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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永军（1978-），男，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摘 要：通过深入剖析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相互影响机制，并以一个区级层面的实践经验为案例，通过聚焦于江宁区这一都市郊区的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独特路径，我们试图进一步地把握两者的互动关系及验证其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此为相关决策者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产业优化；城镇化；互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3001503
许多研究表明，产业优化和城镇化是推动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国际上大城市圈经济的勃兴为这一论断提供了经验事实，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以东京和纽约城市经济圈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力及其强劲的产业竞争力。在我国，沪宁杭、京津唐、冀鲁穗港城市圈也有类似的经济绩效。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的进程表明，产业优化与城镇化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共同驱动经济不断发展。
1 产业优化和城镇化的互动作用机制
1.1 产业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
农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为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和部分工业原料，才能支撑城镇化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特别在城镇化、工业化初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城市对农村劳动力吸收得尤其迅速。
第二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工业以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为特征，必然引起劳动力等多种生产要素的空间上的聚集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发挥聚集和规模效应，实现效益最大化。受交通成本的限制，生产集中引起了居住集中，这些被吸纳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会聚集在工业企业周围，于是企业和人口的聚集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由于劳动力、人口、市场等的集中，最初的单个工厂迅速发展成为互联的城市，并不断扩大规模。
第三产业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工业化的后半期，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工业有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吸纳能力逐渐减弱。第三产业此时在推动城镇化、发挥聚集效应越来越占主导作用。其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如果说第三产业在工业化前期是适应工业发展需要而不断成长，在推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只是工业化的助推力量，那么在工业化完成后，人们收入水平普遍得以大幅提高，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新型的、以高科技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已上升为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完善的主导力量，通过第三产业的资源配置效应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并拉动经济增长。
1.2 城镇化对产业优化的影响机制
城镇化优化了第一产业发展。农业经济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而“三农”问题直接源于人地矛盾。根据国际通行标准，人均耕地0.7亩只能维持基本温饱，10亩可以达到温饱有余，100亩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亩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农业达到富裕。城镇化的发展逐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生产的增长方式，从而优化第一产业的结构。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有效转移，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空缺岗位，城市又能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城市聚集功能的发挥给产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后者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第二产业，在此期间服务业能有效促进城市功能发挥，吸纳劳动力作用显得更加突出。此外，城镇化还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越高，相关产业活动的联系就越紧密，这种外部网络经济客观要求相关产业要就近集结，以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优势。
城镇化推动工业向城市集中，使企业能够获得聚集效益。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一些高级人力资源和熟练工人，大大地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另外城镇化发展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这些条件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在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这些设施条件由于需求有限且成本不能分摊，所以其供应不足成本过高。城镇化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城市聚集了众多不同的企业，使得不同制造商、供应商专业从事网络式分工、垂直分工的某个单元或环节，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柔性供货能力；金融和商业机构的集中，可以在融资和管理方面为生产企业提供便捷的服务。城镇化的推进为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便捷的服务、广阔的市场，从而提高了其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高。
