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先生的《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编写过程的一部书。《七十年》编写于1990-1991年，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金冲及全程参加了该书的编写工作，听过胡乔木、胡绳两位党史大家在编写过程中的多次谈话，并详细作了记录。多年之后，他把记录整理成书，如实反映了党史大家为《七十年》这部书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也体现了这部深受欢迎的党史著作是怎样写成的。
　　《七十年》是一部精良的党史著作。该书在1991年首次出版时就发行了500多万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而且一印再印。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广大读者愿读、爱读的党史读本。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和魅力？我想是因为它做到了胡乔木先生在书中“题记”里评价的：“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党史书籍要做到可读、可信、可取，是对编者的一种极高要求，也是极难达到的要求。可读，就要有新意，要让人能够读下去，无沉闷之感；可信，就要尊重历史和史实，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取，就要讓读者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七十年》这部书达到了这种极高的要求，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
　　这部书如何达到如此高的标准和要求？这是一本“高端制作”的书，是由当时诸多党史工作者，尤其是诸多党史研究专家名家共同努力、精心打造的一本书。两位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大师——胡乔木先生和胡绳先生亲自把关，对史料和史实作出全局性的分析和开创性的判断；众多从事党的重要工作或党史研究工作多年的领导专家积极参与，如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金冲及，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沙健孙、郑慧，以及后来参加第九章编写的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等。
　　当年，党史大家凝神聚力，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精良的党史著作。今天，我们通过了解这段历程，学习这段历程中的人和事，尤其是细读大师在编写过程中的谈话记录，对于党史书籍写作、党史书籍要写得“可读、可信、可取”而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党史书籍写作首先要有“意”，要明确党史写作的立意。党史不同于国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党史之所以是党史，就是要如实反映我们党一步步走来的历史。要通过这种反映解决什么问题，从而实现“资政存史育人”的目的。《七十年》这本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国内政治风波之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时期，社会上思想比较混乱的时候。而编写《七十年》的目的，就是通过如实回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史，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党，做过些什么，对国家和民族发挥了什么作用；还要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对人们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回答，科学地说明中国为什么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其他道路。基于这个目的，胡乔木先生在最初讨论编写大纲时谈到：“希望写的时候，这个稿子能对思想界澄清一些混乱，有这个目的和没有这个目的写起来很不一样。”而这种党史写作的立意，也影响和决定了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对于材料的把握和取舍。因为是党的历史，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就要写清楚与党有关系的事情，而跟党史关系太远的事情，就不能占很多的篇幅。胡绳先生在把关《七十年》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章节时说：“这部分不是写文革史，是写文革中的党史。党的部分权力被篡夺是事实，但是党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力量。”
　　其次，党史书籍写作要把握“气”，也就是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历史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也是曲折的。回顾历史，书写历史，要找到发展的脉络，才能做到历史的连贯和相通，也才能对某个时间点、某个时段的历史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所谓“气”，是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新鲜事物出现的前因后果，是症结矛盾背后的错综复杂。正如胡乔木先生在讨论大纲时指出：“要找到一个脉络，才能笼罩全书，才有这么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这不是一个人能够简单说清楚的……新的体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拿出个完整的东西来，总是会有许多矛盾。要有研究，有讨论的气氛。”
　　第三，党史书籍写作要力求“实”，要遵照历史、尊重史实，努力做到客观公正。党史要让人信服，关键是要 “实”。只有如实地反映历史，党史著作才能立得住脚，也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很多时候，都要努力做到字斟句酌。一个词的增减、一句话的变动似乎都是非常小的调整，对于党史而言，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表述上，对一些客观事件的澄清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通过字斟句酌，使史书的内容更能尊重历史、尊重史实，也平衡了各方面的观点。如胡绳先生在指导《七十年》第一章“共产党的创立”修改时，指出原稿中“李大钊在日本接触到社会主义”的提法不准确，并强调：“不要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要说就说清楚。”出版后的《七十年》一书，已经没有类似的提法。胡乔木先生在初稿完成后因身体原因，集中审阅了后三章，对个别字词进行了高水平、高质量的修改。正如胡绳先生所讲：“这里，我还必须讲一下胡乔木同志在审阅这本书时亲笔作的修改和根据他的意见进行的修改。虽然这些修改的地方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是举几个例子作代表，我以为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修改不但使本书增加光彩和减少疏漏，而且也反映出乔木同志对于党史的真知灼见。”
　　另外，对于党史书籍写作而言，除了编者自身的学术水平是前提之外，其对党史工作的敬业和负责精神也是尤为重要的。《七十年》一书的编写，融汇了当时众多专家学者的心血和努力。党史大家齐聚在玉泉山上，历经半年多的时间，一遍遍改稿；有的时间更长，从初稿形成到最终定稿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无数次修改。胡乔木先生在病重期间，以惊人的速度审阅、修改后几章书稿，并做了全书的重要题记，这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钱钟书对此非常欣赏，誉为“思维缜密，辞章考究”。胡绳先生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甚至体力透支的程度，对全书从头到尾进行细致的修改完善。金冲及先生参加了成书的全过程，并把当时的谈话详细记录了下来，在其80多岁高龄之际将记录整理成书。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他还在书中做了大量注解。正是由于党史前辈们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才成就了《七十年》这部书。今天，我们不仅应向老一辈党史工作者的情怀学习致敬，更应该继续努力践行这份对党史工作的坚守和执着。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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