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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米·米·巴赫金从语言的本质角度，把文本的创作与阅读概括为对话关系，提出了文本不仅仅是写和读的最终产物，而且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交流过程，先有对话，后有审美。他的这些观点是集前人在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方面的经验而发展的成就，克服了新批评主义只重文本不重审美，和文学接受理论只重主观审美而忽视文本客观话语的缺陷。在米·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指导下，本人将对《红楼梦》两个译本及原著三者进行比较研究，试图研究英汉文化历史背景对译者理解小说中对话的影响，以及译者的母语文化历史背景对其在另一文化历史背景中再现原著的对话的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红楼梦》 英译本 米·米·巴赫金 对话理论 翻译 文本评价方法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目前共有两个英文全译本。一个是David Hawkes 和John Minford （1973-82）译的五卷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Hawkes，David，1973） 他们采用的原本是1792年出版商程伟元与高鹗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高本前80回据删去评点、经过编辑的《石头记》，后40回由高鹗增补。另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1978-1980）合译的三卷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 （曹雪芹，高鹗，1993) 这个译本前80回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上海有正书局1911年石印本《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的影印本，而此石印本底本为乾隆进士戚蓼生所藏并序的抄本《石头记》。）后40回据程高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
《红楼梦》内容极其丰富，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末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的民俗、典故、封建等级制度等等内容庞杂，极富中国文化特色，有很多在英语文化和语言中没有对等的现象。两个唯一英文全译本成稿及发行年代极其接近，所据原本内容基本一致，但译者一英一中，文化背景不同，对英语、汉语两种语言及文化内涵理解的程度不同，因此两部作品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对其评价由于标准不一，众说纷纭。
纵观西方文艺批评史，我们看到文论的研究中心经历了从作者、文本到读者的变迁与重叠。究其本质，都是围绕着文本的释义和评价的方法以及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而进行的。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米·米·巴赫金从语言的本质角度，把文本的创作与阅读概括为对话关系，提出了文本不仅仅是写和读的最终产物，而且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交流过程，先有对话，后有审美。虽然在说者与听者、写者与读者关系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他的这些观点是集前人在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方面的经验而发展的成就，克服了新批评主义只重文本不重审美，和文学接受理论只重主观审美而忽视文本客观话语的缺陷。在米·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指导下，本人将对两个译本及原著三者进行比较研究，试图研究英汉文化历史背景对译者理解小说中对话的影响，以及译者的母语文化历史背景对其在另一文化历史背景中再现原著的对话的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米哈伊尔·巴赫金指出：1.“小说是社会各种话语，有时是语言的艺术组合，是个性化的多声部。”(M.M. Bakhtin，1996：262).2.使小说话语能直接召唤读者意识，并使读者发现文本意义的原因是小说话语具有“对话性”。(M.M.Bakhtin，1996：280)对话性指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可以认为翻译的过程是对原著以另一种语言对另一群读者再现的过程。译者首先要作为读者，理解原著作者想表达的对话，然后才进行翻译。在翻译时，译者又是作者，将原著的对话进行再创作，使作品与另一读者的对话与原著对话尽量相等。因此，译者既是原著的读者，又是译著的作者，承担着双重角色。双重身份的译者需要理解并再现A、包含在话语中的对话；B、用以写对话的话语。
作为读者，需要根据小说文本所设上下文，对世界文化的认识，发觉其潜在含义。小说文本传达意义，读者与文本内涵发生对话的过程，是理解语句意义后，经过结合语境进行推理，领会作者意图，对信息做出筛选，从而在审美判断方面与作者趋于基本一致的过程。