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依赖于区位聚集。第三产业产品一般具有非存储性、生产消费同时性的特点，只有人口聚集到一定规模，形成对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巨大市场需求，才可能支撑其产业的存在和发展。城镇化过程推动了第三产业传统行业的发展并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出了需求，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和结构也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扩展。城镇化的规模不仅与第三产业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而且还会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结构和内容。第三产业中许多行业规模经济性特征非常明显，所以这些行业的发展往往和规模经济联系在一起。大城市中第三产业的核心部门主要是外部效应较高的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门类较齐全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国民经济中占较高的比重。
2 南京市江宁区产业优化与城镇化互动作用的实证分析
江宁区位于南京市区以南，原是南京的一个郊县，面积1573平方公里，人口92.7万，占南京市总面积和总人口的23.9%和14.7%，2001年撤县建区，成为南京的新市区。建区十年来，江宁区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开发园区的迅猛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整个区域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高。2012年江宁全区GDP926.6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79280元，财政总收入335.2亿元，社会经济发展驶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2.1 江宁区城镇化及产业优化的特征事实和所处阶段的初步判断
综合评价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关系，我们需要采用适当的指标。一般而言，反映城镇化的指标包括三个方面：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而三者将分别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城镇建成区面积占区域总面积比重来衡量。反映产业结构的指标包括两个方面：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其中产值结构水平将用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就业结构水平将用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仅采用人口城镇化指标和GDP结构指标，不影响分析结果。
（1）江宁城镇化发展轨迹。
根据各国城镇化的实践来看，各国的城镇化一般都经历了三个阶段，诺瑟姆1975年总结为城镇化发展的S曲线。在第一阶段城镇化水平小于30%，此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才缓慢加速增加；第二阶段城镇化水平介于30—70%之间，属于加速发展期，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第三阶段是当城镇化水平超过70%后，城镇化的进程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趋于成熟。
表1 江宁区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演变（2000—2012） 单位：%
年份 城镇化水平 GDP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2001 23.8 11.9：58.9：29.2 35.1 ：38.1：26.8
2002 26.2 10.4：58.2：31.4 33.0：38.7：28.3
2003 43.7 8.8：59.3：31.9 32.9：39.6：27.5
2004 54.0 8.3：61.4：30.3 32.2：40.4：27.4
2005 55.4 7.4：61.4：31.2 26.1：42.5：31.5
2006 61.8 6.5：62.1：31.4 22.2：44.1：33.4
2007 62.0 5.6：62.6：31.8 19.6：46.7：33.8
2008 62.1 6.8：62.9：30.3 15.8：52.4：31.8
2009 62.4 6.0：62.1：31.9 13.7：53.9：32.4
2010 66.06 5.03：63.9：31.07 12.64：54.15：33.21
2011 68.11 5.04：62.79：32.17 11.17：55.6：33.03
2012 69.4 4.71：58.39：36.9 10.88：54.12：35.08
江宁区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69.4%（注：本文按城乡人口结构计算城镇化率，与《江宁统计年鉴》的计算口径不同，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城镇化率可能造成高估结果的“伪城镇化”现象），比2001年撤县设区时20.78%高出约48个百分点，城镇化增长速度惊人，每年平均提高城镇化水平近4.4个百分点，按S曲线推断，江宁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期，且已经接近成熟期。考虑到江宁区产业结构的持续演进和优化，第二、三产业不断吸纳农业劳动人口，达到70%以上更高水平的城镇化水平在今年就可以实现，这意味着需要转移约1万农业人口。
（2）江宁区产业优化的特征事实。
一是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尽管随着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农业劳均资本比率上升较快，农业增加值保持一定的增速，但是其GDP比重持续下降。2012年占GDP、就业人口比重分别只有4.7%、10.9%，分别比2000年下降了近7个、24个百分点，体现了江宁撤县建区后城镇化对农村人口的强大吸纳能力以及工业化对劳动力的转移效应。
二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略有上升趋于平稳，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业规模越来越壮大。江宁区工业规模得以越来越大，2011年江宁完成工业总产值1904亿元，规模以上企业639家，其中通讯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四个行业规模超过百亿元。第二，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构建规模经济的同时，江宁区大力培育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实行政策聚焦，支持和鼓励各类要素资源、资产向优势产业集聚，积极开发市场前景广阔、科技含量大、产业关联度高、带动作用强的名特优新产品，培育优势产品。规模以上工业产出占全部工业经济总量的90.2%。产业空间布局集中，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电力自动化、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在开发园区的集聚度达90%以上。第三，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江宁区顺应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发展的趋势，引导企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新产品开发为重点、产学研究一体的技术创新机构，近年来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型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全区市级以上名牌产品160个，名牌产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占规模工业总量24%。
