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完整教育”理念与登州文会馆办学活动互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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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国教会教育家狄考文不但是教育思想家,还是教育实践家,是一位集教育思想与实践一体化的伟大教育者。狄考文在创办登州文会馆的办学活动中,鲜活地体现了其对“完整教育”理念的理解与展示。“完整教育”思想及登州文会馆的办学经验,对于我国现在的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狄考文;登州文会馆;完整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3)03-0005-03
  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前身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于1864年创办的登州蒙养学堂。开办之初,风气未开,人多怀疑,“所招生徒仅六人耳,且此六人者类皆素寒不能读书,乃权备膳宿等费,免其就学。”[1]经过狄考文夫妇多年潜心经营,“生徒陡增,自1864年至1872年,计设学九载,教习五易,共收生徒85名。”[2]此时,学校已然取得了不小的发展,但存在的问题却也不小。为了解决办学中出现的困惑,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影响,1872年狄考文分别从招生对象、教师及课程三方面进行改造,提升学校整体实力。到1877年文会馆发展成为了一所学制9年、课程中西学科兼顾、宗教性质及办学水平已初具学院程度的高等专科学校。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被美国长老会总部批准升格为大学。1902年,登州文会馆与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成为广文大学的文学院。1917年,该学院与英国浸礼会的济南医学校、神道学校汇聚于济南,合并成为齐鲁大学。
  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对其办学方针进行了全面阐释,概括为三句话,即“实施完整的教育”,“用中国的语言施教”,“在强烈的宗教影响下进行教育”,其中“实施完整的教育”是狄考文的教育思想核心。[3]在这一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文会馆在当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际上,“完整教育”理念同今日的“素质教育”、“通才教育”颇为相似。
  一、“完整教育”理念下登州文会馆的教育目的
  在分析登州文会馆教育目的之前,先诠释一下其“完整教育”的含义。1890年,狄考文在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发言阐释:“所谓完整的教育指的是要对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以及基督教的真理有良好的理解,同时接受这种教育需要十年到十四年的实践。”[4]并且,西式学校的教育模式及其开办的人才培养目标不仅是传教士,“还应包括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手艺人、领袖人物等等”。[5]因此“完整教育”具有三方面含义:课程内容广泛,在学校教学计划中,涉及中国古籍经典、现代西方科学和基督教知识为主干的学科知识;办学层次多样,学校规格提高,不仅有从事基础教育的小学,还要有实施中、高等教育的中学、大学;培养人才的多样化,不仅仅培养传教士,还要造就多行业实用技术人才及各种管理、经营的高素质人才。
  狄考文对教会高等教育的意义立意高远,对其前途的想象充满浪漫与飞扬的激情。他认为,用十或十四年时间,在文、理、宗教兼学的条件下的教育目的旨在培养领袖人物及实用技术人才,不但要尽力促使他们成为真才实学的学者,也要塑造他们具有高尚的基督徒品格。[6]因此,登州文会馆的办学目的是要培养一批受过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教育熏陶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阶层。在“完整教育”的教育方针下,培养的人才势必在当时中国的西化运动及工商业改进过程中成为有影响的人物。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和领袖人物不但是文会馆的培养目的,也是高等院校多层次及多领域社会精英及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课程的设置与全面素质的培养
  基于“完整教育”的培养目标及文会馆长期存在的一些弊病,狄考文在19世纪70年代对文会馆课程设置与安排进行了深度调整。他的理想是保留中国教育不可缺少的“四书”、“五经”等古典汉学知识,加上美国一般院校的自然科学内容,配之以基督教神学和教义的灌输,从而形成了以中国古籍经典、西方自然科学和宗教知识三大块为主体的学校教学体系。这样设计有三大优越性。
  其一,传统经典文化在教学计划中占居一定比例,并发挥出教育的价值。在西化教育机构中儒学保留较高分量势必会减弱人们对文会馆的认识阻力,使教会学校与区域社会联系起来,也容易与当地人沟通;更重要的是,传统经典文化课程的开设在客观上促成文会馆学生能够学习本国的优秀文化,加强毕业生在本土文化圈中的地位及影响力。
  其二,西方自然学科的开设,提高了科学技术在人才培养及社会活动中的内在价值。从客观上看,其西学课程的设置有助于西方科学技术及思想观念更为系统地传入古老的中国,让中国人认识西学的真谛,更能使其毕业生成为早期掌握较高深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知识的人才,并形成管理阶层。
  其三,西方历史及地理课程的开设,能使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地理及历史,开阔眼界。在主观上,宗教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生了解基督、耶稣,以便于中华归主;而客观上又具有西方近代工商业伦理涵养渗透的因素,也有转变、改造传统封建道德中陋习陈规的作用。
  通过以上课程内容资源介绍与分析,可见登州文会馆的课程设置比较全面,且有深度,能使学生得到整体发展;也折射出了学校教学已成为促成教育目标达成的主渠道地位。总之,它是能通过教学实施,实践“完整教育”培养目标的理想设计。
