量的局限，同时在生成结论上也会受到样本案例和条件变量的影响，这些问题将成为笔者后续继续研究的深化点和着力点。
参考文献：
[1]冯强，马志浩.网络谣言的传播效果与社会阶层差异——以网络食品谣言为分析对象[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72（4）：28-41.
[2]王灿发，侯欣洁.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话语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19（5）：34-38.
[3]孔清溪，林彦君，张晓丽.灾难事件中网络谣言风暴的形成、传播规律及消解策略研究——以马航MH370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2014，36（12）：43-48.
[4]毛湛文.定性比较分析（QCA）与新闻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 2016（4）：6-25.
[责任编辑：武典]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定性比较分析;谣言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1-0152-05
一、研究背景
针对网络谣言，学界基于多样化的视角和方法展开了不同的研究，通过宏观角度分析，网络谣言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在微观角度上，其内容涉及了个体心理健康。研究发现，目前对网络谣言的研究多是基于网络谣言，探讨其在传播过程中个体的信谣程度和谣言风险感知，对个体情感、政治信任和社会治理的影响，分析在网络谣言中其传播效果与社会阶层的差异;还有研究基于修辞学、社会符号学等相关理论，对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进行话语分析;也有研究从个案分析出发，研究网络谣言的形成以及扩散规律。本研究拟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衍生传播效果强弱的组合因素。
二、 项目研究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在谣言传播分析中，其研究方法包括：1.定性比较。这种方法是查尔斯·拉金提出的，在具体研究中，通过集合论、布尔代数思维，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结合案例本身的特点，对其条件进行研究，并对不同条件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究，在小样本量化的案例分析中，确定最经典、最精确的影响因素;2.清晰集定性比较法。这种比较方法可以处理类别化、分计划的事件，明确地进行二元划分，即在进行解释变量、结果变量的数值确定中，需要对取值范围进行分析，将二者分析数值转换为二分变量，数值分别设定为0、1，其中1表示二分变量赋值“是或存在”，0表示“否或不存在”。
本次研究中，通过对研究内容进行分析，选择了清晰集定性比较法。实际研究方法包括：1.根据基础理论，判断影响疫情谣言的传播因子;2.对30个具有代表的谣言样本进行分析，并利用网络平台获取谣言案例样本;3.在解释变量、结果变量确定中，需要将单个案例作为样本，通过不同变量编码数量的分析，使用布尔代数进行计算，以增强结果分析的准确性。
（二）案例样本的选择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谣言的衍生速度非常快，为了统一谣言的样本选择，本研究选取的谣言内容均为“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所辟谣的内容，如表1所示。因谣言数量庞大，在案例选择的过程中，笔者利用遵循典型性、多样性的标准，对案例所表达的内容进行分析。
（三） 解释变量
在对现有的研究项目进行分析时，笔者选择了30个案例，对事件类型、信息变量、诉求变量等进行分析，用以探讨网络谣言中高热度的传播影响效果。
1.事件类型。社会上每次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都会滋生出一波谣言风暴。按照诉求的不同，本文将此次疫情中的谣言按照类型大致划分为：疫情原因、生死结果、预防救助、社会民生四类。
2.信源变量。在新闻报道中，受众会凭借消息来源的权威性进行认知判断，越是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往往越容易得到信任。然而，当某些谣言信息是主流媒体发布时，就为谣言增加了所谓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并且扩大了谣言的影响力。
3.诉求变量。在谣言分析中，需要对传播者的诉求进行研究，从而表达传播者的情感诉求。根据谣言的特点，通过情感卷入机制来分析，恐慌是十分常见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人们在关注网络谣言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恐慌诉求，通过事件严重性以及可能发生性的分析，付诸相应行动。
4.传播媒介。在实际研究中，笔者按照传播平台的差异性，对网络谣言的传播媒介进行分类，通常情况下，其传播方法包括社交媒体、非社交媒体。互联网的发展为谣言的繁衍生息提供温床，各大网络平台和传统媒体网站是谣言的传播媒介，同时以微博、微信为主的社交媒体，因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也成为谣言传播的新渠道。
5.权威性变量。由于官方信息的透明化，在信息传播中受到传统媒体失语、政府公信力不足等因子的影响，增加了网络谣言传播的可能。本研究主要从有无权威机构或权威人士发言来判定网络谣言的信息干预。
笔者将“传播效果”作为网络谣言的传播分析方法，将传播热度作为影响结果的变量，通过网络谣言的传播热度，分析谣言的研究样本，以科学的方法来固定百度指数，由此计算平均值，以此作为网络谣言的衡量标准。本研究设定在谣言报道后的48小时内，指数平均值维持在4 000以上为高热度传播，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
三、定性比较分析及结果
（一）真值表建构
根据QCA步骤，编码员一定要按照样本属性进行研究，通过对不同变量条件以及结果变量的分析，提高数据编码的科学性，最终获得真值表，如表3所示。
（二） 单变量分析
