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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之，本名范江华。渑池电视台编辑。有作品在《散文选刊》《安徽文学》《当代人》杂志上发表。出版有散文集《穿行》《梦回雅宋》。
外婆住在乡下的时候，母亲每个月都要回去看望，拎着大包小包东西，后面带着我，有时是父亲，就像古代富人出门带着脚夫一样。
公共汽车只能坐到村口，下了车，就得帮母亲拎东西，我每次都埋怨：干啥买这么多东西啊，外婆和外公又吃不完，不是被邻居的小孩骗吃了，就是放在篮里长毛发霉了，不会少买点。
母亲也不辩解，只用讨好的语气说：来来来，我再拿一点。我看看母亲，两只手提两个大塑料袋，一袋蔬菜，隔着袋子翠青嫣红微微凸起，一袋熟肉，一只鸡脚高高蹬在袋口，腋下还夹一个包裹，估计是给奶奶添置的新衣。便知母亲说的是虚让的话，只好撅着嘴，掂着鸡蛋箱子和点心，在两脚间磕磕绊绊向前走。
外婆住的院子在大路边上，隔着低矮的土墙，半树桃花粉艳艳地探出脸来，很是喜气。七八月间还有红嘴美人尖的桃子在树上招摇，我愿意跟着母亲看望外婆，多半是因为这棵桃树。
母亲一走到院门口，就夸张地大声叫着：妈，妈，我来了。外婆一准急火火的从幽暗的堂屋里走出来，跨过门槛，两只手在空中架着，小碎步在地上换得飞快，嘴上笑成一朵花：萍萍，你回来了。好像外婆一直在屋里坐着，就等这声喊一样。母亲都多大人了，外婆还叫母亲萍萍，我都有点听不下去，可母亲还是欢快地答应着，急急迎上去。更可气的是，外婆每次见到我，总要问一句：这是小华吧，都这么高了，赶紧进屋。我装作没听见，脸一扭，把眼睛看向院墙边那棵妖妖灼灼的桃树。母亲赶紧转过身来，讪讪对我一笑，小声说：你外婆有点糊涂了，记性不好。
糊涂，我才不相信呢，她認得母亲，怎么就老是不认得我。但我懒得理会外婆，因为过不了一会，她肯定还要再问一遍：这是小华吧，都这么高了。外婆的记忆也许是漏斗型的吧，只有体量大密度大比重大的才会卡在漏斗口下不去，无足轻重的都被自动过滤掉了，包括我这个唯一的外孙女。
外婆拉着母亲的手一进屋，就把母亲按坐在床沿上，然后开始在抽屉里翻东西。外婆屋里有一张三斗桌，年代应该很久远了，油光光黑乎乎的看不清颜色，桌面上压一块玻璃板，玻璃下面正中间的位置放着一张全家福，黑白照片，只有七寸，周边是锯齿样的小花边，外婆和外公坐在正中间，后面站着母亲和两个舅舅。那时母亲尚留两个粗黑的大辫子，搭在胸前，两手紧贴裤缝站得挺直，眉眼间全是少女情态。两个舅舅还是懵懂少年，但大舅站得端端正正，二舅却歪头噘嘴，一幅小儿无赖相。外公表情刻板拘谨，看得出照相时很拿捏，倒是外婆，柳眉横飞，粉面含威，一家之主的气势在褪色的相纸上依然呼之欲出。
许多年后，当我再次细细审视这张全家福的时候，我会惊讶上帝对每个人的安排其实早已公布：比如母亲当了一辈子教师，凡事为人师表，不但站立时习惯手贴裤缝，走路时也是挺胸抬头的标准走姿，这种无形的标准还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仿佛母亲每做一件事，都有一条看不见的裤缝隐藏在她的身边。大舅混迹政界，却一生正直，清白，像他的站姿一样端正。二舅少时便浪荡江湖，人到中年依然漂泊不定。至于外公和外婆，如果外婆的人生精彩如一本书，外公则单调如书的封面，是一眼便看尽全部的那种。
全家福周围摆的都是外婆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们的照片或者合影，但我敢打赌外婆肯定分不清，因为每次母亲回来，都要指着玻璃板下面的照片给外婆指认一遍，外婆总是频频点头，半天发出“哦”的一声，好像已经恍然大悟了一样。
三斗桌下边有波浪形的花边和三个并排的抽屉，抽屉也是黑乎乎的，抽屉上安有黑锈的拉环，用手拉起放下的时候，会发出金属的钝响。外婆藏起来的好东西一般都放在抽屉里，有时是手帕包着的几颗奶糖，有时是一捧青红相间的酸枣，有时是外婆自己炸制的果子，也不知道放了多久，拿出来的时间已经潮软了，母亲照例接到手里，一边吃一边夸外婆的手艺。“小华也吃吧。”外婆虚浮地让着，我赶紧摇摇头。
