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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中国近代史上城镇经济主体——商业经济的角度切入，运用各类历史资料，分区逐县地确证广东商业人群以及所造成的“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全广西的分布范围，并揭示其在广西不同地域的程度等差和梯度分布状态。从而，以原始的生活场景原生态地呈现出粤港澳地区对广西经济辐射由东而西逐步推进、由城市而圩市逐层次渗透的基本节奏和客观规律。
【关键词】近代；粤港商业人群；分布面；梯度差
【作 者】黄滨，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伦理研究所哲学博士后。张斌，广西大学商学院金融研究方向研究生，广州大学校办公室经济师。广州，510050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163-012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ve Area and Gradient Difference of Guangdong Commercial Crowd in Guangxi in Modern Times——PartⅡof the Research on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Economy of Guangdong-Hong Kong to GuangxiHuang Bin, Zhang Bin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main of town economy—commercial economy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 author uses all kin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 to prove the distributive area in Guangxi of the pattern “no Guangdong people no the market" caused by the Guangdong business crowd and reveal the degree grade and gradient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areas of Guangxi. Thus presents the basic rhythm and objective laws of economic influence of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rea to Guangxi that advanced gradually from east to west and penetrated gradually from city to market.
Keywords: modern times; Guangdong-Hong Kong commercial crowd; distributive area; gradient difference
本刊上期刊登的《近代广西城镇的商帮比较》一文，对民国晚期广西主要的商人帮系比较研究中发现：这一时期，广西全境主要商路，它完全与入桂粤商商路吻合。入桂粤商商路“一江(西江)一带(沿海带)”的市场传动主轴也正是广西商路的市场传动主轴，入桂粤商商务构成了广西工商经济的主要业务。因此，广东商业人群无疑构成了执掌广西以商业经济为主体经济的城镇经济牛耳的主要力量。这种格局，老百姓用谚语称作“无东不成市”。那么，这一格局对全广西覆盖面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大 对广西各地的县、乡镇、乃至各个圩场的渗入程度究竟有多深 存在哪些等差 笔者在这里利用已掌握的各类材料，尽可能无遗漏地逐一进行考证。
一、东南组23县市考察：粤商入桂第一程序地带与“无东不成市”最高梯度区
广西的桂东区、桂东南区、桂南沿海地区，本文简称为东南组地区。这一组区南起博白县山口，北至贺县桂岭，粤桂交界地带长达1000余公里，南向沿海直接连接广东南部沿海线，共23个县市，该区是粤港商人向桂推进的第一程地带，在广西范围内与粤港距离最短，位于粤商商路入桂段核心部分和第一圈层分叉的西江主干浔江流域、桂江下游、北部湾沿海商路。在这一组区，入桂粤商在此首先抵居，必先经过，往返频次最繁。广大农村的主要居民即所谓当地人也实际上几乎全系明清入桂的广东或中经广东入桂的广西、福建汉族移民，即土白话人、客家话人、潮汕话或闽南话人。①因此，这一组区中，以粤商与当地农民联系为核心的城乡市场联系最为直接密切，本身就属于广东先进的生产力向广西实施空间推移同一过程中不同行类即工商类与农业类的同籍移民之间的相互协作搭配。农业商品经济部分呈农商高度一致的粤港市场指向。该组区对粤商入桂的“引力”最大，该区块所形成的“无东不成市”格局程度最高，粤商也因而在此聚居最众、总量最大，比例通常为工商人口的90％以上；城镇经济的绝大多数行业和所有层次的(县城和圩镇)所有市场聚落点，几乎纯白话方言岛。
1.桂东区
梧州。位处桂东端，为地绾两粤的广西第一大门户，粤商入桂的第一大站和最大聚居地。明代时即已成“往来横渡口，强半广州音”②局面。据笔者实地调查，晚清民国梧州工、商业者90％以上是广东祖籍的。③1946年6月，梧州18-60岁成年人共51063人，从事工商交通业人口比例占47.4l％，计24209人④，按90％折算，当时梧州成年粤商及从业人口约有21788人。
苍梧县。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客民为广东接壤尤众，专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盐商木客列肆当圩多新顺南海人”，本地居民则“不谙商贾”⑤。该县当时19座大小圩镇，全部纯操粤语。⑥
藤县。1934年6月，该县注册商户428家⑦，而在受抗战影响、商业规模呈收缩状态的1941年，广东旅藤同乡会、南海旅蒙江同乡会、南海旅太(平)同乡会会员仍多达380名(户)⑧，占当时县域总商户数的大约79.1％。此外，全县22座圩镇，全操粤语。⑨
岑溪。全县圩镇22座，全操粤语。⑩
蒙山县。“解放前蒙山城内做生意的，全是广东人，做手工业者多是湖南人”[11]。8座圩镇中，纯操粤语者8座，主操粤语、夹用西南官话者1座。[12]
贺县。由于位处粤湘桂三省交界地带，湘商亦常来常往乃至定居。但总的局面仍是“来做生意的外商，十有八九是广东人”[13]。据该县最大商业城市八步主要四个街道街民姓氏祖籍调查统计，广东籍贯者竞高达97％—98％。[14]粤商同样也垄断着各主要圩镇的经济命脉，24座圩镇中，全部主操粤语者20座，操粤语但以官话(西南官话——以下同)、客家话为主者仅4座。[15]
昭平。情形介于贺县、蒙山之间。圩镇17座，主操粤语12座，兼操粤语而又以官话为主者5座。[16]
钟山县。共有圩镇14座，主操粤语兼操官、客语者11座占其中绝大多数；情形像两安圩那样，“广东人开铺子并不很多”、“最多是湖南人”的圩镇[17]，即以官话为主的圩镇仅有3座。[18]
2.桂东南区
平南。38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19]，因“居民多为广东商人后裔，故说话较近广州方言”[20]，如大安镇粤商人数至少占工商者总数80％以上。[21]又如武林镇，“居民99％从广东上来，以新会、九江、南海人较多”[22]。
桂平。47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23]，以江口镇为最典型，民国时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店都是广东人办的”[24]。
贵港市城区(贵县)。48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25]，据老粤商黄文海回忆，“过去商界是广东人的天下”，民国所建商会，“商会成员大多是广东商界人士，会长也自然是广东籍商界巨头”[26]。典型的圩镇如大圩，据饶任坤等编著的《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收录的口碑：“大圩是乾隆年间建圩的，最初到大圩做生意的是姓郑的广东人，当时有半条街是他们的，后来大圩附近的土地就逐渐为他们所有了。”
北流。光绪年间该县即形成“城市商贾辏集，多南海人”[27]的局面。因此，圩镇25座全部纯操粤语。[28]
容县。“与东粤接壤，东人经商更众”[29]，该县19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30]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县毗连广东，上通梧州，逆北流江，略过陆路，从玉林入南流江出海，也是粤商进而辐射东南亚的中转站，从而使容县成为广西第一大侨乡。
玉州区(玉林)。圩镇共有32座，全操粤语。直至民国初年，“本地人的商店只经营农副产品如米、酒、麸、油、糖、豆之类，……其余多是广东人经营”。其行业范围包括苏杭绸缎、五金、什杂、熟药行、生药行、烧腊味行、京果酱园行、烟丝行、牛皮行、制糖行、中西成药行等。[32]如兴业街“广东人定居的户数占全街百分之四十”[33]。虽然玉林商人崛起，在广西颇有名气，在玉林本地玉林商人势力赶上粤商，还只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也就是说，在百年之长的近代，玉林商人超过广东商人的时间，不过仅占十余年。
陆川。全县2l座圩镇，纯操粤语16座，以粤语为主辅以客家话者6座，纯操客家话者1座。[34]
博白。共14座圩镇，纯操粤语者7座，粤语为多辅以客家话者6座，纯操客家话者1座。[35]
3.桂南沿海区
北海。为桂南沿海最大门户和粤商海路入桂第一站。光绪年间，北海“店铺不下千家，大中商号约四五十家，广府商人尤占多数”[36]。北海的同乡会组织主要是广东系列的，1909年的广州会馆，1886年的高州会馆；还有广东的潮阳、阳江两座会馆。另因当时的北海属于广东，还有1座广西会馆。[37]城市纯操粤语。
钦州。圩镇25座，其中24座纯操粤语，1座操粤语兼有壮语。[38]1784年即建有粤东会馆，光绪十八年(1892)又重新修葺。[39]民国时期，来钦州开办工商企业者，多是“广州、佛山、三水、南海、番禺、香港等地的企业家……进口货源多从广州佛山等地运到钦州，然后转运及西南各省市地区销售”[40]。
合浦。合浦廉州为古代北部湾主港，清前期粤商大量涌入，并在嘉庆年间(1796-1820)先后创设新旧两个广州会馆。[41]大致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北海港正式取代其主港地位。但因为合浦珍珠和海盐闻名，仍有众多粤商到此营生。如距廉州23公里处有一座小镇西场镇，咸丰年间(1851—1861)还有粤商到此设立广州会馆，馆联日：“恩波通象郡，福曜普羊城。”[42]该县圩镇33座，全部纯操粤语。[43]防城区(防城港市防城区)。清代民国时期，“广府人大凡圩市，几乎无处无之，而且掌握商场势力”，“尤其江坪、竹山两地，极一时之盛，故今日两地尚遗存广州会馆[44]。全县共23个圩镇纯操粤语。[45]
浦北。共21座圩镇，纯操粤语[46]，浦北县的寨圩还建有广州会馆[47]。
灵山。1855年时，灵城即有“广府官窑会馆”之设[48]，全县共22个圩镇，纯操粤语[49]。
上思。该县位于十万大山北麓，桂南沿海区西缘，为壮族聚居区(占总人口85.6％)[50]粤商锋势有所减钝但仍居优势：18座圩镇中纯操粤语6座，粤(语为)主壮(语为)辅者3座，壮主粤辅者5座。[51]
二、中腹组23县市考察：粤商入桂第二程序地带与“无东不成市”地带第二梯度区
该组地域位于广西内腹广大地域，包括桂南内陆区、桂中区、桂东北南半区，本文简称为中腹组地区。该区分布在粤商商路入桂段中段，包括浔江主干郁江、郁江主干邕江，黔江主干柳江、桂江的中游等流域，是粤商向桂推进的第二程地带。与东南组地区相较，该组区与港粤距离拉大，粤商入抵稍迟、往返频次递减，往往依托东南组区再行推进。外围广大乡村主要的农业居民，已不是与粤商同籍的或同一来向的粤闽移民，而是土著少数民族居民或者湘赣等省移民。在桂南内陆区环抱南宁的邕宁、武鸣，在桂中区的武宣、象州、金秀、来宾、罗城、柳江、融水、三江、龙胜等地，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已占总人口数60％[52]以上；在桂林以南的平乐、荔浦、阳朔、恭城等地，虽然也有不少粤闽移民入居，但人口过半的也是代表着湘赣市场指向并与湘赣商帮共同构建当地农村产业的湘赣农业移民。[53]以粤商与当地农民关系为主要内核的城乡市场联系，因受到民族差别的梗隔、湘赣市场拉力的分扯而相对疏松。粤商势力从绝对优势，演变为一种相对优势。作为东南组区高梯度的“无东不成市”格局的直接延伸，此种局面虽然仍然保持着，但在程度上又有一定递减。表现为：该组区粤商聚居最众的是南宁、柳州，都远不可与梧州相比，粤商比重也在下降，如平乐粤商，占当地工商人口60％的比例，在该组区已属最高，较之梧州、平南、贺县下跌了10—20个百分点。在该组区，粤商执经济牛耳的方式改变为：垄断和主要执掌当地在总圩镇数中过半数的主要圩镇经济命脉，并且通过这些圩镇，间接控驭其他较次要的另一部分圩镇经济。在部分县区城镇中，仍以粤语为主，但在大多数城镇中，粤商的广府语只限于同籍客商中流行，未能扩大为整个城圩的市场语、通用语，粤商更多的是学操壮语、官话与当地人交易。
1.桂南内陆区
南宁。位于桂南内陆区西缘，粤商入桂段商路的西江主干浔江、郁江并伸往左、右江的水路，从登陆的北海、钦州与沿海路，北进并直上柳桂官道的陆路，在此交会成埠，为粤商重要的聚居地。该市及附郊的13座圩镇纯操粤语。[54]咸丰年间(1851一1861)至民国26年，在南宁“独执商场牛耳者，厥惟广帮”[55]。南宁固然也有江西、福建、两湖会馆，但以广东系列者最多，计有广东会馆、岭东会馆(梅县等地)和新会书院。[56]
邕宁。该县北抱南宁，壮民比例高达总人口的88.72％。圩镇30座，纯操粤语者11座，主操粤语兼操壮语者15座，壮主粤辅者和纯操壮语者各2座。[57]笔者曾实地考察该县城关蒲庙镇街，即从现在的五圣官至人民旅社，“多系广东人居住，名之为广东街”[58]。
