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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丰子恺的散文充满了“童趣”,展现出他的童真之心。而在丰子恺的思想中佛学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在现代思想大潮的时代语境下丰子恺散文中与佛理契合的“童心”充斥着对现代性的追寻与思考。丰子恺在佛理契合的童心世界里追寻着自己理想中的现代性建构。
关键词:丰子恺 童心 佛理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历来有“儒可以治国,佛可以治心”的说法。宋代名僧契嵩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佛教思想家,在《寂子解》中他指出:
“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其心既治,谓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则与夫礼仪所导而至之者不亦会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儒佛二教虽然所出不同,但都是圣人之教,都以“治”为旨趣。所不同的是,儒是有为之学,旨在治世,佛乃无为之教,旨在治心,但如果把世人之心治好了其情性则真正淳厚。情性既真正淳厚,自然与儒家礼仪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岂不是有益于治世吗?契嵩的这段话正是道出了丰子恺学佛的内在原因——治心。
丰子恺曾经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护心”说。“心的文化”在中国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明代大学者李贽曾提出“童心说”。它是明代后期文人个性解放思潮的灵魂: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虽然丰子恺的“童心”与李贽的观点取向不同,但其内在精神确有相通之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皆有“童心”的思想渊薮,“童心”成为三家文化精神的一种重要隐喻与象征,代表了它们对人心与社会的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和至高的人文价值理想。
佛教认为众生天生地具有一种未受污染的“清净心”,即所谓佛性,人们只要向内心追求,显示固有的觉悟,就可以成佛,即《大般涅梁经·如来性品》中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这种“清净心”、“佛性”又集中休现在儿童身上,因为童心绝假纯真,还没有受到世俗尘埃的蒙蔽。佛家五行中有“婴儿行”,《涅架经》揭示五种行,一曰圣行,二曰梵行,三曰天行,四曰婴儿行,五曰病行。童年的时候,妄念少,所以人能保持几分天真烂漫。人能够在一生当中,保住童心的那一分天真,就是有道之人。佛门婴儿行,就是永远保持自己的天真。
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丰子恺来说,童真与艺术品格密不可分。童心之“真”首先在于“真诚”、自然而不假于物,毫无遮蔽,坦诚相见;其次在于“专致”,全身心投入,思无旁鹜。这种精神状态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禅宗的破执悟道,在通往“自性”的路上,一切现成的规矩法度都是对心性的束缚与障碍,妨害众生对自我的体认。童真在创作中的表现既指作者对审美客体进行本色反映,更指一种忘怀物我、无所执著、无所顾忌的自由心境。
在现代社会兴起的过程中,物性对心性的入侵愈演愈烈。作为艺术家、教育家、佛教居士的丰子恺,在传统文化的熏习下,在对包含着“仁心”、“道心”、“佛心”的“心”文化的体认中,在艺术实践、教育工作和宗教生活中始终秉承着他那颗“赤子之心”。在《告母性》中丰子恺说:
“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本来的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这世间造作后的心。明言之,就是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疵,天真烂漫的真心,使成人后,能动地拿这心来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受动地盲从这世间已成的习惯,而被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所羁绊。”
丰子恺渴望用“童心”冲破这“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摆脱物性的束缚,回归心性的追索。丰子恺有一篇类似童话的散文《赤心国》,通过虚拟的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度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艺术理想与社会理想。
丰子恺始终对儿童怀着一颗赤诚之心,特别是在抗战前丰子恺受佛教思想影响最大,写的儿童作品数量也最多,在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童心流动着佛教的底蕴。尘世间的童心契合了丰子恺心中完美的社会理想,因而佛光烛照中的丰子恺就将笔端伸向了儿童,以儿童世界的无邪洁净寄托他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丰子恺散文的童心,更多的是一种本真童心的体现,其散文中的童心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他在心理上始终保留比一般人远为强烈的儿童般的天性。丰子恺秉持一颗赤诚的童心,对儿童世界倾注了极大的兴趣与关注。他把孩子们的喜怒哀乐,把他们心目中的奇妙世界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作品中。郁达夫曾评价说:“对于小孩子的爱,与冰心女士不同的一种体贴入微的对于小孩子的爱,尤其是他散文的特点。”
