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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池塘》是一部反映8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一角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化肥厂工人邵斌争取分房的艰难历程以及由此展开的报复行动。而在此过程中，他的妻子美兰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将在女性主义视角下，通过解读美兰的一系列参与行为以及情感反应，分析从中折射出的80年代中国女性角色的变化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地位；提高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妇女地位一直偏低：女性缺乏自我意识，缺乏反抗精神，顺从于父权制的统治；女性的潜能长期被压制与忽视，发展速度缓慢；女性长期附属于家庭，附属于社会，对各种事务缺乏主动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发展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推动了，女性在经济、政治以及家庭方面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首先，80年代，中国经济的恢复为女性走出家庭，追求平等独立营造了良好环境。其次，女性的各项基本权利逐渐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承认，《选举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为女性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自此，提高女性地位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势必会使女性的进步更上一层。再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早已崩塌，教育民主化思潮带来深刻影响，从60年代起，女性受教育的機会和层次都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促进了女性就业，为其提供了良好机遇，她们有平等的机会去参加工作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使她们拥有了独立的家庭经济支配权，而不必完全依赖于丈夫。从这一点来看，正是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再次，女性自主独立意识增强，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和婚姻生活的质量，对男性的依赖相对于封建社会有所下降。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升，随着女性就业的扩大，家务的分担成为必然，尤其是在女性就业率非常高的城市，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已趋于普遍，；而在农村，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有所动摇，许多女性能够与丈夫平等对话，对家庭事务的决策也能够产生相当的影响。
建国之前，中国处于父系社会，男权至上。由于生理差别，男性成为主要劳动力，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如此便奠定了男性的绝对统治地位。而女性则长期为男性附庸，经济的依赖使她们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束缚女性的封建桎梏被打开，女性不再被约束于家庭这个狭小的空间，开始接受教育，解放思想，参与社会分工；改革开放更是将女性进步向前推进一大步。这部小说中，邵斌之妻美兰在人民商场上班，有个人收入，这是她在家中地位的根本基础，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决定了她并非逆来顺受、言听计从的家庭主妇，即使依然没有彻底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但在操持家务、照顾家人的同时，她已经有一定的发言权，并对邵斌的报复计划和行动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故事中，执掌了家中财政大权，而妻子参与当家是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有的进步，经济基础是美兰干预家庭决策的有力保障。
一方面，美兰的抱怨是邵斌争取房子的推动力，她甚至建议买礼品贿赂厂领导，虽然起初遭到邵斌坚定的拒绝，却能看出，这是美兰“参政”的开始，而实际上她的建议之后也动摇了邵斌。为丈夫出谋划策是妇女从幕后到前台的一大表现。另一方面，邵斌争取分房是出于对美兰生活条件的考虑，在分房失败后，邵斌内心沮丧而忐忑，他不知如何将此消息告知美兰，显然，他顾忌妻子的感受，预想到美兰可能有的反应，除了内疚，他甚至有几分畏惧；之后的某晚，邵斌为美兰的脚伤涂药这一细节其实也是邵氏夫妻关系暗示。可见，当时，“妻子”不再是一个附庸、被摆布的木偶，在拥有话语权的同时，她们被当成有血有肉的人来对待，生活、生理、情感都受到配偶的关注，拥有与丈夫共同影响家庭氛围的资格。而邵斌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知识分子，其身上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已经被知识的熏陶所淡化，他的低姿态则是接受平等观念的表现。
其次，美兰并不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妇女，即使只受过基础教育，对她的思想认知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为她和邵斌搭起共同语言的桥梁，继而使她能够以家庭组成部分的身份和邵一起到马厂长家求和，参与到丈夫的人际交往中。她甚至事前未和邵斌商量便自作主张送给马家一袋苹果，将这种参与推向高潮。妇女解放前，女人几乎不可能跟随其真正以夫妻身份抛头露面，更无权插手“当家人”社交，更不用说替丈夫做某些决定。而美兰的擅做主张则是她在家中握有一定决定权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当时，夫妻之间的地位在逐步趋于平等，妻子不再是躲在丈夫身后的无知主妇，被动地接受丈夫的安排，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生活，夫妻双方开始以平等身份处理事务。此外，虽然美兰以苹果相贿赂略显寒酸，但不可否认，她已经具有“送礼求人”的意识，这就要归功于她在外就业，通过人际交往观察社会，了解人情世故。可见，女性的解放正在一步步扩大，女性不再是封闭在窄小空间、对外界一无所知的“笼中鸟”，通过接受教育和就业，她们打破懵懂，逐步地融入社会，对事务运作、人际关系等有了一定的认知，能够根据环境、形势和目标对自己的作为进行判断，甚至独立“决策”。
当然，必须承认，80年代，女性地位虽有提高，但仍然存在局限性。小说中，从邵斌分房失败到最后以得到晋升向领导屈服而告终，美兰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始终未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处境，每一次失利后的抱怨、流泪是她唯一的发泄，作为女人，她仍然是社会和家庭中弱势的一方，无法对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做出实质行动。毕竟，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到改革开放只历经了短短的几十年，远远不足以彻底颠覆上千年的女性奴化地位，女性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对男性的畏惧和依赖。美兰生活的80年代，女性正在经历两性观念的变革和妇女地位的提高，却依然需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蒋岳红.女性主义在中国[N]. 美术观察,1997(3)
[2]金窗爱.中国当代女性就业问题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3]潘锦棠.经济转轨中的中国女性就业与社会保障[J].管理世界,2002(7)
[4]许姣妮.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伦理探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3
