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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自法国归来伊始，张仃按捺不住兴奋之心，给在北戴河疗养的张光宇写了两封信，无意之中，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
第一封信写于8月8日，内容如下：
光宇兄：
回来后哪里也未去，因为十分疲劳，大睡好几天，北京如旧。墨西哥与赤松夫妇画展先后开幕，为酷暑中令人振奋的事。我也极想休息一下，或去北戴河，或在北京近郊，正联系，尚未决定。见过江丰同志，工作还未谈。老庞（薰琹）正忙搬家建校，照过一面，也什么都没谈。郑（可）、祝（大年）来过，谈了些老问题，我也极难表示意见。郁风奔上海，黄部长（苗子）在家做隐士，如此而已。今天想去故宫看看，再谈。
祝海滨生活快乐，嫂夫人问好！
信中的“墨西哥”，是指“墨西哥全国造型艺术阵线油画版画展览会”（1956年7月31日至8月19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赤松夫妇画展”，则是“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原子弹灾害图及访华旅行写生展览会”（1956年8月4日至8月10日在中国美协展览馆举办）。张仃视两个展览为“酷暑中令人振奋的事”，先告为快。信中所述“工作”问题，在8月22日第二封信中有更清楚的交代：
光宇兄：
大年昨自海滨归来，得知你那儿一些情形。我本打算也避暑一番，但等来等去，暑已过去。也就没有什么避的必要了。我现又设法在西山一带找房，乘秋凉画一阵画。
原子之画结束，墨西哥也快闭幕了，看了人家的东西，不胜感叹。这些画都似曾相识，就是画不出了，如失了“通灵宝玉”——我想路子一定能找到的。
北京空气较前大不相同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鼓舞了文化界，美协昨天开了会，谈得很热烈，有的同志提出美术界应该自由结社，创立流派，举行个人展览，——都是很好气象。
中国画院，工艺学院，我都无去的打算，希望向职业化方向努力，当然还要经过若干困难。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重聚京华。
岁月封存六十余年之后，两封信于2017年在“象势空间”策划的《张光宇文献展》中首次公开。应当承认，在张仃当时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很难读到这种随性的表达，这是写给知己的私房话，字里行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圈内人士知道，张光宇是张仃的伯乐，也是张仃亦师亦友的知交;民主人士张光宇称张仃为“我们的政委”，并表示“张仃到哪儿我也到哪儿”，可见他们的关系不同寻常。
归纳起来，信中表达了三点意思：第一，张仃不打算去工艺学院（即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院），也不打算去中国画院（他正参与筹备的北京画院）;第二，北京近期举办的“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原子弹灾害图及访华旅行写生展览会”与“墨西哥全国造型艺术阵线油画版画展览会”，给张仃强烈的刺激，令他感叹“失了‘通灵宝玉’”;第三，党的“双百”方针和文艺界的新气象，使他欢欣鼓舞，欲重温旧梦——做一名自由的“职业画家”。
以上三点互相关联，其中最关键的，是“失了‘通灵宝玉’”，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无疑是生死攸关的事。“通灵宝玉”语出古典名著《红楼梦》，为女娲补天剩下的最后一块石头，经过数万年天地精气的淬炼，变成“通灵宝玉”，具有神秘的法力。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出生时，口衔此玉;以后的岁月里，只要一丢失此物，立刻丧魂落魄，变得痴呆。
作为一位受过延安革命思想洗礼的艺术家、中央美院的领导干部，张仃在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历史背景下，借《红楼梦》中的神话隐喻，试图找回失落的“通灵宝玉”，似乎匪夷所思，也充满风险。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如果在半年之后的“大鸣大放”中被“引蛇出洞”，右派的厄运在劫难逃。这同时也表明：艺术家的思想改造，并非一些人设想的那么容易，尤其是对那些艺术根性顽强的人来说。显然，在张仃的心目中，不管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艺术观念更新到什么程度，艺术的底线永远存在。这道底线与自由的精神主体紧密相关，“通灵宝玉”是这种自由精神主体的高妙隐喻。