武鸣。该县南邻南宁，壮族聚居人口占总人口的88.72％。31座圩镇中，壮语为主者28座，其中兼操粤语者12座，兼操官话者1座；粤主壮辅者1座；壮语为主官粤话兼操者1座。[59]但是，即使粤商已不足使自身方言成为城镇主要通用语，当地壮族农户确也颇多做起小生意，粤商也始终保持支配商场主要商帮的地位。如壮语为主的双桥镇，最活跃的是汉族商人“罗定客”，其次是玉林、合浦、钦州、永淳的汉族商人。又如壮语为主的县北的府城圩，解放前最大商号是中山人吴国强开设的均利祥号。该圩设有粤东会馆，粤商吴、梁、李、关四姓多达100多人[60]，势力无任何一商帮可比。
横县。情形仍属桂东南型。“咸同年间，横州城很热闹，有许多广东商人”[61]，“市厘商贾，悉东粤人”[62]，32座圩镇，31座纯操粤语[63]。
宾阳。33座圩镇主操粤语[64]，兼操平话。宾阳老粤商陈义新先生的回忆和宾阳商业局修志办的研究都指出：解放前宾阳最重大的商业，特别是与广东市场关系密切的商业，多为广东人把持。[65]但值得指出的是，自宋代狄青平定侬智高以来，宾阳即渐成为从军而来并定居下来的山东汉族后裔的聚居地，这部分汉族人群构成了宾阳的主要居民(操平话)。他们携中原经济文化优势，在粤闽人抵达前已先期在宾阳开发，拥有独到的农业手工业技术，晚清时代，已将宾阳营造成为以手工业专业村为特色、在广西颇具名气且在全国也属少见的手工业之乡。[66]在这一基础上，造就了宾阳人势颇众、成长独立性较强、具有较大的西向辐射力的本地商帮，加之宾阳并无大川水路直达，这些因素，都明显地抗阻和耗减了粤商的锋锐。这是我们在把握宾阳“无东不成市”格局程度时应该注意的。
2.桂中区
柳州。该市位于广西中部，是粤商入桂段商路黔江、柳江与纵贯广西南北的广西官道(桂林—柳州—南京)十字交会的路口，是粤商入抵桂中地区的最大聚居地。据笔者研究，柳州的经纪行、百货行、洋货行、收购行、小五金、照相、各类新式工业、新式金融等最主要的经济行业，都主要由粤商营造，在柳州颇具影响的湘赣商帮也不可望其项背。据1933年民国广西省政府《广西年鉴》统计，柳州注册商家已知籍贯者569家，广东籍177家，占总数的31.1％；湖南籍56家，仅占总数的10％；江西籍仅7家。具有就近发展优势的本地商帮314家，占总数的55.18％，但本地商帮主要分布在资本少、能量小的比较原始初级的杂货行、酒米行、客栈行等，这些行业在城镇经济中只处于附从地位。柳州及附郊圩市全操官话，粤语通行的现象已经基本消失[67]，但是，这并未影响“无东不成市”格局在总体上依然存在。
武宣。该县壮族居民通常占总人口的65.8％。12座圩镇只有东部河马圩以粤语为主，南部思灵、新龙两圩夹有粤语，其余9圩全操官话。[68]但是，粤商仍是各圩镇中支配大局的主要商帮，民国旧志记载：“行商坐贾，多属粤人。”[69]
象州。壮族通常占66.5％，12座圩镇为官话、壮话区。[70]但晚清民国壮商仍少见，“其由广东来者大都经营商业，而由湖南来者，多数肩挑小贩，余皆劳工之辈”[71]。决定市场衰荣悉由粤商，如最大的圩镇运江圩形成于咸丰年粤商涌入之时，鼎盛于光绪二十余年粤商涌入盛极之时，衰落于1940年湘桂铁路铁车、商路改道、粤商外迁之时。[72]
来宾。也为壮族聚居区，圩镇操官话、壮话。同时，湘赣商帮在该县各圩镇也颇有影响，但是总体局面仍是：“县境商民强半属广东籍”，“县属富户寥寥，稍巨商业多广东来客操之”[73]。
金秀。该县为壮族瑶族聚居区，圩镇操官话、壮语。但商民多粤商。如最大圩镇桐木镇，“桐木商民以广东、湖南两省籍最多”，赣、闽帮则人少财薄。而粤、湘帮中，又以粤帮为最主要，金秀26条溪河都属于粤商控驭商路命脉的西江水系，“湖南、江西人则多从内地陆路流入”，经营本小利薄的各类小手工业。[74]
鹿寨。该县壮族通常占44％，汉族占51％，广东客家人颇多入居[75]，商人以粤商为主，如该县重镇寨沙即是“光绪初年粤人到埠经商渐次繁盛”起来的。[76]
柳江。该县为壮族聚居区，城圩操官话，但商人以粤商为首位商帮。如县城拉堡圩就是广东客家人詹、袁、马、魏诸姓于乾隆年间所创立的。咸丰年以后，粤湘赣商人又陆续迁人，建立生盐、木柴、蓝靛、草纸等行业，从而促进了街市的繁盛。大发、六道等其他圩镇情形也与拉堡圩类似。[77]
柳城。该县居民约汉壮各半。汉族中尤以广东客家人最醒目，客家商帮是各城圩主要商帮。1934年《柳城县志》卷四记载：“近八十年县属各大市场及柳江沿岸”，多为广东来的“客家人”聚居，“经济权亦渐为该族所操”。另外珠江三角洲商人也众多，致使在官话、客家话包围之中，柳城仍保持着“粤语各圩市商号最通行”的粤语方言岛。据广西师范大学柳城客家籍老师刘道超的调查，该县城大埔镇商民中80％以上为广东客家人。当年围绕大埔圩地点的择定，客家人与土著人曾发生辩争，终以客家人财势较大而择址今地。[78]柳城湘商人数亦众，但只限于经营纺织等小手工业。[79]
3.桂东北南半区(指桂林以南的桂东北地区)
桂林。桂林历史上是广西省城，也是桂北的最大城市，纯操官话，荟萃十余省商人。其中以粤湘赣三帮影响最大，三帮中又以粤帮为首位。还在明清时期，桂林城即有各省商帮建立的十数座会馆，其中，粤东会馆三，为最多；江西会馆二，湖南会馆二，为其次；闽滇浙川黔陕苏会馆各一。[80]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粤商首位格局始终未变。一方面，桂林及附近乃至整个桂东北区主要农村人口多属明清时期迁入的湘赣汉民[81]，传统的消费习俗较多地依靠湘赣手工业、农副产品资济，因而造成湘赣商帮仍得以源源不断地为之营销，从灵渠等孔道入桂；另一方面，桂林商路又主要从属于连通广东的西江水系，广东来货尤其对包括湘赣移民更具吸引力的工业品都需经粤商运入，桂北土货部分过桂湘货也终经粤商之手顺桂江、抚河掠梧州出海，这又造成：在桂林，虽然没有类似于东南组区那样的大量同籍农业移民作铺垫，粤商同样能成为优势商帮中的魁首商帮。光绪三十一年(1905)《临桂县志》三十二卷记载：“桂林为广西首郡，内外商贾云集，粤东江右人居多，见闻甚于他郡。”[82]又据辛亥老人回忆：当时桂林有六大商帮，“第一是广东帮，它的资本最多，营业最大”，第二至六位依次是赣、湘、闽、桂、其他各省(山陕川滇黔浙苏等)商帮。[83]
平乐。该县为城圩官话区(解放前也兼操白话)。该县有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在明代万历年间创建的粤东会馆。清季以来，平乐县城又是汽船、电船在桂江可抵的终点站，商人60％以上为粤商。[84]1937年旧志载，该埠“来自东粤者多设商肆，来自三楚者多操工业，而来自江西福建亦不乏其人”[85]。同治年间捐修平乐粤馆的粤商共428户[86]，其中，本县粤商382户，而按1934年注册的平乐商户数为240户[87]，虽然年份相隔甚远，不可简单折比，但至少可断定382户粤商当占同治年间该埠商户的绝大多数。
荔浦。该县亦为城圩官话区。但在晚清时期，至少有荔城、马岭等各城圩三座粤东会馆。1914年时“城郭，民戍杂居，商贾皆东粤三楚之民，岁冬则归来，春聚本邑”，而当地“人民但知耕植，不谙贸迁”[88]。
阳朔。该县各城圩皆操官话。但是，清末民初县城最大商号为粤商元安和、公兴号、万利祥三家水面行。据陈文同志回乡调查，逢过年，当地扎龙要这三家扎，烧烂龙也要这三家烧，按当地风俗，扎编和最后拜烧喜庆的纸龙，要由公认最有福气、能代表祥吉的人家来担当。可见三家富足，享有盛名，沾尽体面。阳朔县有粤湘赣三座会馆，以粤馆财力最厚，湘人主要是做手工艺，生意不大。[89]
恭城。该县地处都庞岭南麓，纵贯全境的茶江在历史上曾为中原进入两粤的重要航道，县东北与湖南省江永县相邻，下水可达平乐、梧州、广州，各城圩操官话。城镇工商业者的构成，以湘帮最众，粤赣帮次之。1937年“未入户籍之各族人口(工商流动人口——笔者注)，江西千余人，广东约二千余人，湖南一万五千余人，灌阳约三千人”，但“来恭工作”的“业工艺者十九系湖南、全灌(全州和灌阳——笔者注)客民”，万人规模的湘帮主要是“双肩一啄”的担贩游匠，虽也有浩大声势，在风险小、利润稳、服务当地的各种手工业中，往往“利市三倍”[90]。但是，就对整个城镇经济支配能量而言，仍不及操纵进出口贸易大宗的粤商巨大。这从当地当时的标志性建筑物各省会馆的气派比较中可以看出来，当地流行的民谣日：“湖南会馆一枝花，广东会馆赛过它，福建会馆平平过，江西会馆烂冬瓜。”[91]
4.桂北区
该区北邻湖南，有柳江、浔江可以直接通达，城镇商帮的构成情形类似于桂东北南半区。
罗城。该县仫佬族、壮族相合通常占人口的66.4％。城圩多操官话，“粤语亦颇流行”[92]。少数民族以外的汉人“以广东、福建、湖南、河南来者为多”[93]，如最繁华的龙岸镇，“有粤湘闽三座会馆，以粤湘商人为最多”[94]。
融水县。该县苗侗壮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1.4％。城圩商人中，数以百计的流动担贩“主要是湖南人”，但有固定店铺设置的城镇大商业行业，如前枚举的木材、山货、百货、洋杂等，主要由粤籍商人经营和把持。[95]
融安县。即使县北、县东北地带僻远的小圩镇，粤商也是开辟圩场、支配一方市场经济的主力商帮。如板揽圩上，“除当地壮族外，有广东、福建、湖南人迁来，以广东人最多”。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周广兴为首，共70多名粤商捐建规模浩大的粤东会馆，现老街附近还有200多座粤人墓。雅瑶圩：为咸丰年间粤人黄和胜开店经商后成圩，有民谣日：“先赶黄和胜，后赶瓦窑圩(雅瑶)。”该圩也有粤东会馆之设。龙妙圩：清代前期即建有粤东会馆。1924年2月正式开圩，发起人之一即粤商(梅县人)黄氏。县南各圩更是如此，如大坡镇，开圩商人是粤商周、杨、范、骆四姓，惟一的外籍会馆就是粤东会馆，乾隆年间就已经建立。至光绪年间，粤东会馆迁到门市地段最好的圩头重建。直到解放前，圩上最有名的商号仍是粤商骆星堂。[96]1936年《融县志》概述了以上情形：“大商多为广东人，次为本县人，又次为各省人”，“商业之资本，商人来自广东者较为崇厚各省及本地人资本较少。”[97]
三江。该县为广西著名侗乡，少数民族通常占总人口的77.76％。城镇商人“大商为广东人，次商为湖南江西人，又次为本县及各县人。资本以广东人为雄厚，此外诸省大率资本较少”。特别是，在桂东南不甚活跃的广东客家商人在三江则格外醒目，他们“散居各市镇，善经商，博厚利，每致一地，率多致富”[98]。
龙胜。该县北邻湖南县，为壮侗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县。该县商业命脉始终掌握在粤商手中。如最大的圩镇飘里街，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会期，就是从广东会馆会期演变来的。原来这个日子是粤馆置田交租日，届时迎天后宫神圣上殿，敬祀祖先。会馆还请广东戏班大演三天三夜。后来，粤东会馆的会期逐渐发展为由粤东会馆主持的全圩人民盛大的固定节日，增添了抢花炮等活动。在会期的日子里，各族人民穿红戴绿，四方客商辐辏而来，人流熙往，百货云集，街民一般把会期看得比春节还重要，粤商自可大做生意。粤馆会期竞成当地人民固定节日，说明了晚清以来粤商的财势在城镇经济生活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地位。在飘里街，虽然湘商人数多于粤商，但经济实力和能量不及粤商。湖南会馆也有六月六会期，但只有民国27年、28年举行过，其他几次均搞不起来。这是因为他们所占据的行业不如粤商所占重要，所具有的经济能量不如粤商巨大，所以，在经济上缺乏粤商那种感召力。[99]
综上，东南组23县市区域系粤商入桂第一程序地带，为广西范围粤港地区辐射最为直接和充足，“无东不成市”格局程度最高的梯度区。据笔者考证，桂东、桂东南、桂南沿海三区23县市，晚清民国时期有城墟494座，纯操、主操粤语的城墟多达489座，(其中绝大多数属纯操粤语者)占总城墟数的98.58％。城镇几乎为纯粤语区。中腹组23县市系粤商入桂第二程序地带，尽管粤港地区辐射随地理距离延伸而减弱，但“无东不成市”、粤港经济辐射起支配作用始终是城镇经济的最基本格局，该区域属于广西范围内“无东不成市”第二梯度区。而这两种县市相加起来，已多达46县市，已超过广西县市数的一半。由此已经可见，“无东不成市”格局分布面在广西不是局部的，而是呈现出的全区性大面积的特点。
三、西南组23县市考察：粤商入桂第三程序地带与“无东不成市”第三梯度区
该组地区指广西西南区、桂西区，本文简称为西南组区。该组地区位于广西西南和西部边远地带，分布在粤商商路入桂段枝梢段，包括左、右江流域地区和红水河上游流域以南，西至云贵高原东缘的地带。这是粤商向桂推进的第三程序地带，与粤港之间地理距离进一步拉大，加之该组地区地势高险，层峦叠嶂，水系纤细，交通往往只能依赖崎岖回转的山道上人挑马驮，粤商入抵时间更迟，往返频次大减，往往依托中腹组地区尤桂南内陆区再行推进。外围广大乡村从语言划分角度看属于南壮(族)语区，主要居民中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比例通常高达80％以上，较之中腹组地区更高。壮族人口基数之大，以至于常常出现迁入的汉族反而发生“壮化”的情形。[100]深受不同民族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习俗类型上差异的影响，以粤商与当地农民关系为主要内核的城乡经济联系，较之中腹组地区更为疏松。但是，城镇经济中粤商的主位地位即“无东不成市”格局仍然牢牢保持，而且该组区远离湘桂走廊，没有似柳江以北区湘赣商人那样的强力商帮的竞争而优势更显，粤商比重似乎并没有较之中腹组区下降(如龙州为64％，百色为41.49％)，当然，这也是由于边埠贸易、城镇贸易和滇黔烟土生产的引力强大，同时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基数较小的缘故。不过粤商进入西南地区总量较中腹组区已的确小得多。在该组区，粤商执掌城镇经济牛耳方式的间接性，较之中腹组区又增大了：在大多数县市中，粤商所直接垄断和支配的往往只是只占圩镇半数以下的若干中心城镇，或较重要的圩镇，间接控驭半数以上的中小型圩镇。因为西南组区这一层次的市场聚落仍很原始，往往不是3天一圩，而是12天、10天、9天、7天、6天、5天为一圩。[101]交易量小，交易频次少，粤商常驻的基本条件较差，粤商聚居规模进一步递减、缩小。表现为语言布局：在最重要的市场聚落各县中心城市和较大圩镇中，仍主操着粤语；但为数占多数的最原始的市场聚落即各小圩镇，均操壮语为主[102]，间或夹有粤语、官话。商业交易仍多通用粤语。
1.桂西南地区
扶绥。尽管壮族占总人口的82.14％，但民国时期经营小商小贩的“县治居民半多外籍”[103]，而全县16座圩镇，以粤语为主者10座，纯操粤语者1座，壮语为主间夹粤语者4座[104]，可知所谓“外籍”主要是指粤籍，当地城镇主位商帮应是粤商。
崇左。该县壮族占总人口的80％，但城镇商帮以汉商为主，民国时人云：“明时自广东、江西、福建各省迁居是地者甚众，至今生齿日繁。”[105]该志还将粤语列为城圩中第一方言，由此可知汉商诸商帮中，显然以粤商为首位。8座圩镇全部流行粤语，其中4座以粤语为主。[106]
