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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春直到九岁还不识一个字。一是家贫，交不起每月三四吊钱的学费；二是体弱，母亲怕他受人家的欺侮。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地来了。刘大叔名叫刘寿绵，身体肥胖，脸手白嫩，衣着华丽。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亲戚，并不常来。他一进门，看见了庆春，大声地问母亲：“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没等母亲回答完，马上又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和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刘大叔贵族味十足，对事儿漫不经心，说话大大咧咧，母亲并不在意。可当天刘大叔就派人送来了笔、墨、砚、书本和一块足够做一身衣服的蓝布。这真是贵人相助，母亲心里甭提多高兴，庆春更是高兴得又蹦又跳。
第二天，庆春随刘大叔来到离家有半里多路的一座道观里。道观院不大，像个大杂院，不同的门里飘出不同的難闻的味道，有大烟味儿、糖精味儿，还有厕所的臭味儿。最后来到一个大殿，大殿很黑而且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子的圣像牌位。这就是学校，一共有三十来个学生，学生都朝西坐着，西墙上有块黑板，这是“改良”的私塾。老师姓李，是位死板但富有爱心的中年男人。刘大叔对李老师大声地“嚷”了一顿，而后就叫庆春拜孔子和李老师。李老师给了他两本书，一本是《地球韵言》，另一本是《三字经》。庆春终于上了学，这一年是一九〇五年。
上了私塾，庆春的确太高兴了。第一，自己现在是学生了，可以读书识字了；第二，每天上学与回家，来往于街巷之间，可以自由自在地走走看看，熟悉那满街满巷的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但他讨厌在私塾里读《三字经》《百家姓》这些书，整天咿咿呀呀，毫无味道。所以他经常逃学，满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的转悠。他开始知道，北京端阳节的粽子有三种，一种是官样粽子，是满汉饽饽铺卖的，没有任何馅，是纯糯米的，洁白、娇小；第二种是冰镇过的，多是由沿街挑担的卖蜂糕的代卖；第三种也是沿街吆喝叫卖的，但个儿大，里面有红枣馅，这是最普通的粽子。
他很喜欢果摊上卖兔儿爷的，这是北京特有的风俗。每到中秋节，北京人喜欢用枕形西瓜拜月，用鲜果供养兔子王。古书上说“市中以黄土博成，日兔儿爷，着花袍，高有二三尺者”。每逢到这时，沿街都是摆兔儿爷的果摊，“一层层的摆起粉面精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儿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工细，有的骑着老虎，有的坐着莲花，有的肩着剃头挑儿，有的背着鲜红的小木柜”。兔儿爷一般都是人形兔脸，长耳顶盔束甲，骑在虎上的有如将军，挑担子的有如小贩。
庆春最喜欢的是腊月。从腊八开始，街上就开始热闹起来，一派节日景象。货摊子摆满了街道，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卖爆竹的、卖风筝的；临近二十三，过小年、祭灶王爷，街上更是多了卖冬瓜糖、关东糖的。每逢这时，他就感到快盼到过新年了，盼到穿新衣新鞋、放鞭炮了。
日日上下学途中走街串巷，庆春熟悉了北京街头的每一种水果，这是一个看不尽、吃不上却忘不了的水果世界：各种各样的葡萄、梨、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京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种香味更好闻，哪种颜色更好看。不仅如此，还有好听的。果贩们的吆喝声犹如歌唱：“唉——一毛钱来耶，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耶！”这些好看的、好闻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给庆春的童年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他后来将这些美好的记忆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中，使他成为地道的北京风俗作家。
刘大叔一直资助庆春上学，从私塾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同刘大叔接触多了，渐渐地庆春对刘大叔也了解了，对刘大叔家里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刘大叔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却不知道算计。他的财产很快被卖掉了一部分，又被人骗去了一部分。人们吃他的、骗他的，他付之一笑。到庆春中学毕业时，刘大叔家产已经破败殆尽，但刘大叔说话声、笑声照旧洪亮。庆春很为他惋惜，说：“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时候，如果他肯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叫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所以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