我从来不吃外婆的东西，只要拉开那个抽屉，就有一种久远的令人懊恼的混杂气息飘散出来，外婆便也不再让了，只是满心欢喜地看着母亲，催她快吃。
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坐在屋里陪外婆说话，告诉外婆买来的东西应该怎样吃，如何放，帮外婆试新做的衣服，透过木头格子的小窗，可以看见她们娘俩头碰头说着体己话，母亲嗓门大，有里笑声能从屋里窜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公常常意外地从我的记忆里消失，好像他不是下田干活，就是蹲在屋檐下一声不吭地抽闷烟，几乎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角色。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在院子里溜达，逗逗鸡圈里埋头啄食的母鸡，到墙根边捉几只蜗牛，放到石板上，等它们探出柔软的身体，在石板上犁出湿湿的水痕。百无聊赖的时候，就坐到院子里的桃树下，看一种琥珀色的尖头小蚂蚁，在桃树上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它们忙碌且有序的样子，让人想到日子的庄重和仪式感，想必蚂蚁们的每一天，都是充实和饱满的吧，至少它们从不孤单。倒是桃树树干上渗出的透明桃胶，带着淡淡的忧伤意味，它们像是从某个伤口里流出来的泪。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终于起身告辞了，外婆必定从屋里追到院子里，像孩子一样扯着母亲的袖子，几乎是哀求着说：你在这儿住两天再走，让小华先回吧。
母亲大惊失色：那怎么行，这儿离县城十多里呢，小华一个人坐公交车我不放心。再说家里一摊子事，都等我回去做呢。
外婆和母亲说不通，就转身向我，两手做着向往泼水的姿势，赶我走：小华，让你妈在这儿住两天，你都多大闺女了，自己回吧，坐车小心点。
我一听就来气，赌气跑出院子，径直一个人头也不回先走了。不一会儿，就听到母亲在身后气喘吁吁地叫着：小华，小华。母亲的脚步声沉闷而急迫，我能想像溅起的灰尘，让奔跑的母亲像一个冲锋的战士，我心里一阵窃喜，但我依然不愿理睬母亲，又加快了步子。
这样的追赶与和解，在那条斑驳的乡村小路上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回，我也是在这条路上，偷偷衡量出了母亲的爱，在母亲心里，我还是重于外婆的，这让我愿意原谅外婆对我的健忘、吝啬和薄情，毕竟，我只在意我爱的人。 后来，我也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女儿。我才发现，其实我爱女儿也是超过母亲的，但这并不影响母亲爱我。人们常说母爱伟大，也许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从不要求对等的爱，只是以自己的方式一味地给，不厌烦，不疲倦，也没有穷尽。
每个周末，我都会带着女儿去看望母亲，那时，外公已经去世，母亲也把外婆接到家去住了，外婆依然每次都要确认：我是不是小华，我的女儿是不是小小。我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外婆的健忘了，外婆却又多了一个花样：不是赶着我去帮母亲洗衣，就是赶我到厨房帮母亲做饭，母亲不让我插手，每次都把我从厨房里推出来，女儿小小见状，一准上来打抱不平：哎呀，外婆，你干啥老推妈妈呀。
外婆，母亲，还有我，都被逗笑了，只有女儿一脸不解地看着我们。女儿尚分不清，这推推搡搡之中，这边藏的是爱，那边藏的是深爱，就像她分不清，外婆爱母亲，母亲爱我，我爱她，而我们四个人还因血缘的缠绕，爱也彼此缠绕在一起一样。