1956年的时空背景下，张仃的这种察觉并不含太多的悲观。或问：在墨西哥及丸木夫妇的画作前，张仃何以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略略一想，不觉莞尔：原来张仃早就画出过这种画！平心而论，二十年前他在《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杂志上发表的漫画，艺术水准并不逊色于眼前的作品（当然远不止张仃，也包括他的伯乐张光宇及同行们的作品）。唯其如此，张仃才自信“通灵宝玉”可以找回——“我想路子一定能找到的”。
确实，张仃的乐观有充分的理由。其时，反右运动尚未启动，美好的理想依然在心头闪耀。除此之外，还有苏联、东欧“解冻”态势下的历史氛围。
在新中国十七年文化史上，1956年是一段黄金岁月。是年中共八大召开，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做出合理的判断，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提出“双百”方针（文艺创作上“百花齊放”，学术研究上“百家争鸣”），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短短一年时间里，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呈现繁荣景象。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等，一批具有思想锋芒的作品相继问世，极一时之盛。
张仃对艺术“通灵宝玉”的追寻，与这个大背景自然相关，但笔者以为，不久前他的法国之行，才是根本性的触机。1956年春，张仃以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的身份来到巴黎，在法国度过四个月难忘的日子，其间有机会拜见心仪已久的艺术大师毕加索，精神受到强烈震荡。张郞郞在《一九五六，老爸故事多》中的回忆可供参考：
1956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刚从巴黎回来不久，还在激动兴奋之中，心血来潮，便与母亲带着姐姐乔乔和我，一起去北海公园。在仿膳吃过午饭以后，就全家一起信步走到北海东岸小坡上。那里行人较少，母亲在树下铺了一个单子，大家席地而坐。看来这是爸妈事先设计的，前几天我们要爸爸讲讲巴黎，他说过几天给你们慢慢讲。 爸爸……讲起巴黎的见闻，绘声绘色，眉飞色舞。看来巴黎之行给他一个巨大的震撼。先讲他在巴黎如何绞尽脑汁布置出一个既有中国风味，又能体现出现代大国风度的展览，如何在艺术之都平地拔起一座独特的中国展览馆，又如何得到法国观众的欣赏和赞扬，给西方世界留下一个新中国的崭新印象。
他又给我们讲如何在博览会期间结识了留法著名画家赵无极，他和老爸一见如故，非常热情。在博览会结束以后，他开着自己的黑色老爷车带着爸爸四处走访。知道老爸最喜欢毕加索的作品，于是带他去多个收藏毕加索作品的画廊、博物馆，甚至仓库，也追寻了毕加索早年在巴黎居住或流连的旧址，老爸被毕加索大量、多元化的创作震惊了。毕加索对艺术是如此认真、勤奋、废寝忘食地探索，让他看到了真正的画家应该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的心灵受到空前激烈的撞击。父亲激情飞扬的讲述，把我们带入一个艺术童话梦境中。
关于张仃对毕加索的迷恋，随张仃赴法策展的助手李瀛的叙述更具现场感：“在巴黎期间，张仃先生想看有关毕加索的电影，恰好有位帮助我们工作的老华侨，知道有个专门放映旧纪录片的小电影院，于是带领我们前去。张仃先生终于看到毕加索作画的纪录片（即法国著名电影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拍摄的纪录片《毕加索的秘密》）。这部片子拍得实在太好，大小画面、全景特写互相穿插，摄影师拍摄的方法很特别：毕加索在直立的白纸上用黑笔作画，摄影师从正、反面拍摄，毕加索画每根线的过程，都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影片把毕加索旺盛的精力，惊人的艺术劳动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张仃先生十分佩服毕加索，看完这部电影非常兴奋、激动，说：‘这次回去要画画，做职业画家。’”
三十年后，张仃曾对记者讲述拜访毕加索时的情形：“那是一天的下午，我们来到了毕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边的一所别墅。当时毕加索睡完午觉，从楼上走下来，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他领着我们先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华贵，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画家，他卖的一幅画的价钱，可以购买了他一生用不完的绘画材料。可是，在这位世界著名的大画家的工作室里，除了他的作品是新的，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是不断脱落的灰迹，沙发旧得已经露出了彈簧……所有这一切，这位艺术家好像一点没意识到。他的工作室里，所有的墙上、地上都挂满、摆满了大量新作。可以想象到，他的全部注意力、思想、感情、心灵和生命都投入到艺术的世界中去了。他惊人的艺术劳动和异常旺盛的精力，十分令人佩服。”