《给我的孩子们》是丰子恺把天赋童心思想体现无遗的典型代表作。这篇借以作为《子恺画集》的“代序”的散文,叙述了自己一群“小燕子般的儿女”——瞻瞻、阿宝、软软们的天真相:他们要皮球停在墙上不掉下来;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为小猫不肯吃糕哭得死去活来;因父亲的腋毛而大惊大恐、伤心大恸……如果不是真正地理解了孩子的所思所想,是绝不会如此真实地切近孩子心中美好世界的幻境而非大人眼中的儿童世界。
此外,在《华瞻的日记》一文中,作者写了瞻瞻与邻居小女孩郑德菱之间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友谊和无拘无束的感情。瞻瞻怨恨干嘛一定要用“家”这个概念,把他们时不时分开,在他看来,“像我们这样的同志。天天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多好呢?何必分两家?即使分两家,反正爸爸同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妈妈也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作一块,不更好么?”“这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谁家的,真是无理极了,想来总是大人们弄出来的。”孩子们天真的意愿是那么有趣可爱,这只有真正有天赋童心的大人才能这样真切地理解并真切地加以刻绘。
在丰子恺看来,童心没有虚伪残忍的腐蚀,没有名利缰索的羁绊,没有怀疑妒忌的压抑,儿童的世界是天真无邪的世界。在《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儿女》、《谈自己的画》等作品中,丰子恺对儿童极尽赞美之能事,他赞美孩子们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有着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世间的人群结合永远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真实而纯洁”。他认定儿童在他的心目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在赞美儿童世界的同时,丰子恺将世俗社会的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进行对比,用后者映衬前者的虚伪、卑劣、病态和不自由。
在《谈自己的画》中,他写到:“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的生活和世间的习俗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他认为,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等,没有注意身边的琐事,没有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认识不了世间事物的真相,忘却了人类的自然本性,变得“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失去了做孩子的资格”。他还把自己的生活同儿女们进行比较:“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其实丰子恺这样的笔端也充满了佛理。佛教的佛性论认为“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妄念浮云”、“客尘”是持批评态度的。因而在丰子恺充满童心书写的散文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世俗之境的拒斥,对人生意义的明净化的坚守。
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儿童崇拜情绪使丰子恺时时陷入痛苦的境地。他认为孩子越小,受社会世俗的影响就越小,越容易保持“清净本然”的本性,因而就越可爱;而当他们长大以后,就不复昔日那样快乐自由,“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倒像绵羊的地步”。有时甚至偏颇而痛苦地认为小孩一生下来就应该死掉,这样才能保持纯真和聪慧。
丰子恺这种有着佛教底蕴的儿童崇拜使他自然地与影响着当时中国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异化主题相契合,这一契合使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眼光。
在西方浪漫主义者的文化构想中,天真烂漫的童心,较之野性未泯的生命强力和淳厚质朴的风俗人情,更具人类初民时代的原生性与纯洁性,它是一种未经文明社会和成人世界浸染的人的自然本能与自然情感。现代中国作家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者的自然人性的观念,他们正是从这一视角来观照和赞美儿童的。
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的一分子,丰子恺受西方童心说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他深切地感到在成人世界中一切属于人的冲动和情感都受到压抑,人沦为知识、名誉、商品、金钱和自身功利欲望的奴隶,被世俗价值和世俗社会所紧紧束缚,从而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因此他寄希望于童心能促使人们返璞归真,尽可能地保留一些童年时代纯真、自在的天性。这种被异化和物化的病态己经蔓延到了他最向往的儿童世界里,所以丰子恺很为此担忧,他在《读〈读缘缘堂随笔〉》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没有注意身边琐事,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即没有做孩子的资格。孩子们呢,也大都被唱党歌,读遗嘱,演讲,竞赛,考试,分数……等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怕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在这样‘大人化’、‘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的中国内,我的文章恐怕难得有人注意。”