龙州。该县壮族占总人口的94.27％，但据1946年《龙津县志》第四编所陈列，明清以来入居龙州圩街的姓氏99姓，其中65姓是从广东迁来的。换言之，即粤商及其从业人口占该埠人口的64％。据民国旧志记载：至近代，“自清光绪中叶中法战争，大军云集，粤东商贾衔尾而来，及至龙州辟为通商口岸，粤商遂争相投资，始成巨埠。以故商场牛耳执于粤人之手……十商场几无不有粤商足迹”[107]。圩镇的语言表征中，粤语地位并不居首位，17座圩镇中，以壮语为主，粤语为辅者有13座。[108]但并不影响上述粤商显著的主位商帮地位。
宁明。该县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78％，但城镇圩商多为至本县经商“落业不归”“日见藩殖”的粤商，“海渊、那堪等乡皆其辟为商场”，“城厢白话异于乡”[109]的方言格局于是形成。全县11座圩镇，纯操粤语者7座，主操粤语兼操壮语者3座。[110]广东商人众多以及粤剧观众成为当地地方戏观众的主要人群。以至于民国以来“演剧多为过境之粤剧，或近日新习所组织的白话剧”，历史上一直占据着宁明戏剧舞台的壮族的采茶小调竞因此“已消灭”[111]。
凭祥。该市为壮族占总人口83.5％的壮族地区。中法战争后，苏元春移民实边，在今隘口建房造圩，形成近代最早的中越边境贸易市场。“尔后，广东、江西、福建等地商人往返经商于此，边境贸易和县内商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112]。其方言布局是“城镇主要讲白话……乡村主要讲壮话”[113]。城圩诸汉商帮中显然以操白话的粤商为主帮。
大新。壮族通常比例高达96.89％，但是，民国时期“惟通衢圩市，客商贸易，多操粤语以相应酬”[114]。大新多数圩镇是以壮话为主的，但是，这些圩镇也仍是粤商执掌经济牛耳。如只操官话、壮话的全茗街(系全茗土司司治所在地)，从清代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街上较固定的商户11家，资本额共8180元光洋，广东汉人和客家人共7家，资本额共5880元光洋，分别占总数的64％和72％。壮族商户无有一家。[115]
天等。壮族占总人口的98.8％。全县15圩镇，操壮语同时流行粤语者7座。[116]由此可推断大部分圩镇经济控制在粤商手中。
德保。壮族比例高达97.7％。各圩镇全操土语和官话，似乎粤商影响不大。但是，旧志和回忆资料记载：“边郡土人(壮族)不过菽粟布缕鸡豚蔬菜，随时贸易以谋朝夕”，而“视都会辐辏之区，……多异籍人盘踞圩场，垄断逐末，大抵利归于客民。”[117]直至解放前，德保县城大商家也多为粤商。[118]
靖西。全县壮族比例高达99.27％，但客商多广东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查州属各家祖籍系广东居多”[119]，民国以来，“广东各县之商人每年数次联成大帮约千人之谱运来布匹、估衣、洋杂等货，转购鸦片以归”[120]。所造成的方言格局是：“白话、官话皆盛行于城市。”[121]
那坡。壮族占总人口的90.2％。但在光绪年间，县城五六家洋货匹头行；全是粤商开设。[122]又据当地同志研究，那坡汉人多自广东南海迁来，其中一部分还发生“壮化”，放弃粤语，学操壮语，融入壮民族中。[123]
2.桂西地区
上林。壮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城圩“生意最盛的走贩生意操于粤人之手”[124]。
马山。该县壮族占总人口的75％以上，而“城厢、南屏、尚贤等乡(主要圩镇——笔者注)，多外籍人杂居，各掺其本籍语言……与粤东语无大异”[125]，仅“入城镇各乡以种菜或小负贩为业的新民人(广东客家人)约计近千口”[126]。
都安。如光绪至民国年间，垄断该县主要商业即纱纸贸易者多为粤港办庄。[127]
隆安。全县城圩13座，经济规模位居前三位的城厢、丁当圩、南城均流行粤语。[128]光绪至民国，隆安纱纸贸易大部分也掌握在粤港办庄手中。[129]
田东。壮族比例虽高达84.8％，但是还在光绪年间，城圩“市厘商贾，多粤东来，其次滇南，亦有他郡寄居者”[130]，致使“白话，县城居多”[131]。
田阳。田州镇上最热闹的沿江码头上，粤东会馆气势最为雄伟。[132]该县最重要的特产八角，主要即由粤商运销海外。[133]
百色。该县位于云贵高原向南岭丘陵的过渡地带，也为右江航道汽船、电船西进的终点站，县城为滇黔桂三省交会的最大的交通和商业枢纽，也为粤商在桂西的最大聚居点。解放前，百色镇商人“以粤省为最多，次为南宁和湘闽”[134]。1933年时注册商户157家，粤商有65家，占总数的41.4％。[135]如果将未公开登记的主由家数50％以上。粤商后裔估计，解放前，百色商人90％以上是粤商。[136]这个估计可能过高，理解为粤商占半数以上当是恰如其分的。
百色以西，开始了攀登云贵高原的里程，地势逐渐梯起，水路削细，万山重叠，陆径盘旋崎岖，马帮成为主要交通工具，然而粤商仍不辞险阻推进，将“无东不成市”局面推向偏僻山深的广西“省尾”之地。
凌云。道光、咸丰年间拥有商店、银庄、当铺百余家，铺号多为广东等外地客商开设经营，县城建有雄伟的粤东会馆[137]；光绪至民国年问，凌云的大烟帮“绝大部分是广东来的”[138]，这一时期，凌乐镇较固定的商户先后有32家，粤商9家，桂商22家，但是城镇中最大行业苏杭绸庄和烟土庄几乎全部为粤商经营。赢利额以粤商商户最大，总计粤商平均发展资本是初来资本的9.38倍，而桂商该项仅为2.39倍；商业专业化水平也以粤商商户为最高，粤商商店的商业收入所占比重平均为83％。其他兼业经济仅占17％，而桂商该项则仅占66％，其余34％赖靠兼营农业或收地租。[139]凌云也常有“滇黔大帮”抵达，但是，一般他们换购所需货品后即行返回，很少长驻，在经济上也受着粤商的支配。
田林。早在1706年和1723年，旧州和百平街即建有广州会馆。[140]民国时期乐里镇粤商聚居所在，还形成了一条“广东街”[141]。
隆林。民国时期由于“外地经营商业者络绎而来”，“广语，多于商场用之”[142]。
西林。该县壮苗等少数民族比例极高，而“城居民均系外来客籍”[143]，这些客籍当多为粤商。粤商在当地以其经济实力和活动能力，常常获得官府信任，取得代理征粮的差事。粤商越发村曾在代理粮差时与那劳的岑毓英(岑春煊父亲)发生冲突，竟能号令当地粤籍人员向那劳屯挑起械斗，竟使岑氏败走云南。[144]足见粤商即便在最边远的山区县，势力之大亦举足轻重。
乐业。民国时期“县之流寓生理者操粤语”[145]。
四、东西北组四县市——粤商弱势区组
该组地区指桂东北北区、桂西北区延绵于从东北至西北紧邻湖南、贵州的广西北缘地带，分布在粤商入桂商路末梢和湘赣商帮人桂商路主干。虽然从地理距离上看桂东北北区应属粤商人桂的第三程地带，但是由于这里是直接连通湘赣的湘桂走廊主孔道及湘赣商人向桂推进的第一程地带和最密集聚居区，粤商的北进已经为数寥寥，城镇经济几乎全由湘赣商帮把持。农村居民以湘赣汉族农业移民为绝大多数[146]，城乡经济联系也主要体现为湘赣商帮与湘赣农业移民的分工协作和市场对流，农业的商品经济部分呈农商高度一致的明显的湘赣市场指向，广西“无东不成市”局面在此已呈消失状态。红水河、金城江流域桂西北区从语言区划看属北壮地区，壮瑶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过半以上的比例；从地理上看属粤商人桂的第四程地带，但与同处偏僻地带的桂西、桂西南省区相比，不仅与粤港相距更远，而且其纤细短小的龙江小河水道远不能与可通行汽船电船的左右江航道相比，特别是，所处区域位置封闭于内陆大石山区，更不能与桂西南拥有诸多边贸口岸、邻近沿海粤商商路的区位相比，因此，这一区中，虽然也颇多粤商渗入，但其锋锐远不如在桂西、桂西南地区。而湘赣商拥有就近从湘省及桂东北直接辐射的优势，在该区所铸造出来的城镇经济局面基本上也属“无湘无赣不成市”的格局，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延伸至此已呈消失状态。表现为方言格局：城镇圩市全操官话或壮语。
1.桂东北北区
富川。圩镇9座，全操官话。据《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册记载，县城富阳“开铺子做生意的人来自各方，但主要是“从湖南的衡阳、衡山、祁东、祁阳、邵阳等地而来”，约合七八十家，占1935年总商户170家的66.7％。永福。光绪年间，当地“市与贸易民用，悉用邻境”[147]，而当时“接踵而至”的汉族人民，全系“湘赣桂全之民”[148]。该县城圩当以湘赣商帮为主位。
灵川和临桂。该两县环抱桂林，湘赣商人垄断城镇经济命脉，灵川县所有圩镇几乎是湘赣商帮的一统天下。如素有“广西第四大圩”之誉的大圩镇，商人以湘商最多，生意最大，赣商次之，还拥有一条“江西街”。粤商仅有三、四家，均无钱财建房，平时寄居在粤东会馆中。大圩首富“东乡第一家”黄元盛、“白果大王”周巨锋均属湘籍。[149]又如熊村圩，湖南会馆是这一小圩镇上惟一的客商会馆。[150]又如“白果之乡”海洋圩，“从清代到民国，在海洋圩筑屋开铺的半数以上来自兴安全州湖南江西，其中又以湖南江西人为多”，建有湘、赣会馆。[151]又如谭下圩，“商界大户多湖南人，起码四十余家，大多经营纺织手工业，广东人在这里只是中等人家，主要经营洋杂、刨烟、染织，最多时也不上十户人家”[152]。
兴安。该县是灵渠所在县，1937年湘桂铁路通车以前，灵渠“实为三楚两粤之咽喉，行师饮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惟此水是赖”[153]。但是，晚清时期只有湘、赣会馆，而无粤东会馆。[154]
全州。该县为广西北端门户，东北比邻湖南，县域湘江为中原人桂主要孔道，县城“市场繁盛，货物充斥”，“拥挤喧闹”，为“两广咽喉”和桂北一大都会。但是，粤商在此几无身影，“客商以湘赣居多，鄂皖闽浙苏次之”，“其贸易操于湘赣大贾之手”[155]。
资源。“操奇赢游都市者，往来皆楚南客商”[156]。
灌阳。尽管文市在宣统年间也建有粤东会馆，但粤商势力微弱。商帮最大是湘帮，湖南会馆中竞还细分成四个帮系——祁阳帮、衡阳帮、宝庆帮、永州帮；其次是赣商，也建有江西会馆。[157]
2.桂西北区
忻城。该县壮族占总人口70％左右，城镇街民也多为壮族但商人仍以广东、湖南、宾阳籍为多。[158]这可能是湘粤优势区难分彼此的分界地带。
宜山。壮族占人口75％左右。城圩商人以汉族商人为主。1949年宜州城有“广东同乡会”和“惠潮嘉同乡会”，但成员人数不及湖南会馆多，财势不如江西会馆充裕[159]，粤商虽仍颇具能量，但显然已不具备足够的人手力量由自己一一控制主要经济行业，而往往是“委托当地壮族商贩收购黄豆、花生等，并兼营汇兑和银器戒指等业”[160]。
环江。壮族、毛南族等占人口80％以上。城圩商人多汉族商人。汉族姓氏中，又以湖南籍为最多，有10姓；广东籍为次有3姓。[161]可推断湘商是城圩主要商帮，当然粤商也颇有能量，如思恩镇128家商店中，最大店号是粤商欧湘波的布店，贵州小贩也常来往。[162]
南丹。壮族、瑶族人口占60％以上。城圩商人多为汉商。从清代光绪年间至民国，给人留下记忆较深的，县城有约20家商户，其中，已知桂商8，粤商4，湘、川商各2，赣商1，5家不明籍贯[163]；月里街该项中，粤商3，规模平常；湘商3；川商5；黔商3；宾阳商人最多，有12家，而且经营百货布匹为主，平均资本额也最大。[164]这是广西桂商为优势商帮的不多的县区之一。
东兰。壮族人口占85.7％，城圩商人则以“湖广客”为主。“县城尚有湖南、宾阳客商多户，而本地籍人民则以农业为本”[165]。
凤山。壮族人口占57.6％。“县人经商求学均趋柳庆桂林”，而该路实为湘赣商人在桂主干商路。“联袂而来”的“外来经商”者，“又多说官话”，特征明显属于湘商。又据民国旧志关于汉族姓氏来源记载小计：山东2，广东6，江西3，湖南7。[166]可以断定，当地商人以湘商为最多。
天峨。该县壮族人口占57.5％。城圩商人“大部分从湖南迁来，小部分从四川迁居天峨”，也有一些宾阳人入抵营生。[167]
五、“无东不成市”的分布范围及梯度差异综观
以上，笔者如同铺地毯式地分别考察了广西几乎所有的市县。按1996年的广西区划，共有88个县市，7个地级市，相合88县市。除平果、合山、河池市金城江、大化、巴马由于历史资料的短缺而暂时阙如以外，笔者对其余83个县市都已设法进行了考察。考察表明：
第一，属“无东不成市”情形的县市多达68个，占所举证县市总数的82％。也就是说，广西除了15个县市以外，其余68个县市城镇圩市都是由粤商构成主要商帮，并由他们创建和经营主要经济行业，缔造和编织城镇工商主要经济网络的。“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全省分布并不是飞地式、跳跃式或者星点式的，而是自东而西、由南而北，逐程递进，逐县连绵，普遍满布的，它是结构同一、覆盖广西大部分面积的完整板块。此范围中，无任何一个县市能够出现“无东不成市”格局的例外。从广西地图上看，“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分布面就是一幅蔓及全区东西南北中、扩张动态十足的图形，这68个县市东起梧州，向西一直顶推至广西西极的西林、那坡，南启北海、钦州，向北一直顶推至广西北端的三江、龙胜。“无湘无赣不成市”格局在广西虽然也有15个县区，但整个被挤压到地域极有限的广西北缘带，而且就连这一地带最重要的城市桂林市以及水运最便利的柳江上游三江、龙胜诸县也已被“无东不成市”的区块嵌入，亦已处在一种不断被“无东不成市”格局挺进、切割、包抄，从而不断收缩的动态之中。
第二，“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由东而西地呈三级梯度分布状态。广东较先进的生产力推入广西在地段程序上的不同，决定着入桂粤商聚居规模、构成比重、伸展幅度、影响能量的参差不同。从广西地图看，这三级梯度带大致分高、中、低梯度，由东而西递减排布：东南组区一中腹组区一西南组区。这大致反映了粤商势力渗透广西的基本顺序和主要节律，每组区县市数都又大致等分，都是各有22-23个县市，这说明“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梯度变化，在既定的历史与自然的条件下，也存在着具有某种函数意义的规则性。
“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分布广达广西82％的县市，这与粤商西江商路在广西总水系流域中所占82％比例，与前文所论的粤商经营的进出口份额通常占广西该项总额80％以上的比例，应该说是不同角度、在函数意义上的正相吻合。它也以更加全面的地理视角，进一步印证了前文所论的近代广西行业主由粤商促成发育的基本观点。而“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三级梯度差异，则铸造着对整个广西城镇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有着深刻影响的城镇经济网络结构发育的模子——即今后将进一步讨论的广西城镇经济以“无市不趋东”为特征的等级分布体系。
注释：
