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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初中历史课,史学入门,史记,三国演义,司南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7-0019-06
语文、数学、外语在初中都是学满三年的课程。如果有人说,初中毕业生语数外还没入门呢,大概老师和学生都不会认可。在高中选修课程中设置“史学入门”,这等于是说,初中学了三年历史,还没入门。如果存在这种状况,那一定是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的问题。传统的历史课只告诉学生“历史是这样的”,不注重“怎么知道历史是这样的”。只要求学生了解教材描述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结论,这样学历史导向死记硬背,扼杀了历史思维的兴趣。现在提出“史学入门”是提高了历史教育的层次,问题是入门从初学开始,还是到高中再补课。运用唯物史观等包含理论思维的史学入门,可以放在高中;如何探寻历史的真相,以及理解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应该是初中学习的内容。笔者在本刊今年第7期“丝绸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提出,要让学生知道认定古代曾经存在丝绸之路的依据。此前,从北京人的发现就强化考古认知,灌输重证据意识,这即是入门的起始。如果炎黄传说采用层累造成说,实际上已经开始渗透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初中历史理应达到史学初步入门,本文再用实例讨论,就一线教师指正。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成《史记》,但是至少20年后这部著作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开,当时也不叫《史记》,而称《太史公书》,到东汉后期才以《史记》之名流行于世。
《史记》共130卷、52.65万字。现在一个人用电脑写成52万字的著作,也并非易事。那时还没有发明纸张,应该是书写在简册上,可以想见,这52万字的巨著堆放在一起,一定蔚为壮观。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部书的影响经久不衰,发行数量已无法估算。评论者、注释者历代不绝,至近现代的研究论著不计其数。自古至今,阅读、研究这部书的人上至帝国皇帝、革命领袖,下至民间学者、普通的读书人。《史记》在历史学及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史记》不同于此前及以后的官方史学,价值观也有悖于主流思想文化。司马迁的写作动机十分明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宗旨,他要表达自己的见解。在受刑之后,司马迁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等人事为榜样,激励自己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历史记录。史学起源于官方,以史为鉴就是服务于政治、附属于政治。历代修史大都秉承这样的旨意,尤其是《资治通鉴》,书名就充分表达了写作意图。而司马迁写《史记》并无政治意向,不是为当时政治提供借鉴,不是以史辅政、以史颂政、以史教化,而是充分阐发自己的独立思考。他肯定大汉的兴盛,但对汉武帝的政策和行为有很多讽刺和批评。他是董仲舒的学生,董仲舒的学说已得到独尊地位,但是《史记》中的很多评论表明太史公并不笃信天命,写董仲舒也没有引录天人感应论。司马迁将撰写《史记》看成自己个性化的事业,对人和事的选择及其品评,不遵从任何标准,完全以独立的立场、独到的视野、独特的思维书写。他似乎意识到这样的书“违反出版纪律”,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史记·太史公自序》最末也是这句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写书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司马迁却要“藏之名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知道书中有些内容不合时宜,有人看了会不高兴。因此,汉武帝、汉昭帝时仅极少人得知其事,到汉宣帝时杨恽才宣布“祖述其书”。
《史记》不是记述自然状态的历史。记述自然状态的历史是历史资料,高于自然状态的历史著述属于历史学。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后人相隔时间越长可能对事情的因果关系、影响深度看得越清楚,高水平的历史学著作一定会有高明的见解而不是重复记忆。这和人的成长一样,长大后回忆小时候才觉得童年很幼稚,到中年再回忆青年时代才知道自己那时不成熟,而老了又感到此生有很多遗憾。史学家都擅长“马后炮”,但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站得更高、视野更广阔,才能写出与众不同、超越时代、启迪世人的著作。《史记》就是这样一部书,比如刘邦以抗秦起家,建立汉朝后采取与秦始皇完全不同的政策,导致汉朝的政治舆论一边倒地否定秦政,而司马迁在指出秦的暴政后,却肯定秦统一是顺应了历史变化。又如汉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汉武帝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司马迁却为成功的商人作《货殖列传》,肯定商人的价值。再如对当时已经被作為偶像崇拜的孔子,《史记》却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孔子的名声得益于子贡的赞助,这岂不是贬低圣人?先秦诸子大多崇尚节俭、克制欲望,继而倾向抑制消费。司马迁却认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这是人的本性追求。发展经济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将国富、民富看做秩序和民风良好的基础。司马迁还肯定了陈胜、吴广的首义之功,他肯定没想到自己这一笔竟然与两千年后的阶级斗争论者相吻合。
《史记》有很多内容高于自然状态的历史。除此之外,历史每个过程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史书无论如何也不能全部记述下来,那么,选择什么进入自己编撰的历史系统,反映了写作者的观念和洞察力。就像今天初中历史课程的内容一样,并不都是当时的大事件,而是根据国家教育目的,选择能够实现这一教育目的史事。司马迁选择的历史都出于他自己的见识。匈奴是汉朝的敌对势力,《史记》为匈奴作传。他还为蛮夷作传,开启了史书注意周边民族的传统。司马迁认为行侠仗义之士比儒生更有利于社会正义,由此而作《游侠列传》。这些不顾及当权者喜好或厌恶的内容,使《史记》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司马迁是有层次、有选择、有逻辑地写人记事。
