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任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SFC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活动策划人、主持人、同声传译、谈判人等身份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我眼里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我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印象非常浅薄，我当时只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地方，认为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她很大，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秦始皇等等。我认为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的认知来源只有两种：一种是古代中国，因为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是很崇尚的,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会学很多跟古代中国有关的思想、人物、历史；尤其日本的崛起，包括明治维新，我们首先就是从古代中国吸收了儒家思想，所以儒家拯救了日本，非常感谢中国。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制造，因为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老百姓的生活中用的很多是中国制造，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其实日本人对它是一无所知的，《裸婚时代》、《蜗居》在日本是没有的，今天日本对中国当代的文化更是一无所知。
　　所以突然碰到什么问题，钓鱼岛问题，历史问题，日本人就受不了，中国不是很伟大，很包容吗？可是怎么有这么多人反对日本？原来中国不是古代中国。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有发生。在中国看来日本一方面侵略过中国，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在亚洲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但除此之外，日本战后是怎么崛起的，包括中日合资等很多的现象，其实很多中国人不了解。彼此对对方的了解，很多地方是空洞的，因此容易出现两个极端。
　　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很不好处理，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很不好处理的情况下走过来的，这些年也经常参与媒体活动包括写文章，写评论，我很深刻地感觉到这种大环境：两国相互的认知非常缺乏。
　　
　　作为日本的80后，我可以说是成长在日本的后泡沫时代，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说过正面、给力的这种心理，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泡沫崩溃，当时媒体老是用悲观的调子报道日本孤立、日本崩溃论，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在日本的时候没有什么话语权，因为在日本年轻人是要闭嘴的，年轻人是要装不知道的，年轻人是要装没听懂的，因为那个社会最重要的是稳定，你不能表现出你的个性。我感觉很不适应这种社会氛围。而中国是正在崛起、正在发展的社会，这种成长的动力，在日本感觉不到，在中国才有感觉。来中国后我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在日本很受排斥，在日本过得很不舒服的人，到中国以后才感觉到这个社会还是包容另类的，尤其在北京，不管你是外国人、外地人，还是外星人，你只要到这个地方，你可以共同成长，这是我在18岁的时候才感觉到的。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从日本到中国以后，我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每次坐在第一排，我想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看到了很多跟日本想象不一样的中国，尤其是年轻人，从去年开始我不断走进中国的高校和年轻人交流，我对中国改革、中国发展，我既是当事者也是旁观者，我说我是当事者，因为中国崩溃日本必然崩溃，中国开放发展日本必然从中受益，我们千万不能围观，要参与——这是年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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