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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五年（1866），在法国巴黎，19岁的张德彝（1847-1919，祖籍辽宁铁岭）有幸目睹了这样一种神奇的物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作为一名勤于思考的青年学子，他在质疑其“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将其命名为“肾衣”。这样雅致的称谓，较之后世通俗的学名——避孕套，文化底蕴不可同日而语。
有理由相信张德彝只是纸上谈兵，他不会也没有机会尝试这一新鲜洋玩意儿，在斌椿（1804-1871）团长的严格调教和指导下，他除了认识到肾衣可以“却病”，还可避孕。年轻的学子再次开动脑筋，运用儒家思想进行抨击：“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
正是因为自觉维护纲常，凡事认真钻研，张德彝以后仕途坦荡，不仅被清政府先后派驻英、比、意任公使，还一度成为“帝师”——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
对一个贫寒旗人子弟来说，这样的修为，足以光宗耀祖，他最应该感恩的，当是一个人和一所学校。没有这个人，他不会走上外交之路；没有这所学校，一切都无从谈起。这个人，便是斌椿使团的推手赫德（1835-1911，英国人，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达45年）；这所学校，便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京师同文馆。
一个洋人，肩负着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重担，却与一所学校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还是在咸丰十年（1860）签订《北京条约》时，由于缺乏合格的翻译，只得依靠外国人来充当，以致恭亲王奕訢被洋翻译忽悠，在《中法条约》中搀入了不少关于传教士特权的内容，“这使大清帝国处于屈辱的处境”。
吃了这样的大亏，恭亲王及其僚属便在1861年1月提议设立总理衙门的奏折里，建议“设立外文学馆，培养熟谙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依照俄罗斯文馆的先例，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入馆学习”。清廷很快就予以批准，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传教士包尔腾担任教习。1862年7月11日，“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张，15岁的张德彝，成为同文馆首届10名英文生中的一员。次年，法文馆和俄文馆同时开学，又各派10名八旗子弟入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原蒙古族大臣赛尚阿的府第内，正院为衙门大堂，东院即为同文馆。这样的格局，注定了同文馆从老师到学生都备受荣宠。按规定：洋人教习领取高额俸银，学生根据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所谓“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名称，意为灯油费，就是每月发给几两银子，作为奖学津贴，以此鼓励“西学”。
彼时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现今人民币300元左右。这大笔白花花的银两，都由总理衙门从船钞收入中提取三成支出，换句话说，统统是海关买单。
1861年夏天，赫德第一次到北京时，就从恭亲王那里听说了这所新诞生的学校，并马上被它潜在的能力所打动。不过那时的赫德只是代理总税务司，而学校尚未开学，且海关事务十分繁忙，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发挥积极作用。
转眼就到了次年秋天，赫德第二次到北京时听说同文馆开学了，他的兴趣也就更大了。“他不须别人提醒，便意识到，如果引导有方，这所学校不仅可以在促进中国和外界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方面，也可以在同样重要的方面——中国本身的内部发展，起积极的作用”，但是海关事务仍然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直到1865年8月，恭亲王奕訢召赫德进京并在京定居，“从那时候起，赫德才能够，也的确热情地投身于支持和发展这所新生学校的工作之中”。
开办同文馆的本意是将西学的新芽嫁接到中学的砧木上。但事实上，中学与西学依旧分为两途，“中学唯我独尊，西学被排斥于华夷之辨的文化壁垒之外”。因此，大多数人还是希望遵循旧例，沿着科举体制的阶梯向上攀援。
为此，同文馆章程不得不做出妥协规定：“遇乡会试年份，学生有愿应试者，准给一个月假期。”这样，有些同文馆学生便不愿专心攻读西学，特别是那些官宦子弟，拿着学校每月发的薪水，不是遛鸟斗蛐蛐，就是逛八大胡同。而张德彝是出身一般的汉军旗子弟，平时求学刻苦，很快就在学生中脱颖而出。
春去秋来，在收获的日子里，三馆学生迎来了毕业季。大臣们眼见中国近代第一批翻译人才成长起来，由衷喜悦。“于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按馆分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面试……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其翻译各文虽未能通体贯串，亦尚有相符之处，外国语言亦多吻合”。对其中6人授予八九品官衔，其余记优、记过再留馆学习，劣者退回本旗。
