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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瞩目的中共十七大10月15日如期在北京隆重开幕。人们对十七大的关注，聚焦在我党如何回应当下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热点焦点议题，如何规划未来的发展目标、方向和路径，如何顺应历史潮流和现实推力，如何凝聚党内外共识，如何整合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推力，协调张力和化解阻力。
这也是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表大会一贯的期待。事实上，从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每次都解决了当时的最重大问题。邓小平在致十二大开幕词时向全世界宣布，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强调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1997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为了表明中国将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十五大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到了十六大，改革继续深化，新社会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
如今，改革开放走过了将近三十个年头，开放的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节点上。过去的五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回顾过去近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综观十七大报告，贯穿始终的主线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这深刻有力地回应了改革进入到关键时刻的关键议题：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协调多元社会利益。具体的表述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前者的实现有赖于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执政方式的改革；后者的实现则要以民主政治为推进器。
十七大的思想路线的实现，将进一步扎实推进几代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提出的执政目标：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社会和谐。
停顿与倒退没有出路 秋 风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纲领，相对于原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执政纲领，是一次十分重大的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借助于改革。
海内外对中共十七大十分关注，因为这次大会不仅会发生一些人事变动，更重要的是，将会确定未来若干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纲领。
当然，过去几年来，执政党就已经开始调整执政的方针和相关政策。本次会议通过修改党章，把这些调整措施上升到准法律地位，同时通过组织人事安排来确保这些调整措施得到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还更为具体地论述了落实这些纲领的改革措施。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仍然处于转轨的中间状态。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缺陷，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相对迟滞。这两项原因同时发生作用，造成近几年来民众议论纷纷的“民生”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第二部分简明扼要地对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从1978年算起，改革开放马上就要进入三十周年。诚如胡锦涛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不过，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其实经历过一些重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整个执政党及国民达成一个共识：必须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重演。因而，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固然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甚至处于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实现经济增长成为执政党的主要目标，创造财富也成为国民的主要事业。虽然经历过90年代后期的内需不振，但经济增长已经至少经历了90年代初和最近的两轮繁荣。尤其是2003年至2006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0.4％。伴随着经济增长，民众的财富当然也在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稳步提高。但是，由于制度变革没有及时跟进，如此快速增长也带来不少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缺陷。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与社会代价。
过去十几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既得益于中国的后发优势，也得益于人们的企业家精神之释放，但某些扭曲的行为模式却扭曲了这一增长过程。各级政府官员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刺激下，采取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制性措施。很多地方政府奉行“亲商”政策，为此而故意不执行环保监管措施，片面保护投资者权利，故意忽视雇员及相关民众权利。这些政策导致了胡锦涛报告中所列举的问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
其次，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相对迟滞。胡锦涛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市场化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症结在于，各级政府要创造好看的政绩，自然倾向于维持、甚至扩大对资源的控制权，其主要表现就是政府经营城市、经营土地。
尽管中国明确提出建设市场体制已有十几年，中国加入WTO也已超过五年，但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仍然处于转轨的中间状态。党政官员可以较方便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因而，经济高增长也伴随着少数政府官员的严重腐败，腐败的花样翻新，数额节节升高。同时，各级政府奢侈浪费的现象也有所加重。
第三，上述两项原因同时发生作用，造成近几年来民众议论纷纷的“民生”问题，如胡锦涛报告所说，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经济高速增长，却出现民生问题，这或许有点奇怪，尤其是，如果回顾80年代的改革，就会发现十分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却出现民生问题，根源恐怕就在于，9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人们的权利并未获得平等保障，经济的福利配置有失公平；而出现民生问题的所有领域也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垄断未被打破、私人企业进入困难的领域。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更多地以部分群体不满的形态体现出来，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则使部分群体提出了较为清晰的诉求。将近三十年的市场化变革，已经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迅速提高，大多数人已经不在传统的“单位”中，大多数民众就业于非公企业中，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已居住在私人购买的房屋中。
执政党也已经注意到，一个中间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个人拥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因而，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变化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但是，很显然，目前的社会治理模式远不能适应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比如，逐渐享有充分的私人产权的人们要求法律更为公正地保障其产权，但碍于种种因素，法律的调整似乎仍显滞后。
人们也希望更多的自治、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利和机会、渠道，但目前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必要渠道还不够畅通。而一旦这些合理的诉求不能得到及时的回应，本来可充当社会转型之建设性力量的群体，也可能产生不满。