通过对定性比较理论的研究，在一致性、覆盖率的计算中，可以确定变量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等。实际的分析方法包括：第一，在数值分析中，当结果>0.8时，一致性指标随之出现，该结果表明，当单一条件存在时，其作为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第二，当指标>0.9时，结果变量是唯一条件变量导致的;第三，在一致性的指标检测中，要对覆盖率指标进行分析，在解释条件的变量组合中，需要解码能力进行确定。如在0.30的覆盖率分析中，其表示变量组合可以对结果的30%案例進行解释，以提高单变量分析的有效性。
从上述单变量数据分析中，如果一致性超过0.9，意味着单变量不足以形成谣言传播中的必要条件。如果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不能解释单变量出现的原因，就意味着多因素会对谣言的传播效果造成影响。
（三） 清晰集定性比较
1.条件组合 条件组合的方法研究中，要对真值表中的数据进行QCA分析，通过该软件的使用，可以对复杂、中间以及简单的方案精心重复检测。具体的结果分析中，“=”为“导致”，“+”为“或者”，“*”为“并且”;在解释变量分析中，无前缀表示“赋值为1”时的意义，前缀为“～”表示“赋值为0”时的意义。通过对数据计算结果的分析，以简单方案为例，将思想组合因素的净覆盖率设定为0，这一结果表明，只需要分析复杂方案，以提高组合因素研究的整体效果。
通过对上述数据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复杂方案以及中间方案研究中，当结论表示一致，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的传播方式组合路径有如下三条。
组合路径一：（type*～message*appeal*～medium）指预防救助类型*有信源*恐惧诉求*非社交媒体。该原因组合指的是预防救助类的谣言信息通过传统媒体的传播，强化了谣言在受众中的传播效果，因为在传播过程中受众相信传统媒体发出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且在传播内容上带有明显的恐惧诉求字眼，因此，容易造成谣言的高强度传播效果。如在新华社报道 “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一出，全民开始疯狂的抢购。第一，新华社在人民心目中是最具权威性的主流媒体之一，是帮助社会与民众进行发声的中间媒介，所以在情感程度上很少会有受众去质疑其所发布内容的真实性;第二，在此内容中，受众得到了他们最需求的信息，即有一种特效药能够抑制病毒了，所以他们才会做出相应的行为，因此，这则谣言在传播强度上瞬间达到了高潮。
组合路径二：（type*message*appeal*medium）指预防救助类型*无信源*恐惧诉求*社交媒体。该原因组合指的是预防救助类的谣言信息在社交媒体带有恐惧诉求的内容传播中影响巨大。如“喝酒能够抗病毒”“板蓝根加熏醋可以预防病毒”等谣言的传播效果非常大。其最初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群体传播后，放置于网络媒体上演变成为大众传播，互联网以其裂变性强等特点将这类谣言信息滚至最大，引发传播高潮。
组合路径三：（～type*～message*～appeal*～medium*authority）指非预防救助类型*有信源*非恐惧诉求*非社交媒体*透明度低。该原因组合指的是经由传统媒体发出的非预防救助类的谣言信息，包括疫情的原因、疫情中的死亡率，以及疫情过程中的民生信息，因未经过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士进行一致辟谣引发的传播力巨大。在疫情中，除了预防救助类的信息以外，民众还会关心与其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如工作问题、日常饮食问题等。这类信息虽然没有涉及恐惧诉求的相关内容，但与人们的利益紧密相连，长此以往会造成大众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2.核心因素分析
从上述的三组条件组合因素中可以发现，前两组组合因素中有四种子集，第三种组合因素中有五种子集。因此，笔者进行对比后认为，在前两种组合因素中传播媒介与信源的关系是疫情事件中谣言高强度传播的核心条件。如若传统媒体所发出的信息带有信源，则更容易被受众信赖，而社交媒体发出的信息没有任何信源則更容易传播。所以，当传播的内容类型一致，且都带有恐惧诉求内容时，主流媒体传播的信息因其有信源更易被众相信，故而传播效果更强烈;而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因其无信源，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加之互联网中受众的网络跟风心理，故而使得传播效果更加强烈。
在第三种组合因素中出现了五种子集，而多出来的权威性变量正是影响传播效果强度的原因。在这种组合因素中，传播的内容往往是不带有恐惧诉求的信息，而传播媒介是主流媒体，这些条件都不足以成为谣言传播高强度的必要条件，所以对权威机构而言，如果不能及时地进行辟谣，言论都自成一派时，就很容易加强疫情中谣言的传播效果。
四、结 语
通过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的传播机制，本研究具体的研究结果如下：在单一变量分析中，不足以构成谣言高强度传播的条件;在多种组合因素下，谣言高强度传播主要受到传播媒介和权威性两种变量因素的影响。在基于恐惧诉求的传播内容中，有信源的主流媒体与没有信源的社交媒体，都能引发高强度的谣言传播效果，而在其它类型的传播中，权威性的缺位更容易造成谣言的高强度传播。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改进。如在案例选择样本上和对条件变量的分类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判断和个人知识容量的局限，同时在生成结论上也会受到样本案例和条件变量的影响，这些问题将成为笔者后续继续研究的深化点和着力点。
参考文献：
[1]冯强，马志浩.网络谣言的传播效果与社会阶层差异——以网络食品谣言为分析对象[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72（4）：28-41.
[2]王灿发，侯欣洁.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话语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19（5）：34-38.
[3]孔清溪，林彦君，张晓丽.灾难事件中网络谣言风暴的形成、传播规律及消解策略研究——以马航MH370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2014，36（12）：43-48.
[4]毛湛文.定性比较分析（QCA）与新闻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 2016（4）：6-25.
[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