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0日至12日，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绵竹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绵竹市委宣传部、绵竹市酒类产业发展局协办，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唐宋酒文化研讨会”在四川省绵竹市举行。四川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参事室主任、省社科联副主席蔡竞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德阳市一级巡视员、医药食品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吴玉华，绵竹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军，绵竹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曾学武以及与会学者、媒体记者等50余人参加开幕式。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蔡发富主持开幕式。研讨会期间，与会学者到天益老号酒坊遗址、剑南春酒史博物馆、四川绵竹国家玫瑰公园、九龙棚花村等地实地调研考察，并与绵竹市委书记李栋等进行座谈交流，举行酒诗词分享活动。
　　研讨会上，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谢桃坊，馆员王定璋、张学君、屈小强、谢元鲁，特约馆员潘殊闲、王川，以及来自川内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生共30余人围绕唐宋时期巴蜀地区与酒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诸方面课题展开深入探讨。
　　蔡竞担任首场研讨学术点评人。他对会议提出的“历史上凡是酒业发达的地区都是文化高度发展之所在”的观点表示赞同。他指出，酒是文化研究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元素;本次研讨会关注并重视唐宋酒文化的研究及创新性传承发展，为开展古蜀文明、巴蜀文明及长江文化的研究传承创新打开了崭新的、重要的视角。
　　中国古典文学与酒文化的联系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多位学者对古代文学中的涉酒名篇进行解读，对传统文人的诗酒情结予以阐释。王定璋撷取李白的《襄阳歌》与杜甫的《醉时歌》进行比较，认为二篇皆为以醉酒为题材的名篇，折射出李白与杜甫身上各自的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两种特质，可谓相映成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是唐代涉酒诗的代表，屈小强细品《饮歌》，一方面肯定其张扬自我、自信自立的人文价值;同时指出，作者以极辞而隐义的手法，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忧思蕴藏于独具匠心的诗格形式中。潘殊闲以“我欲醉眠芳草”为题梳理了苏东坡与酒的不了情，认为苏轼在酒中会友，在酿酒的劳作中参悟人生的意趣与理趣，留下了众多充满酒真、酒善与酒美的诗词文赋;他所追求的亦醉亦醒的境界，体现了淡泊名利、随遇而安、随缘自适的哲学智慧。张邦炜将南宋状元王十朋的《夔州诗》与同时代的诗家方回的酒诗进行比较，指出王十朋之酒风有节制，不狂饮，其酒诗始终拥有“一代正人”的本色，讲正气，倡廉洁，充满忧国忧民之心。王燕飞对初唐诗人王绩的散文《醉乡记》进行解读，指出作者通过民风质朴率真的“醉乡”，寄寓了诗人理想社会的内涵、对魏晋风度的追摹。舒大刚向会议提交的论文着眼于李白的酒诗名篇——《月下独酌》（其二），指出不应单单以“政治失意”“借酒浇愁”来理解它;认为此篇表达了以酒“通神悟道”的超然旨归，体现了诗人超越名教和万物的高尚情操，堪称李白的“酒哲学”“酒宣言”和“酒纲领”。中国历代文人多以酒为比兴、以酒为寄托，堪称诗酒一体。王学东将古代与现代连接起来，勾勒出中国文人至今犹存的千年诗酒脉承。他进一步指出，比较古代文人，现代文人以酒起兴，发起了存在之追问，并形成了对“麻醉”进行批判的独特的价值尺度。李伟解读了“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的酒文学作品，概括出“醉侯”刘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的性格特质以及所倡行的酒德文化。李庶列举了中国诗歌史上有代表性的涉酒诗，提出唐代咏酒诗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情和人们的思想情感，是透视唐代社会生活文化的一面镜子。
　　唐宋时期，酒类的生产、销售、消费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酒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王川从唐诗中勾稽出“酒家胡”与“胡姬”相关诗句，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揭示了异域文化对推动唐代“诗酒文化”创新与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酒楼、酒店的兴盛体现着宋代都市经济的繁荣。谢桃坊指出，北宋以后我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发展阶段，新兴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对宋代市民社会生活与酒文化的关系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榷酤”是中国古代酒业管理的一种专营制度，彭东焕对宋代四川榷酤进行考释，一方面以酒税揭示了四川酒业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分析了宋代四川地区在酒务管理方面的改革措施及影响。“酒经”是古代记录酿酒技艺的专书，是对当时酿酒技术的科学概括。王永波、刘浪考述了唐宋时期有关酒的20余种著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王怀成将敦煌文献《茶酒论》与西夏文献《骂酒说》予以比较研究，提出从唐代的“茶”“酒”争胜到西夏有“酒”无“茶”，反映了西夏时期河西走廊普通民众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准的双重下降。汤君则专注《骂酒说》一文，在完整介绍《骂酒说》全文基础上，总结了西夏社会中酒的功用及文化内涵，以及酒在西夏文学中的表现特点。
　　巴蜀地区具有悠久的酿酒、饮酒历史和厚重的酒文化。历年考古发掘中以酒器为代表的礼器都是大宗物件。陈德安表示，三星堆发掘出土了琳琅满目的酒器，充分证明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包括巴蜀文明在内的中华各地文明都显示出“以酒为礼”的文明特征。他提出，积极开发、利用、用活三星堆文化遗产与剑南春酒业的历史遗存，可以成为推动今天川酒业发展的凭依及推力。唐宋时代的成都是文学之城与诗歌之都。谢元鲁指出，成都文学与诗歌的兴盛与蜀中酒业与酒文化的发达密不可分。他列举了众多文人骚客在成都写就的千古名咏，道尽了唐宋成都的诗情酒韵。李天鹏梳理了唐宋文人对成都的华丽书写，认为其所展示的酒文化表达了关于自然与自我及人性的认识，其中蕴含的酒神精神亦融入进中华文化的血脉中。罗静从历史、文学、社会风俗三个方面勾画出一条唐宋酒文化的价值线，并就成都酒文化宣传中打好历史文化牌提出若干建议。当前国家正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邓经武别具慧眼，抓住同为巴蜀文化圈川渝人都好酒的特性，提出川酒应当抓住机遇，积极介入，担当媒介，成为川渝融合发展的有力抓手。谭城分析了水井坊丰富的酒文化，并就当代水井坊品牌的营销策略进行了概括。
　　川酒“剑南之烧春”在唐代被记载入《唐国史补》，位列唐时14家名酒之一，从此名闻天下。宁志奇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着手，全面叙述了四川绵竹自先秦至当代的酒文化发展史，为大家提供了清晰的研究脉络。杨玉华用丰富的史料追溯了“剑南春”的前世今生，指出“剑南春”是川酒之中记载最早、历史最悠久、知名度最高，且古今传承不绝的名品，是蜀中酒文化的代表;提出应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高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张学君从唐宋时期酿酒业的兴盛，特别是蜀中“剑南烧春”创制出世界最早的蒸馏酒谈起，对唐宋时期蜀酒产销方式、专卖制度以及宴饮习俗作了论述。谢应光、蒋琴对唐宋诗歌中关于“剑南”“春”“烧春”等的记录进行整理，认为这些诗歌凸显了诗人们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剑南印象，说明了酒在当時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者单位：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