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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我想请教,您觉得《尚书》里说的“作之君,作之师”,这个看法有道理吗?我当年是很欣赏这个观点的。君王不做百姓的伟大导师,谁还有资格?君王、总统、主席,本来就是政治职位,对学生做点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不仅应该,而且责无旁贷。当君王的,当然要做百姓的父母、导师、统帅、舵手、领袖。同样,做父母官的也有义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过,我也朦胧地感觉到,这样的观点似乎在今天有些不合时宜。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老子:对“作之君,作之师”这样的观点,你的继承者孟轲小同学也很欣赏。你说的统帅、舵手、导师之类的词,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流行,现在好像连“领袖”一词都不大用在政治人物的身上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孔子: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可是,君王、政府失去上位,您不担心礼崩乐坏了?
老子:不必为此太纠结、太烦恼。你讲的这件事,涉及到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最高统治者及其政府在政治秩序中处于什么位置,是高高地雄踞在上,还是低低地雌伏在下?是全知全能全善,还是像普通凡人一样免不了无知与自私?是民众决定执政者应该如何作为,还是统治者指导、命令老百姓如何作为?在一个社会,人们给政府什么样的定位,就得到什么样的政府。如果大家都认为政府应该高高在上,做老百姓的君,做老百姓的师,那大家得到的肯定是这样的政府。所以,政府是人们关于政府观念的产物。
我对政府位置的理解,在你看来,肯定十分极端。我认为,在符合天道的政治秩序中,应该是老百姓雄踞在上,政府及其官员雌伏在下;是民众决定谁应该是执政者,告诉执政者如何作为,而不是获权者自封自己为执政者,并教导老百姓如何作为。总之,民众做执政者的君,做执政者的师,而不是相反。我的这个理想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现实。这正是“吾道不孤”。
孔子:您说的道理我也懂,或多或少甚至有些赞成。在宪政民主下,老百姓推选自己的领导人,通过代表来为施政者制定议程,的确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其实,我主张明君贤臣来统治国家,做老百姓的王,做他们的师,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好。我也很不赞成法家的霸政思想。虽然我们儒家赋予君王很高的位置,但是民本思想在我们儒家传统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难解的困惑:如果赋予民众更多的自由,这当然很好,但是我又担心政治安定没有保障,抬高君王的地位是有利于通过国家的强制来维持政治稳定的。但是,一旦君王的权力失去控制,不受约束,最终也还是天下大乱,百姓受苦。真是难有两全之策!
老子:你和小孟同学主张民贵君轻,当然比单方面强调绝对君权好得多。但是你意识到没有:你们儒家讲的民本仍然是在君本大前提下的民本。你的政治与道德序列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绝对是摆在第一位的。小孟同学骂杨朱墨翟是禽兽,理由是他们心中没有君王。似乎心中有没有君王成了划分人和动物的标准。
显然,这种以君为本的划分标准是不成立的。虽然你们儒家讲过一些要限制约束君权的话,甚至要伸天以曲君,但是这些都被后来以君为总纲的“三纲五常”抵消得无踪无影,你的后学甚至喊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口号。这样的政治观念实在是太违背天道了。恕我直言!
当然,你的担心在两千多年前也许还有些道理。但是在今天,人类已经找到解决这一两难的制度措施,并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加以熟练运用。这就是共和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一方面把主权赋予公民,把治权委托给执政者,同时又通过法律和制度安排,对主权者和执政者的权力加以有效的约束。像中国历史上的那种王朝循环、治乱循环、以暴易暴的怪圈,在这些国家已经完全被打破了。
孔子:我得承认,在我理想的政治模式中,政府与民众,治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应该是父子关系、师生关系。在今天的共和民主宪政时代,这样的看法的确有些不合时宜了。
老子:人类对政府的性质和位置的认识与探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人类对天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很类似。我在两千多年前的发现和认识,虽然长期被漠视,甚至被敌视,甚至今天还被排除在所谓的“国学”之外,但是,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我对政府的看法,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看法,与越来越多国家的实践殊途同归。