在他看来,有孩子气的人才最有创造力,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新的活力,促使社会向前发展,而如果那种腐朽的、陈旧的、浮躁的、物化的文明病也侵蚀到最纯净的孩子身上,那整个社会将变得十分令人担忧,他的“理想国”也将会真正地化作泡影。
丰子恺对儿童世界倾注一腔深情,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取佛家悲欣交集的眼光,既极其生动亲切地描绘了孩子们的淘淘之乐,又洞察到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在走向成年后变得猥琐消沉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他清醒地意识到儿童是处于一个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之中的,他们是要长大的,黄金时代是有限的,他们终将受到世事尘劳的拘束,受到社会制度和道德习俗的限制,他们的世界将不复昔日那样广大自由,他们将重演父辈们的悲剧,为分数而活着,为名誉而活着,为生活而活着,从而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原有的真率与趣味。这不能不使丰子恺感到悲哀、失望。
丰子恺神游于儿童的世界,显然带有明显的佛家色彩,但他熟谙世态炎凉,深查社会痼疾。所以,他的倾慕儿童与抨击成人世界是互为因果的。正因他对人人自危、自顾不暇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抗争,只得把自己置身世外,去看超然的人的天性。但是,他的童心礼赞不是不顾现实、盲目的、亦不是纯粹佛陀义理的图解,而是在童心礼赞中寄寓着自己真诚的希望:让现实社会少一些异化的成人间的虚伪、狡诈、欺骗,多一些寓于童心的真诚、坦白、爱心。
参考文献:
[1] 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2] 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75年。
[3] 丰子恺:《告母性》,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一),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4]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5] 丰子恺:《华瞻的日记》,《丰子恺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6] 丰子恺:《谈自己的画》,《丰子恺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7] 丰子恺:《儿女》,《丰子恺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8] 丰子恺:《读〈读缘缘堂随笔〉》,《丰子恺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常海,男,1964—,辽宁新民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文与教育管理,工作单位:沈阳大学新民师范学院。
关键词:丰子恺 童心 佛理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历来有“儒可以治国,佛可以治心”的说法。宋代名僧契嵩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佛教思想家,在《寂子解》中他指出:
“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其心既治,谓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则与夫礼仪所导而至之者不亦会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儒佛二教虽然所出不同,但都是圣人之教,都以“治”为旨趣。所不同的是,儒是有为之学,旨在治世,佛乃无为之教,旨在治心,但如果把世人之心治好了其情性则真正淳厚。情性既真正淳厚,自然与儒家礼仪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岂不是有益于治世吗?契嵩的这段话正是道出了丰子恺学佛的内在原因——治心。
丰子恺曾经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护心”说。“心的文化”在中国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明代大学者李贽曾提出“童心说”。它是明代后期文人个性解放思潮的灵魂: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虽然丰子恺的“童心”与李贽的观点取向不同,但其内在精神确有相通之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皆有“童心”的思想渊薮,“童心”成为三家文化精神的一种重要隐喻与象征,代表了它们对人心与社会的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和至高的人文价值理想。
佛教认为众生天生地具有一种未受污染的“清净心”,即所谓佛性,人们只要向内心追求,显示固有的觉悟,就可以成佛,即《大般涅梁经·如来性品》中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这种“清净心”、“佛性”又集中休现在儿童身上,因为童心绝假纯真,还没有受到世俗尘埃的蒙蔽。佛家五行中有“婴儿行”,《涅架经》揭示五种行,一曰圣行,二曰梵行,三曰天行,四曰婴儿行,五曰病行。童年的时候,妄念少,所以人能保持几分天真烂漫。人能够在一生当中,保住童心的那一分天真,就是有道之人。佛门婴儿行,就是永远保持自己的天真。
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丰子恺来说,童真与艺术品格密不可分。童心之“真”首先在于“真诚”、自然而不假于物,毫无遮蔽,坦诚相见;其次在于“专致”,全身心投入,思无旁鹜。这种精神状态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禅宗的破执悟道,在通往“自性”的路上,一切现成的规矩法度都是对心性的束缚与障碍,妨害众生对自我的体认。童真在创作中的表现既指作者对审美客体进行本色反映,更指一种忘怀物我、无所执著、无所顾忌的自由心境。