三是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稳中有升。2012年江宁区的第三产业比重为35.08%，连续数年保持较快的增速，考虑到南京都市圈服务业聚集和幅射效应过于强大，以及在这种条件下郊区工业导向的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发挥，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功能互补型资源配置机制，因此，江宁区第三产业与兄弟城区具有一定的产业交叉影响，其系数大小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江宁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霍夫曼系数是指轻工业增加值与重工业增加值之比，数值越小表明重工业化程度越高，工业化水平也就越高。2012年江宁的霍夫曼系数为0.3，已经达到工业化后期向经济发达初期过渡的阶段，从江宁的现实情况来看，一直处于资本深化的路径中，资本劳动比大幅增加，尤其在重工业部门，资本投资和存量增长率远大于其它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推动产业竞争和总产值不断提高。如果再按钱纳里的标准判断，2012年江宁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也可以得出江宁区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发达阶段过渡的结论。按照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000-14000美元将出现工业的拐点，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图1收入与药占比对比总的来看，江宁区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大体一致，两者关联度相当高，发展水平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符合一般理论描述的特征。江宁的发展经验证实，产业优化和城镇化成为本区发展的增长机器，共同驱动江宁经济增长。
2.2 江宁产业优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的一般机理分析
江宁区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为产业优化和城镇化交互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优化为城镇化提供了向导力量，农业发展、工业化、第三产业崛起先后依次成为城镇化的推动力量；同时城镇化过程存在三种机制，分享机制、匹配机制、学习机制，不断提高经济生产率和效益，从而通过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我们通过调研发现，江宁区依赖于产业优化和城镇化互动机制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江宁区特定的起飞平台。
（1）初始的低要素成本驱动。建区伊始，江宁区既有毗邻大都市的独特区位优势，还保持着涉农大县的低要素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土地、人力、环境等方面的低成本工业化，政府的积极政策导向又强化了这一优势。江宁区依托低要素成本构建了较大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强劲的产业竞争力，开始进行工业产品国内外的规模扩张。在初始阶段，产业结构的持续微调不断累积着推动城镇化的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化和吸纳劳动人口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本身的发展也得到了强劲的推动，随后区域比较优势出现动态转化，工业资本劳动比率不断提高，从而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城镇化的大幅提高需要更为能动的动力条件。
（2）开发区的极化效应拉动。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开发区，蕴含着强大的经济活力和能量，成为了江宁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加速装置。开发区作为是江宁城市空间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引领老城区空间多点、多核、多轴扩散，并逐渐从初期的“孤岛”演化成江宁新型的现代化城区，深刻地影响、改变着区域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开发区不仅为企业网络实现产业集聚搭建了最佳平台，通过推动企业专业化和分工深化发展来提高企业经济绩效，为企业价值链的构建和升级创造有利条件，而且同时由于强化了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有力的推动了江宁区的城镇化进程，江宁开发区起到了一体两面的作用。开发区这种推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优势是长期发展和动态升级的结果，而且越来越呈现出不断差异化和不可复制性，成为江宁区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的独特一极。
（3）独特的郊区文化背景。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植根在于当地社会关系、文化土壤和制度规则之中。研究人员越来越发现，文化因素在地区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可感知的区位优势背后深藏着一张“无形的人文之网”，后者深刻地影响着企业和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有形的区位优势使企业能够便捷、低成本地获取生产要素和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有助于其向区域集中，从而有助于形成产业竞争力；而文化网络是指对经济行为主体所嵌入的本地由亲缘、地缘、业缘等形成的社会关系、文化信念及制度规则，特别是产业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过程中，地区文化网络是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江宁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作为都市涉农大区，其城镇化和工业化具备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改革开放后长期滞后于主城市区发展，产业结构落后，城镇化水平低下，人均收入水平不高，资本投入和产出均衡落入低水平陷阱，远远落后于潜在发展水平。