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发起了一项2.2亿美元的计划，试图用沙堤阻挡英国石油公司（BP）油井中的原油流入墨西哥湾。科学家们反对这一计划，指出这样做只会伤害当地生态系统。即使在全国委员会调查了BP的漏油情况，并宣布该计划失败、只拦截到漏入墨西哥湾的500万桶原油中的1000桶后，金达尔仍拒绝妥协，声称委员会的陈述“慷纳税人之慨，行党派修正主义之实”。
　　金达尔的反应体现了一种偏离科学的决策制定倾向，这种倾向可谓方兴未艾，并且有可能带来灾难。但我认为21世纪的政治不会如此。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文科研究生时，我的导师猛烈抨击即将到来的“技术官僚国家”时代。他告诉我，政客很快就将只听命于让人本价值为效率让路的专家，普通公民的声音将被淹没。
　　要是这一情景真的发生就好了。如今，在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实这一问题上—比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提炼页岩油气的风险性以及全球变暖的影响等—争论完全不顾科学证据，而使用扭曲、偏颇的信息来论证预设立场。政客和活动家将这些问题包装成社会斗争或道德表演（比如大公司与小农民之争、镇压者与解放者之争），又或者用阴谋论蒙骗天真的公民。
　　比如，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警告说，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只是轻微提高了当地居民罹患某些癌症的风险，这招致认定报告数字太低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抨击，被指是“保护核工业的一份政治声明”。类似地，美国环保活动家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指责美国政府和制药业串通掩盖儿童疫苗和孤独症之间的联系—然而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两者存在关联。
　　同样类似地，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前副总统候选人保罗·莱恩（Paul Ryan）指责大牌气候学家合谋为气候变化的真实性辩护，并支持取消气候保护计划、解雇白宫气候顾问。
　　伪科学和科学盲向来是占星家、庸医和其他没有多少社会危害力的江湖骗子的高发领域。如今，与科学证据作对成为一种政治手段：左翼和右翼政客通过这样做来营造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形象。但这一方法有害于公共健康和地球，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担心有可能产生新的“科学封建主义黑暗时代”。
　　事实上，硬事实和科学证据在制定政策上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举足轻重的权威地位；对政治领导人来说，科学家的观点只不过提供了多一种意见。我的文科教授们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 二战的胜利来自雷达，而其结束更是依靠了原子弹—当时，科学不需要劝服就能保证权威地位。但这与其说是源于在决策中服从科学的理性信念，不如说是因为人们看到科学在二战中所起到的作用，因而反应强烈。
　　这一热烈反应招致了人们对政治学家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所谓从“堕胎政治”到“龙卷风政治”转型的恐慌。在关于堕胎的集体决策中，决策前的争论是围绕价值发生的—没有共同目标，并且与科学信息完全无关。但在关于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龙卷风的集体决策中，存在明白无误的目标，忽略专家是完全非理性的。皮尔克警告说，在技术官僚文化占上风的体制下，科学的声音成为主导性力量，那么政客们则可能会用一个技术问题上的专家意见（比如 “×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来遮盖其真实的政治目标（“×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如今，二战后的科学热情已经减退，政客们采取了相反的策略。他们日益走向另一个倾向，即完全忽视科学发现，让价值成为公共政策争论的核心。简言之，他们正在从“龙卷风政治”模式转向“堕胎政治”模式。
　　科学绝非完美。科学实践者并不生而比任何人更高尚，他们的工作也不比其他工作更能免疫于错误和误用。区别在于，科学家致力于将包含大量观察、实验和独立评估的过程制度化，以便提供长远来说比直觉和政治姿态更可靠的决策依据。
　　我很欣慰没有生活在一个技术官僚制度中，在那样的制度中由专家说了算，他们直接决定什么是一个社会的目标；而真正的目标应该由整个社会来决定，专家只是完善者。但我又开始担心，我是否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政客们更关心如何对那些根本无从实现的目标的高尚性大肆宣扬。如果这两者之间没有一条折中的道路，我们注定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