在现代社会兴起的过程中,物性对心性的入侵愈演愈烈。作为艺术家、教育家、佛教居士的丰子恺,在传统文化的熏习下,在对包含着“仁心”、“道心”、“佛心”的“心”文化的体认中,在艺术实践、教育工作和宗教生活中始终秉承着他那颗“赤子之心”。在《告母性》中丰子恺说:
“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本来的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这世间造作后的心。明言之,就是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疵,天真烂漫的真心,使成人后,能动地拿这心来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受动地盲从这世间已成的习惯,而被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所羁绊。”
丰子恺渴望用“童心”冲破这“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摆脱物性的束缚,回归心性的追索。丰子恺有一篇类似童话的散文《赤心国》,通过虚拟的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度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艺术理想与社会理想。
丰子恺始终对儿童怀着一颗赤诚之心,特别是在抗战前丰子恺受佛教思想影响最大,写的儿童作品数量也最多,在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童心流动着佛教的底蕴。尘世间的童心契合了丰子恺心中完美的社会理想,因而佛光烛照中的丰子恺就将笔端伸向了儿童,以儿童世界的无邪洁净寄托他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丰子恺散文的童心,更多的是一种本真童心的体现,其散文中的童心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他在心理上始终保留比一般人远为强烈的儿童般的天性。丰子恺秉持一颗赤诚的童心,对儿童世界倾注了极大的兴趣与关注。他把孩子们的喜怒哀乐,把他们心目中的奇妙世界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作品中。郁达夫曾评价说:“对于小孩子的爱,与冰心女士不同的一种体贴入微的对于小孩子的爱,尤其是他散文的特点。”
《给我的孩子们》是丰子恺把天赋童心思想体现无遗的典型代表作。这篇借以作为《子恺画集》的“代序”的散文,叙述了自己一群“小燕子般的儿女”——瞻瞻、阿宝、软软们的天真相:他们要皮球停在墙上不掉下来;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为小猫不肯吃糕哭得死去活来;因父亲的腋毛而大惊大恐、伤心大恸……如果不是真正地理解了孩子的所思所想,是绝不会如此真实地切近孩子心中美好世界的幻境而非大人眼中的儿童世界。
此外,在《华瞻的日记》一文中,作者写了瞻瞻与邻居小女孩郑德菱之间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友谊和无拘无束的感情。瞻瞻怨恨干嘛一定要用“家”这个概念,把他们时不时分开,在他看来,“像我们这样的同志。天天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多好呢?何必分两家?即使分两家,反正爸爸同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妈妈也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作一块,不更好么?”“这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谁家的,真是无理极了,想来总是大人们弄出来的。”孩子们天真的意愿是那么有趣可爱,这只有真正有天赋童心的大人才能这样真切地理解并真切地加以刻绘。
在丰子恺看来,童心没有虚伪残忍的腐蚀,没有名利缰索的羁绊,没有怀疑妒忌的压抑,儿童的世界是天真无邪的世界。在《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儿女》、《谈自己的画》等作品中,丰子恺对儿童极尽赞美之能事,他赞美孩子们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有着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世间的人群结合永远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真实而纯洁”。他认定儿童在他的心目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在赞美儿童世界的同时,丰子恺将世俗社会的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进行对比,用后者映衬前者的虚伪、卑劣、病态和不自由。
在《谈自己的画》中,他写到:“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的生活和世间的习俗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他认为,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等,没有注意身边的琐事,没有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认识不了世间事物的真相,忘却了人类的自然本性,变得“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失去了做孩子的资格”。他还把自己的生活同儿女们进行比较:“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其实丰子恺这样的笔端也充满了佛理。佛教的佛性论认为“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妄念浮云”、“客尘”是持批评态度的。因而在丰子恺充满童心书写的散文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世俗之境的拒斥,对人生意义的明净化的坚守。