这种情况下江宁人有着强烈地推动发展的动机，创新意识强，接受新事物速度快，而政府工作效率较高，对企业和社会的需求响应能力不断提高，创新制度的供给能够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由于社会成员置身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不保守排外，吃苦能干，积极乐观，其经济行为镶嵌在同一文化氛围、环境和交易规则之中，人们相互竞争、合作和交流，人力资本得以迅速增加，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又因为对增长具有高认同度和信赖感，干部群众、政府企业之间彼此信任、相互沟通，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这就反过来更有助于建立以信任与承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网络，从而推动了市场和产业的成熟，大大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4）分享式的拆迁模式。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土地用途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江宁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些独特实践经验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实施了与民分享的拆迁模式，将土地货币化的大量剩余转移给农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其一，分享的拆迁模式降低了与拆迁户的交易成本，避免利益的激烈冲突带来的麻烦，提高了动迁的效率，并为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引入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其二，这种模式产生了有利于增长的收入效应，不仅直接赋予失地农民财产权利和货币收入，增加了农民的生计资本，扩大和优化了其生计策略空间，使其福利水平得到爆发式的上升，而且能够间接刺激地区经济的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为产业的发展和规模扩张提供大批“有恒产兼有恒心”的产业工人。在这种征地模式下，江宁区以城镇化、工业化双轮驱动经济增长得到有力的支撑。
3 结论和启示
由上文分析可见，江宁区经济发展中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大致协调：江宁区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后期阶段，同时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发达经济过渡的阶段。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将稳定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大体保持稳定；同时考虑到江宁处于市区都市幅射和集聚效应下，其产业发展和优化受到特定的资源配置机制影响；第三产业内部的一些部业发展空间受到交叉影响，但是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和效益都有较大的上升的余地。城镇化仍将为产业优化提供要素的集聚优势和规模优势，开发区的强化机制为工业化和城镇化交互作用搭建了平台。通过以上认识，利用产业优化和城镇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效应，我们应兼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江宁区要保持城镇化对产业优化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继续放大其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并降低城镇化的外部成本。扩大城市规模和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加强集聚效应的必由路径。随着城镇化的继续发展，交通便捷度不断提高，城市居住成本和拥挤成本等城市外部成本也将持续上升，从而可能降低生产率，削弱产业的竞争力。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降低城市的公共管理成本，避免过早落入城市“成本病”陷阱，以保持提高城市的产业竞争力。政府可以适时调整介入保障住房的建设
摘 要：通过深入剖析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相互影响机制，并以一个区级层面的实践经验为案例，通过聚焦于江宁区这一都市郊区的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独特路径，我们试图进一步地把握两者的互动关系及验证其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此为相关决策者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产业优化；城镇化；互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3001503
许多研究表明，产业优化和城镇化是推动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国际上大城市圈经济的勃兴为这一论断提供了经验事实，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以东京和纽约城市经济圈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力及其强劲的产业竞争力。在我国，沪宁杭、京津唐、冀鲁穗港城市圈也有类似的经济绩效。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的进程表明，产业优化与城镇化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共同驱动经济不断发展。
1 产业优化和城镇化的互动作用机制
1.1 产业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
农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为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和部分工业原料，才能支撑城镇化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特别在城镇化、工业化初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城市对农村劳动力吸收得尤其迅速。
第二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工业以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为特征，必然引起劳动力等多种生产要素的空间上的聚集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发挥聚集和规模效应，实现效益最大化。受交通成本的限制，生产集中引起了居住集中，这些被吸纳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会聚集在工业企业周围，于是企业和人口的聚集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由于劳动力、人口、市场等的集中，最初的单个工厂迅速发展成为互联的城市，并不断扩大规模。
第三产业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工业化的后半期，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工业有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吸纳能力逐渐减弱。第三产业此时在推动城镇化、发挥聚集效应越来越占主导作用。其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如果说第三产业在工业化前期是适应工业发展需要而不断成长，在推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只是工业化的助推力量，那么在工业化完成后，人们收入水平普遍得以大幅提高，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新型的、以高科技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已上升为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完善的主导力量，通过第三产业的资源配置效应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并拉动经济增长。