①同治六年《藤县志》卷之5，舆地志，风俗。②谭少鹏编著：《古代诗人咏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③1988年5月笔者访梧州市工商联黎 梧先生。④民国34年《广西年鉴》上册，第191页。⑤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卷之5，风土卷。⑥⑨⑩[12][15][16][18][19][23]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⑦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第474页。⑧民国30年《藤县志》第五章，职业团体。[11]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钟文典先生(蒙山县客家人)回忆。[13][17]《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14]八步镇志办：《八步镇志》第五编社会，第三节，民族，姓氏，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0]1988年平南县志办：《平南县志》第一章，民族 第二节 语言(文稿)。[21]1988年11月笔者平南县大安镇访得。[22]笔者1988年11月平南县武林镇访得。[24]据1974年5月7日江口张素华口述，广西师院历史系编《桂平历史调查资料》(打印本)。[25][28][30][31][34][35]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玉林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6]黄文海：《贵县商界变迁》(文稿)，存贵港市工商联。[27]光绪六年《北流县志》卷9，风俗。[29]光绪二十三年《容县志》卷之4，舆地志风俗。[32]周践谟：《民国时期玉林商业和各行业摆卖的散布情况》，《玉林市文史资料》第3辑。[33]覃义帼：《清末民初的兴业蓝靛》，《玉林县文史资料》第2辑。[36]光绪八年《北海杂录》商务。[37]潘展云：《北海市工商联合会沿革概述》，《北海文史》第3辑。[38]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钦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39]光绪十八年钦州《重修粤东会馆碑记》，(碑立钦州市冯子材故居碑林)。[40]李瑞祥：《解放前钦州金融演变概况》，《钦州文史资料》第5辑。[41]合浦县博物馆《合浦记事》(文稿)。[42]笔者1992年10月合浦县西场镇街上实地访得，当时的广州会馆馆所建筑物尚存。[43]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北海市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44]民国34年《防城县志》第一章第一节，缘起。[45][46][49]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钦州地区、北海市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47]民国《浦北县志》。[48]饶任坤、陈仁华主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50][51]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52]参阅《广西市县概况》中关于市县1982年人口、民族比例的统计数据，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各县市该年份该项数据均引自此处，不再引注)。[53]参阅民国38年《广西通志稿》，氏族；晚清民国时期桂北诸县志。[54][56]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市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55][56]民国26年《邕宁县志》，社会二。[57][59]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58]农浩：《县城蒲庙镇往昔的概况》，《邕宁县文史资料》第1辑。[60]《武鸣县社会历史调查》，广西师大历史系编印《广西民族史研究系列》(二)。[61]饶任坤、陈仁华主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62]嘉庆六年《广西通志》。[63][64]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钦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5]笔者1990年8月在宾阳采访宾阳县供销社陈义新先生(当时70余岁)所得，陈先生是宾阳解放前的工商业老前辈，祖籍广东。[66]参见广西师范学院政治系《宾阳县手工业专业村调查专辑》(1991年装订本)。[67][68][70]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柳州市和柳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9]民国3年《武宣县志》卷12，纪事风俗。[71]民国23年《象县志》第二篇，社会。[72]《历史上运江商业的兴衰》，《象州县志通讯》1988年第5期。[73]民国25年《来宾县志》下篇，历史篇，食货农工商。[74]参阅《桐木镇志》第二章，汉族(1988年稿本，存广西区通志馆)。[75]刘炳运：《寨沙客家人来源及习俗》，《鹿寨文史资料》第4辑。[76]民国23年《雒容县志》卷上，舆地。[77]《柳江文史资料》第2辑。[78]刘道超：《广西柳城县大埔镇、龙头乡客家历史经济考察》(打印本)。[79]《柳城文史资料》第4辑。[80]李文利：《桂剧的班社、庙会和剧社》，《桂林文史资料》第3辑。[81]民国38年《广西通志稿》，民族。[82]参阅曾度洪、覃树冠《桂林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83]宋维桢：《辛亥革命前的桂林商业的概况》，《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84]1988年2月平乐老粤商后裔陈正芦提供。[85]民国26年《平乐县志》，民族。[86]同治年平乐《重修粤东会馆碑记》，碑立平乐县城粤东会馆旧址。[87]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474页。[88]民国3年《荔浦县志》，风俗。[89]陈文(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家乡阳朔县经济史调查》(手稿)。[90]民国26年《恭城县志》第二编，社会。[91]1987年1月笔者在恭城县文物管理访得。[92]民国31年《天河县志》第三编，社会。[93]民国26年《罗城县志》，民族。[94]罗城县教育局温阳(广东梅县客家人)同志提供。[95]《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96]莫乘宗：《融水县农村圩场调查》，《橘乡今昔》第1期。[97]民国25年《融县志》第五节，实业。[98]民国35年《三江县志》卷2，社会；卷4，经济。[99]据解放前曾任飘里街长的78岁老人李韬口述，1988年2月笔者到龙胜县飘里街调查访得。[100][123]编辑组整理：《那坡县的民族源流》，《那坡县文史资料》第1辑。[101]民国22年《同正县志》卷7，民籍。[102][104][106][108][116]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3][105]民国26年《崇善县志》第二编，社会。[107]民国25年《龙州县志》卷3。[109][111]民国37年《思乐县志》卷4，社会篇。[110]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玉林地区、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2][113]凭祥市志编委会：《凭祥市志》商业志，民族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4]民国35年《雷平县志》第三编，社会。[115]黄现藩：《广西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117]乾隆三十一年《镇安府志》卷2，舆地志下，墟市。[118]据广西师范学院政经系副教授何平实地调查。[119]光绪二十五年《归顺直隶州志》卷3。[120]民国37年《靖西县志》第四编，经济。[121]民国37年《靖西县志》第三编，社会、语言。[12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124]民国23年《上林县志》卷之3，建设部上。[125][126]民国27年《隆山县志》第二编，人口。[127][129]刘炳新：《都隆那纱纸工业》，广西统计局《统计月报》第1-8期合订本。[128]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30]光绪八年《百色厅志》，思隆县城厢附近图。[131]据民国23年《思隆县志》，社会。[132]田东县平马镇乐善里104号居民劳荣焕口述。[133]光绪八年《百色厅志》，思阳分州全图说。[134]1960年《百色镇志》第三章，民族。[135]民国23年《广西年鉴》第一回。[136]1994年2月笔者在广西百色市城区邓家港访得。[137]赵宗平：《古今凌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38][139]《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140][141][142]民国27年《田西县志》第八编，杂记。[143]民国12年《西林县志》。[144]《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145]民国21年《乐业县志》第二编，社会。[146]民国38年《广西通志稿》民族二。[147]光绪十一年《永宁州志》卷3，舆地志下，风俗。[148]民国6年《永福县志》卷1，舆地。[149]据灵川县大圩镇老赣商周裕和(1909年出生)口述，1988年2月在灵川县大圩镇访得。[150]据灵川县熊村人伍官盛(1902年出生)口述，1988年2月在灵川县大圩镇访得。[151]李晋：《灵川县工商行政管理志》下卷，主要集市考。[152]陈平：《谭下镇志》(稿本)。[153]道光十四年《兴安县志》卷6，建置二。[155]笔者2002年6月到兴安县调研所得。[155]民国26年《全县志》第七编，经济。[156]道光二十六年《西延轶志》卷2，风俗。[157]蒋琳：《民国时期灌阳商业》，《灌阳县志通讯》。[158]樊韬：《解放前忻城县宁江壮族社会经济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册。[159]黄光毅：《清末及民国年间有关宜山商业的民间组织》，《宜山文史》1987年第1辑。[160][161][162]《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87页。[163]《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164]《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165]民国36年《东兰县政纪要》人口分布。[166][167]民国22年《风山县志》第二编，社会(铅印本)。
〔责任编辑：陈家柳〕
【关键词】近代；粤港商业人群；分布面；梯度差
【作 者】黄滨，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伦理研究所哲学博士后。张斌，广西大学商学院金融研究方向研究生，广州大学校办公室经济师。广州，510050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163-012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ve Area and Gradient Difference of Guangdong Commercial Crowd in Guangxi in Modern Times——PartⅡof the Research on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Economy of Guangdong-Hong Kong to GuangxiHuang Bin, Zhang Bin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main of town economy—commercial economy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 author uses all kin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 to prove the distributive area in Guangxi of the pattern “no Guangdong people no the market" caused by the Guangdong business crowd and reveal the degree grade and gradient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areas of Guangxi. Thus presents the basic rhythm and objective laws of economic influence of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rea to Guangxi that advanced gradually from east to west and penetrated gradually from city to market.