  三、登州文会馆的宗教教育与“完整教育”中的德育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无论是社会对人的规范及要求,还是个体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德行、善性及精神修养。这就是道德教育的内容或目标,其途径与方式是灵活多样的。文会馆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宗教氛围自然是其校园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具体表现为宗教课程、礼拜条例及组织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狄考文认为,宗教是属于心灵领域的事情,如果只把它看成一种知识获得,将不能达到理想的传教目的,使预期的传教目的受到挫折。宗教作为心灵领域的东西,最好是在学生有了精神准备时,间接给予指导教育。其用于获得一种完整教育的若干年时间,不仅能给灌输宗教知识提供良好的机会,同时也能把宗教理念渗透到人的精神世界,给受教育者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当学生具有了基督品质之时,再给他们授以高深的西方自然科学,以便使他们取得丰厚的收入与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对到教会学校学习的渴望,最终实现基督教徒增长的目的。因此,具有高尚品质与高深科学知识的榜样典范是比什么都具有说服力与影响力的。就这一点看,狄考文在办学活动中培养学生道德的德育方式,不论在基督教国家还是非基督教国家都同样具有参考价值,这是可以肯定的。   四、学生团体与在“完整教育”中的作用
  狄考文除了在课堂上、宗教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知识与情性之外,还十分重视利用课余时间培养学生的多方面能力。他仿照西方学生社团的形式,指导学生组建了很多在培养学生能力上各有特性的团体。自1866年狄考文组织成立学生团体“漓藻”开始到1904年为止,登州文会馆先后成立了8个学生团体,对于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成效显著。这八个团体依次为:“1.辩论会,2.传道会,3.勉励会,4.戒烟酒会,5.赞扬福音会,6.新闻会,7.青年会,8.中国自立学塾会。诸会之成立,厥有两端:一由强迫,一由自愿。夫所为强迫者,学生不必自愿而监督督率之,著为学课之一,其规条悉由学生自议,监督不为断定,为从旁指教之,评论之,使学生择善而从,所以养成学生自治自立之心也。” [7]
  文会馆这8个学生团体不但丰富了学生的业余生活,使得学习生活多样化,也培养了学生将来作为杰出人物所具备的管理、协作、讲演、独立探求能力等诸多优秀品质。这对于“完整教育”培养方案的实施起到了课堂教学所难以企及的效果。
  五、登州文会馆“完整教育”办学实践的成效
  狄考文开办登州文会馆所要培养的不仅是传教士,还要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手艺人、领袖人物等。人才培养多层次及多领域的目标设计反映了他的“完整教育”观。据1910年登州文会馆的毕业调查显示,登州文会馆共计培养208名学生,其中教师125名,传教士16名,译书及报刊主笔10人,商人9人,医生9人,邮局行政4人,铁路行政2人,海关行政1人,工程局行政1人,会计1人,秘书1人,其余亡故或未详。毕业生行迹全国16省,10余个主要行业,真正做到了立体的“完整教育”。
  综上所述可见,狄考文的“完整教育”观是登州文会馆办学的理论指导,而文会馆的实践活动及其现实影响也是其“完整教育”观的具体体现。狄考文在作为他办学灵魂的“完整教育”观的统领下,所实施的包罗中、西两大系统的学科领域的课程设置及其课程实践,能够有效地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为完整;他对学生的道德培养也十分重视,课程设置力、谋、德、智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彼此促进。在“完整教育”观的实施活动中,狄考文不仅大胆引入西方的学校管理制度,使得学校秩序井然;还将富有科学教育与实验精神的教学方法引入教学过程,一方面大量购买西方的各种实验器具,实施直观演示教学,促使学生深入了解知识的内在原理,一方面又注重学校的图书资料建设,购置图书供学生阅览,帮助学生拓展学识。为了营造全方位教育,狄考文还注意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及教育合力,注重成立学生团体,以提高学生独立自主等诸多能力。登州文会馆办学实践中的这些教育细节设计,也都显现了“完整教育”理念的痕迹。因此,狄考文依据“完全教育”观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较高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2]王元德,刘玉峰著.郭大松,杜学霞编译.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C].文会馆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3]赵承福著.山东教育通史[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狄考文著.朱有献,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四辑[C].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狄考文著.朱有献,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C].基督教与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6]狄考文著.朱有献,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C].基督教与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7]王元德,刘玉峰著.郭大松,杜学霞编译.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C].文会馆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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