后来刘大叔的儿子也死了，自己卖了花园，入庙为僧，夫人和女儿也入庵为尼。这在一般人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因为他以前住的是高宅深院，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也曾经嫖过赌过，居然出家了。刘大叔出家以后，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人称宗月大师。可是很短时间就被驱逐出来，因为他不惜变卖寺庙产业去救济穷人，而一般方丈的职责是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他后来又去了一个小庙做方丈，这个庙没有任何产业，他一边为庙里的僧众们化斋，一边继续举办他的粥厂等慈善事业，直到一九三九年坐化。
庆春始终对刘大叔充满了崇敬之情。对于他的出家，庆春后来说：“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做一点，能做一点便做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庆春更加感激刘大叔对他一生成才和做人的巨大影响。他说：“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庆春上了三年私塾。
一九〇九年，在刘大叔的帮助下，庆春从私塾转入北京西直门内崇寿寺内城第四学区市立第三小学堂，编入三年级。到六年级时，转入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因为市立三小改为第四女子小学。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后来成为老舍妻子的胡絮青，正是在庆春离开这里以后进这所女子小学读的书，与此同时，庆春母亲为了供养庆春上学，也来到这所女子小学做过勤杂工，为教员做饭，兼打扫校园卫生。 到小学高年级后，庆春学习兴趣上显出了严重偏科，他不喜欢绘画，尤其不喜欢数学。他说：“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但庆春逐渐显出对语文的兴趣，他能背诵许多古文和诗词，作文也写得很好，常常得到老师夸奖。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实行的是复式班教学形式，即不同年级学生在同一個教室上课，一般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就自习或做作业。遇到老师有事的时候，庆春常常在高年级学生中被指定为代课的小老师，领着低年级学生念课文或者上体育课。庆春口才好，谈话幽默，举止文雅，很受小同学们的喜欢。曾当过庆春国文老师的孙焕文先生后来说：“我在北平直隶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
有一次，庆春和同学相约下课以后去放风筝，可恰巧这天考试作文，作文的题目便是《说纸鸢》。庆春很快就写完交卷了，可那个同学还在抓耳挠腮，苦于无从写起。庆春便悄悄对同学说：“来，我给你起个头，快点交卷，咱们好去放风筝。”事后，这个同学的作文大受老师称赏，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宣读：“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牵之，飘扬空中。”老师边念边评说：“破题得体，先获吾心。”同学听老师如此夸奖，不免面红耳赤，只好如实向老师坦白，精妙之处，恰是庆春所做。
庆春在小学同学中有一位极要好的朋友，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罗常培。每逢下午放学后，他俩就一起到回家路上的小茶馆里去听评书《小五义》或《施公案》，钱总是由罗常培付。天天听，就有了兴趣，也受到熏陶。这种民间文艺的熏陶，培养了庆春对文艺的爱好、讲故事的能力和对北京语言的敏感，这一切又对他后来走上文学家的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庆春有时也带罗常培逛自家附近的护国寺庙市，看看花鸟鱼虫、古玩字画，尤其是他们感兴趣的“兔儿爷”“杂拌儿”、爆竹、风筝、空竹、口琴等。两人也曾“对揪小辫子打架”，过后就把打架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两人仍是最要好的朋友。罗常培最赞赏庆春的性格，他说：“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
家庭的艰苦境遇养成了庆春的骨气和毅力。他从来不在乎衣着、饮食的困窘，也从不想富家子弟们常玩的那些游戏：养鸟、养鱼、放鸽子、放风筝、斗蛐蛐。他喜欢读书，在书中寻找乐趣，也希望能早日读书有成，减轻母亲的负担。小学时，庆春经常中午吃不上午饭。他一听到母亲说“今儿中午没饭了”，总是扭头就回学校。他不愿让母亲看见自己挨饿的样子，也怕看见母亲那充满内疚、痛苦的表情。他常常饿着肚子上下午的课，也总穿着补了很多补丁的旧袜子。大姐给他做了一双新袜子，他却舍不得穿，他用不着和别人比阔气。所以，庆春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人情世故的看法。对此，最了解他的罗常培说：“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疾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
一九一二年，庆春从南草厂第十三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分在初中一年级四班。这是一所环境幽雅的学校，校址在北京西城区祖家街，校名至今未变。当时学校收费很贵，由于交不起学费，庆春只在这里读了半年书。