Keywords: modern times; Guangdong-Hong Kong commercial crowd; distributive area; gradient difference
本刊上期刊登的《近代广西城镇的商帮比较》一文，对民国晚期广西主要的商人帮系比较研究中发现：这一时期，广西全境主要商路，它完全与入桂粤商商路吻合。入桂粤商商路“一江(西江)一带(沿海带)”的市场传动主轴也正是广西商路的市场传动主轴，入桂粤商商务构成了广西工商经济的主要业务。因此，广东商业人群无疑构成了执掌广西以商业经济为主体经济的城镇经济牛耳的主要力量。这种格局，老百姓用谚语称作“无东不成市”。那么，这一格局对全广西覆盖面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大 对广西各地的县、乡镇、乃至各个圩场的渗入程度究竟有多深 存在哪些等差 笔者在这里利用已掌握的各类材料，尽可能无遗漏地逐一进行考证。
一、东南组23县市考察：粤商入桂第一程序地带与“无东不成市”最高梯度区
广西的桂东区、桂东南区、桂南沿海地区，本文简称为东南组地区。这一组区南起博白县山口，北至贺县桂岭，粤桂交界地带长达1000余公里，南向沿海直接连接广东南部沿海线，共23个县市，该区是粤港商人向桂推进的第一程地带，在广西范围内与粤港距离最短，位于粤商商路入桂段核心部分和第一圈层分叉的西江主干浔江流域、桂江下游、北部湾沿海商路。在这一组区，入桂粤商在此首先抵居，必先经过，往返频次最繁。广大农村的主要居民即所谓当地人也实际上几乎全系明清入桂的广东或中经广东入桂的广西、福建汉族移民，即土白话人、客家话人、潮汕话或闽南话人。①因此，这一组区中，以粤商与当地农民联系为核心的城乡市场联系最为直接密切，本身就属于广东先进的生产力向广西实施空间推移同一过程中不同行类即工商类与农业类的同籍移民之间的相互协作搭配。农业商品经济部分呈农商高度一致的粤港市场指向。该组区对粤商入桂的“引力”最大，该区块所形成的“无东不成市”格局程度最高，粤商也因而在此聚居最众、总量最大，比例通常为工商人口的90％以上；城镇经济的绝大多数行业和所有层次的(县城和圩镇)所有市场聚落点，几乎纯白话方言岛。
1.桂东区
梧州。位处桂东端，为地绾两粤的广西第一大门户，粤商入桂的第一大站和最大聚居地。明代时即已成“往来横渡口，强半广州音”②局面。据笔者实地调查，晚清民国梧州工、商业者90％以上是广东祖籍的。③1946年6月，梧州18-60岁成年人共51063人，从事工商交通业人口比例占47.4l％，计24209人④，按90％折算，当时梧州成年粤商及从业人口约有21788人。
苍梧县。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客民为广东接壤尤众，专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盐商木客列肆当圩多新顺南海人”，本地居民则“不谙商贾”⑤。该县当时19座大小圩镇，全部纯操粤语。⑥
藤县。1934年6月，该县注册商户428家⑦，而在受抗战影响、商业规模呈收缩状态的1941年，广东旅藤同乡会、南海旅蒙江同乡会、南海旅太(平)同乡会会员仍多达380名(户)⑧，占当时县域总商户数的大约79.1％。此外，全县22座圩镇，全操粤语。⑨
岑溪。全县圩镇22座，全操粤语。⑩
蒙山县。“解放前蒙山城内做生意的，全是广东人，做手工业者多是湖南人”[11]。8座圩镇中，纯操粤语者8座，主操粤语、夹用西南官话者1座。[12]
贺县。由于位处粤湘桂三省交界地带，湘商亦常来常往乃至定居。但总的局面仍是“来做生意的外商，十有八九是广东人”[13]。据该县最大商业城市八步主要四个街道街民姓氏祖籍调查统计，广东籍贯者竞高达97％—98％。[14]粤商同样也垄断着各主要圩镇的经济命脉，24座圩镇中，全部主操粤语者20座，操粤语但以官话(西南官话——以下同)、客家话为主者仅4座。[15]
昭平。情形介于贺县、蒙山之间。圩镇17座，主操粤语12座，兼操粤语而又以官话为主者5座。[16]
钟山县。共有圩镇14座，主操粤语兼操官、客语者11座占其中绝大多数；情形像两安圩那样，“广东人开铺子并不很多”、“最多是湖南人”的圩镇[17]，即以官话为主的圩镇仅有3座。[18]
2.桂东南区
平南。38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19]，因“居民多为广东商人后裔，故说话较近广州方言”[20]，如大安镇粤商人数至少占工商者总数80％以上。[21]又如武林镇，“居民99％从广东上来，以新会、九江、南海人较多”[22]。
桂平。47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23]，以江口镇为最典型，民国时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店都是广东人办的”[24]。
贵港市城区(贵县)。48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25]，据老粤商黄文海回忆，“过去商界是广东人的天下”，民国所建商会，“商会成员大多是广东商界人士，会长也自然是广东籍商界巨头”[26]。典型的圩镇如大圩，据饶任坤等编著的《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收录的口碑：“大圩是乾隆年间建圩的，最初到大圩做生意的是姓郑的广东人，当时有半条街是他们的，后来大圩附近的土地就逐渐为他们所有了。”
北流。光绪年间该县即形成“城市商贾辏集，多南海人”[27]的局面。因此，圩镇25座全部纯操粤语。[28]
容县。“与东粤接壤，东人经商更众”[29]，该县19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30]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县毗连广东，上通梧州，逆北流江，略过陆路，从玉林入南流江出海，也是粤商进而辐射东南亚的中转站，从而使容县成为广西第一大侨乡。
玉州区(玉林)。圩镇共有32座，全操粤语。直至民国初年，“本地人的商店只经营农副产品如米、酒、麸、油、糖、豆之类，……其余多是广东人经营”。其行业范围包括苏杭绸缎、五金、什杂、熟药行、生药行、烧腊味行、京果酱园行、烟丝行、牛皮行、制糖行、中西成药行等。[32]如兴业街“广东人定居的户数占全街百分之四十”[33]。虽然玉林商人崛起，在广西颇有名气，在玉林本地玉林商人势力赶上粤商，还只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也就是说，在百年之长的近代，玉林商人超过广东商人的时间，不过仅占十余年。
陆川。全县2l座圩镇，纯操粤语16座，以粤语为主辅以客家话者6座，纯操客家话者1座。[34]
博白。共14座圩镇，纯操粤语者7座，粤语为多辅以客家话者6座，纯操客家话者1座。[35]
3.桂南沿海区
北海。为桂南沿海最大门户和粤商海路入桂第一站。光绪年间，北海“店铺不下千家，大中商号约四五十家，广府商人尤占多数”[36]。北海的同乡会组织主要是广东系列的，1909年的广州会馆，1886年的高州会馆；还有广东的潮阳、阳江两座会馆。另因当时的北海属于广东，还有1座广西会馆。[37]城市纯操粤语。
钦州。圩镇25座，其中24座纯操粤语，1座操粤语兼有壮语。[38]1784年即建有粤东会馆，光绪十八年(1892)又重新修葺。[39]民国时期，来钦州开办工商企业者，多是“广州、佛山、三水、南海、番禺、香港等地的企业家……进口货源多从广州佛山等地运到钦州，然后转运及西南各省市地区销售”[40]。
合浦。合浦廉州为古代北部湾主港，清前期粤商大量涌入，并在嘉庆年间(1796-1820)先后创设新旧两个广州会馆。[41]大致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北海港正式取代其主港地位。但因为合浦珍珠和海盐闻名，仍有众多粤商到此营生。如距廉州23公里处有一座小镇西场镇，咸丰年间(1851—1861)还有粤商到此设立广州会馆，馆联日：“恩波通象郡，福曜普羊城。”[42]该县圩镇33座，全部纯操粤语。[43]防城区(防城港市防城区)。清代民国时期，“广府人大凡圩市，几乎无处无之，而且掌握商场势力”，“尤其江坪、竹山两地，极一时之盛，故今日两地尚遗存广州会馆[44]。全县共23个圩镇纯操粤语。[45]
浦北。共21座圩镇，纯操粤语[46]，浦北县的寨圩还建有广州会馆[47]。
灵山。1855年时，灵城即有“广府官窑会馆”之设[48]，全县共22个圩镇，纯操粤语[49]。
上思。该县位于十万大山北麓，桂南沿海区西缘，为壮族聚居区(占总人口85.6％)[50]粤商锋势有所减钝但仍居优势：18座圩镇中纯操粤语6座，粤(语为)主壮(语为)辅者3座，壮主粤辅者5座。[51]
二、中腹组23县市考察：粤商入桂第二程序地带与“无东不成市”地带第二梯度区
该组地域位于广西内腹广大地域，包括桂南内陆区、桂中区、桂东北南半区，本文简称为中腹组地区。该区分布在粤商商路入桂段中段，包括浔江主干郁江、郁江主干邕江，黔江主干柳江、桂江的中游等流域，是粤商向桂推进的第二程地带。与东南组地区相较，该组区与港粤距离拉大，粤商入抵稍迟、往返频次递减，往往依托东南组区再行推进。外围广大乡村主要的农业居民，已不是与粤商同籍的或同一来向的粤闽移民，而是土著少数民族居民或者湘赣等省移民。在桂南内陆区环抱南宁的邕宁、武鸣，在桂中区的武宣、象州、金秀、来宾、罗城、柳江、融水、三江、龙胜等地，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已占总人口数60％[52]以上；在桂林以南的平乐、荔浦、阳朔、恭城等地，虽然也有不少粤闽移民入居，但人口过半的也是代表着湘赣市场指向并与湘赣商帮共同构建当地农村产业的湘赣农业移民。[53]以粤商与当地农民关系为主要内核的城乡市场联系，因受到民族差别的梗隔、湘赣市场拉力的分扯而相对疏松。粤商势力从绝对优势，演变为一种相对优势。作为东南组区高梯度的“无东不成市”格局的直接延伸，此种局面虽然仍然保持着，但在程度上又有一定递减。表现为：该组区粤商聚居最众的是南宁、柳州，都远不可与梧州相比，粤商比重也在下降，如平乐粤商，占当地工商人口60％的比例，在该组区已属最高，较之梧州、平南、贺县下跌了10—20个百分点。在该组区，粤商执经济牛耳的方式改变为：垄断和主要执掌当地在总圩镇数中过半数的主要圩镇经济命脉，并且通过这些圩镇，间接控驭其他较次要的另一部分圩镇经济。在部分县区城镇中，仍以粤语为主，但在大多数城镇中，粤商的广府语只限于同籍客商中流行，未能扩大为整个城圩的市场语、通用语，粤商更多的是学操壮语、官话与当地人交易。
1.桂南内陆区
南宁。位于桂南内陆区西缘，粤商入桂段商路的西江主干浔江、郁江并伸往左、右江的水路，从登陆的北海、钦州与沿海路，北进并直上柳桂官道的陆路，在此交会成埠，为粤商重要的聚居地。该市及附郊的13座圩镇纯操粤语。[54]咸丰年间(1851一1861)至民国26年，在南宁“独执商场牛耳者，厥惟广帮”[55]。南宁固然也有江西、福建、两湖会馆，但以广东系列者最多，计有广东会馆、岭东会馆(梅县等地)和新会书院。[56]
邕宁。该县北抱南宁，壮民比例高达总人口的88.72％。圩镇30座，纯操粤语者11座，主操粤语兼操壮语者15座，壮主粤辅者和纯操壮语者各2座。[57]笔者曾实地考察该县城关蒲庙镇街，即从现在的五圣官至人民旅社，“多系广东人居住，名之为广东街”[58]。
武鸣。该县南邻南宁，壮族聚居人口占总人口的88.72％。31座圩镇中，壮语为主者28座，其中兼操粤语者12座，兼操官话者1座；粤主壮辅者1座；壮语为主官粤话兼操者1座。[59]但是，即使粤商已不足使自身方言成为城镇主要通用语，当地壮族农户确也颇多做起小生意，粤商也始终保持支配商场主要商帮的地位。如壮语为主的双桥镇，最活跃的是汉族商人“罗定客”，其次是玉林、合浦、钦州、永淳的汉族商人。又如壮语为主的县北的府城圩，解放前最大商号是中山人吴国强开设的均利祥号。该圩设有粤东会馆，粤商吴、梁、李、关四姓多达100多人[60]，势力无任何一商帮可比。
横县。情形仍属桂东南型。“咸同年间，横州城很热闹，有许多广东商人”[61]，“市厘商贾，悉东粤人”[62]，32座圩镇，31座纯操粤语[63]。
宾阳。33座圩镇主操粤语[64]，兼操平话。宾阳老粤商陈义新先生的回忆和宾阳商业局修志办的研究都指出：解放前宾阳最重大的商业，特别是与广东市场关系密切的商业，多为广东人把持。[65]但值得指出的是，自宋代狄青平定侬智高以来，宾阳即渐成为从军而来并定居下来的山东汉族后裔的聚居地，这部分汉族人群构成了宾阳的主要居民(操平话)。他们携中原经济文化优势，在粤闽人抵达前已先期在宾阳开发，拥有独到的农业手工业技术，晚清时代，已将宾阳营造成为以手工业专业村为特色、在广西颇具名气且在全国也属少见的手工业之乡。[66]在这一基础上，造就了宾阳人势颇众、成长独立性较强、具有较大的西向辐射力的本地商帮，加之宾阳并无大川水路直达，这些因素，都明显地抗阻和耗减了粤商的锋锐。这是我们在把握宾阳“无东不成市”格局程度时应该注意的。
2.桂中区
柳州。该市位于广西中部，是粤商入桂段商路黔江、柳江与纵贯广西南北的广西官道(桂林—柳州—南京)十字交会的路口，是粤商入抵桂中地区的最大聚居地。据笔者研究，柳州的经纪行、百货行、洋货行、收购行、小五金、照相、各类新式工业、新式金融等最主要的经济行业，都主要由粤商营造，在柳州颇具影响的湘赣商帮也不可望其项背。据1933年民国广西省政府《广西年鉴》统计，柳州注册商家已知籍贯者569家，广东籍177家，占总数的31.1％；湖南籍56家，仅占总数的10％；江西籍仅7家。具有就近发展优势的本地商帮314家，占总数的55.18％，但本地商帮主要分布在资本少、能量小的比较原始初级的杂货行、酒米行、客栈行等，这些行业在城镇经济中只处于附从地位。柳州及附郊圩市全操官话，粤语通行的现象已经基本消失[67]，但是，这并未影响“无东不成市”格局在总体上依然存在。