时过境迁，记忆经过筛选，留下最珍贵的颗粒。张仃对毕加索的全部感应，一言以蔽之：艺术至上。在回忆父亲讲述代表团一行人去法国作家维尔高尔家做客时，张郞郞这样叙述：张仃没想到，身为法国作家协会的会长，居然没有工资，靠夫妻两人的手艺养家糊口;维尔高尔用稿费买下一个农村废弃的磨坊，因地制宜，改造成一个朴素大气、具有艺术品位的两层住房。在磨坊的粮仓里，安装一台半自动丝网印刷机，半手工复制高清名画，过着清贫而充实的生活。在这座磨坊里，维尔高尔写出他的获奖大作、长篇小说《海的沉默》——“老爸讲到这里，高兴地对我们说：画家、作家只有在这种生活方式下、这种精神状态下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佳作。我和你妈妈也决定了，以后我们就不再拿国家的工资，不再住在单位的宿舍里。我们都成为自由的艺术家、作家，就用我们作品的稿费来养家糊口”。
不难看出，张仃的真情表白中隐含一个构想，那就是相信“通灵宝玉”一定能够找回。张仃的办法很简单：脱离体制化、集体化的生活方式，像毕加索、维尔高尔那样，做一个自由的、自食其力的职业艺术家。
张仃坐言起行。据张郞郞回忆：老爸变卖心爱的徕卡相机，加上家里的仅有存款，买下景山东街中老胡同的一个两进的小四合院，于1956年底搬出大雅宝胡同二号中央美院的集体宿舍，搬进新的居所。后来又在香山脚下发现新的世外桃源，于是砸锅卖盆、东凑西拼，加上向张光宇先生的借款，终于在香山北辛村后街买下一个标准的四合院。与此同时，他与昔日艺友张光宇、张正宇、丁聪、郁风、黄苗子、吴祖光、华君武、胡考等一起，积极筹划同人杂志《万象》的复刊（已经民政部批准），拟定的第一期目录上，打头文章就是他的《会晤毕加索》。
回顾张仃的一生，令人慨叹万端。做一名自由的职业画家，是张仃原本的初心，也是他一辈子的梦想。时代的激流，救亡的使命，却将他早早卷入革命的队伍，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比较重要的螺丝钉。即便如此，职业画家的梦想依然萦绕不去。当年在鲁艺的东山窑洞闲聊时，胡考问张仃：“革命胜利了，准备干什么？”张仃不假思索地回答：“种几亩地，然后，画画。”
所幸的是，张仃躲过了“右派”的厄运，他的“通灵宝玉”也被埋藏到心底，许多年之后，才真正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第一封信写于8月8日，内容如下：
光宇兄：
回来后哪里也未去，因为十分疲劳，大睡好几天，北京如旧。墨西哥与赤松夫妇画展先后开幕，为酷暑中令人振奋的事。我也极想休息一下，或去北戴河，或在北京近郊，正联系，尚未决定。见过江丰同志，工作还未谈。老庞（薰琹）正忙搬家建校，照过一面，也什么都没谈。郑（可）、祝（大年）来过，谈了些老问题，我也极难表示意见。郁风奔上海，黄部长（苗子）在家做隐士，如此而已。今天想去故宫看看，再谈。
祝海滨生活快乐，嫂夫人问好！
信中的“墨西哥”，是指“墨西哥全国造型艺术阵线油画版画展览会”（1956年7月31日至8月19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赤松夫妇画展”，则是“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原子弹灾害图及访华旅行写生展览会”（1956年8月4日至8月10日在中国美协展览馆举办）。张仃视两个展览为“酷暑中令人振奋的事”，先告为快。信中所述“工作”问题，在8月22日第二封信中有更清楚的交代：
光宇兄：
大年昨自海滨归来，得知你那儿一些情形。我本打算也避暑一番，但等来等去，暑已过去。也就没有什么避的必要了。我现又设法在西山一带找房，乘秋凉画一阵画。
原子之画结束，墨西哥也快闭幕了，看了人家的东西，不胜感叹。这些画都似曾相识，就是画不出了，如失了“通灵宝玉”——我想路子一定能找到的。
北京空气较前大不相同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鼓舞了文化界，美协昨天开了会，谈得很热烈，有的同志提出美术界应该自由结社，创立流派，举行个人展览，——都是很好气象。
中国画院，工艺学院，我都无去的打算，希望向职业化方向努力，当然还要经过若干困难。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重聚京华。
岁月封存六十余年之后，两封信于2017年在“象势空间”策划的《张光宇文献展》中首次公开。应当承认，在张仃当时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很难读到这种随性的表达，这是写给知己的私房话，字里行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圈内人士知道，张光宇是张仃的伯乐，也是张仃亦师亦友的知交;民主人士张光宇称张仃为“我们的政委”，并表示“张仃到哪儿我也到哪儿”，可见他们的关系不同寻常。