自然状态的历史既保留在文字和实物之中,也存在于人们的口碑和记忆里,随着时间的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历史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求实,司马迁就具有认真求实的态度。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如果以秦统一划线,之前可算是古代史,之后是当时的近现代史。《史记》从黄帝开始,传说时代距司马迁至少两千多年。汉初尊“黄老”,黄帝家喻户晓,但说法纷杂,司马迁采纳其中比较可信的写出《五帝本纪》。他的《夏本纪》《殷本纪》都是根据传说、文献记录和实地考察写出来的。古代有研究者质疑《史记》关于夏商的记载,王国维根据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了《史记》所载商朝王位承袭的准确,而后又有青铜器铭文的印证,这充分说明司马迁具有强烈的求真求实的理念。 由于司马迁还具有文学家的资质,因此他笔下的历史场景难免也有夸张、想象的成分,但这也增加了《史记》的可读性。比如刘邦在危机时刻连亲生儿女都不要,意在说明争天下之人有悖常情的自私心理。韩信年轻时受胯下之辱,意在突出韩信的沉毅和抱负远大。荆轲曾与聂盖论剑,聂盖以怒视挑战,而荆轲转身避走,意在塑造荆轲刺秦王的勇敢与为知己者死的侠肝义胆。对人物的描写注入了司马迁的情感倾向,典型如项羽的英雄气概、刘邦的流氓气质、李广的盖世武功。比如写李广打猎,误将草丛中的石头看成老虎,一箭射过去,箭头竟然深深地扎入石头中;到眼前才知道是石头,然而再射无论如何也不能射进石头。此事夸大了意念的作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从整体来看,司马迁是在求实基础上的夸张和想象,形成历史书写的一种风格。如同当今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有些作品可以称之为历史剧——不见得细节都是真实的;有些只能说是借历史名义的娱乐剧。《史记》自问世以来,两千多年经久不衰,与其兼顾文学特色密切相关。这样的作品毕竟太少了。
介绍《史记》的套路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多年不变。初中教育针对活泼、天真的儿童,教学应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为他们的人生树立榜样。因此,首先要介绍这部书的特点、规模和影响,然后逐一解释。《史记》虽然名列二十四史之首,但与后世史书有很多不同。司马迁的独立精神是其作品经久不衰的根本,纪传体例属于写作框架的搭建,坚持独立思考是《史记》传世的核心价值。这样介绍才凸显这部著作的伟大。实际上,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学著作都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晶,而那些红极一时而后被时代抛弃的史学著作,大多也是政治的附属品。
《史记》不代表古代中国史学的方向:乔治忠教授说得好,司马迁“因个人遭际激发出独到的个性觉醒,呈现了摆脱政治附庸地位的独立要求。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古代史学将会步入类似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途径。但是,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集权政治的环境,不可能让《史记》的撰著宗旨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古代史学不过历经了一个迂回,最终仍然返还到传统价值观导引的方向”。①
自从民国设置中学历史课程以来,“三国鼎立”就是课程内容之一。从1953年直至目前,初中历史课程内容几经变化,三国鼎立依然不可或缺。从曹丕称帝算起,到隋朝建立,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361年,其中三国时期45年,西晋51年,东晋103年,南北朝169年。从存在时间上看,三国最短。东晋不仅寿命最长,而且文化成就丰富。但是中国人大都熟知三国,而不知东晋多少事。三国时期民族迁徙还没有大动静,淝水之战的规模和影响也大于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无论从哪方面说,三国都不是历史很重要的一页。那么,历史课程为什么重视三国鼎立呢?这要归功于《三国演义》。这本历史小说使三国的故事家喻户晓。似乎因此,学历史不能不知道三国。
《三国演义》源自《三国志》。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最早刊本名为《三国志演义》,题记“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内容依据《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文字采用口语化,当时叫“平话”。既然名之“演义”,当然有“推演”之处,推演过头正如鲁迅所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三国演义》的情感倾向受东晋人习凿齿评述的影响,以蜀汉刘备为正统,曹魏为篡逆。《三国志》中的关羽只是忠于刘备的一员武将,演义使关羽成为忠义和神勇的化身,导致民间出现对关公的偶像崇拜。《三国演义》的故事经过戏曲尤其是京剧的再创作,使三国的历史更加普及,小说宣扬的忠义观也更加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有些故事出自《三国志》,有些则是杜撰,有些是张冠李戴。265年,曹魏灭亡、西晋统一时,陈寿32岁。他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有利条件是亲身经历,见闻真切;不利的是史料尚未全出,褒贬出于恩怨。南朝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证了很多陈寿未见的史料,丰富了史事,分量也超过原书数倍。但毕竟相隔一百多年,裴松之加进去的很多细节有传说之嫌,很难说千真万确。因此,了解三国鼎立捎带揭示《三国演义》,既增加故事性,诱使学生读名著,还渗透了对史料的认识。
