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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纳税人对税负的感觉是不堪重负，他们只管纳税，很少感觉到享受了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近期，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6年度“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这一用来度量全球雇主与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的调查报告称，2006年在全球52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三。而排名在中国之前的是具有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和比利时。
消息一发布，立即引来众多争论。税务专家频频表示“中国税负的确过重”，税务总局又屡屡辩驳“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仍属较低水平”。而究竟谁的说法更可信，民众似乎并不大关心，他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税负，是否打开了自己的痛苦之门？
中国税负孰高孰低？
中国的税负是否过高，政府与一些专家各执一词。
有专家表示，自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一直持续高速增长，1993年全国税收总额仅为4255亿元，而1999年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6年则达3.2万亿元，13年税收增长了将近8倍。1998年以来，我国年GDP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超过20%，税收增幅相当于全年GDP增幅的2.5倍。考虑到社会保障等因素，再考虑到大量非税负担，中国内地目前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称，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达31%～32%，与发展中国家18%～25%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
但是，对于《福布斯》税收痛苦指数的排名和人们对中国税负的质疑，国家税务总局解释，税负痛苦指数仅仅是关于一国税负的一种算法，且是科学性较差的一种算法。实际上，我国目前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相关国家比较仍然偏低,不含社保基金的宏观税负大大低于大部分工业国家。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不包含社会保障税)为18%，这个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30%左右的平均税负水平约低12个百分点，仅相当于其一半多。而发展中国家包含社会保障税的宏观税负在1990年～2002年保持在26%～29%的区间里，也比我国同期宏观税负水平高出6～9个百分点。
其实，对于中国宏观税负究竟重不重这样一个问题，专家依据数字质疑，与政府官员用数字反驳，都并不是最重要的。公共领域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科学的问题、统计数字的问题，而更是主观认知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税负重不重，真正评判的主体应该是民众。
如果去问民众，究竟谁的说法更可信，恐怕民众更倾向于税负痛苦的感觉。与欧洲纳税人高赋税后也得到了高福利不同，中国的税负让人感觉是除了痛苦还是痛苦，他们只管纳税，没有或很少感觉到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福利少是痛苦关键
实际上，中国的税负不是世界上最高最重的，北欧一些国家比中国高得多，50%的最高税率也存在。但是，为什么中国百姓愈来愈感觉税负之重、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如此之高呢？
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北欧国家的税负虽然比我们高，但他们高税收背后有着高福利。在芬兰，一个公民退休后可获得原收入70%左右的退休金；如果失业，前两年可领的失业救济为原收入的70%。此外，芬兰政府还为国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在瑞典，福利无处不在，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享受免费午餐，还有诸如病人津贴、父母津贴等各种福利，国民生活得非常轻松。
但是，在中国，日益增长的税收带来的不是人民福利的增长而是行政成本的水涨船高。相关资料显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相比之下，日本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2.38%，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美国是9.9%。
实际上，财政蛋糕中被官员切走的一块远不止这19.03%。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称，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如果加上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包括豪华办公和培训中心等的支出，一年至少要花12000亿元以上。但在公开的财政支出中，“三公”支出还不到2000亿元，因为大部分支出来自预算外收入。
与行政费用飙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近年来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事关基本民生方面却时常欠账。在2003年高达37960亿元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就是这么一丁点支出，也有相当部分花在官员身上。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曾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即使在城镇，医疗、失业、养老等基本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还很小，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上大学，甚至上中学，每年都要交高达数千元的学费。即使是九年义务教育，也还没有完全实现免费。教育、医疗、住房，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很多人因此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中国老百姓陷入一个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的陷阱，国民在心理上也随之产生一种被剥夺和税负痛苦加重的感觉。
取之于民应用之于民
中国百姓税负痛苦的现实告诉我们，改革税制、增进人民福利已经刻不容缓。
首先，税收与GDP的比例要合理，推进适度合理的税率和税收征管体制。要确保国民经济持久、稳定和健康发展，税收与GDP的增长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匹配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税收与GDP同步增长维持在税收弹性系数范围内，即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保持一个科学合理的比率。目前，我国的税收弹性系数保持在1.0～1.2之间较为恰当。
其次，改革“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现代税收具有社会公正调节功能，所得税法更应以调节收入差距为主要功能。因此，纵观世界各国的税法，都具有“劫富济贫”的性质，越富的人纳税越多。但中国税收的现实却是，对普通收入者征收起点太低，而对富人又不能有效征收。有经济学家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早前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是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成为巨大的税负基数的贡献者。这种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不公的助推器，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与阻力，加剧国民的税负痛苦指数。
再次，要建立阳光财政，将财政收入和支出纳入公众的监督范围。现代税制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征税必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但在中国，纳税人难以参与有关税收的立法、决策过程，政府全盘控制征税权力，此种权力未受到有效的限制、约束，税务部门、行政部门可以随意开征新税、调高税率。因此，要改革中国的税负现状，应当让公众充分参与到税收的立法决策过程中。而且，还必须将财政预算公开化，进一步细化预算监督，坚持收支两条线。让民众知道政府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多少支出，收入与支出的总规模，收入与支出的结构，各级政府现在的债务总数、债务规模，让政府在公开透明中接受公众的监督。
在检讨税收政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反思如何将国民税负转化为国民福利。理疗国民税负之痛，是一个税制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的宏大命题。公民纳税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如果税收能够换来相对应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税负即便排名第一，民众也容易接受；反之，如果公民纳税后得不到相对应的服务，税负即便排名最后，民众也不会满意。因此，政府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保障等方面，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改革政府资助体制，提高政府资助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机制。