外婆八十五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母亲和两个舅舅轮流在医院侍候，外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总是赶母亲走，让母亲回家歇歇，不用管她。糊涂的时候，又一个劲叫母亲的名字，抓住母亲的手不松，害得母亲寸步不离。我心疼母亲，只好勤去医院替换。
那天中午，我刚到医院，外婆就急着赶母亲回家吃饭，说医院只留小华照顾就行。外婆第一次如此确定的认清我，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母亲也许是真的累了，给我简单交待了一下注意事项，就回家了，中午的病房静悄悄的，外婆半躺在床头输点滴，透明的输液瓶里有规律地泛起一串串泡泡。
我在床头坐下，打量着半闭眼睛的外婆，她头发花白稀疏，能看见肉色的头皮，本来是尖瓜子的小脸，因为浮肿和岁月的承重，變成圆而下坠的西瓜子。是谁说岁月从不败美人，时间面前，没有人可以侥幸逃脱，外婆也不例外。只是她现在看起来面容倦怠，一场病似乎耗尽了她的心力，她的呼吸粗重而涩滞，一床棉被随着臃肿的肚子微微起伏，搭在肚子上的双手，像食物发霉一样布满老年斑。
这还是母亲口中的外婆吗？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外婆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能想像外婆昔日的辉煌：她留齐耳短发，走路呼呼带风，耳边头发总是被风拂起，像小学语文课本中刘胡兰的经典形象。村里开会时她洋洋洒洒地发言，邻里纠纷都找她调解，年年评先进，到县城开会总坐会堂第一排，身上戴着烫金字的大红花，家里用的洗脸盆、搪瓷茶缸上都写着大大的“奖”字。
这样一个锋芒外露的女人，其实像太阳，只能远远惊羡她的光焰，围在她身边的她最亲近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被灼伤。比如外公，那个木讷寡言的男人，虽然他会做朴素却滋味丰足的家常饭菜，虽然他像时钟一样忠诚勤勉，辛苦打理着田里一年四季的庄稼，毫无怨言地照料着一家人的生活，还有猪圈里的老母猪，鸡圈里的一窝鸡，但在外婆眼里，外公窝囊而又缺乏男人气概，既不能为她挡风，也不能给她遮雨，外婆就把在外面受风淋雨的怨气全撒在外公身上，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外公总是穿一身黑色的棉布衣裤，圪蹴在院门口的山墙边晒太阳，外婆稍不如意，就指着外公破口大骂，外公便把头埋在双腿间，双手捂脸，久久不肯抬起，像一只沮丧的鸵鸟。也许外公还穿过其它颜色的衣服吧，但都被我小时候的记忆黑化了，只剩一身沉闷的黑，如外公沉闷的没有任何亮色的生活。
外婆经常外出开会，外公下地干活之后，小小年纪的母亲就得操持一家人的生活。那时她还没有锅台高，常常站在小凳上切菜，擀面，烧水，做饭，有时饭菜做得不可口，还要招致外婆的责骂，母亲的脚后跟上，至今还有一块隐约发白的小平面，母亲说那是外婆有一次发怒，顺手拿起铁锨，从母亲来不及逃跑的脚上生生铲下一块。后来，母亲早早嫁人，才得以离开喜怒无常的外婆。大舅拼命读书，终于跳出农门，到县城工作。而二舅，十几岁时已出门闯荡江湖，关于他的消息，就像大海上的手机信号，时强时弱，有时竟至全无。外婆也因一场病，精神出了点问题，自此躲在家里羞于见人。
外婆的小院终于寥落下来，只有外公每天一日三餐看护着外婆，打理着几亩薄地，农闲时圪蹴在山墙边，木然看着一个个日头从头顶溜过。还有院墙边那棵桃树，一年一年寂寞地开着。
我常常觉得，一个温柔的母亲，应该像水，像月亮，像棉花，像耳语，像低洼的地，像一切柔软、温暖和低矮的事物，让孩子们有依偎和聚拢的渴望。但外婆却是刚硬、尖利而灼烫的，她不肯收束的锋芒，不但刺伤了离她最近的人，最后也伤到了自己。