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热衷于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并亲自上阵,为教师做观摩课。他讲“三国鼎立”這节课,导入描述了黄巾起义后的社会场景,然后提问:“天下大乱,人们会有怎样的想法?”有的学生说跑呀、避难去;有的学生说趁乱抢东西;也有学生说拉杆子,称王称霸。张教授肯定学生的推测,接下来说曹操异军突起,与袁绍争夺中原。张元的这个提问设计看似简单,但事半功倍。一是这样的提问符合儿童的经验和心理,学生有话可说而不是翻书本找答案;二是自然而然地带领学生进入了豪杰并起的历史情景,用一个小问题就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设计课堂提问是教学研究中的永恒课题,虽然不需要有多深的专业功底,但也不是懂历史的人都能做好的,这属于中学教师的职业技能。我国师范院校很多,但师范院校历史专业并不重视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
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是官渡之战。官渡之战的关键是粮草供给。曹操的粮草供给紧张,人马又少,处于劣势。许攸投曹,献计偷袭乌巢。乌巢是袁绍囤积粮草辎重的地方,曹操偷袭成功,袁绍军心大乱,战局迅速逆转。因此,官渡之战讲好许攸投曹的故事即可。《三国志·武帝纪》关于许攸投曹只有一句话:“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公,指曹操;琼,指袁绍一方守备乌巢的将领淳于琼。《三国志》只有这19个字。陈寿死后130余年,裴松之奉旨为《三国志》加注,他为这19个字加注:“《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裴注155个字,是转引《曹瞒传》,这本书已经失传。《三国演义》是在裴松之注的基础上添油加醋,变成如下文字: 却说许攸暗步出营,径投曹寨,伏路军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与我通报,说南阳许攸来见。”军士忙报入寨中。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忙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不能择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人,愿赐收录。”操曰:“子远肯来,吾事济矣!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攸曰:“吾曾教袁绍以轻骑乘虚袭许都,首尾相攻。”操大惊曰:“若袁绍用子言,吾事败矣。”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操执其手曰:“子远既念旧交而来,愿即有以教我。”攸曰:“公明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急胜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过三日,使袁绍百万之众,不战自破。明公还肯听否?”操喜曰:“愿闻良策。”攸曰:“袁绍军粮辎重,尽积乌巢,今拨淳于琼守把。琼嗜酒无备。公可选精兵,诈称袁将蒋奇领兵到彼护粮,乘间烧其粮草辎重,则绍军不三日将自乱矣。”操大喜,重待许攸,留于寨中。
——《三国演义》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演义的描写活灵活现,从“不及穿履,跣足出迎”“先拜于地”,到回答“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曹操虽然对许攸谦恭有礼,但两次以“实诉”“附耳低言”的姿态掩盖实情,奸诈的形象跃然纸上。演义增添的细节多么生动有趣儿啊,而且你还不能说是瞎编的。但是细想想,裴松之在130年后加的注,这些情节是历史事实吗?我们现在对100年前的戊戌变法,很多细节几经考证,发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有不实之处。《曹瞒传》所记一定就是史实吗?《三国志》原本以曹魏为正统,为什么《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呢?这个转变正是发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晋有位名士叫习凿齿(据说陕西、江西姓习的都是他的后人),他写的《汉晋春秋》,以蜀汉刘备为正统,曹操成为篡逆的奸雄。南朝宋朝的宋文帝受其影响,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倘若《曹瞒传》是在这时产生的,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从习凿齿、裴松之开始,改变了《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演义的故事因此而褒刘贬曹。由于忠义观念符合主流思想,因此演义的故事得以流传,并得到社会上层的认可和推崇。实际上,自习凿齿、裴松之以来,历史细节就按照忠义观念被改编了。这说明历史著作有时也在改编历史。
曹操“唯才是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也一律擢用,三国中曹操帐下人才最多。刘备是汉朝宗室远支子孙,《三国志》形容他“垂手下膝”,手臂长过膝盖,像长臂猿;“顾自见其耳”,眼睛能看到自己的耳朵,这是佛相;這种长相就不是一般人。他不大喜欢读书,喜怒不形于色,起兵后总是寄人篱下,请出诸葛亮才有了转机。《三国演义》从第四十二回到第五十回,用了连续九个章回描写赤壁之战。这九个章回的主角是诸葛亮,此时的诸葛亮刚刚出山。《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致推崇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不仅才能过人,而且容貌伟岸,是忠诚与智慧的化身,近乎完美。他的出场决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为此演义极力营造诸葛亮的机敏、善辩、举止有方、洞察秋毫、料事如神,孙刘联合、备战赤壁的每个关键环节都非他不可。过分渲染,使“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
演义中的赤壁之战与史实相去甚远。比如南下的曹军有15万余,加上收的降兵,总共20余万,演义夸大到83万。孙刘联军大约不到5万人,这样拉大数字对比方能显示出诸葛亮的非同寻常。曹操的失败固然有轻敌因素,但有学者研究,困扰曹军的两大难题是瘟疫与粮草,当时流行血吸虫病,北方来的将士水土不服、缺乏免疫力,这使曹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曹军劳师远袭、不善水战,而东吴水军训练有素,以逸待劳。曹操将战船首尾链接起来以求平稳,确有此事,周瑜用火攻要借助风势,但这个风势不是靠诸葛亮“借东风”,而是地势形成的涡流风。曹操没有注意赤壁地区的气候特征,因此吃了大亏。演义中赤壁之战的细节大多是杜撰,只能当故事欣赏。