读者通过想象、推理、判断填补空白的过程也是读者与文本内涵发生对话的过程。而信息的正确接收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作者、读者是相互理解的，双方拥有某些共通的知识，即：对世界、生活、文化的了解以及小说话语中的上、下文。小说话语的对话性基于这样的条件，也同样要求读者根据这些知识进行推理，从而得出会话含义。巴赫金注重读者对于文本产生的历史时代的认识，以及强调作家创作意图的观点使文学接受理论中的主观主义在实践中相形见绌。然而，他忽视了文本意义在实现过程中另外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一是叙事话语在表达上下文时的重要决定作用；二是会话含义在打破表层结构时产生的意义有助于读者在面临多种信息时作出正确的推理与判断。
《红楼梦》中有这么一句：“红香绿玉”改“怡红快绿”，即名为“怡红院”(曹雪芹，高鹗，1993：130)。
霍克斯(Hawkes，Yang，1973：358)译作：And she named “Frangrant Red and Lucent Green” “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and named the building in its grouds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霍将“红”改成green。作为原著的读者，颜色相信是分得清楚的。霍的中国文化功底深厚，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的吉祥、喜庆的意义也不会不理解。在英语中，红色意味着流血、恐怖和暴力。霍桑的《红字》中的“红字”，一方面是道德败坏、伦理丧失的象征，另一方面是宗教法律上的残暴和罪恶的象征，因此在进行译者再创作时，霍担心译文读者无法理解“红”的特殊含义而将“红”改作在英语文化中象征和平、安宁的“绿”。其实，“怡红快绿”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环境：院中点缀几块山石，一边种着几棵芭蕉，另一边乃是一棵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再看书中对潇湘馆的描绘，“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好一个郁郁葱葱的幽雅的庭院。“怡红院”的基本色调是海棠花的红色，与林黛玉的“潇湘馆”的基本色调绿色成对比，男女主角居所遥遥相对，暗含“红男绿女”之意。对于《红楼梦》而言，红不仅仅是一种颜色，一个“红”在全文中的内涵意义不是简单一个“吉祥、喜庆”所能概括的，因此，简单地将“红”改为“绿”，并不能涵盖原文的全部文本内涵，这不能不说是霍在使用文化、历史背景对原文进行想象、推理过程中一个不够恰当的选择。
霍(Hawkes，David，1973)还把“潇湘馆”(曹雪芹，高鹗，1993)译为“The Naiad’s House”。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杨宪益把“潇湘馆”译为“Bamboo Lodge”，就比较符合原意。“潇湘”是联合词组，都是表示“竹”的意思。据《辞源》解释：唐朝韩愈《昌黎集 城南联句》中：“潇碧远输委，湖嵌费携擎”中的“潇碧”指竹；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江上送客〉中的“杜鹃声似哭，湘竹斑如血”也是指竹。中国人画竹、颂竹，以竹明志，栽竹抒怀。“潇湘馆”暗含林黛玉美好的节操和对爱情的忠诚，她是用坚韧不拔的竹子的意志来忍受“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霍译中竹不见了，对原文对话中这一特殊文本内涵也就无从实现。
再看一例，《红楼梦》（曹雪芹，高鹗，1993：23）第三回中的《西江月》词：
（一）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二）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眼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1)Oft times he sought out what would make him sad；
Sometimes an idiot seemed and sometimes mad
Though outwardly a handsome sausage skin，
He proved to have but sorry meat with.
A harum-scarum，to all duty blind，
A doltish mule，to study disinclined；
His acts outlandish and his nature queer；
Yet not a whit cared he how fold might jeer!
(2)Prosperous，he could not play his part with grace，
Nor，poor，bear hardship with a smiling face，
So shamefully the precious hours he’d waste，
That both indoors and out he was disgraced，
For uselessness the world’s prize he might bear；
His gracelessness in history has no peer，
For imitate this rascal’s dire example!