我只是奇怪，母亲为何说起外婆的时候，我和弟弟早都义愤填膺了，母亲却一点也不恼怒，那个永久留在她脚上的疤痕，难道不曾在流年里隐隐作痛吗？那个不曾或很少给过她拥抱、安慰和赞美的母亲，难道依然是她心中至亲至爱的母亲吗？
外婆忽然睁开眼睛，像想起来什么似的，挣扎着坐起来，郑重地看着我说：小华，我想给你说几句话。我走了以后，你可一定要对你妈好点。
我惊诧地看着外婆，她说话如此清醒。我连忙说：外婆，别胡说，你还得活到一百岁呢。
外婆摇摇头，一绺白发顺势落到脸上，像无法捡拾的岁月。我帮外婆把头发塞到耳边，外婆说：我没有胡说，我是想活到一百岁，看着你妈平平安安的，可是这次估计上帝真来叫我走呢。我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你妈从小受苦受累，我脾气不好，你妈也没少挨打，可那个时候你外公性子弱，我要是不强势，外人会欺负咱家的。现在我是想补偿也补偿不回来了，你可一定得记住，要见你妈亲，孝顺你妈，不要惹她生气，多帮她干活。
我使劲点着头，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外婆也哭了，哭得浑身颤抖。隔着朦胧的泪眼，隔着四十年的光阴，我和外婆，我们第一次共同而认真地为一些事情流泪了。
我轻轻拍着外婆，安慰她平静下来。外婆胳膊上的肌肉绵软而松弛，仿佛一把就能捏化似的，这曾是一个多么刚强的女人，在岁月面前依然溃败如此，所幸柔软下来的，还有她的心。此刻，我真的想叫她一声：外婆。
但好在，爱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就像母亲一直柔软地爱着外婆，外婆也一直刚硬地护着母亲一样。就像外婆家院子里的那棵桃树，不管经历怎样的严冬，每年春天都会开得热闹而喜气。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一株桃树吧，只要为爱的人，它迟早都会开，年年不落空。
责任编辑 杨 枥
外婆住在乡下的时候，母亲每个月都要回去看望，拎着大包小包东西，后面带着我，有时是父亲，就像古代富人出门带着脚夫一样。
公共汽车只能坐到村口，下了车，就得帮母亲拎东西，我每次都埋怨：干啥买这么多东西啊，外婆和外公又吃不完，不是被邻居的小孩骗吃了，就是放在篮里长毛发霉了，不会少买点。
母亲也不辩解，只用讨好的语气说：来来来，我再拿一点。我看看母亲，两只手提两个大塑料袋，一袋蔬菜，隔着袋子翠青嫣红微微凸起，一袋熟肉，一只鸡脚高高蹬在袋口，腋下还夹一个包裹，估计是给奶奶添置的新衣。便知母亲说的是虚让的话，只好撅着嘴，掂着鸡蛋箱子和点心，在两脚间磕磕绊绊向前走。
外婆住的院子在大路边上，隔着低矮的土墙，半树桃花粉艳艳地探出脸来，很是喜气。七八月间还有红嘴美人尖的桃子在树上招摇，我愿意跟着母亲看望外婆，多半是因为这棵桃树。
母亲一走到院门口，就夸张地大声叫着：妈，妈，我来了。外婆一准急火火的从幽暗的堂屋里走出来，跨过门槛，两只手在空中架着，小碎步在地上换得飞快，嘴上笑成一朵花：萍萍，你回来了。好像外婆一直在屋里坐着，就等这声喊一样。母亲都多大人了，外婆还叫母亲萍萍，我都有点听不下去，可母亲还是欢快地答应着，急急迎上去。更可气的是，外婆每次见到我，总要问一句：这是小华吧，都这么高了，赶紧进屋。我装作没听见，脸一扭，把眼睛看向院墙边那棵妖妖灼灼的桃树。母亲赶紧转过身来，讪讪对我一笑，小声说：你外婆有点糊涂了，记性不好。
糊涂，我才不相信呢，她認得母亲，怎么就老是不认得我。但我懒得理会外婆，因为过不了一会，她肯定还要再问一遍：这是小华吧，都这么高了。外婆的记忆也许是漏斗型的吧，只有体量大密度大比重大的才会卡在漏斗口下不去，无足轻重的都被自动过滤掉了，包括我这个唯一的外孙女。