战后三国鼎立的格局基本定型,曹魏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蜀汉疆域最小,户口最少,实力最弱。刘备死后,诸葛亮治蜀吏治严明,任人唯贤,赏罚必信。他先安定内部、平定南中,继而几度出汉中北伐曹魏,以弱击强。如果他老老实实地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发展经济、加强武备,蜀国还不至于早早灭亡。诸葛亮以人格的完美,居官不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而赢得后人的尊重,也掩饰了他执政的败笔。多次北伐,既消耗国力又耗尽了诸葛亮的精力。他死后,姜维继承其遗志,仍连年用兵,自不量力,263年被魏国灭亡。东吴政权既无曹魏的强大国势,又无光复汉室的政治名义,一直偏安自保。265年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以接受“禅让”的形式政变,当上皇帝,改国号为晋。279年,司马炎发兵20万,从六个方向进攻东吴,转年吴国皇帝投降。三国鼎立实际在蜀国灭亡后已经结束了。
三国鼎立不是你死我活的对峙,一个家族同时服务于三个政权,彼此都没有受到影响,典型如诸葛家族。诸葛亮的亲哥哥诸葛瑾是东吴重臣,孙权称帝时成为大将军,其长子诸葛恪在陆逊病故后升职为军队首领,也是孙权托孤的大臣之首。诸葛瑾的女儿嫁给张昭的儿子,生两女分别嫁给孙权和陆逊的后代。诸葛诞是诸葛亮的族弟,在魏国官至征东大将军,是对东吴的前线指挥官。诸葛诞之女嫁给了司马懿的第五个儿子,生了三子,长子的儿子就是司马睿。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是后主刘禅的女婿,正牌驸马。尽管诸葛亮敌视魏国,但没有影响诸葛家族在魏国的发展。后来南北朝也有这种现象,政权分立并不阻碍彼此往来。一个民族内的政治分裂,无法割断人们的亲情和乡情。 人们的观念不仅决定了历史著作的价值取向,而且还能改变历史事实。有影响的历史小说一定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同时打造了历史的一个方面。
“司南的形状像一把汤匙,放置在铜制的方形地盘中,地盘四周刻有24个方位。”现在教科书仍如是说,并且附图。依据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史学入门的典型事例。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天然磁石吸铁的特性,记载见《吕氏春秋》。但是,发现磁石的指极性则比较晚。教材说,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发现磁石指南的特性,其依据是《韩非子·有度篇》中的一句话:“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句话并没有说司南和磁石的关系,而且没有指明司南是个物件。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先王确定了一个正南的标志”,“立”司南表示“确立”。后来东汉的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里说,司南是勺子样式的,于是1950年代初,文物学家王振铎就制造出我们熟悉的这个模型。这个司南模型也被前移到战国时期,成为附和韩非子那句话的“物证”。有趣的是,1952年郭沫若拟率团访苏,希望带一个司南复原品作为礼物。任务下达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由物理学家钱临照主办。钱临照找了一块最好的天然磁石,请琉璃厂的玉工仿照王振铎的模型制作,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指南。问题在于,磨制成勺样,磁性减弱,指南效果必然差很多;另外底部和地盘接触面的摩擦力,也影响指南。那么,“司南”到底指什么呢?
迄今为止,考古没有发现司南的实物。勺状司南模型的依据是王充的《论衡》,但是当初王振铎看的《论衡》,版本是明朝嘉靖年的,在历史博物馆所藏宋代残本《论衡》中,那句话不是“司南之杓”,而是“司南之酌”。“酌”在这里做动词讲,是行、动之意。“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意为:指南的行使,停放在地上,它的横杆指南。于是司南又有指南车说。传说中,黄帝大战蚩尤用指南车辨明方向,周公派指南车护送南方使臣回国,三国时马钧制造了指南车。但是,指南车运用什么原理指南?马钧制造的指南车还用了齿轮传动和离合装置,磁石指南根本不需要这些,因此,认为司南指的是指南车,也没有充足理由。
对司南的认定至今仍存在分歧,但是國际学术界还是倾向于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因为宋代发明的“指南鱼”遥遥领先于世界。
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详细记载了“指南鱼”的制作方法。指南鱼长二寸,宽五分,铁质,烧红,温度达到769度时,蘸水冷却,铁鱼被磁化,铁鱼漂浮在水面上,鱼头指南。这个方法是利用地磁场而采取人工磁化,当时人并没有地磁场和地球的概念,也不知道地磁倾角的存在,居然能发明非常科学的方法,真是咄咄怪事。但是,用这方法制作的指南鱼磁性不强,使用价值有限。大约过了30年,宋人又找到了更简洁有效的人工磁化法。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用铁针在天然磁石上摩擦使其磁化,磁化后的铁针直接就成了指南针,让其浮在水面即可指南,于是水罗盘诞生了。至迟在1102年,水罗盘已应用于航海,《萍洲可谈》《梦粱录》有记载。
南宋时,又有人发明了指南龟,将天然磁石嵌在龟腹,凿钉窝,用竹针支撑,龟身自由转动指示方向。下一步就是把指南龟改成指南针,这样就有了旱罗盘。水罗盘一直沿用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人们将水罗盘与旱罗盘的优点合二为一,制作了液体罗盘。指南针的最后一步是中西方交流的产物。
中国古人最先发明了指南针,但是发明的起点是在战国时期还是在东汉时期,现在都有疑问,不能肯定。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因为这个发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宋代之前不会没有经验的积累。物理学的磁场理论是18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而《武经总要》记述指南鱼是在11世纪上半叶。不知有磁场而发明指南鱼,这已经就是奇迹。11世纪欧洲经济刚刚复苏,12世纪英法等封建君主国才刚刚兴起。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科学技术遥遥领先。因此实在没有必要将中国古代的发明拼命向前提,似乎越早越显示伟大。对于司南的质疑,报刊杂志刊登了很多文章,学术著作也有论证。教学中告诉学生司南的依据和质疑,这是回答“怎么知道历史是这样的”。