霍(Hawkes，David，1973：95)译的这两首诗是五步抑扬格，押韵为双行联韵体，语言流畅，音韵优美，很有诗味。但是，对贾宝玉的形象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如第一首中“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皮囊”指外表、长相，“草莽”指长满杂草的荒野，这里取“荒芜”义。霍却译为“漂亮的香肠状皮肤，遗憾的是里面是肉”。再看“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潦倒”指颓废，霍译成了“一个冒失鬼”；“愚顽”是反语，霍译成了“一个傻傻的顽固不化的人”；“行为偏僻”，译为“他的行为笨拙粗鲁”。于是霍译中贾宝玉的形象是：一个傻傻的顽固的冒失鬼，外表的皮肤如漂亮的香肠状，肚子里装的是肉，他的行为粗鲁笨拙，性情乖张，是个可怕的流氓。其实这两首西江月把宝玉的品格素质作了深刻的描写，从实质来看，对宝玉是赞扬的，不是贬义。正如脂砚斋所说：“通部中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话语中谤宝玉”，但这些贬笔正包含着褒义，通过宝玉傻、狂、草莽、乖张、不怕诽谤，生得好皮囊却腹内草莽等形象特征的描绘，塑造了一个愤世嫉俗、离经叛道的时代“新人”形象。显然，霍对贾宝玉的整体形象的推理和把握不够准确，使贾宝玉的形象整体上变了味，成了另一类典型。
小说话语中的人物对话是作者表现人物及作品意义的最直接手段。对话体是对话性的基础，但并非体现“对话”的唯一手段。“对话性是对话向独白、向非对话形式渗透的现象，它使非对话的形式，具有了对话的性质”。“对话”的内容不仅仅是文本人物对话的引号部分，也不仅仅是文字表面的内容。
第十九回(曹雪芹，高鹗，1993：138)中宝玉和袭人间有一段对话：袭人笑道：“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
“But if you will really keep your promise about those three things I’ve mentioned，I will promise never to leave you —— even if they send a bridal chair and eight strong bearers to carry me away!”
“Oh，come now！Isn’t that stretching a bit?”said Bao-yu with a laugh.“For eight bearers and a handsome husband I bet you’d go!”（Hawkes，David，1973：377）
这本是袭人试探宝玉对她的感情的深浅，向宝玉提出三个条件，宝玉答应她后二人的对话。结婚坐“八人轿”，是娶“嫡妻”。袭人的话表示：即便别人要她做嫡妻，她也不愿意离开贾府，而宁愿做宝玉的侍妾。宝玉的回答“等于给她开了一个娶做嫡妻的支票，比正面表示爱情专一的话或什么定情信物的分量和意义还要大若干倍”。但译文却近乎调侃，明显违背了原意。
从上述几例可以看出，译者实质上是作为原著的读者的身份参与对话。读者通过想象、推理、判断填补空白的过程也是读者与文本内涵发生对话的过程。而信息的正确接收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听、说是相互理解的，双方拥有某些共通的知识，即：对世界、生活、文化的了解以及小说话语中的上、下文。小说话语的对话性基于这样的条件，也同样要求读者根据这些知识进行推理，从而得出会话含义。
作者在创作时，巴赫金认为，他需要对读者已有的认识经验进行揣摩，努力使自己通过话语表达的思维方式、语句结构，和读者的认知系统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但又基本一致的关系；同时，预设读者的反应，写下具有对话含义的语句。预设在读者能认可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去诱导、说服读者；想象在读者不能接受的情况下，用新的话语方式与读者传统的思维方式抗衡，而使文本对话性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是读者必须承认上下文关系，作者对读者的“统觉背景”，及“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和一种关于客观性的新的概念”有所认识。
对《红楼梦》的英译名，霍(Hawkes，David，1977：1-16)后来补充说：“也许正确的译法应该是A Dream of Golden Girls”Golden Girls（金钗）这种翻译在译入语读者的脑海里会产生形象错位，变成西方金色美女的形象，与原作中闺阁里弱不禁风的美女形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莎士比亚在Cymbeline(Stanley，Wells and Gary Taylor ed. ：1988)中曾描写过英国女孩：
Golden lads and girls all must，
As chimney sweepers，come to dust.