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予以改革，关键是实现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这就需要推进民主政治。同样，也只有完善民主制度，社会建设也才能够具备制度基础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从2003年开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贯穿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纲领。胡锦涛在今次的报告中也数十次提及科学发展观，并用专节讨论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概括说来，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应当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纲领，相对于原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执政纲领，确实是一次十分重大的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借助于改革。因此，胡锦涛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多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首先，经济增长固然仍然十分重要，但执政党已经再三强调，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予以改革。胡锦涛的报告重提翻两番的增长目标，但内容已大不相同。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胡锦涛今次则提出了更高要求：翻两番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也是有前提的：“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这些前提的关键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实现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人民设立政府的首要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其社会价值?政府片面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会强化对资源的控制，必然会在投资者与雇员及其他相关民众之间难以坚持其公正态度。只有政府准确地理解了自己的正当职能，经济增长方式才能转变，市场化改革才能重新获得动力。
但是，官员们自己恐怕未必会这样的自觉。科学发展观也已提出三四年，但地方官员的行为模式似乎并无明显改观。因此，胡锦涛报告提出的第二方面改革反而是基础性的，也即推进民主政治。民众的权利获得保障、民生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是民众深入、全面地参与公共生活，能够影响、控制、监督政府，使政府服务于自己，而不是让自己成为政府官员的工具。
关于民主政治建设，胡锦涛的报告提出了很多具体内容，其基本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照此原则，如果人们已经确认，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众已经广泛地提出了强化产权保护、社会自治、民权保障、民主参与的诉求，那么，执政党自然就会逐渐将重点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
同样，也只有完善民主制度，社会建设也才能够具备制度基础。提出“社会建设”，乃是执政党近年来在理论上的一大创新。
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更是用一节篇幅专门讨论社会建设问题。胡锦涛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所有这些都在强调政府对于民众的福利责任。实际上，近两年来，政府也在财政收入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开始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但要使这种调整到位，就必须建立起健全的财政民主制度，使民意能够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向。否则，按照目前的财政决策体制，在民意与官意发生分歧的时候，往往牺牲的是前者。而这也正是过去若干年来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财政支出中的福利支出不见增长、反而萎缩的制度根源。
当然，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仅仅是体制缺陷所致，国民在文化、精神方面的严重缺失，也是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之源。同时，如果把社会建设单纯理解为民生，理解为福利体系建设，也有失偏颇。胡锦涛也专门提出并论述了文化建设问题，并且指出，通往文化繁荣的惟一道路是，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而这当然需要对现有的学校、科研、文化体制进行改革。
至于社会建设，其内容也应当是十分广泛的。比如，民众扩大自治的范围，而这就要求政府改变心态及法律，给民众的自治努力留出更宽松的空间。
在目前，执政党的改革，乃是所有改革中最值得关注的。胡锦涛在这方面的论述，突出了党内民主这个主题。报告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提法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党内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而改革的过程则需要依赖普通党员的广泛参与与推动，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正是基于这些考虑，胡锦涛的报告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改革设想。
胡锦涛说，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那么，如何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推动革命性的改革措施，从而使制度实现一次革命性脱胎换骨，对于执政党来说，对于全体国民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也需要全社会中不同群体普遍具备理性的建设和协商精神。
这也是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表大会一贯的期待。事实上，从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每次都解决了当时的最重大问题。邓小平在致十二大开幕词时向全世界宣布，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强调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1997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为了表明中国将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十五大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到了十六大，改革继续深化，新社会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
如今，改革开放走过了将近三十个年头，开放的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节点上。过去的五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回顾过去近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综观十七大报告，贯穿始终的主线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这深刻有力地回应了改革进入到关键时刻的关键议题：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协调多元社会利益。具体的表述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前者的实现有赖于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执政方式的改革；后者的实现则要以民主政治为推进器。
十七大的思想路线的实现，将进一步扎实推进几代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提出的执政目标：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社会和谐。
停顿与倒退没有出路 秋 风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纲领，相对于原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执政纲领，是一次十分重大的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借助于改革。
海内外对中共十七大十分关注，因为这次大会不仅会发生一些人事变动，更重要的是，将会确定未来若干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纲领。
当然，过去几年来，执政党就已经开始调整执政的方针和相关政策。本次会议通过修改党章，把这些调整措施上升到准法律地位，同时通过组织人事安排来确保这些调整措施得到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还更为具体地论述了落实这些纲领的改革措施。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仍然处于转轨的中间状态。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缺陷，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相对迟滞。这两项原因同时发生作用，造成近几年来民众议论纷纷的“民生”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第二部分简明扼要地对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从1978年算起，改革开放马上就要进入三十周年。诚如胡锦涛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不过，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其实经历过一些重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整个执政党及国民达成一个共识：必须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重演。因而，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固然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甚至处于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实现经济增长成为执政党的主要目标，创造财富也成为国民的主要事业。虽然经历过90年代后期的内需不振，但经济增长已经至少经历了90年代初和最近的两轮繁荣。尤其是2003年至2006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0.4％。伴随着经济增长，民众的财富当然也在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稳步提高。但是，由于制度变革没有及时跟进，如此快速增长也带来不少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缺陷。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与社会代价。