外婆拉着母亲的手一进屋，就把母亲按坐在床沿上，然后开始在抽屉里翻东西。外婆屋里有一张三斗桌，年代应该很久远了，油光光黑乎乎的看不清颜色，桌面上压一块玻璃板，玻璃下面正中间的位置放着一张全家福，黑白照片，只有七寸，周边是锯齿样的小花边，外婆和外公坐在正中间，后面站着母亲和两个舅舅。那时母亲尚留两个粗黑的大辫子，搭在胸前，两手紧贴裤缝站得挺直，眉眼间全是少女情态。两个舅舅还是懵懂少年，但大舅站得端端正正，二舅却歪头噘嘴，一幅小儿无赖相。外公表情刻板拘谨，看得出照相时很拿捏，倒是外婆，柳眉横飞，粉面含威，一家之主的气势在褪色的相纸上依然呼之欲出。
许多年后，当我再次细细审视这张全家福的时候，我会惊讶上帝对每个人的安排其实早已公布：比如母亲当了一辈子教师，凡事为人师表，不但站立时习惯手贴裤缝，走路时也是挺胸抬头的标准走姿，这种无形的标准还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仿佛母亲每做一件事，都有一条看不见的裤缝隐藏在她的身边。大舅混迹政界，却一生正直，清白，像他的站姿一样端正。二舅少时便浪荡江湖，人到中年依然漂泊不定。至于外公和外婆，如果外婆的人生精彩如一本书，外公则单调如书的封面，是一眼便看尽全部的那种。
全家福周围摆的都是外婆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们的照片或者合影，但我敢打赌外婆肯定分不清，因为每次母亲回来，都要指着玻璃板下面的照片给外婆指认一遍，外婆总是频频点头，半天发出“哦”的一声，好像已经恍然大悟了一样。
三斗桌下边有波浪形的花边和三个并排的抽屉，抽屉也是黑乎乎的，抽屉上安有黑锈的拉环，用手拉起放下的时候，会发出金属的钝响。外婆藏起来的好东西一般都放在抽屉里，有时是手帕包着的几颗奶糖，有时是一捧青红相间的酸枣，有时是外婆自己炸制的果子，也不知道放了多久，拿出来的时间已经潮软了，母亲照例接到手里，一边吃一边夸外婆的手艺。“小华也吃吧。”外婆虚浮地让着，我赶紧摇摇头。
我从来不吃外婆的东西，只要拉开那个抽屉，就有一种久远的令人懊恼的混杂气息飘散出来，外婆便也不再让了，只是满心欢喜地看着母亲，催她快吃。
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坐在屋里陪外婆说话，告诉外婆买来的东西应该怎样吃，如何放，帮外婆试新做的衣服，透过木头格子的小窗，可以看见她们娘俩头碰头说着体己话，母亲嗓门大，有里笑声能从屋里窜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公常常意外地从我的记忆里消失，好像他不是下田干活，就是蹲在屋檐下一声不吭地抽闷烟，几乎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角色。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在院子里溜达，逗逗鸡圈里埋头啄食的母鸡，到墙根边捉几只蜗牛，放到石板上，等它们探出柔软的身体，在石板上犁出湿湿的水痕。百无聊赖的时候，就坐到院子里的桃树下，看一种琥珀色的尖头小蚂蚁，在桃树上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它们忙碌且有序的样子，让人想到日子的庄重和仪式感，想必蚂蚁们的每一天，都是充实和饱满的吧，至少它们从不孤单。倒是桃树树干上渗出的透明桃胶，带着淡淡的忧伤意味，它们像是从某个伤口里流出来的泪。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终于起身告辞了，外婆必定从屋里追到院子里，像孩子一样扯着母亲的袖子，几乎是哀求着说：你在这儿住两天再走，让小华先回吧。
母亲大惊失色：那怎么行，这儿离县城十多里呢，小华一个人坐公交车我不放心。再说家里一摊子事，都等我回去做呢。
外婆和母亲说不通，就转身向我，两手做着向往泼水的姿势，赶我走：小华，让你妈在这儿住两天，你都多大闺女了，自己回吧，坐车小心点。