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儿童崇拜情绪使丰子恺时时陷入痛苦的境地。他认为孩子越小,受社会世俗的影响就越小,越容易保持“清净本然”的本性,因而就越可爱;而当他们长大以后,就不复昔日那样快乐自由,“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倒像绵羊的地步”。有时甚至偏颇而痛苦地认为小孩一生下来就应该死掉,这样才能保持纯真和聪慧。
丰子恺这种有着佛教底蕴的儿童崇拜使他自然地与影响着当时中国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异化主题相契合,这一契合使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眼光。
在西方浪漫主义者的文化构想中,天真烂漫的童心,较之野性未泯的生命强力和淳厚质朴的风俗人情,更具人类初民时代的原生性与纯洁性,它是一种未经文明社会和成人世界浸染的人的自然本能与自然情感。现代中国作家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者的自然人性的观念,他们正是从这一视角来观照和赞美儿童的。
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的一分子,丰子恺受西方童心说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他深切地感到在成人世界中一切属于人的冲动和情感都受到压抑,人沦为知识、名誉、商品、金钱和自身功利欲望的奴隶,被世俗价值和世俗社会所紧紧束缚,从而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因此他寄希望于童心能促使人们返璞归真,尽可能地保留一些童年时代纯真、自在的天性。这种被异化和物化的病态己经蔓延到了他最向往的儿童世界里,所以丰子恺很为此担忧,他在《读〈读缘缘堂随笔〉》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没有注意身边琐事,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即没有做孩子的资格。孩子们呢,也大都被唱党歌,读遗嘱,演讲,竞赛,考试,分数……等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怕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在这样‘大人化’、‘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的中国内,我的文章恐怕难得有人注意。”
在他看来,有孩子气的人才最有创造力,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新的活力,促使社会向前发展,而如果那种腐朽的、陈旧的、浮躁的、物化的文明病也侵蚀到最纯净的孩子身上,那整个社会将变得十分令人担忧,他的“理想国”也将会真正地化作泡影。
丰子恺对儿童世界倾注一腔深情,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取佛家悲欣交集的眼光,既极其生动亲切地描绘了孩子们的淘淘之乐,又洞察到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在走向成年后变得猥琐消沉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他清醒地意识到儿童是处于一个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之中的,他们是要长大的,黄金时代是有限的,他们终将受到世事尘劳的拘束,受到社会制度和道德习俗的限制,他们的世界将不复昔日那样广大自由,他们将重演父辈们的悲剧,为分数而活着,为名誉而活着,为生活而活着,从而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原有的真率与趣味。这不能不使丰子恺感到悲哀、失望。
丰子恺神游于儿童的世界,显然带有明显的佛家色彩,但他熟谙世态炎凉,深查社会痼疾。所以,他的倾慕儿童与抨击成人世界是互为因果的。正因他对人人自危、自顾不暇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抗争,只得把自己置身世外,去看超然的人的天性。但是,他的童心礼赞不是不顾现实、盲目的、亦不是纯粹佛陀义理的图解,而是在童心礼赞中寄寓着自己真诚的希望:让现实社会少一些异化的成人间的虚伪、狡诈、欺骗,多一些寓于童心的真诚、坦白、爱心。
参考文献:
[1] 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2] 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75年。
[3] 丰子恺:《告母性》,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一),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4]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5] 丰子恺:《华瞻的日记》,《丰子恺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6] 丰子恺:《谈自己的画》,《丰子恺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7] 丰子恺:《儿女》,《丰子恺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8] 丰子恺:《读〈读缘缘堂随笔〉》,《丰子恺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常海,男,1964—,辽宁新民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文与教育管理,工作单位:沈阳大学新民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