（选自《老舍》，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地来了。刘大叔名叫刘寿绵，身体肥胖，脸手白嫩，衣着华丽。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亲戚，并不常来。他一进门，看见了庆春，大声地问母亲：“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没等母亲回答完，马上又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和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刘大叔贵族味十足，对事儿漫不经心，说话大大咧咧，母亲并不在意。可当天刘大叔就派人送来了笔、墨、砚、书本和一块足够做一身衣服的蓝布。这真是贵人相助，母亲心里甭提多高兴，庆春更是高兴得又蹦又跳。
第二天，庆春随刘大叔来到离家有半里多路的一座道观里。道观院不大，像个大杂院，不同的门里飘出不同的難闻的味道，有大烟味儿、糖精味儿，还有厕所的臭味儿。最后来到一个大殿，大殿很黑而且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子的圣像牌位。这就是学校，一共有三十来个学生，学生都朝西坐着，西墙上有块黑板，这是“改良”的私塾。老师姓李，是位死板但富有爱心的中年男人。刘大叔对李老师大声地“嚷”了一顿，而后就叫庆春拜孔子和李老师。李老师给了他两本书，一本是《地球韵言》，另一本是《三字经》。庆春终于上了学，这一年是一九〇五年。
上了私塾，庆春的确太高兴了。第一，自己现在是学生了，可以读书识字了；第二，每天上学与回家，来往于街巷之间，可以自由自在地走走看看，熟悉那满街满巷的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但他讨厌在私塾里读《三字经》《百家姓》这些书，整天咿咿呀呀，毫无味道。所以他经常逃学，满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的转悠。他开始知道，北京端阳节的粽子有三种，一种是官样粽子，是满汉饽饽铺卖的，没有任何馅，是纯糯米的，洁白、娇小；第二种是冰镇过的，多是由沿街挑担的卖蜂糕的代卖；第三种也是沿街吆喝叫卖的，但个儿大，里面有红枣馅，这是最普通的粽子。
他很喜欢果摊上卖兔儿爷的，这是北京特有的风俗。每到中秋节，北京人喜欢用枕形西瓜拜月，用鲜果供养兔子王。古书上说“市中以黄土博成，日兔儿爷，着花袍，高有二三尺者”。每逢到这时，沿街都是摆兔儿爷的果摊，“一层层的摆起粉面精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儿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工细，有的骑着老虎，有的坐着莲花，有的肩着剃头挑儿，有的背着鲜红的小木柜”。兔儿爷一般都是人形兔脸，长耳顶盔束甲，骑在虎上的有如将军，挑担子的有如小贩。
庆春最喜欢的是腊月。从腊八开始，街上就开始热闹起来，一派节日景象。货摊子摆满了街道，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卖爆竹的、卖风筝的；临近二十三，过小年、祭灶王爷，街上更是多了卖冬瓜糖、关东糖的。每逢这时，他就感到快盼到过新年了，盼到穿新衣新鞋、放鞭炮了。
日日上下学途中走街串巷，庆春熟悉了北京街头的每一种水果，这是一个看不尽、吃不上却忘不了的水果世界：各种各样的葡萄、梨、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京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种香味更好闻，哪种颜色更好看。不仅如此，还有好听的。果贩们的吆喝声犹如歌唱：“唉——一毛钱来耶，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耶！”这些好看的、好闻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给庆春的童年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他后来将这些美好的记忆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中，使他成为地道的北京风俗作家。
刘大叔一直资助庆春上学，从私塾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同刘大叔接触多了，渐渐地庆春对刘大叔也了解了，对刘大叔家里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刘大叔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却不知道算计。他的财产很快被卖掉了一部分，又被人骗去了一部分。人们吃他的、骗他的，他付之一笑。到庆春中学毕业时，刘大叔家产已经破败殆尽，但刘大叔说话声、笑声照旧洪亮。庆春很为他惋惜，说：“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时候，如果他肯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叫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所以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