这代表的是西方女郎的总的形象：金发披肩，如同仙女来到凡间，这是“社会集体想象物”。中国大多数本土译者，如吴世昌和杨宪益把“金钗”译为beauties，王际真译为“maidnes”，都符合原作外貌特征。霍译是假设译文读者在阅读本国文学作品，并且对东方审美观点完全一无所知，这种过分的屈从是对译文读者的认识经验的低估，同时也会影响原文意义的传达。
再看第十七回(曹雪芹，高鹗，1993：118)写道：贾政携众人来到一石碣处，遂命众人题字，众人建议直书“杏花村”。贾政听了，笑向贾珍道：“正亏提醒了我。此处都妙极，只是还少一个酒幌。”
关键词：《红楼梦》 英译本 米·米·巴赫金 对话理论 翻译 文本评价方法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目前共有两个英文全译本。一个是David Hawkes 和John Minford （1973-82）译的五卷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Hawkes，David，1973） 他们采用的原本是1792年出版商程伟元与高鹗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高本前80回据删去评点、经过编辑的《石头记》，后40回由高鹗增补。另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1978-1980）合译的三卷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 （曹雪芹，高鹗，1993) 这个译本前80回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上海有正书局1911年石印本《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的影印本，而此石印本底本为乾隆进士戚蓼生所藏并序的抄本《石头记》。）后40回据程高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
《红楼梦》内容极其丰富，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末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的民俗、典故、封建等级制度等等内容庞杂，极富中国文化特色，有很多在英语文化和语言中没有对等的现象。两个唯一英文全译本成稿及发行年代极其接近，所据原本内容基本一致，但译者一英一中，文化背景不同，对英语、汉语两种语言及文化内涵理解的程度不同，因此两部作品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对其评价由于标准不一，众说纷纭。
纵观西方文艺批评史，我们看到文论的研究中心经历了从作者、文本到读者的变迁与重叠。究其本质，都是围绕着文本的释义和评价的方法以及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而进行的。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米·米·巴赫金从语言的本质角度，把文本的创作与阅读概括为对话关系，提出了文本不仅仅是写和读的最终产物，而且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交流过程，先有对话，后有审美。虽然在说者与听者、写者与读者关系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他的这些观点是集前人在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方面的经验而发展的成就，克服了新批评主义只重文本不重审美，和文学接受理论只重主观审美而忽视文本客观话语的缺陷。在米·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指导下，本人将对两个译本及原著三者进行比较研究，试图研究英汉文化历史背景对译者理解小说中对话的影响，以及译者的母语文化历史背景对其在另一文化历史背景中再现原著的对话的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米哈伊尔·巴赫金指出：1.“小说是社会各种话语，有时是语言的艺术组合，是个性化的多声部。”(M.M. Bakhtin，1996：262).2.使小说话语能直接召唤读者意识，并使读者发现文本意义的原因是小说话语具有“对话性”。(M.M.Bakhtin，1996：280)对话性指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可以认为翻译的过程是对原著以另一种语言对另一群读者再现的过程。译者首先要作为读者，理解原著作者想表达的对话，然后才进行翻译。在翻译时，译者又是作者，将原著的对话进行再创作，使作品与另一读者的对话与原著对话尽量相等。因此，译者既是原著的读者，又是译著的作者，承担着双重角色。双重身份的译者需要理解并再现A、包含在话语中的对话；B、用以写对话的话语。
作为读者，需要根据小说文本所设上下文，对世界文化的认识，发觉其潜在含义。小说文本传达意义，读者与文本内涵发生对话的过程，是理解语句意义后，经过结合语境进行推理，领会作者意图，对信息做出筛选，从而在审美判断方面与作者趋于基本一致的过程。