1.2 城镇化对产业优化的影响机制
城镇化优化了第一产业发展。农业经济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而“三农”问题直接源于人地矛盾。根据国际通行标准，人均耕地0.7亩只能维持基本温饱，10亩可以达到温饱有余，100亩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亩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农业达到富裕。城镇化的发展逐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生产的增长方式，从而优化第一产业的结构。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有效转移，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空缺岗位，城市又能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城市聚集功能的发挥给产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后者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第二产业，在此期间服务业能有效促进城市功能发挥，吸纳劳动力作用显得更加突出。此外，城镇化还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越高，相关产业活动的联系就越紧密，这种外部网络经济客观要求相关产业要就近集结，以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优势。
城镇化推动工业向城市集中，使企业能够获得聚集效益。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一些高级人力资源和熟练工人，大大地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另外城镇化发展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这些条件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在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这些设施条件由于需求有限且成本不能分摊，所以其供应不足成本过高。城镇化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城市聚集了众多不同的企业，使得不同制造商、供应商专业从事网络式分工、垂直分工的某个单元或环节，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柔性供货能力；金融和商业机构的集中，可以在融资和管理方面为生产企业提供便捷的服务。城镇化的推进为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便捷的服务、广阔的市场，从而提高了其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高。
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依赖于区位聚集。第三产业产品一般具有非存储性、生产消费同时性的特点，只有人口聚集到一定规模，形成对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巨大市场需求，才可能支撑其产业的存在和发展。城镇化过程推动了第三产业传统行业的发展并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出了需求，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和结构也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扩展。城镇化的规模不仅与第三产业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而且还会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结构和内容。第三产业中许多行业规模经济性特征非常明显，所以这些行业的发展往往和规模经济联系在一起。大城市中第三产业的核心部门主要是外部效应较高的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门类较齐全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国民经济中占较高的比重。
2 南京市江宁区产业优化与城镇化互动作用的实证分析
江宁区位于南京市区以南，原是南京的一个郊县，面积1573平方公里，人口92.7万，占南京市总面积和总人口的23.9%和14.7%，2001年撤县建区，成为南京的新市区。建区十年来，江宁区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开发园区的迅猛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整个区域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高。2012年江宁全区GDP926.6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79280元，财政总收入335.2亿元，社会经济发展驶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2.1 江宁区城镇化及产业优化的特征事实和所处阶段的初步判断
综合评价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关系，我们需要采用适当的指标。一般而言，反映城镇化的指标包括三个方面：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而三者将分别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城镇建成区面积占区域总面积比重来衡量。反映产业结构的指标包括两个方面：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其中产值结构水平将用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就业结构水平将用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仅采用人口城镇化指标和GDP结构指标，不影响分析结果。
（1）江宁城镇化发展轨迹。
根据各国城镇化的实践来看，各国的城镇化一般都经历了三个阶段，诺瑟姆1975年总结为城镇化发展的S曲线。在第一阶段城镇化水平小于30%，此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才缓慢加速增加；第二阶段城镇化水平介于30—70%之间，属于加速发展期，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第三阶段是当城镇化水平超过70%后，城镇化的进程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趋于成熟。
表1 江宁区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演变（2000—2012） 单位：%
年份 城镇化水平 GDP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2001 23.8 11.9：58.9：29.2 35.1 ：38.1：26.8