我们期待，在改革中开启纳税人的幸福之门。
近期，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6年度“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这一用来度量全球雇主与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的调查报告称，2006年在全球52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三。而排名在中国之前的是具有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和比利时。
消息一发布，立即引来众多争论。税务专家频频表示“中国税负的确过重”，税务总局又屡屡辩驳“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仍属较低水平”。而究竟谁的说法更可信，民众似乎并不大关心，他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税负，是否打开了自己的痛苦之门？
中国税负孰高孰低？
中国的税负是否过高，政府与一些专家各执一词。
有专家表示，自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一直持续高速增长，1993年全国税收总额仅为4255亿元，而1999年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6年则达3.2万亿元，13年税收增长了将近8倍。1998年以来，我国年GDP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超过20%，税收增幅相当于全年GDP增幅的2.5倍。考虑到社会保障等因素，再考虑到大量非税负担，中国内地目前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称，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达31%～32%，与发展中国家18%～25%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
但是，对于《福布斯》税收痛苦指数的排名和人们对中国税负的质疑，国家税务总局解释，税负痛苦指数仅仅是关于一国税负的一种算法，且是科学性较差的一种算法。实际上，我国目前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相关国家比较仍然偏低,不含社保基金的宏观税负大大低于大部分工业国家。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不包含社会保障税)为18%，这个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30%左右的平均税负水平约低12个百分点，仅相当于其一半多。而发展中国家包含社会保障税的宏观税负在1990年～2002年保持在26%～29%的区间里，也比我国同期宏观税负水平高出6～9个百分点。
其实，对于中国宏观税负究竟重不重这样一个问题，专家依据数字质疑，与政府官员用数字反驳，都并不是最重要的。公共领域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科学的问题、统计数字的问题，而更是主观认知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税负重不重，真正评判的主体应该是民众。
如果去问民众，究竟谁的说法更可信，恐怕民众更倾向于税负痛苦的感觉。与欧洲纳税人高赋税后也得到了高福利不同，中国的税负让人感觉是除了痛苦还是痛苦，他们只管纳税，没有或很少感觉到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福利少是痛苦关键
实际上，中国的税负不是世界上最高最重的，北欧一些国家比中国高得多，50%的最高税率也存在。但是，为什么中国百姓愈来愈感觉税负之重、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如此之高呢？
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北欧国家的税负虽然比我们高，但他们高税收背后有着高福利。在芬兰，一个公民退休后可获得原收入70%左右的退休金；如果失业，前两年可领的失业救济为原收入的70%。此外，芬兰政府还为国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在瑞典，福利无处不在，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享受免费午餐，还有诸如病人津贴、父母津贴等各种福利，国民生活得非常轻松。
但是，在中国，日益增长的税收带来的不是人民福利的增长而是行政成本的水涨船高。相关资料显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相比之下，日本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2.38%，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美国是9.9%。
实际上，财政蛋糕中被官员切走的一块远不止这19.03%。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称，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如果加上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包括豪华办公和培训中心等的支出，一年至少要花12000亿元以上。但在公开的财政支出中，“三公”支出还不到2000亿元，因为大部分支出来自预算外收入。
与行政费用飙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近年来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事关基本民生方面却时常欠账。在2003年高达37960亿元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就是这么一丁点支出，也有相当部分花在官员身上。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曾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即使在城镇，医疗、失业、养老等基本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还很小，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上大学，甚至上中学，每年都要交高达数千元的学费。即使是九年义务教育，也还没有完全实现免费。教育、医疗、住房，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很多人因此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中国老百姓陷入一个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的陷阱，国民在心理上也随之产生一种被剥夺和税负痛苦加重的感觉。
取之于民应用之于民
中国百姓税负痛苦的现实告诉我们，改革税制、增进人民福利已经刻不容缓。
首先，税收与GDP的比例要合理，推进适度合理的税率和税收征管体制。要确保国民经济持久、稳定和健康发展，税收与GDP的增长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匹配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税收与GDP同步增长维持在税收弹性系数范围内，即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保持一个科学合理的比率。目前，我国的税收弹性系数保持在1.0～1.2之间较为恰当。
其次，改革“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现代税收具有社会公正调节功能，所得税法更应以调节收入差距为主要功能。因此，纵观世界各国的税法，都具有“劫富济贫”的性质，越富的人纳税越多。但中国税收的现实却是，对普通收入者征收起点太低，而对富人又不能有效征收。有经济学家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早前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是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成为巨大的税负基数的贡献者。这种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不公的助推器，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与阻力，加剧国民的税负痛苦指数。
再次，要建立阳光财政，将财政收入和支出纳入公众的监督范围。现代税制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征税必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但在中国，纳税人难以参与有关税收的立法、决策过程，政府全盘控制征税权力，此种权力未受到有效的限制、约束，税务部门、行政部门可以随意开征新税、调高税率。因此，要改革中国的税负现状，应当让公众充分参与到税收的立法决策过程中。而且，还必须将财政预算公开化，进一步细化预算监督，坚持收支两条线。让民众知道政府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多少支出，收入与支出的总规模，收入与支出的结构，各级政府现在的债务总数、债务规模，让政府在公开透明中接受公众的监督。
在检讨税收政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反思如何将国民税负转化为国民福利。理疗国民税负之痛，是一个税制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的宏大命题。公民纳税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如果税收能够换来相对应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税负即便排名第一，民众也容易接受；反之，如果公民纳税后得不到相对应的服务，税负即便排名最后，民众也不会满意。因此，政府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保障等方面，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改革政府资助体制，提高政府资助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机制。
我们期待，在改革中开启纳税人的幸福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