读者通过想象、推理、判断填补空白的过程也是读者与文本内涵发生对话的过程。而信息的正确接收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作者、读者是相互理解的，双方拥有某些共通的知识，即：对世界、生活、文化的了解以及小说话语中的上、下文。小说话语的对话性基于这样的条件，也同样要求读者根据这些知识进行推理，从而得出会话含义。巴赫金注重读者对于文本产生的历史时代的认识，以及强调作家创作意图的观点使文学接受理论中的主观主义在实践中相形见绌。然而，他忽视了文本意义在实现过程中另外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一是叙事话语在表达上下文时的重要决定作用；二是会话含义在打破表层结构时产生的意义有助于读者在面临多种信息时作出正确的推理与判断。
《红楼梦》中有这么一句：“红香绿玉”改“怡红快绿”，即名为“怡红院”(曹雪芹，高鹗，1993：130)。
霍克斯(Hawkes，Yang，1973：358)译作：And she named “Frangrant Red and Lucent Green” “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and named the building in its grouds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霍将“红”改成green。作为原著的读者，颜色相信是分得清楚的。霍的中国文化功底深厚，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的吉祥、喜庆的意义也不会不理解。在英语中，红色意味着流血、恐怖和暴力。霍桑的《红字》中的“红字”，一方面是道德败坏、伦理丧失的象征，另一方面是宗教法律上的残暴和罪恶的象征，因此在进行译者再创作时，霍担心译文读者无法理解“红”的特殊含义而将“红”改作在英语文化中象征和平、安宁的“绿”。其实，“怡红快绿”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环境：院中点缀几块山石，一边种着几棵芭蕉，另一边乃是一棵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再看书中对潇湘馆的描绘，“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好一个郁郁葱葱的幽雅的庭院。“怡红院”的基本色调是海棠花的红色，与林黛玉的“潇湘馆”的基本色调绿色成对比，男女主角居所遥遥相对，暗含“红男绿女”之意。对于《红楼梦》而言，红不仅仅是一种颜色，一个“红”在全文中的内涵意义不是简单一个“吉祥、喜庆”所能概括的，因此，简单地将“红”改为“绿”，并不能涵盖原文的全部文本内涵，这不能不说是霍在使用文化、历史背景对原文进行想象、推理过程中一个不够恰当的选择。
霍(Hawkes，David，1973)还把“潇湘馆”(曹雪芹，高鹗，1993)译为“The Naiad’s House”。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杨宪益把“潇湘馆”译为“Bamboo Lodge”，就比较符合原意。“潇湘”是联合词组，都是表示“竹”的意思。据《辞源》解释：唐朝韩愈《昌黎集 城南联句》中：“潇碧远输委，湖嵌费携擎”中的“潇碧”指竹；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江上送客〉中的“杜鹃声似哭，湘竹斑如血”也是指竹。中国人画竹、颂竹，以竹明志，栽竹抒怀。“潇湘馆”暗含林黛玉美好的节操和对爱情的忠诚，她是用坚韧不拔的竹子的意志来忍受“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霍译中竹不见了，对原文对话中这一特殊文本内涵也就无从实现。
再看一例，《红楼梦》（曹雪芹，高鹗，1993：23）第三回中的《西江月》词：
（一）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二）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眼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1)Oft times he sought out what would make him sad；
Sometimes an idiot seemed and sometimes mad
Though outwardly a handsome sausage skin，
He proved to have but sorry meat with.
A harum-scarum，to all duty blind，
A doltish mule，to study disinclined；
His acts outlandish and his nature queer；
Yet not a whit cared he how fold might jeer!
(2)Prosperous，he could not play his part with grace，
Nor，poor，bear hardship with a smiling face，
So shamefully the precious hours he’d waste，
That both indoors and out he was disgraced，
For uselessness the world’s prize he might bear；
His gracelessness in history has no peer，
For imitate this rascal’s dire example!