2002 26.2 10.4：58.2：31.4 33.0：38.7：28.3
2003 43.7 8.8：59.3：31.9 32.9：39.6：27.5
2004 54.0 8.3：61.4：30.3 32.2：40.4：27.4
2005 55.4 7.4：61.4：31.2 26.1：42.5：31.5
2006 61.8 6.5：62.1：31.4 22.2：44.1：33.4
2007 62.0 5.6：62.6：31.8 19.6：46.7：33.8
2008 62.1 6.8：62.9：30.3 15.8：52.4：31.8
2009 62.4 6.0：62.1：31.9 13.7：53.9：32.4
2010 66.06 5.03：63.9：31.07 12.64：54.15：33.21
2011 68.11 5.04：62.79：32.17 11.17：55.6：33.03
2012 69.4 4.71：58.39：36.9 10.88：54.12：35.08
江宁区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69.4%（注：本文按城乡人口结构计算城镇化率，与《江宁统计年鉴》的计算口径不同，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城镇化率可能造成高估结果的“伪城镇化”现象），比2001年撤县设区时20.78%高出约48个百分点，城镇化增长速度惊人，每年平均提高城镇化水平近4.4个百分点，按S曲线推断，江宁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期，且已经接近成熟期。考虑到江宁区产业结构的持续演进和优化，第二、三产业不断吸纳农业劳动人口，达到70%以上更高水平的城镇化水平在今年就可以实现，这意味着需要转移约1万农业人口。
（2）江宁区产业优化的特征事实。
一是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尽管随着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农业劳均资本比率上升较快，农业增加值保持一定的增速，但是其GDP比重持续下降。2012年占GDP、就业人口比重分别只有4.7%、10.9%，分别比2000年下降了近7个、24个百分点，体现了江宁撤县建区后城镇化对农村人口的强大吸纳能力以及工业化对劳动力的转移效应。
二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略有上升趋于平稳，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业规模越来越壮大。江宁区工业规模得以越来越大，2011年江宁完成工业总产值1904亿元，规模以上企业639家，其中通讯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四个行业规模超过百亿元。第二，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构建规模经济的同时，江宁区大力培育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实行政策聚焦，支持和鼓励各类要素资源、资产向优势产业集聚，积极开发市场前景广阔、科技含量大、产业关联度高、带动作用强的名特优新产品，培育优势产品。规模以上工业产出占全部工业经济总量的90.2%。产业空间布局集中，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电力自动化、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在开发园区的集聚度达90%以上。第三，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江宁区顺应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发展的趋势，引导企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新产品开发为重点、产学研究一体的技术创新机构，近年来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型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全区市级以上名牌产品160个，名牌产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占规模工业总量24%。
三是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稳中有升。2012年江宁区的第三产业比重为35.08%，连续数年保持较快的增速，考虑到南京都市圈服务业聚集和幅射效应过于强大，以及在这种条件下郊区工业导向的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发挥，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功能互补型资源配置机制，因此，江宁区第三产业与兄弟城区具有一定的产业交叉影响，其系数大小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江宁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霍夫曼系数是指轻工业增加值与重工业增加值之比，数值越小表明重工业化程度越高，工业化水平也就越高。2012年江宁的霍夫曼系数为0.3，已经达到工业化后期向经济发达初期过渡的阶段，从江宁的现实情况来看，一直处于资本深化的路径中，资本劳动比大幅增加，尤其在重工业部门，资本投资和存量增长率远大于其它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推动产业竞争和总产值不断提高。如果再按钱纳里的标准判断，2012年江宁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也可以得出江宁区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发达阶段过渡的结论。按照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000-14000美元将出现工业的拐点，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图1收入与药占比对比总的来看，江宁区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大体一致，两者关联度相当高，发展水平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符合一般理论描述的特征。江宁的发展经验证实，产业优化和城镇化成为本区发展的增长机器，共同驱动江宁经济增长。
2.2 江宁产业优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的一般机理分析
江宁区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为产业优化和城镇化交互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优化为城镇化提供了向导力量，农业发展、工业化、第三产业崛起先后依次成为城镇化的推动力量；同时城镇化过程存在三种机制，分享机制、匹配机制、学习机制，不断提高经济生产率和效益，从而通过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我们通过调研发现，江宁区依赖于产业优化和城镇化互动机制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江宁区特定的起飞平台。
（1）初始的低要素成本驱动。建区伊始，江宁区既有毗邻大都市的独特区位优势，还保持着涉农大县的低要素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土地、人力、环境等方面的低成本工业化，政府的积极政策导向又强化了这一优势。江宁区依托低要素成本构建了较大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强劲的产业竞争力，开始进行工业产品国内外的规模扩张。在初始阶段，产业结构的持续微调不断累积着推动城镇化的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化和吸纳劳动人口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本身的发展也得到了强劲的推动，随后区域比较优势出现动态转化，工业资本劳动比率不断提高，从而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城镇化的大幅提高需要更为能动的动力条件。
