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显然不是一种超时代超经验的活动，读者总要把自己的经验溶化到阅读中去，诗本文中的审美潜能，也只有在读者情感共鸣中才能得到实现。有些诗，曾经多少次从我们眼皮下滑过而未引起特别的注意，但有朝一日却忽然扣响了深处的心弦。
　　对我来说，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关于红鬃马驹与火车赛跑的诗就是如此。
　　事情发生在一九二○年。一次，诗人叶赛宁乘着火车，从车窗向草原眺望着，忽然看见一匹红褐色的小马驹在牧场上撒起欢来，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马驹，竟敢和火车赛跑！马驹的天真行为深深触动了敏感的，“最后一名农村诗人”，使他感到心灵的颤栗。于是他把这一场景写进了著名的《祭奠曲》：
　　
　　你见过么——被湖沼的雾气笼罩，火车迈开四只铁爪，用铁鼻孔打着响鼻儿，在草原上猛跑？而火车后面，沿着草原疾奔着一匹红鬃马驹，仿佛是节日赛马的决战，伸开细腿儿一直向前？……
　　
　　《祭奠曲》又译《四旬祭》，指的是东正教规定人死后迫荐亡魂的四十天祈祷。叶赛宁以此为题作了挽歌四首，表示他对牧歌式的农村生活的哀悼。诗中笼罩着一片秋天的肃杀之气，皮带和烟囱控制了一切，钢铁的寒热，病使农村的木屋全身颤抖……
　　这里我译的是第三首挽歌。冷酷的火车象征着钢铁的统治，它以钢铁怪兽的面目出现；而红鬃马驹则象征着牧歌情调的农村和自然，也象征着诗意的人生，它还想伸开细腿儿与钢铁怪兽赛个高低，然而：
　　
　　他哪儿赶得上啊，这可爱的，可爱可笑的傻瓜？莫非他不知道：活的马
　　已一概败在铁骑蹄下？
　　叶赛宁对他的红鬃马驹寄予了满
　　
　　腔怜爱满腔同情，这说明了他对农村自然淳朴面貌的万般眷恋，也表现了他带宗法制色彩而与当代社会变革格格不入的抒情诗人气质。从前读到这一类诗，“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现成结论就会立即跳将出来，从而阻碍了我们与诗人的沟通。但是用这种简单概括是远远不能理解诗人的。其实叶赛宁并不是一味怀旧的诗人，也全然不反对革命进程和工业化，不反对火车和飞机。但是作为极端敏感的诗人，他又不能不感到隐含在这一进程中的异化因素，不能不感到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破坏、他所珍惜的价值的破坏：
　　
　　莫非他不知道：在昏暗的草原他再跑也挽回不了逝去的时间，那年头突厥人为一匹骏马愿意拿两个俄罗斯美女换？铁的噪音惊醒了我们的湖沼，市场的行情不堪回首，如今人们买一个火车头付出成千担马皮和马肉。
　　
　　如今，这些诗句强烈地震撼了我。叶赛宁在这里是极言诗的价值、人性的价值、自然的价值，并非有意在突厥人面前作践自己的俄罗斯姑娘。而“如今人们买一个火车头／付出成千担马皮和马肉”，又是何等血淋淋的市场现实！是啊，当红鬃马驹的意象不再囿于“宗法制情绪”这种“非诗”的解释后，读者与诗人的真正交流才得以开始，世纪初诗人对市场行情“倒挂”的悲叹，直到世纪末才终于传到我们耳畔。只不过世纪初的火车头，到世纪末换成了高档进口小轿车。
　　二十年代苏联诗坛上与叶赛宁双峰对峙的马雅可夫斯基，历来与叶赛宁既互相钦佩，又互相抬杠，在《祭奠曲》一诗上也不例外。马雅可夫斯基对此诗十分赞赏，但这位“歌唱开水的歌手”、“头号大嗓门的鼓动家”，却不同意红鬃马驹注定败倒在火车铁爪下的宿命。而且，马雅可夫斯基直截了当地把叶赛宁的红鬃马驹等同于“诗”，并没有象我们那样在“宗法制”问题上煞费踌躇。
　　按照诗人擂台的惯例，马雅可夫斯基只能用诗来与诗论争。我们面前是马雅可夫斯基耗尽了巨大精力后饮弹身亡时留下的遗稿中的最后一个片断：
　　
　　我知道诗的威力我知道诗的警钟这不是谎言鼓掌欢迎的那一种听到这种诗棺材会平地跳起迈开四只橡木小脚向前猛冲……马雅可夫斯基不死的生命力跃然
　　
　　纸上！这位诗人是诗的威力的崇拜者，他对诗作过许多精采纷呈的比喻，例如在《和财务检查员谈诗》中，他把诗行比作导火索，把韵脚比作，火药桶：“诗行冒烟到了末尾，引起爆炸，／于是整座城市／随着那节诗／飞到空中。”这简直是核爆炸的威力，但叫棺材“平地跳起”、“向前猛冲”，其威力更出乎前者之上。
　　是大嗓门诗人一味说大话么？不见得。特别是在这个时刻，马雅可夫斯基不断遭到打击，他的作品出版、上演也遇到麻烦，他的忧患意识已经不下于叶赛宁。但两人表现的风格又截然不同，对马驹与火车赛跑的估计也是完全相反：
　　
　　……有时被篓进字纸肚未能排印出版但诗却束紧马肚带飞驰向前它响彻一切世纪而火车纷纷爬来舔诗的手掌上的层层老茧
　　
　　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诗人辞世之前的肺腑之言。马雅可夫斯基深信，不论遇到多少厄运，诗的红鬃马驹不会倒下，它将束紧马肚带坚持到底；而现代的与未来一切世纪的火车都终将拜倒和臣服在诗的面前；不会是钢铁吞噬掉人性，而将是作为生产者的人统率钢铁。
　　我们常常希望从问题中得出唯一的解，然而我们现在对红鬃马驹与火车的方程却有了两个解。读者的直觉使我既认同叶赛宁的解，也认同马雅可夫斯基的解，两个解具有同样的真。
　　诗不是对世界作数学的解释。而是作人性的解释。何况在数学里，一个二次方程也有正负两个根哩。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这两首诗就象一对正负根似的针锋相对，也象一对正负根似的互相渗透，都充满着诗与人命运与共的信念。在马雅可夫斯基那首未完成的诗的末尾，不是也带着红鬃马驹那种“可爱可笑的傻瓜”的执着精神吗：
　　
　　……我知道诗的威力看起来算不了啥
　　
　　凋落的花瓣踩在狂舞的鞋跟下但是人用心灵用嘴唇用骨架
　　
　　最后这句话显然没有写完，这是并非末尾的末尾。诗人的笔尖永远停止在这儿了。啊，诗人倾一腔心血写的诗，现在只不过是狂舞的鞋跟下的片片落英，诗人在“算不了啥”的悲哀中诀别人世，但是……
　　关键正在这个但是上。世界上不能没有功利主义。诗人如果连这也不接受，这些“可爱可笑的傻瓜”在世上将无立足之地。
　　但是，世界上也不能只有狭隘功利主义，否则文明将无立足之地，人将无立足之地。
　　“人用心灵用嘴唇用骨架……”我们不知道诗人说的到底是怎样用心灵用嘴唇用骨架，但是只要人还存在，人应该会知道怎样用心灵，怎样用嘴唇，怎样用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