张德彝便是经此1865年大考后，被奏保为八品官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他能和这次大考的阅卷老师赫德一起，同船前往欧洲游历，自此开启了他梦幻般的外交生涯。
原来，这年冬天，赫德拟请假半年，回英国省亲并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他决定利用这个好机会。启程前，他向总理衙门建议，“为了见识见识中国以外的世界，应该指派一名税务司带领一些同文馆的学生和他一道旅行。还有，应该授权让他招聘外国教授到同文馆来教授西方科学。”这两个提议都得到恭亲王的支持。
1866年3月，赫德带着张德彝等三位同文馆学生离开中国，为防止他们少不更事贻笑外邦，由斌椿（赫德的秘书，时年63岁）带领前往，这样就“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为壮观瞻，朝廷赏给斌椿三品衔，同文馆生赏六七品顶戴。如此，寸功未立的张德彝又进步了。
9月，赫德闪婚后携夫人返回中国，同行的有为同文馆聘请的5个欧洲教习。这些洋教习受到奕訢的重视，他奏请开设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课程，信心满满地想把同文馆办成一所近代综合性大学。
事实上，由于缺乏合格的领导人，以及顽固派的抵触，同文馆随时可能触礁。而赫德也根本不可能抽出充足的时间，为学校提供足够的管理措施。于是，任命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总教习来管理和协调，便显得尤为重要。“赫德相信，丁韪良博士正是这个职务的合适人选”。
美国人丁韪良（1827-1916，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62个年头，是个“中国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学校的需要和能力。他以充沛的精力投身于校务，先后设置了8门课程，包括一种西文及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后又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在他的悉心关照下，同文馆稳步发展，学生多达百人。但这个谦虚的总教习却将功劳归给赏识他的赫德。据丁韪良回忆，1869年9月赫德要丁出来主持馆务，“他决计每年从海关方面拨给我一笔整款，以供学院之用。当时我就答道：‘擦擦灯台，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供给灯油。’他答允了。自此二十五年间，践行约言，未尝或渝。”
正是这个践行了25年的诺言，令丁博士无限感慨：“就同文馆说来，赫德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保姆）而已。”
1902年，同文馆终于具备了升为大学的条件，并入京师大学堂。也就在这一年，张德彝达到了他外交生涯的顶峰——出任驻英公使。一直关注着他成长的“父亲”赫德，在前一年的10月18日便得到了消息，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驻英公使）罗丰禄的继任人可能是德彝——现在人称张大人——他在1866年曾随我赴欧洲。他在此并非‘权臣’，但他为人和善，这对同文馆来说，将具有奖赏之意，我为之高兴。”
有理由相信张德彝只是纸上谈兵，他不会也没有机会尝试这一新鲜洋玩意儿，在斌椿（1804-1871）团长的严格调教和指导下，他除了认识到肾衣可以“却病”，还可避孕。年轻的学子再次开动脑筋，运用儒家思想进行抨击：“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
正是因为自觉维护纲常，凡事认真钻研，张德彝以后仕途坦荡，不仅被清政府先后派驻英、比、意任公使，还一度成为“帝师”——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
对一个贫寒旗人子弟来说，这样的修为，足以光宗耀祖，他最应该感恩的，当是一个人和一所学校。没有这个人，他不会走上外交之路；没有这所学校，一切都无从谈起。这个人，便是斌椿使团的推手赫德（1835-1911，英国人，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达45年）；这所学校，便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京师同文馆。
一个洋人，肩负着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重担，却与一所学校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还是在咸丰十年（1860）签订《北京条约》时，由于缺乏合格的翻译，只得依靠外国人来充当，以致恭亲王奕訢被洋翻译忽悠，在《中法条约》中搀入了不少关于传教士特权的内容，“这使大清帝国处于屈辱的处境”。
吃了这样的大亏，恭亲王及其僚属便在1861年1月提议设立总理衙门的奏折里，建议“设立外文学馆，培养熟谙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依照俄罗斯文馆的先例，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入馆学习”。清廷很快就予以批准，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传教士包尔腾担任教习。1862年7月11日，“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张，15岁的张德彝，成为同文馆首届10名英文生中的一员。次年，法文馆和俄文馆同时开学，又各派10名八旗子弟入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原蒙古族大臣赛尚阿的府第内，正院为衙门大堂，东院即为同文馆。这样的格局，注定了同文馆从老师到学生都备受荣宠。按规定：洋人教习领取高额俸银，学生根据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所谓“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名称，意为灯油费，就是每月发给几两银子，作为奖学津贴，以此鼓励“西学”。