归纳起来，信中表达了三点意思：第一，张仃不打算去工艺学院（即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院），也不打算去中国画院（他正参与筹备的北京画院）;第二，北京近期举办的“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原子弹灾害图及访华旅行写生展览会”与“墨西哥全国造型艺术阵线油画版画展览会”，给张仃强烈的刺激，令他感叹“失了‘通灵宝玉’”;第三，党的“双百”方针和文艺界的新气象，使他欢欣鼓舞，欲重温旧梦——做一名自由的“职业画家”。
以上三点互相关联，其中最关键的，是“失了‘通灵宝玉’”，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无疑是生死攸关的事。“通灵宝玉”语出古典名著《红楼梦》，为女娲补天剩下的最后一块石头，经过数万年天地精气的淬炼，变成“通灵宝玉”，具有神秘的法力。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出生时，口衔此玉;以后的岁月里，只要一丢失此物，立刻丧魂落魄，变得痴呆。
作为一位受过延安革命思想洗礼的艺术家、中央美院的领导干部，张仃在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历史背景下，借《红楼梦》中的神话隐喻，试图找回失落的“通灵宝玉”，似乎匪夷所思，也充满风险。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如果在半年之后的“大鸣大放”中被“引蛇出洞”，右派的厄运在劫难逃。这同时也表明：艺术家的思想改造，并非一些人设想的那么容易，尤其是对那些艺术根性顽强的人来说。显然，在张仃的心目中，不管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艺术观念更新到什么程度，艺术的底线永远存在。这道底线与自由的精神主体紧密相关，“通灵宝玉”是这种自由精神主体的高妙隐喻。
1956年的时空背景下，张仃的这种察觉并不含太多的悲观。或问：在墨西哥及丸木夫妇的画作前，张仃何以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略略一想，不觉莞尔：原来张仃早就画出过这种画！平心而论，二十年前他在《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杂志上发表的漫画，艺术水准并不逊色于眼前的作品（当然远不止张仃，也包括他的伯乐张光宇及同行们的作品）。唯其如此，张仃才自信“通灵宝玉”可以找回——“我想路子一定能找到的”。
确实，张仃的乐观有充分的理由。其时，反右运动尚未启动，美好的理想依然在心头闪耀。除此之外，还有苏联、东欧“解冻”态势下的历史氛围。
在新中国十七年文化史上，1956年是一段黄金岁月。是年中共八大召开，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做出合理的判断，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提出“双百”方针（文艺创作上“百花齊放”，学术研究上“百家争鸣”），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短短一年时间里，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呈现繁荣景象。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等，一批具有思想锋芒的作品相继问世，极一时之盛。
张仃对艺术“通灵宝玉”的追寻，与这个大背景自然相关，但笔者以为，不久前他的法国之行，才是根本性的触机。1956年春，张仃以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的身份来到巴黎，在法国度过四个月难忘的日子，其间有机会拜见心仪已久的艺术大师毕加索，精神受到强烈震荡。张郞郞在《一九五六，老爸故事多》中的回忆可供参考：
1956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刚从巴黎回来不久，还在激动兴奋之中，心血来潮，便与母亲带着姐姐乔乔和我，一起去北海公园。在仿膳吃过午饭以后，就全家一起信步走到北海东岸小坡上。那里行人较少，母亲在树下铺了一个单子，大家席地而坐。看来这是爸妈事先设计的，前几天我们要爸爸讲讲巴黎，他说过几天给你们慢慢讲。 爸爸……讲起巴黎的见闻，绘声绘色，眉飞色舞。看来巴黎之行给他一个巨大的震撼。先讲他在巴黎如何绞尽脑汁布置出一个既有中国风味，又能体现出现代大国风度的展览，如何在艺术之都平地拔起一座独特的中国展览馆，又如何得到法国观众的欣赏和赞扬，给西方世界留下一个新中国的崭新印象。