我一听就来气，赌气跑出院子，径直一个人头也不回先走了。不一会儿，就听到母亲在身后气喘吁吁地叫着：小华，小华。母亲的脚步声沉闷而急迫，我能想像溅起的灰尘，让奔跑的母亲像一个冲锋的战士，我心里一阵窃喜，但我依然不愿理睬母亲，又加快了步子。
这样的追赶与和解，在那条斑驳的乡村小路上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回，我也是在这条路上，偷偷衡量出了母亲的爱，在母亲心里，我还是重于外婆的，这让我愿意原谅外婆对我的健忘、吝啬和薄情，毕竟，我只在意我爱的人。 后来，我也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女儿。我才发现，其实我爱女儿也是超过母亲的，但这并不影响母亲爱我。人们常说母爱伟大，也许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从不要求对等的爱，只是以自己的方式一味地给，不厌烦，不疲倦，也没有穷尽。
每个周末，我都会带着女儿去看望母亲，那时，外公已经去世，母亲也把外婆接到家去住了，外婆依然每次都要确认：我是不是小华，我的女儿是不是小小。我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外婆的健忘了，外婆却又多了一个花样：不是赶着我去帮母亲洗衣，就是赶我到厨房帮母亲做饭，母亲不让我插手，每次都把我从厨房里推出来，女儿小小见状，一准上来打抱不平：哎呀，外婆，你干啥老推妈妈呀。
外婆，母亲，还有我，都被逗笑了，只有女儿一脸不解地看着我们。女儿尚分不清，这推推搡搡之中，这边藏的是爱，那边藏的是深爱，就像她分不清，外婆爱母亲，母亲爱我，我爱她，而我们四个人还因血缘的缠绕，爱也彼此缠绕在一起一样。
外婆八十五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母亲和两个舅舅轮流在医院侍候，外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总是赶母亲走，让母亲回家歇歇，不用管她。糊涂的时候，又一个劲叫母亲的名字，抓住母亲的手不松，害得母亲寸步不离。我心疼母亲，只好勤去医院替换。
那天中午，我刚到医院，外婆就急着赶母亲回家吃饭，说医院只留小华照顾就行。外婆第一次如此确定的认清我，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母亲也许是真的累了，给我简单交待了一下注意事项，就回家了，中午的病房静悄悄的，外婆半躺在床头输点滴，透明的输液瓶里有规律地泛起一串串泡泡。
我在床头坐下，打量着半闭眼睛的外婆，她头发花白稀疏，能看见肉色的头皮，本来是尖瓜子的小脸，因为浮肿和岁月的承重，變成圆而下坠的西瓜子。是谁说岁月从不败美人，时间面前，没有人可以侥幸逃脱，外婆也不例外。只是她现在看起来面容倦怠，一场病似乎耗尽了她的心力，她的呼吸粗重而涩滞，一床棉被随着臃肿的肚子微微起伏，搭在肚子上的双手，像食物发霉一样布满老年斑。
这还是母亲口中的外婆吗？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外婆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能想像外婆昔日的辉煌：她留齐耳短发，走路呼呼带风，耳边头发总是被风拂起，像小学语文课本中刘胡兰的经典形象。村里开会时她洋洋洒洒地发言，邻里纠纷都找她调解，年年评先进，到县城开会总坐会堂第一排，身上戴着烫金字的大红花，家里用的洗脸盆、搪瓷茶缸上都写着大大的“奖”字。