武宣。该县壮族居民通常占总人口的65.8％。12座圩镇只有东部河马圩以粤语为主，南部思灵、新龙两圩夹有粤语，其余9圩全操官话。[68]但是，粤商仍是各圩镇中支配大局的主要商帮，民国旧志记载：“行商坐贾，多属粤人。”[69]
象州。壮族通常占66.5％，12座圩镇为官话、壮话区。[70]但晚清民国壮商仍少见，“其由广东来者大都经营商业，而由湖南来者，多数肩挑小贩，余皆劳工之辈”[71]。决定市场衰荣悉由粤商，如最大的圩镇运江圩形成于咸丰年粤商涌入之时，鼎盛于光绪二十余年粤商涌入盛极之时，衰落于1940年湘桂铁路铁车、商路改道、粤商外迁之时。[72]
来宾。也为壮族聚居区，圩镇操官话、壮话。同时，湘赣商帮在该县各圩镇也颇有影响，但是总体局面仍是：“县境商民强半属广东籍”，“县属富户寥寥，稍巨商业多广东来客操之”[73]。
金秀。该县为壮族瑶族聚居区，圩镇操官话、壮语。但商民多粤商。如最大圩镇桐木镇，“桐木商民以广东、湖南两省籍最多”，赣、闽帮则人少财薄。而粤、湘帮中，又以粤帮为最主要，金秀26条溪河都属于粤商控驭商路命脉的西江水系，“湖南、江西人则多从内地陆路流入”，经营本小利薄的各类小手工业。[74]
鹿寨。该县壮族通常占44％，汉族占51％，广东客家人颇多入居[75]，商人以粤商为主，如该县重镇寨沙即是“光绪初年粤人到埠经商渐次繁盛”起来的。[76]
柳江。该县为壮族聚居区，城圩操官话，但商人以粤商为首位商帮。如县城拉堡圩就是广东客家人詹、袁、马、魏诸姓于乾隆年间所创立的。咸丰年以后，粤湘赣商人又陆续迁人，建立生盐、木柴、蓝靛、草纸等行业，从而促进了街市的繁盛。大发、六道等其他圩镇情形也与拉堡圩类似。[77]
柳城。该县居民约汉壮各半。汉族中尤以广东客家人最醒目，客家商帮是各城圩主要商帮。1934年《柳城县志》卷四记载：“近八十年县属各大市场及柳江沿岸”，多为广东来的“客家人”聚居，“经济权亦渐为该族所操”。另外珠江三角洲商人也众多，致使在官话、客家话包围之中，柳城仍保持着“粤语各圩市商号最通行”的粤语方言岛。据广西师范大学柳城客家籍老师刘道超的调查，该县城大埔镇商民中80％以上为广东客家人。当年围绕大埔圩地点的择定，客家人与土著人曾发生辩争，终以客家人财势较大而择址今地。[78]柳城湘商人数亦众，但只限于经营纺织等小手工业。[79]
3.桂东北南半区(指桂林以南的桂东北地区)
桂林。桂林历史上是广西省城，也是桂北的最大城市，纯操官话，荟萃十余省商人。其中以粤湘赣三帮影响最大，三帮中又以粤帮为首位。还在明清时期，桂林城即有各省商帮建立的十数座会馆，其中，粤东会馆三，为最多；江西会馆二，湖南会馆二，为其次；闽滇浙川黔陕苏会馆各一。[80]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粤商首位格局始终未变。一方面，桂林及附近乃至整个桂东北区主要农村人口多属明清时期迁入的湘赣汉民[81]，传统的消费习俗较多地依靠湘赣手工业、农副产品资济，因而造成湘赣商帮仍得以源源不断地为之营销，从灵渠等孔道入桂；另一方面，桂林商路又主要从属于连通广东的西江水系，广东来货尤其对包括湘赣移民更具吸引力的工业品都需经粤商运入，桂北土货部分过桂湘货也终经粤商之手顺桂江、抚河掠梧州出海，这又造成：在桂林，虽然没有类似于东南组区那样的大量同籍农业移民作铺垫，粤商同样能成为优势商帮中的魁首商帮。光绪三十一年(1905)《临桂县志》三十二卷记载：“桂林为广西首郡，内外商贾云集，粤东江右人居多，见闻甚于他郡。”[82]又据辛亥老人回忆：当时桂林有六大商帮，“第一是广东帮，它的资本最多，营业最大”，第二至六位依次是赣、湘、闽、桂、其他各省(山陕川滇黔浙苏等)商帮。[83]
平乐。该县为城圩官话区(解放前也兼操白话)。该县有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在明代万历年间创建的粤东会馆。清季以来，平乐县城又是汽船、电船在桂江可抵的终点站，商人60％以上为粤商。[84]1937年旧志载，该埠“来自东粤者多设商肆，来自三楚者多操工业，而来自江西福建亦不乏其人”[85]。同治年间捐修平乐粤馆的粤商共428户[86]，其中，本县粤商382户，而按1934年注册的平乐商户数为240户[87]，虽然年份相隔甚远，不可简单折比，但至少可断定382户粤商当占同治年间该埠商户的绝大多数。
荔浦。该县亦为城圩官话区。但在晚清时期，至少有荔城、马岭等各城圩三座粤东会馆。1914年时“城郭，民戍杂居，商贾皆东粤三楚之民，岁冬则归来，春聚本邑”，而当地“人民但知耕植，不谙贸迁”[88]。
阳朔。该县各城圩皆操官话。但是，清末民初县城最大商号为粤商元安和、公兴号、万利祥三家水面行。据陈文同志回乡调查，逢过年，当地扎龙要这三家扎，烧烂龙也要这三家烧，按当地风俗，扎编和最后拜烧喜庆的纸龙，要由公认最有福气、能代表祥吉的人家来担当。可见三家富足，享有盛名，沾尽体面。阳朔县有粤湘赣三座会馆，以粤馆财力最厚，湘人主要是做手工艺，生意不大。[89]
恭城。该县地处都庞岭南麓，纵贯全境的茶江在历史上曾为中原进入两粤的重要航道，县东北与湖南省江永县相邻，下水可达平乐、梧州、广州，各城圩操官话。城镇工商业者的构成，以湘帮最众，粤赣帮次之。1937年“未入户籍之各族人口(工商流动人口——笔者注)，江西千余人，广东约二千余人，湖南一万五千余人，灌阳约三千人”，但“来恭工作”的“业工艺者十九系湖南、全灌(全州和灌阳——笔者注)客民”，万人规模的湘帮主要是“双肩一啄”的担贩游匠，虽也有浩大声势，在风险小、利润稳、服务当地的各种手工业中，往往“利市三倍”[90]。但是，就对整个城镇经济支配能量而言，仍不及操纵进出口贸易大宗的粤商巨大。这从当地当时的标志性建筑物各省会馆的气派比较中可以看出来，当地流行的民谣日：“湖南会馆一枝花，广东会馆赛过它，福建会馆平平过，江西会馆烂冬瓜。”[91]
4.桂北区
该区北邻湖南，有柳江、浔江可以直接通达，城镇商帮的构成情形类似于桂东北南半区。
罗城。该县仫佬族、壮族相合通常占人口的66.4％。城圩多操官话，“粤语亦颇流行”[92]。少数民族以外的汉人“以广东、福建、湖南、河南来者为多”[93]，如最繁华的龙岸镇，“有粤湘闽三座会馆，以粤湘商人为最多”[94]。
融水县。该县苗侗壮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1.4％。城圩商人中，数以百计的流动担贩“主要是湖南人”，但有固定店铺设置的城镇大商业行业，如前枚举的木材、山货、百货、洋杂等，主要由粤籍商人经营和把持。[95]
融安县。即使县北、县东北地带僻远的小圩镇，粤商也是开辟圩场、支配一方市场经济的主力商帮。如板揽圩上，“除当地壮族外，有广东、福建、湖南人迁来，以广东人最多”。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周广兴为首，共70多名粤商捐建规模浩大的粤东会馆，现老街附近还有200多座粤人墓。雅瑶圩：为咸丰年间粤人黄和胜开店经商后成圩，有民谣日：“先赶黄和胜，后赶瓦窑圩(雅瑶)。”该圩也有粤东会馆之设。龙妙圩：清代前期即建有粤东会馆。1924年2月正式开圩，发起人之一即粤商(梅县人)黄氏。县南各圩更是如此，如大坡镇，开圩商人是粤商周、杨、范、骆四姓，惟一的外籍会馆就是粤东会馆，乾隆年间就已经建立。至光绪年间，粤东会馆迁到门市地段最好的圩头重建。直到解放前，圩上最有名的商号仍是粤商骆星堂。[96]1936年《融县志》概述了以上情形：“大商多为广东人，次为本县人，又次为各省人”，“商业之资本，商人来自广东者较为崇厚各省及本地人资本较少。”[97]
三江。该县为广西著名侗乡，少数民族通常占总人口的77.76％。城镇商人“大商为广东人，次商为湖南江西人，又次为本县及各县人。资本以广东人为雄厚，此外诸省大率资本较少”。特别是，在桂东南不甚活跃的广东客家商人在三江则格外醒目，他们“散居各市镇，善经商，博厚利，每致一地，率多致富”[98]。
龙胜。该县北邻湖南县，为壮侗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县。该县商业命脉始终掌握在粤商手中。如最大的圩镇飘里街，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会期，就是从广东会馆会期演变来的。原来这个日子是粤馆置田交租日，届时迎天后宫神圣上殿，敬祀祖先。会馆还请广东戏班大演三天三夜。后来，粤东会馆的会期逐渐发展为由粤东会馆主持的全圩人民盛大的固定节日，增添了抢花炮等活动。在会期的日子里，各族人民穿红戴绿，四方客商辐辏而来，人流熙往，百货云集，街民一般把会期看得比春节还重要，粤商自可大做生意。粤馆会期竞成当地人民固定节日，说明了晚清以来粤商的财势在城镇经济生活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地位。在飘里街，虽然湘商人数多于粤商，但经济实力和能量不及粤商。湖南会馆也有六月六会期，但只有民国27年、28年举行过，其他几次均搞不起来。这是因为他们所占据的行业不如粤商所占重要，所具有的经济能量不如粤商巨大，所以，在经济上缺乏粤商那种感召力。[99]
综上，东南组23县市区域系粤商入桂第一程序地带，为广西范围粤港地区辐射最为直接和充足，“无东不成市”格局程度最高的梯度区。据笔者考证，桂东、桂东南、桂南沿海三区23县市，晚清民国时期有城墟494座，纯操、主操粤语的城墟多达489座，(其中绝大多数属纯操粤语者)占总城墟数的98.58％。城镇几乎为纯粤语区。中腹组23县市系粤商入桂第二程序地带，尽管粤港地区辐射随地理距离延伸而减弱，但“无东不成市”、粤港经济辐射起支配作用始终是城镇经济的最基本格局，该区域属于广西范围内“无东不成市”第二梯度区。而这两种县市相加起来，已多达46县市，已超过广西县市数的一半。由此已经可见，“无东不成市”格局分布面在广西不是局部的，而是呈现出的全区性大面积的特点。
三、西南组23县市考察：粤商入桂第三程序地带与“无东不成市”第三梯度区
该组地区指广西西南区、桂西区，本文简称为西南组区。该组地区位于广西西南和西部边远地带，分布在粤商商路入桂段枝梢段，包括左、右江流域地区和红水河上游流域以南，西至云贵高原东缘的地带。这是粤商向桂推进的第三程序地带，与粤港之间地理距离进一步拉大，加之该组地区地势高险，层峦叠嶂，水系纤细，交通往往只能依赖崎岖回转的山道上人挑马驮，粤商入抵时间更迟，往返频次大减，往往依托中腹组地区尤桂南内陆区再行推进。外围广大乡村从语言划分角度看属于南壮(族)语区，主要居民中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比例通常高达80％以上，较之中腹组地区更高。壮族人口基数之大，以至于常常出现迁入的汉族反而发生“壮化”的情形。[100]深受不同民族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习俗类型上差异的影响，以粤商与当地农民关系为主要内核的城乡经济联系，较之中腹组地区更为疏松。但是，城镇经济中粤商的主位地位即“无东不成市”格局仍然牢牢保持，而且该组区远离湘桂走廊，没有似柳江以北区湘赣商人那样的强力商帮的竞争而优势更显，粤商比重似乎并没有较之中腹组区下降(如龙州为64％，百色为41.49％)，当然，这也是由于边埠贸易、城镇贸易和滇黔烟土生产的引力强大，同时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基数较小的缘故。不过粤商进入西南地区总量较中腹组区已的确小得多。在该组区，粤商执掌城镇经济牛耳方式的间接性，较之中腹组区又增大了：在大多数县市中，粤商所直接垄断和支配的往往只是只占圩镇半数以下的若干中心城镇，或较重要的圩镇，间接控驭半数以上的中小型圩镇。因为西南组区这一层次的市场聚落仍很原始，往往不是3天一圩，而是12天、10天、9天、7天、6天、5天为一圩。[101]交易量小，交易频次少，粤商常驻的基本条件较差，粤商聚居规模进一步递减、缩小。表现为语言布局：在最重要的市场聚落各县中心城市和较大圩镇中，仍主操着粤语；但为数占多数的最原始的市场聚落即各小圩镇，均操壮语为主[102]，间或夹有粤语、官话。商业交易仍多通用粤语。
1.桂西南地区
扶绥。尽管壮族占总人口的82.14％，但民国时期经营小商小贩的“县治居民半多外籍”[103]，而全县16座圩镇，以粤语为主者10座，纯操粤语者1座，壮语为主间夹粤语者4座[104]，可知所谓“外籍”主要是指粤籍，当地城镇主位商帮应是粤商。
崇左。该县壮族占总人口的80％，但城镇商帮以汉商为主，民国时人云：“明时自广东、江西、福建各省迁居是地者甚众，至今生齿日繁。”[105]该志还将粤语列为城圩中第一方言，由此可知汉商诸商帮中，显然以粤商为首位。8座圩镇全部流行粤语，其中4座以粤语为主。[106]
龙州。该县壮族占总人口的94.27％，但据1946年《龙津县志》第四编所陈列，明清以来入居龙州圩街的姓氏99姓，其中65姓是从广东迁来的。换言之，即粤商及其从业人口占该埠人口的64％。据民国旧志记载：至近代，“自清光绪中叶中法战争，大军云集，粤东商贾衔尾而来，及至龙州辟为通商口岸，粤商遂争相投资，始成巨埠。以故商场牛耳执于粤人之手……十商场几无不有粤商足迹”[107]。圩镇的语言表征中，粤语地位并不居首位，17座圩镇中，以壮语为主，粤语为辅者有13座。[108]但并不影响上述粤商显著的主位商帮地位。