[5]杨巧娜.浅析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我国女性地位的发展[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学校学报,2013(1)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地位；提高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妇女地位一直偏低：女性缺乏自我意识，缺乏反抗精神，顺从于父权制的统治；女性的潜能长期被压制与忽视，发展速度缓慢；女性长期附属于家庭，附属于社会，对各种事务缺乏主动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发展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推动了，女性在经济、政治以及家庭方面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首先，80年代，中国经济的恢复为女性走出家庭，追求平等独立营造了良好环境。其次，女性的各项基本权利逐渐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承认，《选举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为女性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自此，提高女性地位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势必会使女性的进步更上一层。再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早已崩塌，教育民主化思潮带来深刻影响，从60年代起，女性受教育的機会和层次都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促进了女性就业，为其提供了良好机遇，她们有平等的机会去参加工作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使她们拥有了独立的家庭经济支配权，而不必完全依赖于丈夫。从这一点来看，正是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再次，女性自主独立意识增强，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和婚姻生活的质量，对男性的依赖相对于封建社会有所下降。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升，随着女性就业的扩大，家务的分担成为必然，尤其是在女性就业率非常高的城市，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已趋于普遍，；而在农村，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有所动摇，许多女性能够与丈夫平等对话，对家庭事务的决策也能够产生相当的影响。
建国之前，中国处于父系社会，男权至上。由于生理差别，男性成为主要劳动力，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如此便奠定了男性的绝对统治地位。而女性则长期为男性附庸，经济的依赖使她们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束缚女性的封建桎梏被打开，女性不再被约束于家庭这个狭小的空间，开始接受教育，解放思想，参与社会分工；改革开放更是将女性进步向前推进一大步。这部小说中，邵斌之妻美兰在人民商场上班，有个人收入，这是她在家中地位的根本基础，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决定了她并非逆来顺受、言听计从的家庭主妇，即使依然没有彻底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但在操持家务、照顾家人的同时，她已经有一定的发言权，并对邵斌的报复计划和行动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故事中，执掌了家中财政大权，而妻子参与当家是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有的进步，经济基础是美兰干预家庭决策的有力保障。
一方面，美兰的抱怨是邵斌争取房子的推动力，她甚至建议买礼品贿赂厂领导，虽然起初遭到邵斌坚定的拒绝，却能看出，这是美兰“参政”的开始，而实际上她的建议之后也动摇了邵斌。为丈夫出谋划策是妇女从幕后到前台的一大表现。另一方面，邵斌争取分房是出于对美兰生活条件的考虑，在分房失败后，邵斌内心沮丧而忐忑，他不知如何将此消息告知美兰，显然，他顾忌妻子的感受，预想到美兰可能有的反应，除了内疚，他甚至有几分畏惧；之后的某晚，邵斌为美兰的脚伤涂药这一细节其实也是邵氏夫妻关系暗示。可见，当时，“妻子”不再是一个附庸、被摆布的木偶，在拥有话语权的同时，她们被当成有血有肉的人来对待，生活、生理、情感都受到配偶的关注，拥有与丈夫共同影响家庭氛围的资格。而邵斌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知识分子，其身上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已经被知识的熏陶所淡化，他的低姿态则是接受平等观念的表现。
其次，美兰并不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妇女，即使只受过基础教育，对她的思想认知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为她和邵斌搭起共同语言的桥梁，继而使她能够以家庭组成部分的身份和邵一起到马厂长家求和，参与到丈夫的人际交往中。她甚至事前未和邵斌商量便自作主张送给马家一袋苹果，将这种参与推向高潮。妇女解放前，女人几乎不可能跟随其真正以夫妻身份抛头露面，更无权插手“当家人”社交，更不用说替丈夫做某些决定。而美兰的擅做主张则是她在家中握有一定决定权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当时，夫妻之间的地位在逐步趋于平等，妻子不再是躲在丈夫身后的无知主妇，被动地接受丈夫的安排，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生活，夫妻双方开始以平等身份处理事务。此外，虽然美兰以苹果相贿赂略显寒酸，但不可否认，她已经具有“送礼求人”的意识，这就要归功于她在外就业，通过人际交往观察社会，了解人情世故。可见，女性的解放正在一步步扩大，女性不再是封闭在窄小空间、对外界一无所知的“笼中鸟”，通过接受教育和就业，她们打破懵懂，逐步地融入社会，对事务运作、人际关系等有了一定的认知，能够根据环境、形势和目标对自己的作为进行判断，甚至独立“决策”。
当然，必须承认，80年代，女性地位虽有提高，但仍然存在局限性。小说中，从邵斌分房失败到最后以得到晋升向领导屈服而告终，美兰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始终未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处境，每一次失利后的抱怨、流泪是她唯一的发泄，作为女人，她仍然是社会和家庭中弱势的一方，无法对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做出实质行动。毕竟，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到改革开放只历经了短短的几十年，远远不足以彻底颠覆上千年的女性奴化地位，女性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对男性的畏惧和依赖。美兰生活的80年代，女性正在经历两性观念的变革和妇女地位的提高，却依然需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蒋岳红.女性主义在中国[N]. 美术观察,1997(3)
[2]金窗爱.中国当代女性就业问题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3]潘锦棠.经济转轨中的中国女性就业与社会保障[J].管理世界,2002(7)
[4]许姣妮.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伦理探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3
[5]杨巧娜.浅析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我国女性地位的发展[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学校学报,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