他又给我们讲如何在博览会期间结识了留法著名画家赵无极，他和老爸一见如故，非常热情。在博览会结束以后，他开着自己的黑色老爷车带着爸爸四处走访。知道老爸最喜欢毕加索的作品，于是带他去多个收藏毕加索作品的画廊、博物馆，甚至仓库，也追寻了毕加索早年在巴黎居住或流连的旧址，老爸被毕加索大量、多元化的创作震惊了。毕加索对艺术是如此认真、勤奋、废寝忘食地探索，让他看到了真正的画家应该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的心灵受到空前激烈的撞击。父亲激情飞扬的讲述，把我们带入一个艺术童话梦境中。
关于张仃对毕加索的迷恋，随张仃赴法策展的助手李瀛的叙述更具现场感：“在巴黎期间，张仃先生想看有关毕加索的电影，恰好有位帮助我们工作的老华侨，知道有个专门放映旧纪录片的小电影院，于是带领我们前去。张仃先生终于看到毕加索作画的纪录片（即法国著名电影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拍摄的纪录片《毕加索的秘密》）。这部片子拍得实在太好，大小画面、全景特写互相穿插，摄影师拍摄的方法很特别：毕加索在直立的白纸上用黑笔作画，摄影师从正、反面拍摄，毕加索画每根线的过程，都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影片把毕加索旺盛的精力，惊人的艺术劳动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张仃先生十分佩服毕加索，看完这部电影非常兴奋、激动，说：‘这次回去要画画，做职业画家。’”
三十年后，张仃曾对记者讲述拜访毕加索时的情形：“那是一天的下午，我们来到了毕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边的一所别墅。当时毕加索睡完午觉，从楼上走下来，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他领着我们先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华贵，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画家，他卖的一幅画的价钱，可以购买了他一生用不完的绘画材料。可是，在这位世界著名的大画家的工作室里，除了他的作品是新的，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是不断脱落的灰迹，沙发旧得已经露出了彈簧……所有这一切，这位艺术家好像一点没意识到。他的工作室里，所有的墙上、地上都挂满、摆满了大量新作。可以想象到，他的全部注意力、思想、感情、心灵和生命都投入到艺术的世界中去了。他惊人的艺术劳动和异常旺盛的精力，十分令人佩服。”
时过境迁，记忆经过筛选，留下最珍贵的颗粒。张仃对毕加索的全部感应，一言以蔽之：艺术至上。在回忆父亲讲述代表团一行人去法国作家维尔高尔家做客时，张郞郞这样叙述：张仃没想到，身为法国作家协会的会长，居然没有工资，靠夫妻两人的手艺养家糊口;维尔高尔用稿费买下一个农村废弃的磨坊，因地制宜，改造成一个朴素大气、具有艺术品位的两层住房。在磨坊的粮仓里，安装一台半自动丝网印刷机，半手工复制高清名画，过着清贫而充实的生活。在这座磨坊里，维尔高尔写出他的获奖大作、长篇小说《海的沉默》——“老爸讲到这里，高兴地对我们说：画家、作家只有在这种生活方式下、这种精神状态下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佳作。我和你妈妈也决定了，以后我们就不再拿国家的工资，不再住在单位的宿舍里。我们都成为自由的艺术家、作家，就用我们作品的稿费来养家糊口”。
不难看出，张仃的真情表白中隐含一个构想，那就是相信“通灵宝玉”一定能够找回。张仃的办法很简单：脱离体制化、集体化的生活方式，像毕加索、维尔高尔那样，做一个自由的、自食其力的职业艺术家。
张仃坐言起行。据张郞郞回忆：老爸变卖心爱的徕卡相机，加上家里的仅有存款，买下景山东街中老胡同的一个两进的小四合院，于1956年底搬出大雅宝胡同二号中央美院的集体宿舍，搬进新的居所。后来又在香山脚下发现新的世外桃源，于是砸锅卖盆、东凑西拼，加上向张光宇先生的借款，终于在香山北辛村后街买下一个标准的四合院。与此同时，他与昔日艺友张光宇、张正宇、丁聪、郁风、黄苗子、吴祖光、华君武、胡考等一起，积极筹划同人杂志《万象》的复刊（已经民政部批准），拟定的第一期目录上，打头文章就是他的《会晤毕加索》。
回顾张仃的一生，令人慨叹万端。做一名自由的职业画家，是张仃原本的初心，也是他一辈子的梦想。时代的激流，救亡的使命，却将他早早卷入革命的队伍，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比较重要的螺丝钉。即便如此，职业画家的梦想依然萦绕不去。当年在鲁艺的东山窑洞闲聊时，胡考问张仃：“革命胜利了，准备干什么？”张仃不假思索地回答：“种几亩地，然后，画画。”
所幸的是，张仃躲过了“右派”的厄运，他的“通灵宝玉”也被埋藏到心底，许多年之后，才真正释放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