【作者简介】任世江,本刊顾问。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7-0019-06
语文、数学、外语在初中都是学满三年的课程。如果有人说,初中毕业生语数外还没入门呢,大概老师和学生都不会认可。在高中选修课程中设置“史学入门”,这等于是说,初中学了三年历史,还没入门。如果存在这种状况,那一定是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的问题。传统的历史课只告诉学生“历史是这样的”,不注重“怎么知道历史是这样的”。只要求学生了解教材描述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结论,这样学历史导向死记硬背,扼杀了历史思维的兴趣。现在提出“史学入门”是提高了历史教育的层次,问题是入门从初学开始,还是到高中再补课。运用唯物史观等包含理论思维的史学入门,可以放在高中;如何探寻历史的真相,以及理解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应该是初中学习的内容。笔者在本刊今年第7期“丝绸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提出,要让学生知道认定古代曾经存在丝绸之路的依据。此前,从北京人的发现就强化考古认知,灌输重证据意识,这即是入门的起始。如果炎黄传说采用层累造成说,实际上已经开始渗透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初中历史理应达到史学初步入门,本文再用实例讨论,就一线教师指正。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成《史记》,但是至少20年后这部著作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开,当时也不叫《史记》,而称《太史公书》,到东汉后期才以《史记》之名流行于世。
《史记》共130卷、52.65万字。现在一个人用电脑写成52万字的著作,也并非易事。那时还没有发明纸张,应该是书写在简册上,可以想见,这52万字的巨著堆放在一起,一定蔚为壮观。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部书的影响经久不衰,发行数量已无法估算。评论者、注释者历代不绝,至近现代的研究论著不计其数。自古至今,阅读、研究这部书的人上至帝国皇帝、革命领袖,下至民间学者、普通的读书人。《史记》在历史学及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史记》不同于此前及以后的官方史学,价值观也有悖于主流思想文化。司马迁的写作动机十分明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宗旨,他要表达自己的见解。在受刑之后,司马迁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等人事为榜样,激励自己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历史记录。史学起源于官方,以史为鉴就是服务于政治、附属于政治。历代修史大都秉承这样的旨意,尤其是《资治通鉴》,书名就充分表达了写作意图。而司马迁写《史记》并无政治意向,不是为当时政治提供借鉴,不是以史辅政、以史颂政、以史教化,而是充分阐发自己的独立思考。他肯定大汉的兴盛,但对汉武帝的政策和行为有很多讽刺和批评。他是董仲舒的学生,董仲舒的学说已得到独尊地位,但是《史记》中的很多评论表明太史公并不笃信天命,写董仲舒也没有引录天人感应论。司马迁将撰写《史记》看成自己个性化的事业,对人和事的选择及其品评,不遵从任何标准,完全以独立的立场、独到的视野、独特的思维书写。他似乎意识到这样的书“违反出版纪律”,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史记·太史公自序》最末也是这句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写书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司马迁却要“藏之名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知道书中有些内容不合时宜,有人看了会不高兴。因此,汉武帝、汉昭帝时仅极少人得知其事,到汉宣帝时杨恽才宣布“祖述其书”。
《史记》不是记述自然状态的历史。记述自然状态的历史是历史资料,高于自然状态的历史著述属于历史学。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后人相隔时间越长可能对事情的因果关系、影响深度看得越清楚,高水平的历史学著作一定会有高明的见解而不是重复记忆。这和人的成长一样,长大后回忆小时候才觉得童年很幼稚,到中年再回忆青年时代才知道自己那时不成熟,而老了又感到此生有很多遗憾。史学家都擅长“马后炮”,但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站得更高、视野更广阔,才能写出与众不同、超越时代、启迪世人的著作。《史记》就是这样一部书,比如刘邦以抗秦起家,建立汉朝后采取与秦始皇完全不同的政策,导致汉朝的政治舆论一边倒地否定秦政,而司马迁在指出秦的暴政后,却肯定秦统一是顺应了历史变化。又如汉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汉武帝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司马迁却为成功的商人作《货殖列传》,肯定商人的价值。再如对当时已经被作為偶像崇拜的孔子,《史记》却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孔子的名声得益于子贡的赞助,这岂不是贬低圣人?先秦诸子大多崇尚节俭、克制欲望,继而倾向抑制消费。司马迁却认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这是人的本性追求。发展经济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将国富、民富看做秩序和民风良好的基础。司马迁还肯定了陈胜、吴广的首义之功,他肯定没想到自己这一笔竟然与两千年后的阶级斗争论者相吻合。
《史记》有很多内容高于自然状态的历史。除此之外,历史每个过程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史书无论如何也不能全部记述下来,那么,选择什么进入自己编撰的历史系统,反映了写作者的观念和洞察力。就像今天初中历史课程的内容一样,并不都是当时的大事件,而是根据国家教育目的,选择能够实现这一教育目的史事。司马迁选择的历史都出于他自己的见识。匈奴是汉朝的敌对势力,《史记》为匈奴作传。他还为蛮夷作传,开启了史书注意周边民族的传统。司马迁认为行侠仗义之士比儒生更有利于社会正义,由此而作《游侠列传》。这些不顾及当权者喜好或厌恶的内容,使《史记》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司马迁是有层次、有选择、有逻辑地写人记事。