在我的理想政治模式中,民众是父政府是子,子要敬重于父。民众是上位,政府是下位,政府管民也绝对不是百姓的父母官。我主张,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让执政者无法用自己的愿望来覆盖老百姓的愿望,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百姓。执政者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百姓的带头人、领路人,要让制度迫使掌权者以百姓为父母,听从百姓的安排,迫使他们不敢当救星,不能有雄心;要让民众当自己的救星,让民众自己有雄心。政府甚至无权纠正民众的缺点,而只能纠正自己的缺点。政府的责任是要涤除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涤除老百姓的错误。进而言之,纠正政府的缺点、涤除政府官员的错误却是民众的权利。
在你的模式下,政府认为民众都是政府养活的。政府的任务是视察、指导、教诲;在我的模式中,政府是纳税人省吃俭用养活的,公民作为纳税人,其职责是对政府的工作及其人员进行视察、指导、教诲。民众是自己养活的,不是政府养活的。有官员以养活多少民众来为自己邀功,那是把黑的说成白的了。
也许,你可以说,这两种模式都是以爱民为出发点的。但是,仅看是否爱民的出发点是不够的,还要看如何爱民。爱民就别扰民,就别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虚张声势,或用各种办法折腾老百姓。爱民就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天下之心,治国就是要顺应自然,不要去跟百姓耍心眼,去拔苗助长。对老百姓耍计谋有违天道。只要一想如何控制百姓,就必然要使计谋。所谓,“有为般般假,无为处处真”。
需要强调的是,统治者可以向天道学习,但是千万别以为自己真的就是天道。与天道不同,政府并不是万物生养者。
孔子:您的这些话,好似响在我耳边的惊雷!要不是您在前面的一再提醒,我差点又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章的文字了。我再次明白,您的这些话是说给统治者听的。
老子:你说得对。我的确是说给大权在握的人听的。我没有资格去告诉大家如何修为养性,我只有资格对掌权者指手画脚。这是天道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话说回来,虽然我们有许多重大的分歧,但我知道,我们之间还是有许多共识。通常,我是最主张政府无为的,你是最主张政府有为的。但是,你也说过,“无为而成,天道也”,“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孔子:谢谢您对我的肯定。说实话,我对您的许多观念有发自内心的认同。有时只是感到,境界太高,实现起来很困难,所以才想去另辟蹊径,结果又误入歧途。这又是一个两难。
老子:许多正确的主张,在现实中实践起来有很大的困难。这些主张若要变成现实,不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不懈地寻找实现的途径。我们不能因为要等待就改变正确的主张,就放弃其对天道的信心。
“载营抱魄,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道德经·第十章》
你们作为国家统治者,以魂守道,能做到心灵、肉体、天道三位一体吗?专心事民,能对百姓怀抱一片赤子般真心吗?深观远照,能鉴天道与民意之镜纠错正误吗?爱民治国,能依循天道不去算计折腾百姓吗?生杀予夺,能守静处下雌伏在民众的身边吗?顺道应理,能自然而然无为而治吗?你们看那天道之德,它生养包容万物,却从不据为己有;任万物自由成长,却从不恃能居功;由万物自由竞争,却从不宰制其命运,这才是最高境界的至大至厚之德啊。
老子:对“作之君,作之师”这样的观点,你的继承者孟轲小同学也很欣赏。你说的统帅、舵手、导师之类的词,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流行,现在好像连“领袖”一词都不大用在政治人物的身上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孔子: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可是,君王、政府失去上位,您不担心礼崩乐坏了?
老子:不必为此太纠结、太烦恼。你讲的这件事,涉及到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最高统治者及其政府在政治秩序中处于什么位置,是高高地雄踞在上,还是低低地雌伏在下?是全知全能全善,还是像普通凡人一样免不了无知与自私?是民众决定执政者应该如何作为,还是统治者指导、命令老百姓如何作为?在一个社会,人们给政府什么样的定位,就得到什么样的政府。如果大家都认为政府应该高高在上,做老百姓的君,做老百姓的师,那大家得到的肯定是这样的政府。所以,政府是人们关于政府观念的产物。
我对政府位置的理解,在你看来,肯定十分极端。我认为,在符合天道的政治秩序中,应该是老百姓雄踞在上,政府及其官员雌伏在下;是民众决定谁应该是执政者,告诉执政者如何作为,而不是获权者自封自己为执政者,并教导老百姓如何作为。总之,民众做执政者的君,做执政者的师,而不是相反。我的这个理想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现实。这正是“吾道不孤”。
孔子:您说的道理我也懂,或多或少甚至有些赞成。在宪政民主下,老百姓推选自己的领导人,通过代表来为施政者制定议程,的确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其实,我主张明君贤臣来统治国家,做老百姓的王,做他们的师,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好。我也很不赞成法家的霸政思想。虽然我们儒家赋予君王很高的位置,但是民本思想在我们儒家传统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难解的困惑:如果赋予民众更多的自由,这当然很好,但是我又担心政治安定没有保障,抬高君王的地位是有利于通过国家的强制来维持政治稳定的。但是,一旦君王的权力失去控制,不受约束,最终也还是天下大乱,百姓受苦。真是难有两全之策!