宁明。该县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78％，但城镇圩商多为至本县经商“落业不归”“日见藩殖”的粤商，“海渊、那堪等乡皆其辟为商场”，“城厢白话异于乡”[109]的方言格局于是形成。全县11座圩镇，纯操粤语者7座，主操粤语兼操壮语者3座。[110]广东商人众多以及粤剧观众成为当地地方戏观众的主要人群。以至于民国以来“演剧多为过境之粤剧，或近日新习所组织的白话剧”，历史上一直占据着宁明戏剧舞台的壮族的采茶小调竞因此“已消灭”[111]。
凭祥。该市为壮族占总人口83.5％的壮族地区。中法战争后，苏元春移民实边，在今隘口建房造圩，形成近代最早的中越边境贸易市场。“尔后，广东、江西、福建等地商人往返经商于此，边境贸易和县内商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112]。其方言布局是“城镇主要讲白话……乡村主要讲壮话”[113]。城圩诸汉商帮中显然以操白话的粤商为主帮。
大新。壮族通常比例高达96.89％，但是，民国时期“惟通衢圩市，客商贸易，多操粤语以相应酬”[114]。大新多数圩镇是以壮话为主的，但是，这些圩镇也仍是粤商执掌经济牛耳。如只操官话、壮话的全茗街(系全茗土司司治所在地)，从清代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街上较固定的商户11家，资本额共8180元光洋，广东汉人和客家人共7家，资本额共5880元光洋，分别占总数的64％和72％。壮族商户无有一家。[115]
天等。壮族占总人口的98.8％。全县15圩镇，操壮语同时流行粤语者7座。[116]由此可推断大部分圩镇经济控制在粤商手中。
德保。壮族比例高达97.7％。各圩镇全操土语和官话，似乎粤商影响不大。但是，旧志和回忆资料记载：“边郡土人(壮族)不过菽粟布缕鸡豚蔬菜，随时贸易以谋朝夕”，而“视都会辐辏之区，……多异籍人盘踞圩场，垄断逐末，大抵利归于客民。”[117]直至解放前，德保县城大商家也多为粤商。[118]
靖西。全县壮族比例高达99.27％，但客商多广东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查州属各家祖籍系广东居多”[119]，民国以来，“广东各县之商人每年数次联成大帮约千人之谱运来布匹、估衣、洋杂等货，转购鸦片以归”[120]。所造成的方言格局是：“白话、官话皆盛行于城市。”[121]
那坡。壮族占总人口的90.2％。但在光绪年间，县城五六家洋货匹头行；全是粤商开设。[122]又据当地同志研究，那坡汉人多自广东南海迁来，其中一部分还发生“壮化”，放弃粤语，学操壮语，融入壮民族中。[123]
2.桂西地区
上林。壮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城圩“生意最盛的走贩生意操于粤人之手”[124]。
马山。该县壮族占总人口的75％以上，而“城厢、南屏、尚贤等乡(主要圩镇——笔者注)，多外籍人杂居，各掺其本籍语言……与粤东语无大异”[125]，仅“入城镇各乡以种菜或小负贩为业的新民人(广东客家人)约计近千口”[126]。
都安。如光绪至民国年间，垄断该县主要商业即纱纸贸易者多为粤港办庄。[127]
隆安。全县城圩13座，经济规模位居前三位的城厢、丁当圩、南城均流行粤语。[128]光绪至民国，隆安纱纸贸易大部分也掌握在粤港办庄手中。[129]
田东。壮族比例虽高达84.8％，但是还在光绪年间，城圩“市厘商贾，多粤东来，其次滇南，亦有他郡寄居者”[130]，致使“白话，县城居多”[131]。
田阳。田州镇上最热闹的沿江码头上，粤东会馆气势最为雄伟。[132]该县最重要的特产八角，主要即由粤商运销海外。[133]
百色。该县位于云贵高原向南岭丘陵的过渡地带，也为右江航道汽船、电船西进的终点站，县城为滇黔桂三省交会的最大的交通和商业枢纽，也为粤商在桂西的最大聚居点。解放前，百色镇商人“以粤省为最多，次为南宁和湘闽”[134]。1933年时注册商户157家，粤商有65家，占总数的41.4％。[135]如果将未公开登记的主由家数50％以上。粤商后裔估计，解放前，百色商人90％以上是粤商。[136]这个估计可能过高，理解为粤商占半数以上当是恰如其分的。
百色以西，开始了攀登云贵高原的里程，地势逐渐梯起，水路削细，万山重叠，陆径盘旋崎岖，马帮成为主要交通工具，然而粤商仍不辞险阻推进，将“无东不成市”局面推向偏僻山深的广西“省尾”之地。
凌云。道光、咸丰年间拥有商店、银庄、当铺百余家，铺号多为广东等外地客商开设经营，县城建有雄伟的粤东会馆[137]；光绪至民国年问，凌云的大烟帮“绝大部分是广东来的”[138]，这一时期，凌乐镇较固定的商户先后有32家，粤商9家，桂商22家，但是城镇中最大行业苏杭绸庄和烟土庄几乎全部为粤商经营。赢利额以粤商商户最大，总计粤商平均发展资本是初来资本的9.38倍，而桂商该项仅为2.39倍；商业专业化水平也以粤商商户为最高，粤商商店的商业收入所占比重平均为83％。其他兼业经济仅占17％，而桂商该项则仅占66％，其余34％赖靠兼营农业或收地租。[139]凌云也常有“滇黔大帮”抵达，但是，一般他们换购所需货品后即行返回，很少长驻，在经济上也受着粤商的支配。
田林。早在1706年和1723年，旧州和百平街即建有广州会馆。[140]民国时期乐里镇粤商聚居所在，还形成了一条“广东街”[141]。
隆林。民国时期由于“外地经营商业者络绎而来”，“广语，多于商场用之”[142]。
西林。该县壮苗等少数民族比例极高，而“城居民均系外来客籍”[143]，这些客籍当多为粤商。粤商在当地以其经济实力和活动能力，常常获得官府信任，取得代理征粮的差事。粤商越发村曾在代理粮差时与那劳的岑毓英(岑春煊父亲)发生冲突，竟能号令当地粤籍人员向那劳屯挑起械斗，竟使岑氏败走云南。[144]足见粤商即便在最边远的山区县，势力之大亦举足轻重。
乐业。民国时期“县之流寓生理者操粤语”[145]。
四、东西北组四县市——粤商弱势区组
该组地区指桂东北北区、桂西北区延绵于从东北至西北紧邻湖南、贵州的广西北缘地带，分布在粤商入桂商路末梢和湘赣商帮人桂商路主干。虽然从地理距离上看桂东北北区应属粤商人桂的第三程地带，但是由于这里是直接连通湘赣的湘桂走廊主孔道及湘赣商人向桂推进的第一程地带和最密集聚居区，粤商的北进已经为数寥寥，城镇经济几乎全由湘赣商帮把持。农村居民以湘赣汉族农业移民为绝大多数[146]，城乡经济联系也主要体现为湘赣商帮与湘赣农业移民的分工协作和市场对流，农业的商品经济部分呈农商高度一致的明显的湘赣市场指向，广西“无东不成市”局面在此已呈消失状态。红水河、金城江流域桂西北区从语言区划看属北壮地区，壮瑶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过半以上的比例；从地理上看属粤商人桂的第四程地带，但与同处偏僻地带的桂西、桂西南省区相比，不仅与粤港相距更远，而且其纤细短小的龙江小河水道远不能与可通行汽船电船的左右江航道相比，特别是，所处区域位置封闭于内陆大石山区，更不能与桂西南拥有诸多边贸口岸、邻近沿海粤商商路的区位相比，因此，这一区中，虽然也颇多粤商渗入，但其锋锐远不如在桂西、桂西南地区。而湘赣商拥有就近从湘省及桂东北直接辐射的优势，在该区所铸造出来的城镇经济局面基本上也属“无湘无赣不成市”的格局，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延伸至此已呈消失状态。表现为方言格局：城镇圩市全操官话或壮语。
1.桂东北北区
富川。圩镇9座，全操官话。据《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册记载，县城富阳“开铺子做生意的人来自各方，但主要是“从湖南的衡阳、衡山、祁东、祁阳、邵阳等地而来”，约合七八十家，占1935年总商户170家的66.7％。永福。光绪年间，当地“市与贸易民用，悉用邻境”[147]，而当时“接踵而至”的汉族人民，全系“湘赣桂全之民”[148]。该县城圩当以湘赣商帮为主位。
灵川和临桂。该两县环抱桂林，湘赣商人垄断城镇经济命脉，灵川县所有圩镇几乎是湘赣商帮的一统天下。如素有“广西第四大圩”之誉的大圩镇，商人以湘商最多，生意最大，赣商次之，还拥有一条“江西街”。粤商仅有三、四家，均无钱财建房，平时寄居在粤东会馆中。大圩首富“东乡第一家”黄元盛、“白果大王”周巨锋均属湘籍。[149]又如熊村圩，湖南会馆是这一小圩镇上惟一的客商会馆。[150]又如“白果之乡”海洋圩，“从清代到民国，在海洋圩筑屋开铺的半数以上来自兴安全州湖南江西，其中又以湖南江西人为多”，建有湘、赣会馆。[151]又如谭下圩，“商界大户多湖南人，起码四十余家，大多经营纺织手工业，广东人在这里只是中等人家，主要经营洋杂、刨烟、染织，最多时也不上十户人家”[152]。
兴安。该县是灵渠所在县，1937年湘桂铁路通车以前，灵渠“实为三楚两粤之咽喉，行师饮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惟此水是赖”[153]。但是，晚清时期只有湘、赣会馆，而无粤东会馆。[154]
全州。该县为广西北端门户，东北比邻湖南，县域湘江为中原人桂主要孔道，县城“市场繁盛，货物充斥”，“拥挤喧闹”，为“两广咽喉”和桂北一大都会。但是，粤商在此几无身影，“客商以湘赣居多，鄂皖闽浙苏次之”，“其贸易操于湘赣大贾之手”[155]。
资源。“操奇赢游都市者，往来皆楚南客商”[156]。
灌阳。尽管文市在宣统年间也建有粤东会馆，但粤商势力微弱。商帮最大是湘帮，湖南会馆中竞还细分成四个帮系——祁阳帮、衡阳帮、宝庆帮、永州帮；其次是赣商，也建有江西会馆。[157]
2.桂西北区
忻城。该县壮族占总人口70％左右，城镇街民也多为壮族但商人仍以广东、湖南、宾阳籍为多。[158]这可能是湘粤优势区难分彼此的分界地带。
宜山。壮族占人口75％左右。城圩商人以汉族商人为主。1949年宜州城有“广东同乡会”和“惠潮嘉同乡会”，但成员人数不及湖南会馆多，财势不如江西会馆充裕[159]，粤商虽仍颇具能量，但显然已不具备足够的人手力量由自己一一控制主要经济行业，而往往是“委托当地壮族商贩收购黄豆、花生等，并兼营汇兑和银器戒指等业”[160]。
环江。壮族、毛南族等占人口80％以上。城圩商人多汉族商人。汉族姓氏中，又以湖南籍为最多，有10姓；广东籍为次有3姓。[161]可推断湘商是城圩主要商帮，当然粤商也颇有能量，如思恩镇128家商店中，最大店号是粤商欧湘波的布店，贵州小贩也常来往。[162]
南丹。壮族、瑶族人口占60％以上。城圩商人多为汉商。从清代光绪年间至民国，给人留下记忆较深的，县城有约20家商户，其中，已知桂商8，粤商4，湘、川商各2，赣商1，5家不明籍贯[163]；月里街该项中，粤商3，规模平常；湘商3；川商5；黔商3；宾阳商人最多，有12家，而且经营百货布匹为主，平均资本额也最大。[164]这是广西桂商为优势商帮的不多的县区之一。
东兰。壮族人口占85.7％，城圩商人则以“湖广客”为主。“县城尚有湖南、宾阳客商多户，而本地籍人民则以农业为本”[165]。
凤山。壮族人口占57.6％。“县人经商求学均趋柳庆桂林”，而该路实为湘赣商人在桂主干商路。“联袂而来”的“外来经商”者，“又多说官话”，特征明显属于湘商。又据民国旧志关于汉族姓氏来源记载小计：山东2，广东6，江西3，湖南7。[166]可以断定，当地商人以湘商为最多。
天峨。该县壮族人口占57.5％。城圩商人“大部分从湖南迁来，小部分从四川迁居天峨”，也有一些宾阳人入抵营生。[167]
五、“无东不成市”的分布范围及梯度差异综观
以上，笔者如同铺地毯式地分别考察了广西几乎所有的市县。按1996年的广西区划，共有88个县市，7个地级市，相合88县市。除平果、合山、河池市金城江、大化、巴马由于历史资料的短缺而暂时阙如以外，笔者对其余83个县市都已设法进行了考察。考察表明：
第一，属“无东不成市”情形的县市多达68个，占所举证县市总数的82％。也就是说，广西除了15个县市以外，其余68个县市城镇圩市都是由粤商构成主要商帮，并由他们创建和经营主要经济行业，缔造和编织城镇工商主要经济网络的。“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全省分布并不是飞地式、跳跃式或者星点式的，而是自东而西、由南而北，逐程递进，逐县连绵，普遍满布的，它是结构同一、覆盖广西大部分面积的完整板块。此范围中，无任何一个县市能够出现“无东不成市”格局的例外。从广西地图上看，“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分布面就是一幅蔓及全区东西南北中、扩张动态十足的图形，这68个县市东起梧州，向西一直顶推至广西西极的西林、那坡，南启北海、钦州，向北一直顶推至广西北端的三江、龙胜。“无湘无赣不成市”格局在广西虽然也有15个县区，但整个被挤压到地域极有限的广西北缘带，而且就连这一地带最重要的城市桂林市以及水运最便利的柳江上游三江、龙胜诸县也已被“无东不成市”的区块嵌入，亦已处在一种不断被“无东不成市”格局挺进、切割、包抄，从而不断收缩的动态之中。
第二，“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由东而西地呈三级梯度分布状态。广东较先进的生产力推入广西在地段程序上的不同，决定着入桂粤商聚居规模、构成比重、伸展幅度、影响能量的参差不同。从广西地图看，这三级梯度带大致分高、中、低梯度，由东而西递减排布：东南组区一中腹组区一西南组区。这大致反映了粤商势力渗透广西的基本顺序和主要节律，每组区县市数都又大致等分，都是各有22-23个县市，这说明“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梯度变化，在既定的历史与自然的条件下，也存在着具有某种函数意义的规则性。