自然状态的历史既保留在文字和实物之中,也存在于人们的口碑和记忆里,随着时间的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历史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求实,司马迁就具有认真求实的态度。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如果以秦统一划线,之前可算是古代史,之后是当时的近现代史。《史记》从黄帝开始,传说时代距司马迁至少两千多年。汉初尊“黄老”,黄帝家喻户晓,但说法纷杂,司马迁采纳其中比较可信的写出《五帝本纪》。他的《夏本纪》《殷本纪》都是根据传说、文献记录和实地考察写出来的。古代有研究者质疑《史记》关于夏商的记载,王国维根据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了《史记》所载商朝王位承袭的准确,而后又有青铜器铭文的印证,这充分说明司马迁具有强烈的求真求实的理念。 由于司马迁还具有文学家的资质,因此他笔下的历史场景难免也有夸张、想象的成分,但这也增加了《史记》的可读性。比如刘邦在危机时刻连亲生儿女都不要,意在说明争天下之人有悖常情的自私心理。韩信年轻时受胯下之辱,意在突出韩信的沉毅和抱负远大。荆轲曾与聂盖论剑,聂盖以怒视挑战,而荆轲转身避走,意在塑造荆轲刺秦王的勇敢与为知己者死的侠肝义胆。对人物的描写注入了司马迁的情感倾向,典型如项羽的英雄气概、刘邦的流氓气质、李广的盖世武功。比如写李广打猎,误将草丛中的石头看成老虎,一箭射过去,箭头竟然深深地扎入石头中;到眼前才知道是石头,然而再射无论如何也不能射进石头。此事夸大了意念的作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从整体来看,司马迁是在求实基础上的夸张和想象,形成历史书写的一种风格。如同当今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有些作品可以称之为历史剧——不见得细节都是真实的;有些只能说是借历史名义的娱乐剧。《史记》自问世以来,两千多年经久不衰,与其兼顾文学特色密切相关。这样的作品毕竟太少了。
介绍《史记》的套路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多年不变。初中教育针对活泼、天真的儿童,教学应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为他们的人生树立榜样。因此,首先要介绍这部书的特点、规模和影响,然后逐一解释。《史记》虽然名列二十四史之首,但与后世史书有很多不同。司马迁的独立精神是其作品经久不衰的根本,纪传体例属于写作框架的搭建,坚持独立思考是《史记》传世的核心价值。这样介绍才凸显这部著作的伟大。实际上,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学著作都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晶,而那些红极一时而后被时代抛弃的史学著作,大多也是政治的附属品。
《史记》不代表古代中国史学的方向:乔治忠教授说得好,司马迁“因个人遭际激发出独到的个性觉醒,呈现了摆脱政治附庸地位的独立要求。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古代史学将会步入类似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途径。但是,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集权政治的环境,不可能让《史记》的撰著宗旨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古代史学不过历经了一个迂回,最终仍然返还到传统价值观导引的方向”。①
自从民国设置中学历史课程以来,“三国鼎立”就是课程内容之一。从1953年直至目前,初中历史课程内容几经变化,三国鼎立依然不可或缺。从曹丕称帝算起,到隋朝建立,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361年,其中三国时期45年,西晋51年,东晋103年,南北朝169年。从存在时间上看,三国最短。东晋不仅寿命最长,而且文化成就丰富。但是中国人大都熟知三国,而不知东晋多少事。三国时期民族迁徙还没有大动静,淝水之战的规模和影响也大于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无论从哪方面说,三国都不是历史很重要的一页。那么,历史课程为什么重视三国鼎立呢?这要归功于《三国演义》。这本历史小说使三国的故事家喻户晓。似乎因此,学历史不能不知道三国。
《三国演义》源自《三国志》。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最早刊本名为《三国志演义》,题记“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内容依据《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文字采用口语化,当时叫“平话”。既然名之“演义”,当然有“推演”之处,推演过头正如鲁迅所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三国演义》的情感倾向受东晋人习凿齿评述的影响,以蜀汉刘备为正统,曹魏为篡逆。《三国志》中的关羽只是忠于刘备的一员武将,演义使关羽成为忠义和神勇的化身,导致民间出现对关公的偶像崇拜。《三国演义》的故事经过戏曲尤其是京剧的再创作,使三国的历史更加普及,小说宣扬的忠义观也更加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有些故事出自《三国志》,有些则是杜撰,有些是张冠李戴。265年,曹魏灭亡、西晋统一时,陈寿32岁。他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有利条件是亲身经历,见闻真切;不利的是史料尚未全出,褒贬出于恩怨。南朝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证了很多陈寿未见的史料,丰富了史事,分量也超过原书数倍。但毕竟相隔一百多年,裴松之加进去的很多细节有传说之嫌,很难说千真万确。因此,了解三国鼎立捎带揭示《三国演义》,既增加故事性,诱使学生读名著,还渗透了对史料的认识。