过去十几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既得益于中国的后发优势，也得益于人们的企业家精神之释放，但某些扭曲的行为模式却扭曲了这一增长过程。各级政府官员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刺激下，采取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制性措施。很多地方政府奉行“亲商”政策，为此而故意不执行环保监管措施，片面保护投资者权利，故意忽视雇员及相关民众权利。这些政策导致了胡锦涛报告中所列举的问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
其次，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相对迟滞。胡锦涛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市场化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症结在于，各级政府要创造好看的政绩，自然倾向于维持、甚至扩大对资源的控制权，其主要表现就是政府经营城市、经营土地。
尽管中国明确提出建设市场体制已有十几年，中国加入WTO也已超过五年，但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仍然处于转轨的中间状态。党政官员可以较方便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因而，经济高增长也伴随着少数政府官员的严重腐败，腐败的花样翻新，数额节节升高。同时，各级政府奢侈浪费的现象也有所加重。
第三，上述两项原因同时发生作用，造成近几年来民众议论纷纷的“民生”问题，如胡锦涛报告所说，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经济高速增长，却出现民生问题，这或许有点奇怪，尤其是，如果回顾80年代的改革，就会发现十分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却出现民生问题，根源恐怕就在于，9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人们的权利并未获得平等保障，经济的福利配置有失公平；而出现民生问题的所有领域也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垄断未被打破、私人企业进入困难的领域。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更多地以部分群体不满的形态体现出来，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则使部分群体提出了较为清晰的诉求。将近三十年的市场化变革，已经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迅速提高，大多数人已经不在传统的“单位”中，大多数民众就业于非公企业中，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已居住在私人购买的房屋中。
执政党也已经注意到，一个中间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个人拥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因而，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变化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但是，很显然，目前的社会治理模式远不能适应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比如，逐渐享有充分的私人产权的人们要求法律更为公正地保障其产权，但碍于种种因素，法律的调整似乎仍显滞后。
人们也希望更多的自治、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利和机会、渠道，但目前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必要渠道还不够畅通。而一旦这些合理的诉求不能得到及时的回应，本来可充当社会转型之建设性力量的群体，也可能产生不满。
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予以改革，关键是实现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这就需要推进民主政治。同样，也只有完善民主制度，社会建设也才能够具备制度基础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从2003年开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贯穿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纲领。胡锦涛在今次的报告中也数十次提及科学发展观，并用专节讨论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概括说来，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应当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纲领，相对于原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执政纲领，确实是一次十分重大的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借助于改革。因此，胡锦涛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多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首先，经济增长固然仍然十分重要，但执政党已经再三强调，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予以改革。胡锦涛的报告重提翻两番的增长目标，但内容已大不相同。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胡锦涛今次则提出了更高要求：翻两番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也是有前提的：“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这些前提的关键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实现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人民设立政府的首要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其社会价值?政府片面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会强化对资源的控制，必然会在投资者与雇员及其他相关民众之间难以坚持其公正态度。只有政府准确地理解了自己的正当职能，经济增长方式才能转变，市场化改革才能重新获得动力。
但是，官员们自己恐怕未必会这样的自觉。科学发展观也已提出三四年，但地方官员的行为模式似乎并无明显改观。因此，胡锦涛报告提出的第二方面改革反而是基础性的，也即推进民主政治。民众的权利获得保障、民生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是民众深入、全面地参与公共生活，能够影响、控制、监督政府，使政府服务于自己，而不是让自己成为政府官员的工具。
关于民主政治建设，胡锦涛的报告提出了很多具体内容，其基本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照此原则，如果人们已经确认，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众已经广泛地提出了强化产权保护、社会自治、民权保障、民主参与的诉求，那么，执政党自然就会逐渐将重点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
同样，也只有完善民主制度，社会建设也才能够具备制度基础。提出“社会建设”，乃是执政党近年来在理论上的一大创新。
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更是用一节篇幅专门讨论社会建设问题。胡锦涛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所有这些都在强调政府对于民众的福利责任。实际上，近两年来，政府也在财政收入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开始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但要使这种调整到位，就必须建立起健全的财政民主制度，使民意能够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向。否则，按照目前的财政决策体制，在民意与官意发生分歧的时候，往往牺牲的是前者。而这也正是过去若干年来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财政支出中的福利支出不见增长、反而萎缩的制度根源。
当然，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仅仅是体制缺陷所致，国民在文化、精神方面的严重缺失，也是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之源。同时，如果把社会建设单纯理解为民生，理解为福利体系建设，也有失偏颇。胡锦涛也专门提出并论述了文化建设问题，并且指出，通往文化繁荣的惟一道路是，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而这当然需要对现有的学校、科研、文化体制进行改革。
至于社会建设，其内容也应当是十分广泛的。比如，民众扩大自治的范围，而这就要求政府改变心态及法律，给民众的自治努力留出更宽松的空间。
在目前，执政党的改革，乃是所有改革中最值得关注的。胡锦涛在这方面的论述，突出了党内民主这个主题。报告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提法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党内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而改革的过程则需要依赖普通党员的广泛参与与推动，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正是基于这些考虑，胡锦涛的报告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改革设想。
胡锦涛说，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那么，如何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推动革命性的改革措施，从而使制度实现一次革命性脱胎换骨，对于执政党来说，对于全体国民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也需要全社会中不同群体普遍具备理性的建设和协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