后来刘大叔的儿子也死了，自己卖了花园，入庙为僧，夫人和女儿也入庵为尼。这在一般人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因为他以前住的是高宅深院，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也曾经嫖过赌过，居然出家了。刘大叔出家以后，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人称宗月大师。可是很短时间就被驱逐出来，因为他不惜变卖寺庙产业去救济穷人，而一般方丈的职责是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他后来又去了一个小庙做方丈，这个庙没有任何产业，他一边为庙里的僧众们化斋，一边继续举办他的粥厂等慈善事业，直到一九三九年坐化。
庆春始终对刘大叔充满了崇敬之情。对于他的出家，庆春后来说：“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做一点，能做一点便做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庆春更加感激刘大叔对他一生成才和做人的巨大影响。他说：“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庆春上了三年私塾。
一九〇九年，在刘大叔的帮助下，庆春从私塾转入北京西直门内崇寿寺内城第四学区市立第三小学堂，编入三年级。到六年级时，转入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因为市立三小改为第四女子小学。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后来成为老舍妻子的胡絮青，正是在庆春离开这里以后进这所女子小学读的书，与此同时，庆春母亲为了供养庆春上学，也来到这所女子小学做过勤杂工，为教员做饭，兼打扫校园卫生。 到小学高年级后，庆春学习兴趣上显出了严重偏科，他不喜欢绘画，尤其不喜欢数学。他说：“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但庆春逐渐显出对语文的兴趣，他能背诵许多古文和诗词，作文也写得很好，常常得到老师夸奖。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实行的是复式班教学形式，即不同年级学生在同一個教室上课，一般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就自习或做作业。遇到老师有事的时候，庆春常常在高年级学生中被指定为代课的小老师，领着低年级学生念课文或者上体育课。庆春口才好，谈话幽默，举止文雅，很受小同学们的喜欢。曾当过庆春国文老师的孙焕文先生后来说：“我在北平直隶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
有一次，庆春和同学相约下课以后去放风筝，可恰巧这天考试作文，作文的题目便是《说纸鸢》。庆春很快就写完交卷了，可那个同学还在抓耳挠腮，苦于无从写起。庆春便悄悄对同学说：“来，我给你起个头，快点交卷，咱们好去放风筝。”事后，这个同学的作文大受老师称赏，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宣读：“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牵之，飘扬空中。”老师边念边评说：“破题得体，先获吾心。”同学听老师如此夸奖，不免面红耳赤，只好如实向老师坦白，精妙之处，恰是庆春所做。
庆春在小学同学中有一位极要好的朋友，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罗常培。每逢下午放学后，他俩就一起到回家路上的小茶馆里去听评书《小五义》或《施公案》，钱总是由罗常培付。天天听，就有了兴趣，也受到熏陶。这种民间文艺的熏陶，培养了庆春对文艺的爱好、讲故事的能力和对北京语言的敏感，这一切又对他后来走上文学家的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庆春有时也带罗常培逛自家附近的护国寺庙市，看看花鸟鱼虫、古玩字画，尤其是他们感兴趣的“兔儿爷”“杂拌儿”、爆竹、风筝、空竹、口琴等。两人也曾“对揪小辫子打架”，过后就把打架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两人仍是最要好的朋友。罗常培最赞赏庆春的性格，他说：“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
家庭的艰苦境遇养成了庆春的骨气和毅力。他从来不在乎衣着、饮食的困窘，也从不想富家子弟们常玩的那些游戏：养鸟、养鱼、放鸽子、放风筝、斗蛐蛐。他喜欢读书，在书中寻找乐趣，也希望能早日读书有成，减轻母亲的负担。小学时，庆春经常中午吃不上午饭。他一听到母亲说“今儿中午没饭了”，总是扭头就回学校。他不愿让母亲看见自己挨饿的样子，也怕看见母亲那充满内疚、痛苦的表情。他常常饿着肚子上下午的课，也总穿着补了很多补丁的旧袜子。大姐给他做了一双新袜子，他却舍不得穿，他用不着和别人比阔气。所以，庆春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人情世故的看法。对此，最了解他的罗常培说：“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疾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
一九一二年，庆春从南草厂第十三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分在初中一年级四班。这是一所环境幽雅的学校，校址在北京西城区祖家街，校名至今未变。当时学校收费很贵，由于交不起学费，庆春只在这里读了半年书。
（选自《老舍》，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