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热衷于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并亲自上阵,为教师做观摩课。他讲“三国鼎立”這节课,导入描述了黄巾起义后的社会场景,然后提问:“天下大乱,人们会有怎样的想法?”有的学生说跑呀、避难去;有的学生说趁乱抢东西;也有学生说拉杆子,称王称霸。张教授肯定学生的推测,接下来说曹操异军突起,与袁绍争夺中原。张元的这个提问设计看似简单,但事半功倍。一是这样的提问符合儿童的经验和心理,学生有话可说而不是翻书本找答案;二是自然而然地带领学生进入了豪杰并起的历史情景,用一个小问题就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设计课堂提问是教学研究中的永恒课题,虽然不需要有多深的专业功底,但也不是懂历史的人都能做好的,这属于中学教师的职业技能。我国师范院校很多,但师范院校历史专业并不重视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
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是官渡之战。官渡之战的关键是粮草供给。曹操的粮草供给紧张,人马又少,处于劣势。许攸投曹,献计偷袭乌巢。乌巢是袁绍囤积粮草辎重的地方,曹操偷袭成功,袁绍军心大乱,战局迅速逆转。因此,官渡之战讲好许攸投曹的故事即可。《三国志·武帝纪》关于许攸投曹只有一句话:“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公,指曹操;琼,指袁绍一方守备乌巢的将领淳于琼。《三国志》只有这19个字。陈寿死后130余年,裴松之奉旨为《三国志》加注,他为这19个字加注:“《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裴注155个字,是转引《曹瞒传》,这本书已经失传。《三国演义》是在裴松之注的基础上添油加醋,变成如下文字: 却说许攸暗步出营,径投曹寨,伏路军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与我通报,说南阳许攸来见。”军士忙报入寨中。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忙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不能择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人,愿赐收录。”操曰:“子远肯来,吾事济矣!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攸曰:“吾曾教袁绍以轻骑乘虚袭许都,首尾相攻。”操大惊曰:“若袁绍用子言,吾事败矣。”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操执其手曰:“子远既念旧交而来,愿即有以教我。”攸曰:“公明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急胜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过三日,使袁绍百万之众,不战自破。明公还肯听否?”操喜曰:“愿闻良策。”攸曰:“袁绍军粮辎重,尽积乌巢,今拨淳于琼守把。琼嗜酒无备。公可选精兵,诈称袁将蒋奇领兵到彼护粮,乘间烧其粮草辎重,则绍军不三日将自乱矣。”操大喜,重待许攸,留于寨中。
——《三国演义》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演义的描写活灵活现,从“不及穿履,跣足出迎”“先拜于地”,到回答“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曹操虽然对许攸谦恭有礼,但两次以“实诉”“附耳低言”的姿态掩盖实情,奸诈的形象跃然纸上。演义增添的细节多么生动有趣儿啊,而且你还不能说是瞎编的。但是细想想,裴松之在130年后加的注,这些情节是历史事实吗?我们现在对100年前的戊戌变法,很多细节几经考证,发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有不实之处。《曹瞒传》所记一定就是史实吗?《三国志》原本以曹魏为正统,为什么《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呢?这个转变正是发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晋有位名士叫习凿齿(据说陕西、江西姓习的都是他的后人),他写的《汉晋春秋》,以蜀汉刘备为正统,曹操成为篡逆的奸雄。南朝宋朝的宋文帝受其影响,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倘若《曹瞒传》是在这时产生的,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从习凿齿、裴松之开始,改变了《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演义的故事因此而褒刘贬曹。由于忠义观念符合主流思想,因此演义的故事得以流传,并得到社会上层的认可和推崇。实际上,自习凿齿、裴松之以来,历史细节就按照忠义观念被改编了。这说明历史著作有时也在改编历史。
曹操“唯才是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也一律擢用,三国中曹操帐下人才最多。刘备是汉朝宗室远支子孙,《三国志》形容他“垂手下膝”,手臂长过膝盖,像长臂猿;“顾自见其耳”,眼睛能看到自己的耳朵,这是佛相;這种长相就不是一般人。他不大喜欢读书,喜怒不形于色,起兵后总是寄人篱下,请出诸葛亮才有了转机。《三国演义》从第四十二回到第五十回,用了连续九个章回描写赤壁之战。这九个章回的主角是诸葛亮,此时的诸葛亮刚刚出山。《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致推崇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不仅才能过人,而且容貌伟岸,是忠诚与智慧的化身,近乎完美。他的出场决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为此演义极力营造诸葛亮的机敏、善辩、举止有方、洞察秋毫、料事如神,孙刘联合、备战赤壁的每个关键环节都非他不可。过分渲染,使“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
演义中的赤壁之战与史实相去甚远。比如南下的曹军有15万余,加上收的降兵,总共20余万,演义夸大到83万。孙刘联军大约不到5万人,这样拉大数字对比方能显示出诸葛亮的非同寻常。曹操的失败固然有轻敌因素,但有学者研究,困扰曹军的两大难题是瘟疫与粮草,当时流行血吸虫病,北方来的将士水土不服、缺乏免疫力,这使曹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曹军劳师远袭、不善水战,而东吴水军训练有素,以逸待劳。曹操将战船首尾链接起来以求平稳,确有此事,周瑜用火攻要借助风势,但这个风势不是靠诸葛亮“借东风”,而是地势形成的涡流风。曹操没有注意赤壁地区的气候特征,因此吃了大亏。演义中赤壁之战的细节大多是杜撰,只能当故事欣赏。