（2）开发区的极化效应拉动。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开发区，蕴含着强大的经济活力和能量，成为了江宁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加速装置。开发区作为是江宁城市空间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引领老城区空间多点、多核、多轴扩散，并逐渐从初期的“孤岛”演化成江宁新型的现代化城区，深刻地影响、改变着区域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开发区不仅为企业网络实现产业集聚搭建了最佳平台，通过推动企业专业化和分工深化发展来提高企业经济绩效，为企业价值链的构建和升级创造有利条件，而且同时由于强化了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有力的推动了江宁区的城镇化进程，江宁开发区起到了一体两面的作用。开发区这种推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优势是长期发展和动态升级的结果，而且越来越呈现出不断差异化和不可复制性，成为江宁区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的独特一极。
（3）独特的郊区文化背景。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植根在于当地社会关系、文化土壤和制度规则之中。研究人员越来越发现，文化因素在地区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可感知的区位优势背后深藏着一张“无形的人文之网”，后者深刻地影响着企业和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有形的区位优势使企业能够便捷、低成本地获取生产要素和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有助于其向区域集中，从而有助于形成产业竞争力；而文化网络是指对经济行为主体所嵌入的本地由亲缘、地缘、业缘等形成的社会关系、文化信念及制度规则，特别是产业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过程中，地区文化网络是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江宁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作为都市涉农大区，其城镇化和工业化具备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改革开放后长期滞后于主城市区发展，产业结构落后，城镇化水平低下，人均收入水平不高，资本投入和产出均衡落入低水平陷阱，远远落后于潜在发展水平。这种情况下江宁人有着强烈地推动发展的动机，创新意识强，接受新事物速度快，而政府工作效率较高，对企业和社会的需求响应能力不断提高，创新制度的供给能够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由于社会成员置身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不保守排外，吃苦能干，积极乐观，其经济行为镶嵌在同一文化氛围、环境和交易规则之中，人们相互竞争、合作和交流，人力资本得以迅速增加，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又因为对增长具有高认同度和信赖感，干部群众、政府企业之间彼此信任、相互沟通，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这就反过来更有助于建立以信任与承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网络，从而推动了市场和产业的成熟，大大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4）分享式的拆迁模式。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土地用途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江宁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些独特实践经验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实施了与民分享的拆迁模式，将土地货币化的大量剩余转移给农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其一，分享的拆迁模式降低了与拆迁户的交易成本，避免利益的激烈冲突带来的麻烦，提高了动迁的效率，并为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引入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其二，这种模式产生了有利于增长的收入效应，不仅直接赋予失地农民财产权利和货币收入，增加了农民的生计资本，扩大和优化了其生计策略空间，使其福利水平得到爆发式的上升，而且能够间接刺激地区经济的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为产业的发展和规模扩张提供大批“有恒产兼有恒心”的产业工人。在这种征地模式下，江宁区以城镇化、工业化双轮驱动经济增长得到有力的支撑。
3 结论和启示
由上文分析可见，江宁区经济发展中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大致协调：江宁区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后期阶段，同时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发达经济过渡的阶段。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将稳定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大体保持稳定；同时考虑到江宁处于市区都市幅射和集聚效应下，其产业发展和优化受到特定的资源配置机制影响；第三产业内部的一些部业发展空间受到交叉影响，但是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和效益都有较大的上升的余地。城镇化仍将为产业优化提供要素的集聚优势和规模优势，开发区的强化机制为工业化和城镇化交互作用搭建了平台。通过以上认识，利用产业优化和城镇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效应，我们应兼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江宁区要保持城镇化对产业优化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继续放大其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并降低城镇化的外部成本。扩大城市规模和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加强集聚效应的必由路径。随着城镇化的继续发展，交通便捷度不断提高，城市居住成本和拥挤成本等城市外部成本也将持续上升，从而可能降低生产率，削弱产业的竞争力。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降低城市的公共管理成本，避免过早落入城市“成本病”陷阱，以保持提高城市的产业竞争力。政府可以适时调整介入保障住房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