“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分布广达广西82％的县市，这与粤商西江商路在广西总水系流域中所占82％比例，与前文所论的粤商经营的进出口份额通常占广西该项总额80％以上的比例，应该说是不同角度、在函数意义上的正相吻合。它也以更加全面的地理视角，进一步印证了前文所论的近代广西行业主由粤商促成发育的基本观点。而“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三级梯度差异，则铸造着对整个广西城镇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有着深刻影响的城镇经济网络结构发育的模子——即今后将进一步讨论的广西城镇经济以“无市不趋东”为特征的等级分布体系。
注释：
①同治六年《藤县志》卷之5，舆地志，风俗。②谭少鹏编著：《古代诗人咏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③1988年5月笔者访梧州市工商联黎 梧先生。④民国34年《广西年鉴》上册，第191页。⑤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卷之5，风土卷。⑥⑨⑩[12][15][16][18][19][23]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⑦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第474页。⑧民国30年《藤县志》第五章，职业团体。[11]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钟文典先生(蒙山县客家人)回忆。[13][17]《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14]八步镇志办：《八步镇志》第五编社会，第三节，民族，姓氏，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0]1988年平南县志办：《平南县志》第一章，民族 第二节 语言(文稿)。[21]1988年11月笔者平南县大安镇访得。[22]笔者1988年11月平南县武林镇访得。[24]据1974年5月7日江口张素华口述，广西师院历史系编《桂平历史调查资料》(打印本)。[25][28][30][31][34][35]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玉林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6]黄文海：《贵县商界变迁》(文稿)，存贵港市工商联。[27]光绪六年《北流县志》卷9，风俗。[29]光绪二十三年《容县志》卷之4，舆地志风俗。[32]周践谟：《民国时期玉林商业和各行业摆卖的散布情况》，《玉林市文史资料》第3辑。[33]覃义帼：《清末民初的兴业蓝靛》，《玉林县文史资料》第2辑。[36]光绪八年《北海杂录》商务。[37]潘展云：《北海市工商联合会沿革概述》，《北海文史》第3辑。[38]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钦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39]光绪十八年钦州《重修粤东会馆碑记》，(碑立钦州市冯子材故居碑林)。[40]李瑞祥：《解放前钦州金融演变概况》，《钦州文史资料》第5辑。[41]合浦县博物馆《合浦记事》(文稿)。[42]笔者1992年10月合浦县西场镇街上实地访得，当时的广州会馆馆所建筑物尚存。[43]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北海市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44]民国34年《防城县志》第一章第一节，缘起。[45][46][49]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钦州地区、北海市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47]民国《浦北县志》。[48]饶任坤、陈仁华主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50][51]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52]参阅《广西市县概况》中关于市县1982年人口、民族比例的统计数据，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各县市该年份该项数据均引自此处，不再引注)。[53]参阅民国38年《广西通志稿》，氏族；晚清民国时期桂北诸县志。[54][56]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市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55][56]民国26年《邕宁县志》，社会二。[57][59]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58]农浩：《县城蒲庙镇往昔的概况》，《邕宁县文史资料》第1辑。[60]《武鸣县社会历史调查》，广西师大历史系编印《广西民族史研究系列》(二)。[61]饶任坤、陈仁华主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62]嘉庆六年《广西通志》。[63][64]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钦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5]笔者1990年8月在宾阳采访宾阳县供销社陈义新先生(当时70余岁)所得，陈先生是宾阳解放前的工商业老前辈，祖籍广东。[66]参见广西师范学院政治系《宾阳县手工业专业村调查专辑》(1991年装订本)。[67][68][70]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柳州市和柳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9]民国3年《武宣县志》卷12，纪事风俗。[71]民国23年《象县志》第二篇，社会。[72]《历史上运江商业的兴衰》，《象州县志通讯》1988年第5期。[73]民国25年《来宾县志》下篇，历史篇，食货农工商。[74]参阅《桐木镇志》第二章，汉族(1988年稿本，存广西区通志馆)。[75]刘炳运：《寨沙客家人来源及习俗》，《鹿寨文史资料》第4辑。[76]民国23年《雒容县志》卷上，舆地。[77]《柳江文史资料》第2辑。[78]刘道超：《广西柳城县大埔镇、龙头乡客家历史经济考察》(打印本)。[79]《柳城文史资料》第4辑。[80]李文利：《桂剧的班社、庙会和剧社》，《桂林文史资料》第3辑。[81]民国38年《广西通志稿》，民族。[82]参阅曾度洪、覃树冠《桂林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83]宋维桢：《辛亥革命前的桂林商业的概况》，《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84]1988年2月平乐老粤商后裔陈正芦提供。[85]民国26年《平乐县志》，民族。[86]同治年平乐《重修粤东会馆碑记》，碑立平乐县城粤东会馆旧址。[87]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474页。[88]民国3年《荔浦县志》，风俗。[89]陈文(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家乡阳朔县经济史调查》(手稿)。[90]民国26年《恭城县志》第二编，社会。[91]1987年1月笔者在恭城县文物管理访得。[92]民国31年《天河县志》第三编，社会。[93]民国26年《罗城县志》，民族。[94]罗城县教育局温阳(广东梅县客家人)同志提供。[95]《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96]莫乘宗：《融水县农村圩场调查》，《橘乡今昔》第1期。[97]民国25年《融县志》第五节，实业。[98]民国35年《三江县志》卷2，社会；卷4，经济。[99]据解放前曾任飘里街长的78岁老人李韬口述，1988年2月笔者到龙胜县飘里街调查访得。[100][123]编辑组整理：《那坡县的民族源流》，《那坡县文史资料》第1辑。[101]民国22年《同正县志》卷7，民籍。[102][104][106][108][116]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3][105]民国26年《崇善县志》第二编，社会。[107]民国25年《龙州县志》卷3。[109][111]民国37年《思乐县志》卷4，社会篇。[110]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玉林地区、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2][113]凭祥市志编委会：《凭祥市志》商业志，民族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4]民国35年《雷平县志》第三编，社会。[115]黄现藩：《广西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117]乾隆三十一年《镇安府志》卷2，舆地志下，墟市。[118]据广西师范学院政经系副教授何平实地调查。[119]光绪二十五年《归顺直隶州志》卷3。[120]民国37年《靖西县志》第四编，经济。[121]民国37年《靖西县志》第三编，社会、语言。[12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124]民国23年《上林县志》卷之3，建设部上。[125][126]民国27年《隆山县志》第二编，人口。[127][129]刘炳新：《都隆那纱纸工业》，广西统计局《统计月报》第1-8期合订本。[128]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30]光绪八年《百色厅志》，思隆县城厢附近图。[131]据民国23年《思隆县志》，社会。[132]田东县平马镇乐善里104号居民劳荣焕口述。[133]光绪八年《百色厅志》，思阳分州全图说。[134]1960年《百色镇志》第三章，民族。[135]民国23年《广西年鉴》第一回。[136]1994年2月笔者在广西百色市城区邓家港访得。[137]赵宗平：《古今凌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38][139]《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140][141][142]民国27年《田西县志》第八编，杂记。[143]民国12年《西林县志》。[144]《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145]民国21年《乐业县志》第二编，社会。[146]民国38年《广西通志稿》民族二。[147]光绪十一年《永宁州志》卷3，舆地志下，风俗。[148]民国6年《永福县志》卷1，舆地。[149]据灵川县大圩镇老赣商周裕和(1909年出生)口述，1988年2月在灵川县大圩镇访得。[150]据灵川县熊村人伍官盛(1902年出生)口述，1988年2月在灵川县大圩镇访得。[151]李晋：《灵川县工商行政管理志》下卷，主要集市考。[152]陈平：《谭下镇志》(稿本)。[153]道光十四年《兴安县志》卷6，建置二。[155]笔者2002年6月到兴安县调研所得。[155]民国26年《全县志》第七编，经济。[156]道光二十六年《西延轶志》卷2，风俗。[157]蒋琳：《民国时期灌阳商业》，《灌阳县志通讯》。[158]樊韬：《解放前忻城县宁江壮族社会经济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册。[159]黄光毅：《清末及民国年间有关宜山商业的民间组织》，《宜山文史》1987年第1辑。[160][161][162]《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87页。[163]《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164]《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165]民国36年《东兰县政纪要》人口分布。[166][167]民国22年《风山县志》第二编，社会(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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