彼时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现今人民币300元左右。这大笔白花花的银两，都由总理衙门从船钞收入中提取三成支出，换句话说，统统是海关买单。
1861年夏天，赫德第一次到北京时，就从恭亲王那里听说了这所新诞生的学校，并马上被它潜在的能力所打动。不过那时的赫德只是代理总税务司，而学校尚未开学，且海关事务十分繁忙，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发挥积极作用。
转眼就到了次年秋天，赫德第二次到北京时听说同文馆开学了，他的兴趣也就更大了。“他不须别人提醒，便意识到，如果引导有方，这所学校不仅可以在促进中国和外界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方面，也可以在同样重要的方面——中国本身的内部发展，起积极的作用”，但是海关事务仍然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直到1865年8月，恭亲王奕訢召赫德进京并在京定居，“从那时候起，赫德才能够，也的确热情地投身于支持和发展这所新生学校的工作之中”。
开办同文馆的本意是将西学的新芽嫁接到中学的砧木上。但事实上，中学与西学依旧分为两途，“中学唯我独尊，西学被排斥于华夷之辨的文化壁垒之外”。因此，大多数人还是希望遵循旧例，沿着科举体制的阶梯向上攀援。
为此，同文馆章程不得不做出妥协规定：“遇乡会试年份，学生有愿应试者，准给一个月假期。”这样，有些同文馆学生便不愿专心攻读西学，特别是那些官宦子弟，拿着学校每月发的薪水，不是遛鸟斗蛐蛐，就是逛八大胡同。而张德彝是出身一般的汉军旗子弟，平时求学刻苦，很快就在学生中脱颖而出。
春去秋来，在收获的日子里，三馆学生迎来了毕业季。大臣们眼见中国近代第一批翻译人才成长起来，由衷喜悦。“于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按馆分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面试……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其翻译各文虽未能通体贯串，亦尚有相符之处，外国语言亦多吻合”。对其中6人授予八九品官衔，其余记优、记过再留馆学习，劣者退回本旗。
张德彝便是经此1865年大考后，被奏保为八品官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他能和这次大考的阅卷老师赫德一起，同船前往欧洲游历，自此开启了他梦幻般的外交生涯。
原来，这年冬天，赫德拟请假半年，回英国省亲并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他决定利用这个好机会。启程前，他向总理衙门建议，“为了见识见识中国以外的世界，应该指派一名税务司带领一些同文馆的学生和他一道旅行。还有，应该授权让他招聘外国教授到同文馆来教授西方科学。”这两个提议都得到恭亲王的支持。
1866年3月，赫德带着张德彝等三位同文馆学生离开中国，为防止他们少不更事贻笑外邦，由斌椿（赫德的秘书，时年63岁）带领前往，这样就“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为壮观瞻，朝廷赏给斌椿三品衔，同文馆生赏六七品顶戴。如此，寸功未立的张德彝又进步了。
9月，赫德闪婚后携夫人返回中国，同行的有为同文馆聘请的5个欧洲教习。这些洋教习受到奕訢的重视，他奏请开设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课程，信心满满地想把同文馆办成一所近代综合性大学。
事实上，由于缺乏合格的领导人，以及顽固派的抵触，同文馆随时可能触礁。而赫德也根本不可能抽出充足的时间，为学校提供足够的管理措施。于是，任命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总教习来管理和协调，便显得尤为重要。“赫德相信，丁韪良博士正是这个职务的合适人选”。
美国人丁韪良（1827-1916，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62个年头，是个“中国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学校的需要和能力。他以充沛的精力投身于校务，先后设置了8门课程，包括一种西文及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后又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在他的悉心关照下，同文馆稳步发展，学生多达百人。但这个谦虚的总教习却将功劳归给赏识他的赫德。据丁韪良回忆，1869年9月赫德要丁出来主持馆务，“他决计每年从海关方面拨给我一笔整款，以供学院之用。当时我就答道：‘擦擦灯台，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供给灯油。’他答允了。自此二十五年间，践行约言，未尝或渝。”
正是这个践行了25年的诺言，令丁博士无限感慨：“就同文馆说来，赫德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保姆）而已。”
1902年，同文馆终于具备了升为大学的条件，并入京师大学堂。也就在这一年，张德彝达到了他外交生涯的顶峰——出任驻英公使。一直关注着他成长的“父亲”赫德，在前一年的10月18日便得到了消息，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驻英公使）罗丰禄的继任人可能是德彝——现在人称张大人——他在1866年曾随我赴欧洲。他在此并非‘权臣’，但他为人和善，这对同文馆来说，将具有奖赏之意，我为之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