霍(Hawkes，David，1973：95)译的这两首诗是五步抑扬格，押韵为双行联韵体，语言流畅，音韵优美，很有诗味。但是，对贾宝玉的形象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如第一首中“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皮囊”指外表、长相，“草莽”指长满杂草的荒野，这里取“荒芜”义。霍却译为“漂亮的香肠状皮肤，遗憾的是里面是肉”。再看“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潦倒”指颓废，霍译成了“一个冒失鬼”；“愚顽”是反语，霍译成了“一个傻傻的顽固不化的人”；“行为偏僻”，译为“他的行为笨拙粗鲁”。于是霍译中贾宝玉的形象是：一个傻傻的顽固的冒失鬼，外表的皮肤如漂亮的香肠状，肚子里装的是肉，他的行为粗鲁笨拙，性情乖张，是个可怕的流氓。其实这两首西江月把宝玉的品格素质作了深刻的描写，从实质来看，对宝玉是赞扬的，不是贬义。正如脂砚斋所说：“通部中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话语中谤宝玉”，但这些贬笔正包含着褒义，通过宝玉傻、狂、草莽、乖张、不怕诽谤，生得好皮囊却腹内草莽等形象特征的描绘，塑造了一个愤世嫉俗、离经叛道的时代“新人”形象。显然，霍对贾宝玉的整体形象的推理和把握不够准确，使贾宝玉的形象整体上变了味，成了另一类典型。
小说话语中的人物对话是作者表现人物及作品意义的最直接手段。对话体是对话性的基础，但并非体现“对话”的唯一手段。“对话性是对话向独白、向非对话形式渗透的现象，它使非对话的形式，具有了对话的性质”。“对话”的内容不仅仅是文本人物对话的引号部分，也不仅仅是文字表面的内容。
第十九回(曹雪芹，高鹗，1993：138)中宝玉和袭人间有一段对话：袭人笑道：“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
“But if you will really keep your promise about those three things I’ve mentioned，I will promise never to leave you —— even if they send a bridal chair and eight strong bearers to carry me away!”
“Oh，come now！Isn’t that stretching a bit?”said Bao-yu with a laugh.“For eight bearers and a handsome husband I bet you’d go!”（Hawkes，David，1973：377）
这本是袭人试探宝玉对她的感情的深浅，向宝玉提出三个条件，宝玉答应她后二人的对话。结婚坐“八人轿”，是娶“嫡妻”。袭人的话表示：即便别人要她做嫡妻，她也不愿意离开贾府，而宁愿做宝玉的侍妾。宝玉的回答“等于给她开了一个娶做嫡妻的支票，比正面表示爱情专一的话或什么定情信物的分量和意义还要大若干倍”。但译文却近乎调侃，明显违背了原意。
从上述几例可以看出，译者实质上是作为原著的读者的身份参与对话。读者通过想象、推理、判断填补空白的过程也是读者与文本内涵发生对话的过程。而信息的正确接收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听、说是相互理解的，双方拥有某些共通的知识，即：对世界、生活、文化的了解以及小说话语中的上、下文。小说话语的对话性基于这样的条件，也同样要求读者根据这些知识进行推理，从而得出会话含义。
作者在创作时，巴赫金认为，他需要对读者已有的认识经验进行揣摩，努力使自己通过话语表达的思维方式、语句结构，和读者的认知系统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但又基本一致的关系；同时，预设读者的反应，写下具有对话含义的语句。预设在读者能认可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去诱导、说服读者；想象在读者不能接受的情况下，用新的话语方式与读者传统的思维方式抗衡，而使文本对话性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是读者必须承认上下文关系，作者对读者的“统觉背景”，及“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和一种关于客观性的新的概念”有所认识。
对《红楼梦》的英译名，霍(Hawkes，David，1977：1-16)后来补充说：“也许正确的译法应该是A Dream of Golden Girls”Golden Girls（金钗）这种翻译在译入语读者的脑海里会产生形象错位，变成西方金色美女的形象，与原作中闺阁里弱不禁风的美女形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莎士比亚在Cymbeline(Stanley，Wells and Gary Taylor ed. ：1988)中曾描写过英国女孩：
Golden lads and girls all must，
As chimney sweepers，come to dust.
这代表的是西方女郎的总的形象：金发披肩，如同仙女来到凡间，这是“社会集体想象物”。中国大多数本土译者，如吴世昌和杨宪益把“金钗”译为beauties，王际真译为“maidnes”，都符合原作外貌特征。霍译是假设译文读者在阅读本国文学作品，并且对东方审美观点完全一无所知，这种过分的屈从是对译文读者的认识经验的低估，同时也会影响原文意义的传达。
再看第十七回(曹雪芹，高鹗，1993：118)写道：贾政携众人来到一石碣处，遂命众人题字，众人建议直书“杏花村”。贾政听了，笑向贾珍道：“正亏提醒了我。此处都妙极，只是还少一个酒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