这样一个锋芒外露的女人，其实像太阳，只能远远惊羡她的光焰，围在她身边的她最亲近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被灼伤。比如外公，那个木讷寡言的男人，虽然他会做朴素却滋味丰足的家常饭菜，虽然他像时钟一样忠诚勤勉，辛苦打理着田里一年四季的庄稼，毫无怨言地照料着一家人的生活，还有猪圈里的老母猪，鸡圈里的一窝鸡，但在外婆眼里，外公窝囊而又缺乏男人气概，既不能为她挡风，也不能给她遮雨，外婆就把在外面受风淋雨的怨气全撒在外公身上，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外公总是穿一身黑色的棉布衣裤，圪蹴在院门口的山墙边晒太阳，外婆稍不如意，就指着外公破口大骂，外公便把头埋在双腿间，双手捂脸，久久不肯抬起，像一只沮丧的鸵鸟。也许外公还穿过其它颜色的衣服吧，但都被我小时候的记忆黑化了，只剩一身沉闷的黑，如外公沉闷的没有任何亮色的生活。
外婆经常外出开会，外公下地干活之后，小小年纪的母亲就得操持一家人的生活。那时她还没有锅台高，常常站在小凳上切菜，擀面，烧水，做饭，有时饭菜做得不可口，还要招致外婆的责骂，母亲的脚后跟上，至今还有一块隐约发白的小平面，母亲说那是外婆有一次发怒，顺手拿起铁锨，从母亲来不及逃跑的脚上生生铲下一块。后来，母亲早早嫁人，才得以离开喜怒无常的外婆。大舅拼命读书，终于跳出农门，到县城工作。而二舅，十几岁时已出门闯荡江湖，关于他的消息，就像大海上的手机信号，时强时弱，有时竟至全无。外婆也因一场病，精神出了点问题，自此躲在家里羞于见人。
外婆的小院终于寥落下来，只有外公每天一日三餐看护着外婆，打理着几亩薄地，农闲时圪蹴在山墙边，木然看着一个个日头从头顶溜过。还有院墙边那棵桃树，一年一年寂寞地开着。
我常常觉得，一个温柔的母亲，应该像水，像月亮，像棉花，像耳语，像低洼的地，像一切柔软、温暖和低矮的事物，让孩子们有依偎和聚拢的渴望。但外婆却是刚硬、尖利而灼烫的，她不肯收束的锋芒，不但刺伤了离她最近的人，最后也伤到了自己。
我只是奇怪，母亲为何说起外婆的时候，我和弟弟早都义愤填膺了，母亲却一点也不恼怒，那个永久留在她脚上的疤痕，难道不曾在流年里隐隐作痛吗？那个不曾或很少给过她拥抱、安慰和赞美的母亲，难道依然是她心中至亲至爱的母亲吗？
外婆忽然睁开眼睛，像想起来什么似的，挣扎着坐起来，郑重地看着我说：小华，我想给你说几句话。我走了以后，你可一定要对你妈好点。
我惊诧地看着外婆，她说话如此清醒。我连忙说：外婆，别胡说，你还得活到一百岁呢。
外婆摇摇头，一绺白发顺势落到脸上，像无法捡拾的岁月。我帮外婆把头发塞到耳边，外婆说：我没有胡说，我是想活到一百岁，看着你妈平平安安的，可是这次估计上帝真来叫我走呢。我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你妈从小受苦受累，我脾气不好，你妈也没少挨打，可那个时候你外公性子弱，我要是不强势，外人会欺负咱家的。现在我是想补偿也补偿不回来了，你可一定得记住，要见你妈亲，孝顺你妈，不要惹她生气，多帮她干活。
我使劲点着头，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外婆也哭了，哭得浑身颤抖。隔着朦胧的泪眼，隔着四十年的光阴，我和外婆，我们第一次共同而认真地为一些事情流泪了。
我轻轻拍着外婆，安慰她平静下来。外婆胳膊上的肌肉绵软而松弛，仿佛一把就能捏化似的，这曾是一个多么刚强的女人，在岁月面前依然溃败如此，所幸柔软下来的，还有她的心。此刻，我真的想叫她一声：外婆。
但好在，爱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就像母亲一直柔软地爱着外婆，外婆也一直刚硬地护着母亲一样。就像外婆家院子里的那棵桃树，不管经历怎样的严冬，每年春天都会开得热闹而喜气。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一株桃树吧，只要为爱的人，它迟早都会开，年年不落空。
责任编辑 杨 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