战后三国鼎立的格局基本定型,曹魏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蜀汉疆域最小,户口最少,实力最弱。刘备死后,诸葛亮治蜀吏治严明,任人唯贤,赏罚必信。他先安定内部、平定南中,继而几度出汉中北伐曹魏,以弱击强。如果他老老实实地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发展经济、加强武备,蜀国还不至于早早灭亡。诸葛亮以人格的完美,居官不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而赢得后人的尊重,也掩饰了他执政的败笔。多次北伐,既消耗国力又耗尽了诸葛亮的精力。他死后,姜维继承其遗志,仍连年用兵,自不量力,263年被魏国灭亡。东吴政权既无曹魏的强大国势,又无光复汉室的政治名义,一直偏安自保。265年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以接受“禅让”的形式政变,当上皇帝,改国号为晋。279年,司马炎发兵20万,从六个方向进攻东吴,转年吴国皇帝投降。三国鼎立实际在蜀国灭亡后已经结束了。
三国鼎立不是你死我活的对峙,一个家族同时服务于三个政权,彼此都没有受到影响,典型如诸葛家族。诸葛亮的亲哥哥诸葛瑾是东吴重臣,孙权称帝时成为大将军,其长子诸葛恪在陆逊病故后升职为军队首领,也是孙权托孤的大臣之首。诸葛瑾的女儿嫁给张昭的儿子,生两女分别嫁给孙权和陆逊的后代。诸葛诞是诸葛亮的族弟,在魏国官至征东大将军,是对东吴的前线指挥官。诸葛诞之女嫁给了司马懿的第五个儿子,生了三子,长子的儿子就是司马睿。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是后主刘禅的女婿,正牌驸马。尽管诸葛亮敌视魏国,但没有影响诸葛家族在魏国的发展。后来南北朝也有这种现象,政权分立并不阻碍彼此往来。一个民族内的政治分裂,无法割断人们的亲情和乡情。 人们的观念不仅决定了历史著作的价值取向,而且还能改变历史事实。有影响的历史小说一定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同时打造了历史的一个方面。
“司南的形状像一把汤匙,放置在铜制的方形地盘中,地盘四周刻有24个方位。”现在教科书仍如是说,并且附图。依据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史学入门的典型事例。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天然磁石吸铁的特性,记载见《吕氏春秋》。但是,发现磁石的指极性则比较晚。教材说,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发现磁石指南的特性,其依据是《韩非子·有度篇》中的一句话:“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句话并没有说司南和磁石的关系,而且没有指明司南是个物件。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先王确定了一个正南的标志”,“立”司南表示“确立”。后来东汉的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里说,司南是勺子样式的,于是1950年代初,文物学家王振铎就制造出我们熟悉的这个模型。这个司南模型也被前移到战国时期,成为附和韩非子那句话的“物证”。有趣的是,1952年郭沫若拟率团访苏,希望带一个司南复原品作为礼物。任务下达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由物理学家钱临照主办。钱临照找了一块最好的天然磁石,请琉璃厂的玉工仿照王振铎的模型制作,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指南。问题在于,磨制成勺样,磁性减弱,指南效果必然差很多;另外底部和地盘接触面的摩擦力,也影响指南。那么,“司南”到底指什么呢?
迄今为止,考古没有发现司南的实物。勺状司南模型的依据是王充的《论衡》,但是当初王振铎看的《论衡》,版本是明朝嘉靖年的,在历史博物馆所藏宋代残本《论衡》中,那句话不是“司南之杓”,而是“司南之酌”。“酌”在这里做动词讲,是行、动之意。“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意为:指南的行使,停放在地上,它的横杆指南。于是司南又有指南车说。传说中,黄帝大战蚩尤用指南车辨明方向,周公派指南车护送南方使臣回国,三国时马钧制造了指南车。但是,指南车运用什么原理指南?马钧制造的指南车还用了齿轮传动和离合装置,磁石指南根本不需要这些,因此,认为司南指的是指南车,也没有充足理由。
对司南的认定至今仍存在分歧,但是國际学术界还是倾向于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因为宋代发明的“指南鱼”遥遥领先于世界。
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详细记载了“指南鱼”的制作方法。指南鱼长二寸,宽五分,铁质,烧红,温度达到769度时,蘸水冷却,铁鱼被磁化,铁鱼漂浮在水面上,鱼头指南。这个方法是利用地磁场而采取人工磁化,当时人并没有地磁场和地球的概念,也不知道地磁倾角的存在,居然能发明非常科学的方法,真是咄咄怪事。但是,用这方法制作的指南鱼磁性不强,使用价值有限。大约过了30年,宋人又找到了更简洁有效的人工磁化法。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用铁针在天然磁石上摩擦使其磁化,磁化后的铁针直接就成了指南针,让其浮在水面即可指南,于是水罗盘诞生了。至迟在1102年,水罗盘已应用于航海,《萍洲可谈》《梦粱录》有记载。
南宋时,又有人发明了指南龟,将天然磁石嵌在龟腹,凿钉窝,用竹针支撑,龟身自由转动指示方向。下一步就是把指南龟改成指南针,这样就有了旱罗盘。水罗盘一直沿用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人们将水罗盘与旱罗盘的优点合二为一,制作了液体罗盘。指南针的最后一步是中西方交流的产物。
中国古人最先发明了指南针,但是发明的起点是在战国时期还是在东汉时期,现在都有疑问,不能肯定。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因为这个发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宋代之前不会没有经验的积累。物理学的磁场理论是18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而《武经总要》记述指南鱼是在11世纪上半叶。不知有磁场而发明指南鱼,这已经就是奇迹。11世纪欧洲经济刚刚复苏,12世纪英法等封建君主国才刚刚兴起。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科学技术遥遥领先。因此实在没有必要将中国古代的发明拼命向前提,似乎越早越显示伟大。对于司南的质疑,报刊杂志刊登了很多文章,学术著作也有论证。教学中告诉学生司南的依据和质疑,这是回答“怎么知道历史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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