老子:你和小孟同学主张民贵君轻,当然比单方面强调绝对君权好得多。但是你意识到没有:你们儒家讲的民本仍然是在君本大前提下的民本。你的政治与道德序列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绝对是摆在第一位的。小孟同学骂杨朱墨翟是禽兽,理由是他们心中没有君王。似乎心中有没有君王成了划分人和动物的标准。
显然,这种以君为本的划分标准是不成立的。虽然你们儒家讲过一些要限制约束君权的话,甚至要伸天以曲君,但是这些都被后来以君为总纲的“三纲五常”抵消得无踪无影,你的后学甚至喊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口号。这样的政治观念实在是太违背天道了。恕我直言!
当然,你的担心在两千多年前也许还有些道理。但是在今天,人类已经找到解决这一两难的制度措施,并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加以熟练运用。这就是共和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一方面把主权赋予公民,把治权委托给执政者,同时又通过法律和制度安排,对主权者和执政者的权力加以有效的约束。像中国历史上的那种王朝循环、治乱循环、以暴易暴的怪圈,在这些国家已经完全被打破了。
孔子:我得承认,在我理想的政治模式中,政府与民众,治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应该是父子关系、师生关系。在今天的共和民主宪政时代,这样的看法的确有些不合时宜了。
老子:人类对政府的性质和位置的认识与探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人类对天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很类似。我在两千多年前的发现和认识,虽然长期被漠视,甚至被敌视,甚至今天还被排除在所谓的“国学”之外,但是,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我对政府的看法,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看法,与越来越多国家的实践殊途同归。
在我的理想政治模式中,民众是父政府是子,子要敬重于父。民众是上位,政府是下位,政府管民也绝对不是百姓的父母官。我主张,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让执政者无法用自己的愿望来覆盖老百姓的愿望,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百姓。执政者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百姓的带头人、领路人,要让制度迫使掌权者以百姓为父母,听从百姓的安排,迫使他们不敢当救星,不能有雄心;要让民众当自己的救星,让民众自己有雄心。政府甚至无权纠正民众的缺点,而只能纠正自己的缺点。政府的责任是要涤除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涤除老百姓的错误。进而言之,纠正政府的缺点、涤除政府官员的错误却是民众的权利。
在你的模式下,政府认为民众都是政府养活的。政府的任务是视察、指导、教诲;在我的模式中,政府是纳税人省吃俭用养活的,公民作为纳税人,其职责是对政府的工作及其人员进行视察、指导、教诲。民众是自己养活的,不是政府养活的。有官员以养活多少民众来为自己邀功,那是把黑的说成白的了。
也许,你可以说,这两种模式都是以爱民为出发点的。但是,仅看是否爱民的出发点是不够的,还要看如何爱民。爱民就别扰民,就别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虚张声势,或用各种办法折腾老百姓。爱民就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天下之心,治国就是要顺应自然,不要去跟百姓耍心眼,去拔苗助长。对老百姓耍计谋有违天道。只要一想如何控制百姓,就必然要使计谋。所谓,“有为般般假,无为处处真”。
需要强调的是,统治者可以向天道学习,但是千万别以为自己真的就是天道。与天道不同,政府并不是万物生养者。
孔子:您的这些话,好似响在我耳边的惊雷!要不是您在前面的一再提醒,我差点又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章的文字了。我再次明白,您的这些话是说给统治者听的。
老子:你说得对。我的确是说给大权在握的人听的。我没有资格去告诉大家如何修为养性,我只有资格对掌权者指手画脚。这是天道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话说回来,虽然我们有许多重大的分歧,但我知道,我们之间还是有许多共识。通常,我是最主张政府无为的,你是最主张政府有为的。但是,你也说过,“无为而成,天道也”,“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孔子:谢谢您对我的肯定。说实话,我对您的许多观念有发自内心的认同。有时只是感到,境界太高,实现起来很困难,所以才想去另辟蹊径,结果又误入歧途。这又是一个两难。
老子:许多正确的主张,在现实中实践起来有很大的困难。这些主张若要变成现实,不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不懈地寻找实现的途径。我们不能因为要等待就改变正确的主张,就放弃其对天道的信心。
“载营抱魄,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道德经·第十章》
你们作为国家统治者,以魂守道,能做到心灵、肉体、天道三位一体吗?专心事民,能对百姓怀抱一片赤子般真心吗?深观远照,能鉴天道与民意之镜纠错正误吗?爱民治国,能依循天道不去算计折腾百姓吗?生杀予夺,能守静处下雌伏在民众的身边吗?顺道应理,能自然而然无为而治吗?你们看那天道之德,它生养包容万物,却从不据为己有;任万物自由成长,却从不恃能居功;由万物自由竞争,却从不宰制其命运,这才是最高境界的至大至厚之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